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政党自主性：当代中国执政党建设的重要命题，该文是关于当代中国相关在职研究生论文范文跟政党自主性和执政党和命题类学年毕业论文范文.
一、问题的提出
自主性（Autonomy）来源于两个古希腊词：Autos 和Nomos,是指不依赖于他人,不受他人的干涉和支配的自我统治、自我支配、自我管理、自我主宰.作为一个政治学的重要范畴,自主性主要与国家联系在一起,表现为国家自主性问题.亚里斯多德结合城邦政治实践,最早提出了国家（城邦）自主性问题.在他看来,城邦自主性表现为“自治”,也就是能够独立地管理、决定城邦、国家内部事务[1].现代意义上的国家自主性理论来源于黑格尔对国家本质的阐释.黑格尔认为,“国家具有特定的、自在自为地存在进程”.国家不同于市民社会所代表的特殊性、不同个人和团体的特殊利益,而是代表了一种普遍性,反映普遍的利益和意识.国家的本质在于通过自己的行动实现对公共利益的追求和维护.而要真正实现对公共利益的追求和维护,国家必须有自己的偏好和行动,具体体现为国家通过自身的能力和行为对不同利益群体的超越,以提供更好和更多的公共产品.马克思、恩格斯进一步展开了对国家自主性的思考.他们从国家的阶级本质出发,探讨了国家的相对自主性问题.所谓国家的相对自主性是指国家政权在形式上作为社会公共利益的代表,相对于社会各阶级,具有一定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在社会事务的管理中并不纯然直接为某个阶级的特殊利益服务.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不同形式的国家具有不同程度的自主性.一切国家对一切阶级（包括统治阶级）都享有一定的自主性和独立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英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密利本德指出“国家的相对自主性的观念是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 P79）.
政党自主性是现代化进程中现代政党政治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命题.政党是现代化的产物,也是现代化的推动力量.政党作为阶级的代表、不仅具有代表性,而且还具有自主性,只不过在不同类型的政党身上表现出来的程度不同而已.西方国家的政党是西方代议制度和普选制度的产物,因而其代表性非常突出,“代表常被视为政党的首要功能,它指政党回应和表达党员与选民意见的能力”[3]（P300）.无产阶级政党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但同时也具有较强的自主性.在领导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时,马克思恩格斯就提出了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性问题.他们指出,无产阶级政党是其所代表的无产阶级利益的忠实代表,它没有任何同无产阶级利益不同的特殊利益.“一方面,在各国无产者的斗争中,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不分民族的共同利益,另一方面,在无产阶级斗争的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4]（P264）正因为要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无产阶级政党必须保持自身的独立性.无产阶级政党（共产主义者同盟）“不应再度充当资产阶级派的随声附和的合唱队,而应该是一个秘密的和公开的独立工人政党的组织,以与那些正式的派相并列,并且应该使自己的每一个支部变成工人联合会的中心和核心”[4（] P386）.“‘无产阶级政党’应该认清自己的阶级利益,尽快采取独立性政党的立场,一时一刻也不要同由于受到主义的小资产者的花言巧语的诱惑而离开无产阶级保持独立组织的道路.”[4（] P392）列宁在创建新型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理论与实践中,进一步阐释了革命党的自主性思想.在与经济派的论战中,列宁提出：“社会党人首先应当设法建立一个能够领导无产阶级的全部解放斗争的革命家组织.”[5（] P328）列宁的“革命家组织”不同于“工人的组织”的地方在于“革命家组织”可以从所有社会阶层中吸收党员,党员的标准不再是马克思的阶级背景,而是列宁的“革命意识”.列宁认为,不能把“革命家组织”和“工人的组织”混同起来[5（] P322）.列宁关于党是无产阶级先锋队的思想集中阐释了新型无产阶级政党的自主性问题.他说,是工人阶级最先进、最有阶级觉悟、因之也是最富有革命性的一部分.经过自然淘汰的过程,成了由最优秀、最有阶级觉悟、最忠诚和最有远见的工人组成的党[6]（P929）.除了整个工人阶级整体外,别无其他利益.之所以不同于工人阶级整体,是因为,看清了整个工人阶级所要走的整条历史道路,并在道路上的每一转折点,关心维护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不是维护个别集团和行业的利益.在组织上和政治上是工人阶级最先进的部分,是引导全体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群众走向正确道路的工具.与其所代表的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是,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也是无产阶级的领导力量.政党自主性也出现在有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系列论述当中.在《中国在民族战线中的地位》一文中,强调既要坚持统一战线,又要坚持党的独立性的重要思想.他说,必须保持加入统一战线中的任何党派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只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7].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一文中,批判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思想,提出,“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7（] P505）.
