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版本对比和文本细读对词作的意义以《摸鱼儿雁丘辞》为中心，该文是关于研究类论文怎么写和《摸鱼儿雁丘辞》和细读和文本类论文范文数据库.
摘 要：元好问词研究一直较为薄弱,传世版本众多且相互混杂是一个重要的原因.《摸鱼儿?雁丘辞》尤其如此,它至少有三个版本：一是元好问的少作,为原初版本；二是他自己的改定本；三是传世版本.研究存在的不足主要在于没有把版本校勘与文本细读结合起来,如果结合,可以发现各版本最根本的差异在首字,因为首字恰恰是词眼.通过对各种版本、创作背景、作者心境、全篇主旨等的分析,可以发现三卷本确实是最可采信的版本,而“恨”字尤其能够展现此词的意境.
关键词：元好问；《摸鱼儿?雁丘辞》；版本对比；文本细读
中图分类号：I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1332（2018）05-0061-05
作为金代文家之冠,元好问一生创作了数量宏富的文学作品,涵盖了各类体裁.清代刘熙载《艺概?词曲概》评元好问为“诗兼杜、韩、苏、黄之胜,俨有集大成之意.以词而论,疏快之中,自饶深婉,亦可谓集两宋之大成者矣.”[1]3697就词而论,元好问也是金代词人之冠冕.唐圭璋先生云：“我国南宋时, 北方先后为金元所据, 作者习染词风, 词亦多可观.”又云：“金元先后占据北方, 词受两宋影响, 亦多可观, 如元好问、张翥, 其最著者.”[2]1但由于种种原因,其作品复杂,其间的亡佚散失、错讹脱漏之处也不在少数.因此,对各种版本加以校勘比对,就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当然,有时版本间的文字差异可能影响不大,不会造成理解上的偏差.但有时则关系重大,甚至一字之差就可能导致作品艺术水准的天壤之别.如苏轼评陶渊明《饮酒?其五》云：“‘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因采菊而见山,境与意会,此句最有妙处.近岁俗本皆作‘望南山’,则此一篇神气都索然矣.”[3]2092“见”与“望”最重要的区别,正在于前者所体现的悠然自得与无意得之之妙.
由此看来,版本考异还只是第一步,更重要的是进而探求作品的审美价值.这也适用于元好问的作品.但是元好问词的研究一直比较薄弱,甚至整个金元词的研究都存在这样的问题.所幸自20世纪以来,缪钺、沈祖棻、张晶、姚奠中、狄宝心、赵永源、任德魁等学者都充分注意到元好问词的成就,在考证和品读上都取得了杰出成果.不过,微观层面上的对元好问具体词作的考订与解读还需要大力加强,否则还是会制约宏观研究的深度.这里就以他的名作《摸鱼儿?雁丘辞》（也作《雁丘词》.以下简称《雁丘辞》）为例加以分析.
一、《雁丘辞》的版本情况及其考辨
要研究《雁丘辞》,首先要梳理其版本.而要考察《雁丘辞》的版本,又需要先爬梳元好问词作乃至其作品的版本情况.自金元至20世纪,元好问研究已经取得十分丰硕的成果[4].对其作品的搜集整理与考订也不断取得重要成果,元好问词作版本的面貌日益清晰.据学者考证,元好问作品最早刊行是在中统三年（1262）,张德辉汇编其诗文而成《元遗山集》（该本已亡佚）.现存最早版本为明代李瀚据储巏所录的善本刊行.1270年,曹之谦父子所编《遗山诗集》刊行.“后世产生的所有版本都导源于这两个本子.因此,元好问文集的流传版本也可大致分为综合性文集和诗集两大系统”.[5]474至于词作,元好问曾自辑其词而为《遗山新乐府》并作《遗山自题乐府引》.这是元好问词作最早的一次编录,可惜已亡佚.
元好问词作流传至今的版本主要有一卷本、三卷本、四卷本和五卷本这几个系统,其词作最早的刻本是《遗山乐府》三卷本,为明弘治年间高丽刻本.最早的抄本（也是选本）为一卷本《遗山乐府》,明初凌云翰编选.该本影响极大,吴讷《唐宋名贤百家词》、朱彝尊《词综》还有《历代诗余》都参考了凌本.三卷本以明弘治年间高丽刻本为底本,重要的版本有朱祖谋《彊村丛书》本、陶湘《景刊宋金元明本词》本等.
