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流亡期间梁启超政治思想的转变与原因探析，本文是关于政治思想类本科论文范文与梁启超和流亡和原因探析类参考文献格式范文.
内容摘 要：对于梁启超的评价历来是有颇多争议的,但是不管怎样,他在输入近代西方文明来重建传统的中国文明、在传统中国向近代中国转变这一文明过渡期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是不可否认的.研究梁启超政治思想的转变,对探讨其所处时代的变化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梁启超 政治思想 转变
在中国近代史上那个百年巨变的年代,梁启超是多变的,他的一句名言便是“不惜以今日之我,难昔日之我”.做学问,他“每一有所染,则沉溺之”,所其的著作繁而杂,博而不精.政治上,他也在开明专制、立宪和共和之间不断摇摆.
一.吸收新知 自求改变
维新运动失败后,梁启超被迫流亡日本.到达日本不久,他就写成《戊戌政变记》一书,开始反思这场变法的经过和成败得失.梁启超将改革分为激进和温和两种,认为他们的激进改革可以救中国,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将激进的变法主张彻底贯彻下去：布新而不除旧,变事而不变法,变法而不变人；具体原因是光绪皇帝无权和守旧官僚的反对.[1]
后来,他又以极大的热情创办了《清议报》和《新民丛报》,猛烈抨击西太后和满清政府的腐败,提倡民权,鼓吹革命破坏主义.他认为,西太后的清政府,是“枯木不能生华,,雄鸡不能育卵”,其“以顽固为体,以虚不用,若欲与之联结以保大局,是犹被文绣于粪壤,蒸沙而欲其成饭也.”即使能“兴举一二事,而本原不变,积弊不改”,则“多兴一事,多增一蠹,终归于糜烂也.”[2]他还公开宣称誓不与清廷两立,说“今日中国之病根何在,即西太后之政府是也.我辈同志,与西后政府为敌,非有所私怨也,因西后政府为我中国人之公共仇敌,又为万国之公共仇敌,故我辈迫于公义,誓不与之两立,盖必将病根拔去,然后我国得安,万国得安也.”[3]他大声疾呼地指出:“今日之中国又积数千年之沉疴,合四百兆之痼疾,盘踞膏盲,命在旦夕者也.非去其病,则一切调摄滋补荣卫之术,皆无所用.故破坏之药,遂成为今日第一要件,遂成为今日第一美德.”[4]
在日本,梁启超有机会大量阅读日文书籍及日本人翻译的近代西方启蒙主义思想家有关政治、经济、历史、社会及思想方面的著作.在吸收这些西方著作的同时梁启超也在不断地加入自己的理解,并用他那支生花妙笔将这些改造过的思想传布于国人,对近代中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如梁启超在其《自由书》中对卢梭思想的赞赏,“欧洲近世医国之手不下数十家.吾视其方最适于今日之中国者,其惟卢梭先生之民约论乎.……惟今世纪,地球万国,国国自主,人人独立,尚余此一土,以殿诸邦,此土一通,时乃大同,呜呼！民约论兮,尚其来东,大同大同兮,时汝之功.”[5]梁启超创办《新民丛报》,即是要造就一代新民,他认为“国也者,积民而成.国之有民,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筋脉血轮也”、“在民族主义立国之今日,民弱者国弱,民强者国强”.
二.外力相加 进退两难
在梁启超的思想为之一变的同时,外界的环境也在不断发生变化.康有为因坚持保皇改革逐渐与日本人交恶.当时日本政界中的一些有权势的人物,如伊藤、大煨和犬养等,都希望按照他们的意愿来支配这一不可忽视的工具进而指导中国的复兴,因此他们希望两个阵营能够和解,[6]事实上他们认为依据当时中国各方面的国情,革命比改革更容易.在宫崎寅藏向平冈浩太郎和犬养毅等人的一封信函中写道：“今后日本对中国的方策不外乎以下三案：第一,援助现今的爱新觉罗政权,以改善中国.第二,拥护皇上,号令天下,以组织新政府.第三,团结民间的革命党,推行大革命,以一新中国大陆.”而清朝君臣均不足以用,“究竟应以什么来挽救中国的时局？舍革命莫属.”[7]再加上清政府对日本人给予康有为帮助提出强烈,日本人就决定康有为必须离开日本.[8]