可见,革命党的自主性是一个重要的实践性课题.随着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执政党的自主性问题却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完成了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执政党自身的建设成为党建工作的新课题.本文主要从执政党和国家政权、执政党和社会的关系角度以及执政党自身建设等方面,探讨执政党的自主性建设问题,希冀为执政党建设提供新的视角.
二、政党自主性：理论梳理与概念框架
自主性就是政治组织和政治程序“独立于其他社会团体和行为方式而生存的程度”[8（] P19）.因此,自主性涉及以社会各势力为一方和以政治组织为另一方的关系.任何组织都具有自主性,只是自主性的程度存在不同差异而已.在高度发达的政治体制中,政治组织享有的完整性是那些不发达的政治体制中的政治组织所不具备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不受其它非政治团体和程序的影响.亨廷顿进一步把政治组织的自主性作为衡量政治制度化的一个重要标准.所谓政治制度化就是政治组织和程序获取价值观和稳定性的一种进展.就自主性而言,政治制度化意味着并非代表某些特定社会团体利益的政治组织和政治程序的发展.“任何政治体系的制度化程度都可根据它的那些组织和程序所具备的适应性、复杂性、自主性和内部协调性来衡量.”[8]（P12）凡充当某一特定社会团体——家庭、宗族、阶级——的工具的政治组织便谈不让自主性和制度化.衡量政治机构的自主性,要看他是否具有有别于其它机构和社会势力的自身利益和价值[9].在他看来,“一个仅代表某一社会集团利益的政党——无论它代表的是劳工、还是商界或是农民,它的自主性都不如体现社会各集团利益并将它们集为一体的那个政党强”[8（] P19）.因为,如果一个政党变成了单一社会势力的传声筒,它就失去了自己的旗帜而沦为该社会集团的工具,当一个政党或国家沦为社会中某一既得利益集团或某一势力的工具时,则这个社会的冲突定会增大,这时国家的自主性就将不复存在,国家所赖以生存的社会也将不复存在[8（] P85）.可见,政党具有自身的性质和组织结构以及与这些性质与结构相对应的利益和行为方式,不能仅仅把政党简单地看作是社会中部分人的利益代表,或竞选机器.实际上,政党具有追求自己的偏好和利益的性质,它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依照自己的偏好、按照自己的行为方式来贯彻自己的意志.有学者把政党自主性界定为一个政党在制定和贯彻公共政策方面的自主性强度,一是其不受政党之外的政治势力的观念、行为牵制,这包括外国的和本国的压力团体等社会组织；二是不受政党内部某一特定的政治势力掣肘,保持领导层的共识和团结[9].在本文中,政党自主性就是指执政党作为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共同利益的代表,基于其本身的意识形态、利益结构和组织体系,不受其所代表阶级的拘束和超越社会各种具有政治影响力的社会力量,按照自己的意志独立自主地表达社会公共意志的意愿和执行公共意志的能力.政党的自主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维度：
1.政党具有相对独立的利益结构
任何组织都有其自身的利益,这种利益不同于组织成员的利益,而是一个组织的利益,是维系组织存在、发展的意愿和基础.组织具有的这种生存和发展的愿望使任何组织都具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即组织按自己意愿行事的动机和能力.政党作为一种从事政治活动的组织,也不例外.政党自主性并不排斥政党具有相对独立的利益结构.政党所具有的相对独立的利益结构是政党自主性的基础,政党自主性则是实现政党利益的保证.没有自主性,自利性的合法追求就没有保障；没有自利性,自主性的发挥也没有了激励.