四卷本最早的是康熙年间华希闵刊行的《遗山先生新乐府》,但另有《补遗》一卷,故而实为五卷本.清末张穆据华希闵刻本刊行《元遗山先生全集》,包括《遗山先生新乐府》,此即阳泉山庄本的原刻本.但书未完成张穆即去世.直到1877年,京师同立堂印本据阳泉山庄版片印行《元遗山先生全集》,其中有《遗山先生新乐府》四卷本,这是现存最早的完整的阳泉山庄本.1882年又出现了京师翰文斋印本,并无差异.此外,1881年方戊昌据阳泉山庄本刻成读书山房本.阳泉山庄原刻本、同立堂印本、翰文斋印本、读书山房本都属于阳泉山庄本这一版本序列.任德魁认为四卷本即不全的五卷本.[6]184－196
各版本系统中,五卷本最晚出,但收录最为完备,影响最大.赵永源认为五卷本始于康熙何义门校本,此后有1855年张调甫鉏月山房本（1877年重刊）、1905年吴重熹刊刻《石莲庵汇刻九金人集》本、1928年罗振玉《殷礼在斯堂》排印本及各种抄本.[7]805－808
元好问作品版本复杂,其词作各版本之间也有不小的差异,有些问题至今还没有解决,这是在研究中需要格外注意的.在各版本系统中,三卷本受到学界的普遍重视,尤其是朱祖谋的《彊村丛书》本,因其所依据的高丽刻本校订精严,可信度高,朱祖谋本人以高丽刻本为底本,又广泛参考其他各本,详加考辨,因而唐圭璋编《全金元词》、赵永源《遗山乐府校注》等均据之以为底本之一.
尽管如此,在研究元好问的词作时,仍必须注意到各版本之间的差异,就其《雁丘辞》而言,情况似乎更为复杂.这里以《彊村丛书》本所收《遗山乐府》三卷本为底本,先看词作的内容：
乙丑岁赴试并州,道逢捕雁者云：“今旦获一雁,杀之矣.其脱网者悲鸣不能去,竟自投于地而死.”予因买得之,葬之汾水之上,累石为识,号曰雁丘.时同行者多为赋诗,予亦有《雁丘辞》.旧所作无宫商,今改定之.
恨人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天南地北双飞客,老翅几回寒暑.欢乐趣,别离苦,是中更有痴儿女.君应有语.渺万里层云,千山暮景,只影为谁去？
横汾路,寂寞当年箫鼓.荒烟依旧平楚.招魂楚些何嗟及,山鬼自啼风雨.天也妒.未信与,莺儿燕子俱黄土.千秋万古.为留待骚人,狂歌痛饮,来访雁丘处.
从这首词的序可以发现其版本之复杂：按照序言所说,元好问此词最初作于乙丑年（1205）,词人时年16岁,为大雁殉情之事所感而写下了这首词.这是《雁丘词》的初稿即第一个版本.但序中提到“旧所作无宫商,今改定之”,显然词人后来又因词作不合音律而加以修改并作为定本（“定”字很关键）,这是第二个版本（序言也是此时写定的）.而今天的读者所读到的这首《雁丘词》,则是流传至今的版本——至少是第三个版本.第一个版本的写作时间和缘由交代得很清楚,但因其已亡佚,无法查知其本来面貌.第二个版本的时间无法确定,也就是说,我们无法确切知道元好问是在何时改定这首词的.缪钺认为“改定的时间较原作似亦不会相距过远”[8]172,沈祖棻《读〈遗山乐府〉》的说法是“若干年以后”但已非青年时代[9]115,狄宝心提出是“晚年曾经改定”[10]143.改定时间较原作到底远不远,其实还无法确定.