康的离开使梁启超得以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密切交往,当然这也要归因于日本人的从中撮合.1899年春秋间,日本进步党领袖犬养毅于早稻田私邸设宴邀请孙中山、陈少白、梁启超和宫崎寅藏等人,特为孙梁二人介绍,对革命派与维新派联合起来以谋国事进行了斡旋.梁启超对孙文的言论“异常倾倒”,大有相见恨晚之慨.此后,梁启超、欧榘甲等人与孙中山、陈少白、杨衢云等人交往频繁,时相往还,“一时孙康合作之声,轰传于横滨之间.”[9]两派的人协议合并后以孙文为会长、梁启超为副会长,梁还以此谢啦一封长信给康有为,冯自由曾将这封信约录如下：“国事败坏如此,非庶政公开、改造共和政体,不能挽救危局.今上贤明,举国共悉.将来革命成功之日,倘民心爱戴,亦可举为总统.吾师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娱晚景.启超等自当继往开来,以报师恩”.[10]
其实康梁分歧由来已久,梁启超在日本因接触新知而导至的思想变化,亦足以使师徒二人渐行渐远,貌合神离.只是,此时二者的分歧由隐然而爆发,康有为“立派叶觉迈携款赴日,勒令梁即赴檀岛*保皇会事务,不许稽延.梁不得已,遵命赴檀.频行约中山共商国事,矢言合作到底,至死不渝.以檀岛为兴中会发源地,力托中山为介绍同志”[11].虽然,梁启超并未一下子改变其立场（这从后来围绕《清议报》连载的《饮冰室自由书》二人激烈的论争可以看出）,但是孙康两派合作的计划也就此流产了.不仅如此,梁启超在檀香山大受欢迎,组织保皇会,招纳新会员,扩大保皇会营垒的同时也在不断挤压兴中会的地盘.两派之间长期的矛盾,使革命派成员对梁的这种做法大为不满,他们认为梁“欺人太甚”,“比之直白保皇如康怪秆尤毒,梁酋之计佼(狡)矣！……康尚有坦白处,梁甚狡诈”,认为其保皇是真,革命则伪,强调革命与保皇如黑白东西,冰炭水火,必须划清界限,“不使混淆”[12].于是,孙、梁的关系也开始恶化了.
此时的梁启超内心对于何去何从也是非常纠结,虽然两方面均有得罪,但是康梁之间师徒的名分还在.梁启超三番五次地自书引过,如1900年4月20日,梁启超在致《知新报》同人信中反躬自省：“弟去年悖谬已极,至今思之,犹汗流浃背.长者责其病源在不敬,诚然诚然”,并表示要“痛自改悔”；本月29日复康有为函中又说：“弟子此前种种疑忌肆谬,今皆自省之（此字除出诸自由不服罪外,余皆自之）,愿自改之.”不过,梁启超的忏悔,似乎仅限于对待康有为的态度应当保持尊师的恭敬,并非完全放弃宗旨和组织方略的权宜变化.[13]其后梁又发表一系列文章如《释革》、《新民说》等,呼吁破坏封建专制政体,但是在康有为的压制下,再加上黄遵宪的规劝,他亦不得不有所收敛.
三.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1903年是梁启超流亡海外生涯中甚为重要的一年,关于这一时期梁启超放弃革命主张而回归君主立宪,很多学者也做过一番探讨,如张朋园把梁氏的思想转变归结为五点：“（一）康南海的经济压力,迫使任公就范；（二）畏惧破坏之后,建设不易；（三）与革命党感情日益恶化,不得不退而自固；（四）政治思想转变,由激进而温和；（五）受黄遵宪影响,转趋保守.”[14]以上的探讨对我们了解梁启超思想的转变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帮助,但是作者明显忽视了梁自身思想的演变,同时1902年梁在师友的多方劝说和责难下依然没有放弃革命的主张,但在游新大陆归来后便声称不言革命,由此可见梁的美洲之行在其思想转变中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游历期间,梁启超还考察了美国的上、下议院,对西方政治的优劣、利弊有了最直观的感受,这也动摇了他原来将作为解决中国政治问题有效途径的信念.自美国返回后,梁即写了《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对卢梭的民约论进行辩驳,他还认为共和制度必须在特定的环境中生长,否则往往会导致“平民专制”.“吾醉心共和政体也有年……今读伯、波两博士之所论,不禁冷水浇背,一旦尽失所据,皇皇然不知何途之从而可也.如两博士所述,共和国民应有之资格,我同胞虽一不具,且历史上遗传性习,适与彼成反比例.此吾党所不能为讳者也.今吾强欲行之,无论其行而不至也,即至矣,吾将学法兰西乎？吾将学南美诸国乎？彼历史之告我者,抑何其森严而可畏也.然则吾于共和何求哉！何乐哉！”[15],从中可见其对革命和共和的反思.