2.政党具有意识形态偏好
政党作为一种政治组织,其特性主要表现在组织形态、意识形态两个方面.这种组织和意识形态特性决定了政党从一开始就具有较强的自主性.首先,现代政党是一种等级制科层组织,这种组织特性决定了政党除了代表它所代表的一部分社会成员的利益、愿望和要求外,政党本身也具有自身的利益、愿望和要求以及实现这种利益、愿望和要求的意愿和能力.政党自主性的强弱,取决于政党本身的特性和所栖身的政治生态.西方国家的政党,由于其组织体系的松散性和奉行实用主义的意识形态,决定了政党就是社会中一部分人的组织,代表社会中一部分人的利益、愿望和要求.政党的主要功能就是利益综合和利益代表.在政治条件下,政党本身就被定位于一部选举机器,选举一结束,政党即回归社会.因此,西方政党一般具有较弱的政党自主性.而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身就具有体系严密的科层组织,内部实行金字塔式的集权型权力运作.这些政党在夺取政权之后,各级政党组织实际上成为各级政权的实际权力中枢,对政府、军队乃至司法机关的人员录用和政策行为施行有效控制[10].因此,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独立组织形态或组织系统,保证了政党与政府、社会其他组织和力量的自主性.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政党所具有的鲜明的意识形态信仰以及系统严密的理论体系,从思想理论层面保持了政党的自主性.
3.政党具有自主的意愿
政党的自主意愿是指政党的行动意愿和动机独立于其所代表的社会利益的现象.组织的自主意愿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这种自主意愿表现为组织行为不同于其他组织的愿景和行动逻辑.政党自主意愿就是政党作为社会不同阶级、阶层的共同利益的代表,基于其自身的组织特性而具有的不受社会中各种具体利益集团利益制约的意愿.政党的自主意愿来源于政党的组织结构和意识形态偏好.一个集权型政党结构相对于分权型政党结构更具自主意愿,一个具有强烈意识形态偏好的政党相对于一个奉行实用主义原则的政党更具自主意愿.
4.政党具有自主的能力
政党自主性能力是指政党不受其所代表的阶级干扰以及不受政党意识形态约束的自主独立的行动能力.包括自我发展的能力、不受干扰地制定和实施公共政策的能力、利益整合能力、群众动员能力以及领导能力.政党自主能力与政党自主性强弱成正比.“政党自主性强就是政党所能代表的社会中的各种利益更加广泛,政党不受社会中某一小集团利益的制约的可能性小,而政党协调和综合社会利益的能力大.”[11]政党自主能力的强弱取决于政党手中所掌握的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源的多寡、可供利用的政策手段的种类和力度以及政党组织机构的体制、效率与素质.
三、政党转型与中国自主性建设的探索
自改革开放后,当代中国政治发生了巨大的变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变化就是作为当代中国政治核心力量的中国开始了自身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华丽转型,以及由此而来的执政党自主性建设问题.
1.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艰难转型：重塑政党意识形态偏好
任何政党,最初往往是以阶级的政党的面目和形态出现,主要依据其所代表的阶级力量的政治支持,从事获得政治权力的活动.一旦政党由革命党或在野党转变为执政党,执政党所要维护的阶级基础必然扩大,执政党将代表社会各阶级、各阶层的利益,而非仅仅代表所代表的阶级的利益.“阶级的政党转型为包括一切人的政党”[12]必然会带来执政党的自主性建设问题.马克思主义政党从本质上讲是革命党,革命党的目标是夺取政权.在完成了夺取政权的任务之后,马克思主义政党就必须实现由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型.执政党不同于革命党的地方在于其在国家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任务以及存在方式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根本任务发生变化.执政之前,党的任务是夺取国家政权,可以“对民间社会进行重组,原先传统的社会组织形式被强制性瓦解或强力控制,政党的权力触角深入民间社会的各个角落,并对民众进行深度动员”.而在执政以后,必须充分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推动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二是基本职能发生变化.政党最基本的功能有两个：其一是利益表达,其二是利益综合.在不执政的情况下,政党履行这两个功能,往往是着眼于凝聚本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的力量.而在执政后,它必须整合不同阶级、阶层、集团和群体的利益,充当社会整合的工具.三是约束机制发生变化.政党掌握了政权,就有了调动全国人、财、物等资源的权力,而且权力之大,可调动的资源之多,都是未执政前无法比拟的.四是活动方式发生变化.执政党是既定法律体系之内的政党,活动方式只能是依法治国.党依照宪法和法律进入国家政权,实现在国家政权的制度框架内的全面执政,将使政党执政意图的实现,获得稳固的制度基础和有效的法律保障[13].