此外,第二个版本的本来面目仍需探究,因为我们所见到的,是第三个版本,而这个版本中恰恰有不同的系统,相互之间既有一致性,但也有种种差异（包括序言、词牌,《历代诗余》《词综》《词则》中此词的词牌名为《迈陂塘》）.据赵永源的校注,出现异文的就有《历代诗余》《词综》《词则》鉏月本、南塘本、殷礼在斯堂本、阳泉山庄本、读书山房本、明抄本、清抄本等不同的版本系统.这使得《雁丘辞》的本来面目变得更加晦暗不明.
二、历代学者的考订与品读
从元好问词作的刻印和抄录情况看,明代至清初流传的主要是一卷本,以凌云翰本为代表.华希闵刻本出现后逐渐取代一卷本,至五卷本问世,阳泉山庄本成为最通行的本子.民国以后,三卷本（主要是朱祖谋《彊村丛书》本）因其谨严精审,地位日益凸显.
《雁丘辞》历来评价很高,张炎《词源》称：“元遗山极称稼轩词,及观遗山词,深于用事,精于炼句,有风流蕴藉处,不减周、秦.如《双莲》《雁丘》等作,妙在模写情态,立意高远,初无稼轩豪迈之气.岂遗山欲表而出之,故云尔.”沈雄《古今詞話》下卷则提到《乐府纪闻》载：李治赋《双蕖怨》与元好问《雁丘詞》均脍炙人口.許昂霄《词综偶评》认为“绵至之思,一往而深,读之令人低徊欲绝.同时诸公和章,皆不能及.”王弈清等《历代词话》卷九引陶宗仪评语,以元好问《迈陂塘》为“大曲”,堪与苏轼《念奴娇》、辛弃疾《摸鱼儿》相颉颃.陈廷焯《词则?别调集》卷三云“大千世界,一情场也”.[7]57这些评论,都指出了《雁丘辞》的深情婉转及与苏辛词的一脉相承.
不过,现代学者也注意到了《雁丘辞》版本的复杂难解,将赏析与考证结合起来,从而把该词的研究提到一个新的高度.吴梅在其《词学通论》指出“此词即遗山首唱也.诸人和者颇多,而裕之乐府,深得稼轩三昧”[11]86.这一论断堪称精辟,已为学界所接受.缪钺也对此做了深入的分析.1935年他的《元遗山年谱汇纂》发表后,他就着手编写《〈遗山乐府〉编年小笺》,也是以《彊村丛书》校刊的高丽刻本为底本.不过缪钺推测“遗山词撰作年月有明文可考者”当以《蝶恋花》（一片花飞春意减）为最早,理由是《雁丘辞》序言提到改定,“则此词非十六岁时原作,而改定在何年,亦不可知,故不列入编年中”[12]279－280.但这首作品毕竟十分重要,其原作是元好问最早的词,也是其婉约词的代表作之一.因此,缪钺后来专门写下《论元好问词》一文,对其进行了细致品读.在该文中,缪钺指出吴庠《遗山乐府编年小笺》将《雁丘辞》定为元好问16岁时作品是不妥的.他进而对这首词的艺术手法和意蕴给予高度评价.但是缪钺也指出,《雁丘辞》和《双蕖怨》这两首《摸鱼儿》词有不合格律之处,他引郑骞《续词选》的说法,“离别苦”“三字应作一逗,属下,不应独立”,这是正格,但元好问“以此三字与‘欢乐趣’对偶,成为独立之句,且加一韵,韵脚、句法错乱,殊不美听”.可见元好问虽然自称“旧所作无宫商,今改定之”,但改定之作也仍有不协音律之处.[8]171－173
沈祖棻同样精细地赏析了《雁丘辞》,作者以女性的细腻情思肯定了词作的缠绵与词人思想感情的深厚.同样注意到这首作品是元好问的改定之作,沈祖棻认为“元好问这种优美的思想感情又是历久不衰,甚至于是‘老而弥笃’的”.因此,她并不欣赏张炎“立意高远”的评价,而赞同许昂霄“绵至之思,一往而深”的感慨.[9]116
但是,对于不同的研究者而言,依据的版本仍是一个必须做出的选择.沈祖棻没有介绍自己所采用的底本,从文中所引词的正文来看,从其中关键的“问”、“人”、“是”（情是何物）、“是”（是中更有）几处来看,应该是阳泉山庄本.这一版本同样为《元好问全集》的编者所采用.1990年,姚奠中主编的《元好问全集》由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2004年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增订本,就是以读书山房本为底本,参酌《全金元词》《彊村丛书》.因此,参酌多种版本,是当下研究的一个特点.2005年狄宝心《元好问诗词选》依据的是《元好问全集》,但《雁丘词》则与《彊村丛书》本相同.
