论文当代文学史料应用的科学性问题兼评吴秀明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问题》，本文是有关文学史专科开题报告范文与吴秀明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问题研究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问题研究》类大学毕业论文范文.
陈国恩
到当代文学的研究成为史学研究的一个部分时,文学史料在研究工作中的重要性大大提高了.到当代文学史料成为研究工作中的重要一部分时,其研究成果的史学品格就大大提升了.
这并非说当代文学研究中史料的重要性此前没有引起足够重视；恰恰相反,迄今为止取得的不胜枚举的重要成果,大多离不开对史料的利用,而不少学者已经完成或者正在着手进行当代文学史料的整理、编撰,为当代文学的研究奠定更为坚实的基础.但是,我们也面临一个问题,就是当代文学研究究竟是审美的研究,还是史学的研究？审美研究,张扬审美想象的自由,是主体对文本的审美判断.史学研究,则是把当代文学研究纳入历史的范畴,追求史学所不可或缺的科学性品格.文学作品,是审美对象,同时又是历史地产生的事物.因此,研究中可以对作品做纯审美的观照,但要真正理解其意义,也不好说可以离开历史的背景；但我们也不宜简单地把文学作品及与作品相关的一些事件当成一般的历史事件,进行一般意义上的历史考察.这种审美与历史的二重性,决定了当代文学研究兼具审美与历史的双重品格——这其实也是一切文学研究共同的特点,只是因为中国当代文学的背景,去当下又为时不远,这一特点格外地明显罢了.怎么办？一个现实的选择就是把两者统一起来,把当代文学的研究视为审美研究和历史研究的结合,从审美研究上升到特殊的史学研究,又以特殊的史学研究拓展审美的深度.
两相结合的这种特殊性,对当代文学史料的科学性提出了特别的要求.于是,探讨当代文学史料学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而不仅仅停留在对史料的一般运用水平上,就显得特别重要.迄今对中国当代文学史料学的理论探讨成果不少,反映了学界对这一课题重要性的自觉,但到目前为止的研究中,吴秀明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问题研究》（以下简称《史料问题研究》）显然是一个最为系统的突出成果.
当代中国经历了从阶级斗争为纲到改革开放的历史变动,社会的组织形态,人的生活方式和思想观念,政治正确的标准,解决思想问题的方法,前后判然有别.如果不了解史料的历史背景,就很可能被史料的字面意义所蒙,发生南辕北辙的错误,就像曾经有年轻人写文章用一些来自西单墙的材料,按其愤怒声讨“”破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罪行,来证明当时这些人是在继续反击“右倾翻案风”,而非事实上的反“左”,这是由于作者不知道墙上的这种声讨当时是政治的正确,它表达的真实意义其实与其字面的意义正好相反.
《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问题研究》（以下简称《史料问题研究》）洋洋六十五万言,我认为它在探索当代文学史料学的科学性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具体而言,反映在以下三个方面：