中国实现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既是一个艰难而自觉的过程,也是中国自身建设的一个重大课题.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并不是随着革命的结束而自动实现,而是一个艰难而自觉的过程.1954 年在中国七届四中全会上,周恩来就提出了执政党的问题,指出“我们的党是胜利的党、执政的党”[14（] P120）.在1956 年中国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同志在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更加明确地指出：“中国已经是执政的党,已经在全部国家工作中居于领导地位.”[15（] P214）但是,由于中国内的高度集权的政治权力结构,再加上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的革命（党）思想一直在党内有着很深的影响,使得中国在长时期内难以形成与党的实际执政地位相适应的思想观念和建党理论,从而导致“执政党”政治观念和意识（以及适合于执政的领导体制）的长期严重缺失[16].因此,中国虽然自1949年取得了执政地位,但本质上仍然是一个革命党,并没有适时实现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正如美国学者汤森所指出的那样,中国革命“一直延续到1976 年去世”[17（] P1）.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工作重心实现了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巨大转变.中国的自主性首先表现为具有持续地发展意愿,经济发展成为政党和各级政府的“唯一要务”.发展型政党的当务之急就是以经济发展重新聚集执政合法性资源.十五大第一次提出了中国的转型问题.十六大以来,中国多次强调要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发展党内.中国正在实现从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具体表现为依法治国、扩大执政基础、强化执政意识、加强执政能力、构建和谐社会等命题的提出和实践.
2.从党政分开到党社分开：开启执政党自主性建设之路
中国在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过程中,也探索执政党的自主性建设的新路径,具体表现在重新厘定党政关系和党社关系.
党政关系是当代中国政治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以战争年代形成的党的一元化领导的方式应用于国家社会政治事务的领导和管理.党的一元化领导在实际政治生活中体现为党委制、党组制、党管干部制度、归口管理制度、党委领导下的集体负责制以及有关案件的党内审批制度.自20 世纪80 年代起,党政分开拉开了执政党自主性建设的序幕.党政分开,用现代政治学的术语来讲,就是实现政治结构的分化.结构的分化和职能的分立能够带来结构能力的提高.在当代中国,党作为国家权力的中枢,决定了党对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绝对领导.但作为权力中枢的党组织与其它国家机关又存在着职能不同的问题.执政党的职能就是实施对国家机关的领导,把党的公共政策通过人大的立法过程上升为国家的法律,督促政府实施落实人大制定的法律.因此,执政党和国家其他机关之间存在着组织、结构和职能上的异质性,党的领导并不意味着党组织对其他国家机关职能的替代.1978 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1980 年的十二大,为解决此问题迈出了关键的一步.在国家的政治体制中应当实行党政职能分开.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进一步明确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的原则.从而正确地界分了党和国家政权、人民的关系.党通过法定的程序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宪法和法律经国家权力机关通过,就要求党和全国人民共同遵守和保证实施.党政分开成为20 世纪80 年代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原则.实现党政职能分开,各种政治结构都拥有其自主性,党对政府机关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组织领导和思想领导,从而增强了政党的自主性.
政党自主性建设还来自于区分党与社会的关系.长期以来,中国通过组织渗透与社会融合在一起,并通过政治动员的方式来解决所面临的政治和社会问题.所谓政治动员是指“获取资源（主要是指人的资源）来为政治权威服务的过程”[17（] P77）.中国习惯于用政治动员来组织一系列群众运动.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巩固政权和完成一系列任务,发动了一系列群众运动.每一次群众运动都包含有双重目的.既针对一个特定的政治和社会问题,同时在领导下动员群众资源.区分政党与社会,需要重新厘定执政党在社会中的地位与作用.政党本质上属于社会的范畴,“政党是一个全体中的部分,是社会表达要求的管道”[18（] P40）.政党是社会的一部分,它不能凌驾于社会之上,必须既受到国家法律的约束,又要受到社会规范的约束[19].政党与社会又存在着区别,政党是一个政治组织,主要充当联系政府与社会的桥梁作用.政党与社会的关系主要体现在代表与领导两个方面.所谓政党代表社会,就是通过利益表达和利益整合功能来实现.戴维·海因认为,“几乎所有政党似乎都表现为两种功能的结合,即一方面政党向社会做出反应；另一方面由政党对社会施以控制”[20].执政党的自主性建设,就是要发挥好政府对社会的代表功能和领导功能.执政党的代表功能主要通过两种子功能即利益表达功能和利益整合功能来实现.所谓利益表达就是政党将其所代表的社会阶级、阶层的利益诉求表达出来.所谓利益整合就是将其所代表群体的利益加以聚合,并转化为政党的政策主张输送给政府,形成政府的公共政策.执政党的领导功能就是通过其意识形态的感召力,“通过信念、信仰和政治影响力对社会进行有机性的深度组织和整合”,“这种整合直接构成党实现领导核心作用的社会基础.这种社会基础对实现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因为它从根本上保障了党的政治领导地位,从而也保障了党的执政基础”[21].