张晶在分析《雁丘辞》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该词是“词人以健笔写柔情,熔沉雄之气韵与柔婉之情肠于一炉,柔婉之至而又沉雄之至.这恰是代表了遗山词的独到之处”.而对于张炎所说“妙在模写情态,立意高远,初无稼轩豪迈之气”,张晶斥为“皮相之论”：“这两首词之所以达到婉约词的高境,恰恰是词人将稼轩词的‘豪迈之气’运入词的血脉之中,方能形成其既柔婉之至又沉雄之至的风貌.”[13]以健笔写柔情,恰恰是突破了传统的婉约派手法,实现了“对婉约词的重要发展”[14]7.这些论述,都体现出作者的独到眼光.
陈廷焯在评论元好问词时批评他“刻意争奇求胜”,但赵维江认为这并非元好问的缺点,其词作的刻意争奇“不仅表现在语言风格上,还表现在词作中大胆地述奇志异,不避险怪,在选材、作法等方面都呈现出一种明显的‘传奇’色彩”.这不仅不是元氏的不足,反而是他的创新,赵维江将其概括为“以传奇为词”,这是“元好问在苏、辛基础上最富于创新意义的开拓”,而《摸鱼儿》二首即为“述奇事”之代表作[15]304.这一论点,在元好问词的研究中也是富有开拓性的.
三、从版本差异与文本细读看《雁丘辞》的意境
通过以上的分析,可以发现《雁丘辞》作为元好问词作中的重要代表,受到学界的重视.但是已有的研究还存在这样的问题：对《雁丘辞》不同版本之间的差异,缺少充分的比较分析,对这种差异的内在意义缺少深入探析,因而在很大程度上也阻碍了我们对《雁丘辞》本来面目的了解,也不利于充分开掘该作品乃至元好问词的艺术价值与时代意义.而要较好地解决这个问题,就应该要在对比版本中进行文本的细读,抓取关键词,发现问题的症结所在.
仔细对比《雁丘辞》的各种版本,可以发现在序言和正文部分都存在着文字上的差异.但是序言的文字差异关系不大,意思相近,可以存而不论.关键是在词的正文部分有几处：第一个字有“恨”与“问”的不同,第二字为“人”或“世”,还有“是”（情是何物）或“为”、“是”（是中更有）或“就”等.一一辨析这些差异既琐碎也没有必要,笔者认为,细读只要抓住最关键的一处差异就可以,那就是首字.虽然该词的版本很多,但是所有版本在这个字的位置上要么是“恨”,要么是“问”.那么首字的区别何以是最重要的一点呢？众多论者早已指出,该词的前三句是全词主旨的升华,能够涵盖全篇,成为千古名句.但没有得到进一步分析的是首字的重要性：该字——无论是“恨”还是“问”——都表明了词人对该词“情”的主题的理解和看法,能够统领全词,是词作情感内涵、艺术境界的集中展现.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到“‘红杏枝头春意闹’,著一‘闹’字,而境界全出.‘云破月来花弄影’,著一‘弄’字,而境界全出矣”[16]2.借用王国维的说法,可以说“恨（问）人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着一“恨”（“问”）字而境界全出.恨（问）字在这里就是凸显全词境界的关键,是“词眼”.
“恨”字直接点明了词人的心态：怅恨、遗恨.“恨”用于首字,使得前三句包含着无尽的伤感,很容易让人想起白居易《长恨歌》的结尾：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情之力量,可以让人生死以之.年轻的元好问此时对“情”恐怕还很难说有多么深切的感怀,对于人间的悲欢离合、世事沧桑还缺乏足够的阅历去参悟.因而当他听到了大雁殉情之事,必定受到了极大的震撼,为世间生灵（无论是人类还是大雁）对“情”的执着而感动.有情者若能成眷属、得偕老,自然是很美满的事情.但世间事又往往不尽如人意,故而苏轼在《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中感慨“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发出“恨”的感慨,是性情中人的表现.