1.分类阐释.作为一本讨论当代文学史料问题的专著,《史料问题研究》对史料的特点和应用价值进行了分类阐释.上编是对不同的史料类型进行分类研究,如分为公共性的史料、私人性的史料、民间与“地下”史料、书话与口述史料、版本史料等；下编是按当代文学史料与特定主题的关系来分类研究,如它与政治的关系、它与历史观的联系、它与文学史编写的关系等.这种分类研究,是从当代文学史料的具体语境出发的一种方法,当然也要兼顾史料的实际形态,分别对各类史料产生的语境,它的思维逻辑与表达方式,进行专题研究,实际就是对各类史料在运用中应该注意的事项加以说明.在当代语境中,不同类型的文学史料,其实际意义及表达方式,主要受制于它与政治的关系.虽然文学在任何时代都要受政治的影响,但当代时期政治对文学的影响力显然是特别的,而且这种影响在不同类型的文学史料中又具有独特的作用方式.只有恰当地分类,对其表意的逻辑及其特点做出准确描述,人们了然于心,才能保证史料运用时的准确性和科学性.比如“公共性的文学史料”,包括文代会的主报告,《人民日报》等主流报刊发表的关于文艺政策的宣示等,其修辞逻辑及其背后的政治意图,别具一格.虽然半个多世纪来这些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从20世纪50年始在“文学为政治服务”的方针指导下,经历多次反对所谓资产阶级文艺路线和文艺界“反党集团”的大规模政治运动,到“”批判“文艺黑线”论,再到1978年第四次文代会废除“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方针,提出“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针,各阶段关于文艺的政策文件都有相应的政治修辞手法,但透过不同阶段政治修辞的差异又能看到它们内在的一致性.正是这种一致性,成为这类史料明显地区别于其他类型史料的突出标志.只有对这类文学史料的意图及表达方式有充分的了解,才能合理而准确地加以利用.再如“私人性的文学史料”,特别是日记、自传、检讨、交代,各有自己的表达方式,它们的真实性是要透过其特定的表达方式来加以把握的.具体地说,这些最为私密的材料,表达作者个人意图的真实性,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中,是不应轻信的,而要加以具体分析.尤其是检讨和交代,作为当代文学（始自延安时期）独有的史料,它们受到政治的影响至为深刻,但我认为恰恰这个原因,只要掌握它们的独特的政治修辞“艺术”,它们反映历史真实的可能性反而是无与伦比的.这主要是因为这个时期的检讨、交代者,大多是党和国家的重要干部,长期受党的教育,对党怀着一颗忠心,在遭受政治冲击甚至迫害的时候,他们仍然深信党会给他们一个清白,而他们做检讨和写交代,就是完成组织上交给的任务,是他们向党表明自己忠心不改的一个重要机会.在这样的精神状态中,他们的检讨和交代,常常是上纲上线,对自己和要他揭发的人扣政治帽子,但其所交代的基本事实,又常常是真实的.基本的事实,他们断不敢凭空捏造或者故意做假.这既是他们的政治觉悟,也是这些人的人格坚守.这些人可以在压力下与要求他们揭发的人划清界限,彻底揭发,以示政治立场坚定,或者贬低自己到极致,表现悔过自新的决心,全为了求得政治上的重获信任或宽恕.他们很少杜撰基本的事实,因为他们知道这样欺骗“组织”,只会让自己罪加一等.换言之,他们的上纲上线、扣政治帽子,不过是在长期的、尖锐的政治斗争中习得的一种保持政治正确的方法,是他们所懂得的政治“规矩”.恰恰因为这一点,揭开这些材料的政治修辞外衣,人们会发现,反而比世俗时代许多人碍于人情世故其所写的材料更接近历史的真相.对这类史料的生产方式及其特点进行专题考察,做出清晰的阐述,我认为对自觉而正确地利用它们,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帮助.