此外,1903年发生的《苏报》案与此段时期梁启超的思想转变也是有密切联系的.《苏报》是当时一个极力宣传革命的刊物,6月被清政府查封,其主要撰稿人章炳麟和邹容被捕入狱,章太炎把此案的发生归罪于吴稚晖向清政府告密献策.梁深信此言,认为《苏报》案的发生正好说明了革命阵营中,尚有部分人还没有具备作为革命者应有的品德,如果盲动,其结果必然是给国家带来灾难,害国害民.他在同年8月19日给蒋智由的信中可见《苏报》案对他的影响：“今得滨中来书,并抄寄枚叔(即章炳麟)狱中书,乃知其鬼蜮手段乃至此极！呜呼,不敢复相天下之士矣！似此事而可为,则更何事不可为耶？似此人而可为此事,又何人而可信耶？念之痛哭.中国之亡,不亡于顽固,而亡于新党,悲夫悲夫！……然弟近数月来,惩新党棼乱腐败之状,乃益不敢复倡革义矣.”[16]
总之,北美之行和《苏报》案的发生,使梁启超由对革命共和的彷徨、徘徊彻底转向了对君主立宪的支持.梁认为,当务之急是提高国民素质,而不是去追求、共和的虚名,如果革命碎然而起,按当时的国民素质,必然会引起“自然的”,并导致两大恶果：一是社会大破坏,二是外国侵略者乘机而入,给国家带来更大的灾难,小之则自取灭亡,大之则为亡国,无损于满洲之毫末,而徒予外国以莫大之机.这在他1904年《答和事人》一文中也可得到进一步的验证.此后,梁启超发表《开明专制论》等文与革命派展开激烈的论战和组织政闻社以希翼推动立宪运动的发展等活动,都是其捍卫君主立宪的有力体现.
针对梁启超对待革命态度的转变,与孙中山的革命派相比,他的政治主张是保守的,但我们应该看到,“20世纪中国的历史画卷上,革命的色彩越来越浓重,异见变成异端,革命与否成了区分正邪是非的标尺,梁启超光彩照人的历史形象在后人眼中因而不免褪色”[17].然而,以今人之眼光,梁的渐进思想又颇可理解：渐进虽缓,但代价小,社会阵痛也轻.他本人晚年也说“有为太有成见,启超太无成见.其应事也有然,去治学亦有然”[18],善变似乎成了他的代名词；他又“不拘泥于成见流俗,天马行空,而权衡在心”[19],在变的过程中始终坚持救国的理想和知识分子的那份社会责任,并身体力行,其勇气和胸怀值得我们去学习.
注 释
[1]参考李喜所：《梁启超对戊戌变法的反思》,《河北学刊》,2001年5月第3期.
[2]《论支那独立之实力与日本东方政策》,《清议报》,第26册.
[3]《论今日各国待中国之善法》,《清议报》,第52册.
[4]《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清议报》,第82册.
[5]《破坏主义》,《清议报》,第30册.
[6]（美）史扶邻：《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第141页.
[7]陈鹏仁：《论中国革命与先烈》,台北大林出版社,1973年,第19-21页,转引自桑兵：《庚子勤王与晚清变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55页.
[8]郝延平：《改良派与革命派》,第112页.
[9]冯自由：“康门十三太保与革命党”,《革命逸史》,中华书局,1981年,第2集,第29页.
[10]同上.
[11]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上编,上海中华文化服务社,1946年,第44页.
[12]《复黄宗仰》(1903年12月),《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第229-230页.
[13]桑兵：《庚子勤王与晚清变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62页.
[14]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台北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64年,第167页.
[15]《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中华书局,1989年,第85页.
[16]丁文江、赵丰田编：《致蒋观云先生书》,《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28页.
[17]桑兵：《庚子勤王与晚清变局》,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86页.
[18]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75页.
[19]薛瑞汉、庞建国：《梁启超》（晚清风云人物史话系列）,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155页.
（作者单位：广州工商学院思政部）
此文结束语,此文为适合梁启超和流亡和原因探析论文写作的大学硕士及关于政治思想本科毕业论文，相关政治思想开题报告范文和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1、 超干净的岛国为什么我对日本还有梁启超的感觉（上） 余治平对于日本,许多中国人的心情是非常复杂的,想说爱你不容易,想说恨你也不尽然 秦砖汉瓦、唐风宋韵,漂洋过海浸染了整个日本文化,日本人的根在中国,日本就像一个从中国分家出去的孩子；倭寇侵扰,甲午风云、.
2、 梁启超荐贤 1925年,清华大学创办国学研究院,国学研究院主任吴宓向校长曹云祥推荐陈寅恪担任国学院导师 而陈寅恪是刚刚回国的留学生,30来岁,校长曹云祥从未听说过他,因此犹豫不决 考虑再三,他决定去征求梁启超的意.
3、 梁启超的《新大陆游记》：美国社会面面观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亡命海外 １８９９年他横渡太平洋,心潮澎湃,作二十世纪太平洋歌,讲到自己前往新大陆的目的,是“誓将适彼世界共和政体之祖国,问政求学观其光”,但只到达夏威夷.
4、 在师生共读中培育学生的历史学科核心素养以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片段阅读为例 在“师生共读”中培育学生的历史学科核心素养———以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片段阅读为例王苇（广州市南沙第一中学,广州511458）摘要&ld.
5、 梁启超的手足亲情 “一门三院士,满庭皆才俊”,这是对我大伯梁启超一家的贴切形容 大伯不但热爱并教育自己的子女,而且对兄弟姐妹也是关爱有加 大伯共有兄弟七人、姐妹四人,二姑四姑未婚早逝,大姑三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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