3．加强执政党自身建设：提升执政党与时俱进的政党品性
所谓执政党建设特指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完成了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过程中为完成执政使命而进行的领导国家、社会与提高自身生机和活力的理论及实践活动.执政党自身建设既是政党自主性建设的基础和内容,也是提升执政党与时俱进的政党品性的重要保障.
首先,政党建设包含政党意识形态建设.政党的意识形态维系着政党与特定阶级、阶层利益的精神关联.作为特定阶级、阶层利益的代表,政党往往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偏好.但是,作为执政党,中国必须保持一种与时俱进的政党品性,摆脱僵化的意识形态的束缚,加强执政党的自主性建设.一是淡化革命的意识形态.革命一直是中国的底色,这种革命党的意识形态往往具有激进色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开始实现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的过程中,革命党的激进意识形态不断淡化,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同时,其革命色彩和色彩则在不断淡化.二是重建执政党的意识形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执政党意识形态的重建和扩大,是中国执政基础的重要举措.“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刻反映了执政党自主性建设的根本要求.“三个代表”要求党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执政党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一步.通过这种意识形态的建设,中国同时也完成了成员录用的自主性.“接纳私人企业主入党并不意味着它必须背离广大工农群众的利益,反而会发展成为一个类似于传统士大夫阶层的超阶级、具有协调社会各阶级矛盾功能的”精英统治集团.“的精英们在人员录用和政策安排上有自己的标准,并拒绝在政府之内表达或承认特殊利益的要求.”[17（] P31）可见,在成员录用问题上,中国更自觉地站在执政党的角度来观察和思考问题.人民的范围在不断扩大,符合执政党扩大执政基础的发展逻辑.
其次,政党建设包含党内建设.改革开放以来,同志鉴于“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大力倡导党内,强调“党内要畅所欲言”,“党内斗争要有原则”.党内主要针对党的内部权力结构和权力运作而言的.郑永年指出：“我们所面临的传统遗产就是‘以党建国’,然后是‘以党治国’,最终形成了‘党国合一’的政权体制.”[13（] P65）随着中国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执政党执政基础的扩大必然带来政党所能容纳的阶级和所能代表的利益的扩大.“由于容纳了不同阶级或者阶层的利益,党就需要发展党内的机制,来表达、代表和协调不同阶级或阶层的利益.权力的集中程度因此会大大减低,很多问题也因此会诉诸政治讨论而非等级权力来解决.”[13（] P67）正因为如此,十六大政治报告明确提出“党内是党的生命”的命题.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党内是增强党的创新活力、巩固党的团结统一的重要保证；提出要以扩大党内来带动人民,以增进党内和谐促进社会和谐.党内的制度建设也取得了重大进展.《中国党员权利保障条例》、《中国地方组织选举条例》、《中国党内监督条例》相继出台,为党内实践提供了制度化保障.在党员干部选拔任用方面,推荐、测评、考察预告、用前公示、试用期和地方党委全体会议无记名表决等党内机制逐步完善.党委决策的化、科学化水平逐步提高.基层党内形式丰富多彩,大多数基层党组织实行了直接选举,各地还探索了一些发展基层党内的有效途径.
2009 年召开的十七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提出了建设学习型党组织的要求.同志在2011 年纪念中国成立90 周年的重要讲话中,再一次提出了加强党的建设科学化的重大命题和任务.十八大以来,以同志为核心的党进一步加强党组织的自身建设,提出了从严治党的方针,并把败斗争作为从严治党的抓手,加强了党内败斗争的力度和强度,全党以零容忍态度惩治腐败.不论是查处*人数之多,级别之高,行动密度之大,还是涉及领域之宽,挖掘问题之深,都是前所未有的.
四、执政党自主性建设的目标是提升政党的执政能力
加强执政党的自主性建设,其根本目的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加强和提高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实际上是中国的第二次转型问题,而即如何从一个侧重于行政管理的政党转型成为一个用政治方法执政的政党[13（] P58）.2004年召开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命题,从巩固执政地位和驾驭国家机构、协调各种政权组织相互关系和管理国家事务、推动经济政治和社会全面进步、提高整合社会关系和解决社会矛盾保持社会稳定等四个方面提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问题.