2.求真务实.在分类的基础上,《史料问题研究》联系历史语境对一些史料所做阐释,体现了可贵的求真务实的精神.让人印象颇为深刻的是一些与政治联系密切的史料,比如关于历次文代会筹备过程中的政治运作、思想斗争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人事矛盾,一些章节做了充分的梳理,向人们展示了丰富的历史细节.这些历史细节比大历史所叙述的历史概貌更有意思,更切近历史的深处.以前人们只能通过正式发表的文件或者报道了解文代会的结果,而达成这一结果的错综复杂的历史过程却隐藏在历史幕后了.今天,一些亲历者的回忆陆续发表和出版,会议筹备过程中的丰富的历史事件披露出来,为人们认识和研究当代文学的历史提供了非常好的材料.这些回忆录,当然不宜轻易采信,但可以通过同一事件的不同回忆录之间的对比和互刊,在相当程度上还原一些历史的真相.第一次文代会是新中国成立前夕新生的人民政权对全国文艺的未来发展做战略布局的一次大会.会议主题、文艺方针、报告起草、文联的组织结构等,都由最高领导集团来主导,自不待言,而由茅盾负责起草的国民党统治区文艺报告,在起草过程中发生了胡风拒绝参加起草小组会议的事,据现在披露的材料,大致可以确定,就是左翼文艺始自20世纪30年代的内部矛盾及宗派主义影响的延续.第二次文代会筹备过程中,冯雪峰的主报告侧重于批评当时文艺界存在的问题,结果没有被认可,反映的大致是冯雪峰的文艺观念及对文艺现状的判断跟不上政治领袖的思想.他只是就文艺来谈文艺,致力于文艺自身的繁荣和发展,而没有从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来看文艺,没有坚定地把文艺视为整个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部分.说到底,还是书生本色.在延安时期引鲁迅为思想上的同道,冯雪峰在其中起了重要作用.对冯雪峰本来相当了解的这时不接受他起草的文代会报告,显然隐含对冯雪峰的思想观念及其倾向的一种评价,也就相当程度上预示了冯雪峰后来不被信任并由此导致其悲剧的命运.接着指定胡乔木负责筹备第二次文代会,可是胡乔木提出取消文联,“狠狠批评了乔木一顿”,说明胡乔木同样的不那么懂政治.最终,调来了因为批《武训传》不力而被他下放到湖南搞土改的周扬,由周扬全面负责筹备工作.周扬负责起草的主报告深得的好评,周扬在文艺界的政治地位由此得以恢复和巩固.当然,他在“”中同样受到了政治打击,这是后话.这些史料的披露以及准确的解读,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新中国成立后的50年代文艺界的形势及问题,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即使看似不那么重要的一些个别事件,细究也是很有意义的.蒋子龙创作《乔厂长上任记》,居然引起了作家与天津市委分管文教工作的书记的斗争,这一斗争又延伸到了当时在分管宣传的和周扬.原来这只是因为天津这位书记“刚刚摆脱作为‘揭批查运动’对象的厄运”,因为作品写了郗望北这个人物,他认为干扰了正在天津进行的揭批查运动.文学创作与政治如此联系紧密,又因为这种关系而被人简单粗暴地与当下的政治联系起来,实在是世所罕见的怪事,然而又实实在在地发生在中国的大地上.明乎此,也就可以更好地理解中国当代文学的处境和命运.
我认为,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是研究当代文学的一个充满挑战的重大课题,由这个切口进入,可以考察当代的文学体制、文学产生、文学消费以及与作家、读者相关的许多重大问题.《史料问题研究》大量利用目前已经发表的第一手材料,结合史料学的要求做了细致的分析辨识,把求真务实的标准落在实处,使这本专著在某种意义上堪称一本由史料所呈现的中国当代文学史.
3.讲究分寸.这是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要求.我的体会,当代文学史料的科学性标准是要把史料放到特定的时代背景中,从规定的语境来分辨材料的实际意义.不过,我们既要透过“左”、右政治修辞发现历史的事实,又要对史料揭示历史真相的限度有一个清醒的预期.任何史料都不可能彻底还原历史,哪怕用日记、新闻报道等最为接近历史事件发生时间的记载,其澄清事实的准确性也有一个梯度.比较容易澄清的是日期,凡当事者的日记或者多人一致的回忆,可以作为明确某一事件发生的准确时间的证据.但如果把会议召开之类的时间准确性提高到卫星发射的那种精密标准,日记和新闻报道等材料马上就变得无能为力.如果史料涉及事件的空间状态,它还原历史真相的可能性会再低一点.因为人对空间的感知具有比较明显的主观性,要受描述者的立场、兴趣点的限制.换言之,人往往只能记住他关注到的、或者愿意记住的事情.让一些会议参与者来即时描述同一个会议的过程,各人的陈述必定存在差异,尤其在一些细节上,一定有重要的遗漏,或者大相径庭.如果使用这些陈述者所写的材料,就得持谨慎的态度,最好进行综合比较,尽量接近真相.如果史料涉及对人事关系的交代,或者事件性质的分析,它的可靠性将进一步降低.历次政治运动中的揭发材料、检讨、交代,受当事者的政治立场、认识水平的限制,特别是受到当事者的趋利避害的心理动机的制约,其准确性是值得怀疑的.这并非说这些材料没有价值；恰恰相反,如前文所言,这类材料的价值就在这种片面的深刻性——当揭开了政治修辞的外衣,它们将向人们呈现独特的真相.但我这里所说的“真相”,也就是研究者通过分析研究所获得的一个认识,它可能接近原初的历史,但仅仅是可能,不能轻易地说已经历史的真相.这样的是有前提和条件的,它只能在这样的前提和条件下才代表一个历史事实.
用这样的观点来看《史料问题研究》,我认为它提供了这方面的有益经验.作者的论述基于大量的材料,对材料还原历史的可能性又持严肃认真的态度,想方设法通过材料的鉴别和对比获取其中比较可靠的信息,用来呈现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分析它所包含的意义.这样做,明显地加强了这本专著的学术分量.
人文社会科学的史料的科学性问题,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它需要研究者结合发展着的时代,在研究工作的实践中不断地探索,赋予其适合新时代特点的哲学内涵,确立新的标准,革新思维形式,改进操作方法,把科学性的标准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史料问题研究》的价值,不仅在于它已经取得的成果,也在于它在这方面提出了一些新的课题,比如怎样在吸收传统史料学的经验基础上构建当代文学的史料学,当代文学的史料分类如何更有利于揭示史料的内在价值,提示史料研究的科学方法,从而为当代文学研究奠定扎实的基础.这些课题,可以继续探讨,而《史料问题研究》已经走在同类研究的前面,正有待于学界同道朝着这个方向进一步努力！■
（陈国恩,武汉大学文学院）
上文点评,上文是关于对不知道怎么写吴秀明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问题研究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问题研究》论文范文课题研究的大学硕士、文学史本科毕业论文文学史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文献综述及职称论文的作为参考文献资料.
参考文献：
1、 当代奇幻文学《冰和火之歌》中的天气隐喻探析 摘 要当代隐喻理论认为,隐喻不仅是一种修辞手段,更是一种思维方式和认知手段 文学作品中存在着大量的隐喻,不仅因其修辞功能,更是因其认知功能 冰与火之歌作为当代奇幻文学的翘楚,采用了大量的隐喻来表明现实.
2、 中国当代杰出诗人、资深翻译家、人民文学出版社原总编辑、《中国诗歌》编委屠岸去世 我国当代杰出诗人、资深翻译家、散文家、文艺评论家、出版家,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名誉委员、中国翻译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副会长、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常州吟诵传.
3、 建构中国当代文学史料学的路径和方法刍议一由《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问题》谈起 张广海近一二十年来,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学建设,已然较为清晰地内化为学科发展的潜意识,取得可观成果 而与现代文学血脉相连的当代文学,研究长期由理论批评主导,常被加诸“以论代史”的批.
4、 探寻立体呈现当代文学史料的体系和方式《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问题》的编纂理念和学术追求 编者按一个学科发展到一定阶段,都会遭遇一个文献史料问题 对比传统“三古”（古代文学、古代汉语、古典文献）,对比与当代文学具有血缘关联的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史料滞后是显见的 为此,.
5、 追求更高层面的思想和事实互动《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问题》浅评 拜读吴秀明老师主编的新著中国当代文学史料问题研究（以下简称史料问题研究）,就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 自走进浙江大学中文系以来,吴老师经常耳提面命,他在课内课外透出的学术思想与感悟之精华,仿佛都凝结在这部６.
6、 后殖民理论和华语语系文学评吴娱玉《西方理论中的中国》 “西方理论”,从广义上而言,指的是近４０年改革开放以来,大量进入中国的西方思想观念；从狭义上来说,则指西方２０世纪以来出现的文艺理论 虽然进入中国的西方政治、经济、社会思想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