1.加强执政党的自主性建设,必须厘定执政党与国家的关系、执政党与社会的关系,保持执政党对国家政权、对社会各阶级、阶层和利益集团的自主性,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党政不分,就是没有处理好权力与能力的关系.执政党所拥有的权力是执政党能力的基础.一般说来,权力的扩大必然会带来能力的增强.但权力与能力的正相关系决不是没有任何限制的.权力过大,没有限制,必然会导致权力的滥用和误用或私用,最终从根本上损害执政党的执政能力.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这是政治学的一条基本规律.中国作为用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党的先进性决定了党的正确性.但是,作为执政党,她所拥有的权力并不是掌握在执政党整体手中,而是掌握在具体的领导干部手中.领导干部手中握有无限的权力,而没有监督的制约.由于人性的弱点,极有可能导致权力的滥用、误用和私用.这种权力的扩大不仅不能提高党的执政能力,相反,只会损害党的威信,最终损害党的执政能力.因此,我们不能认为增强党的执政能力就是扩大党的权力.
2.加强执政党的自主性建设,必须处理好党的政策与国家法律的关系,提高党的执政能力
执政党的政策是执政党领导和管理国家公共事务的主要手段,它表现为执政党所制定和推行的路线、方针、政策.在革命时期,党还不是执政党,党对革命的领导主要是依靠政策领导.“主要靠政策办事,注重的是政策,没有依法办事的习惯.”[22（] P201）新中国建立后的一段较长时期内,党对国家公共事务的领导方式出现了“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现象,依靠政策来领导和管理国家事务的习惯和做法被延续下来.政策重于法律、高于法律甚至干扰法律的事件时有发生.政策作为一种社会调整措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政策调整往往缺乏明确性和系统性.政策规范的内容倾向于原则、抽象,权利和义务的规定不明确、不具体,相比之下,法律则倾向于明确、具体、有保障,要求有严格的逻辑结构、统一的体系.第二,政策缺乏法律规范所具有的普遍性和国家强制性,不能像法律直接凭借国家强制力来保障实行.第三,政策具有很大的灵活性,而缺少法律规范所具有的稳定性.政策的易变性和具体针对性不符合现代政治的程序正义原则,而法律的普遍性和持久性更是现代政治优越于古代人治的地方.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政治的发展,法律在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中的作用也越来越大.依法治国而不是依政策治国已成为执政党的治国方略.相应地,依凭法律而不是政策来领导和管理国家公共事务,才有利于增强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因此,执政党只有把自己的政策上升为法律,才能合法地运用国家的强制力来实现自己的政治领导.执政党只有把自己的政策上升为法律,上升为国家意志,才能获得有力的实施保障.只有实现政策的法律化,才能从根本上保障政策的实现,促进法律的权威,有利于社会主义法治的实现.以法治国,才能从根本上增强执政党的执政能力.
3.加强执政党的自主性建设,还必须处理好党的执政能力与人民当家作主的关系
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并不是矛盾的,而是相辅相成的.可以说,党的执政能力越强,人民的实现程度就越高.从理论逻辑上看,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是统一的.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认为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是与相联系的一种政治型式.同志也指出,“没有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23（] P168）.因此,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并不等于要取消.既是国家制度也是一种领导方式.作为一种国家制度,已经成为一股普世的潮流,愈来愈具有实现人类价值的合理性.作为一种领导方式,也是增加决策的科学化的重要保证.只有实行,才能防止权力的腐败,只有实行,才能减少决策中的失误,也只有实行,才能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首创精神.全球化时代的执政逻辑,就是的逻辑.因此,执政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不是背离逻辑.坚持逻辑,最根本的就是坚持把执政能力建设与人民当家作主有机地统一起来.结语
政党自主性建设是当代中国执政党建设的一个重要命题.在当代中国,中国是新国家的缔造者,这决定了中国在国家政权体系中处于领导核心地位.中国的政党自主性建设构成国家自主性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首先,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离不开中国,中国如何适应并驾驭当前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需要加快政党的转型和政党自主性建设.其次,伴随着中国实现由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中国由革命阶级利益的代表转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这种利益代表的广泛性更需要加强执政党的自主性建设.第三,加强执政党自主性建设有利于提升执政党的执政能力.执政党的自主性建设是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途径,一个具有较强自主性的政党更有能力处理好社会利益矛盾和冲突.
本文总结，上文是一篇关于政党自主性和执政党和命题方面的相关大学硕士和当代中国本科毕业论文以及相关当代中国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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