但如果是“问”字,则该词意境就大不相同了.虽然仍是感于“情”而发,仍是一曲凄婉哀绝的爱情挽歌,但是“问”字所体现的,却是一种怅惘的感触,是在经历人世沧桑后的一种深沉之叹.虽是对人世间发问,也是自问,这一问,也是千古之问：它是词人对千百年来世间的感怀.执着于情,生死以之,并非始于元好问的时代,也不会终于金元之世,也不会只限于人（大雁殉情就表明各类生灵也有情）.“情”,是一个永恒的存在,也是文学史上永恒的主题.每个人对于情的理解和感悟可能不尽一致,但情到深处,却总能让人生死以之,这该是一种怎样的力量？这种力量到底来自哪里？这是“问”字所包含的深层用意.恰如李商隐《锦瑟》中的诗句“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或许永远也说不清道不明,但也不需要说清道明,只要心中有情,就会为世上的所感动,甚至自己也会执着于情.这样深沉的人生感怀,更像是出自有了一定的人生阅历之后的元好问.
由此来看,用“恨”字,是少年元好问感于,率真而发,不假掩饰.“恨”当然不应理解为怨恨,而应该是怅恨、遗恨,当然“恨”必然包含着不平之气,恰恰合乎少年人的性情.而“问”字,更能体现出元好问在拥有一定人生阅历、对人情世态有所体悟后的状态,这是一种含蓄、深沉、冷静的心态,虽欣赏情,却多少保持着一份克制与内敛.再结合整首词来看,对大雁殉的讴歌、对至情者感天动地、名垂千古的坚信,对“情”的无上赞颂,则更合乎少年人的至情至性,“恨”字显然更贴切.
当然,除了不同版本的比较外,韦居安的《梅磵诗话》也为我们提供了线索,该诗话中收录了元好问的《雁丘辞》,除原词的序言在诗话成了“注”并在文字上略有差异外,词的正文与《彊村丛书》本完全一致[17]576.韦居安生活于宋元之际,离元好问的时代不远,他的诗话所收元好问作品的可信度较大.
因此,元好问的《雁丘辞》用“恨”或“问”,都是为情而发,都是发自内心的真情实感.元好问论词和写词,推崇的是发乎性情、自然天成、言外有味,他追慕苏、辛,既创作了豪放词,也有不少婉约词,同时又力图将豪放婉约熔于一炉,《雁丘辞》正能够体现出这些特点.但“恨”与“问”之间的区别也是明显的：二者体现出的是两种不同的人生感慨,也体现出两种不同的艺术意境.需要强调的是,二者并无高下之分.前者率真,更契合少年元好问的性情与心境；后者深沉,更贴近改旧作时的元好问的心态,虽然我们仍无法确定元好问是何时改定旧作的,而且元好问改旧作时是否只是就音律问题而修改,还是对文辞进行重新考量修改,这也不得而知.但就《雁丘辞》本身的写作语境、全篇内容及相关材料来看,显然还是“恨”字更合乎情理.
注 释：
[1] （清）刘熙载：《词概》,《词话丛编》,中华书局,1986年.
[2] 唐圭璋：《全金元词》,中华书局,1979年.
[3] （北宋）苏轼：《题渊明饮酒诗后》,《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
[4] 狄宝心：《20世纪的元好问研究》,《山西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
[5] 张晶：《中国古代文学通论：辽金元卷》,辽宁人民出版社, 2010年.
[6] 任德魁：《词文献研究》,南开大学出版社,2010年.
[7] 赵永源：《遗山乐府校注》,凤凰出版社,2006年.
[8] 缪钺：《论元好问词》,《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
[9] 沈祖棻：《读〈遗山乐府〉》,《文学遗产》（增刊第11辑）,中华书局,1962年.
[10] 狄宝心：《元好问诗词选》,中华书局,2005年.
[11] 吴梅：《词学通论》,时代文艺出版社,2009年.
[12] 缪钺：《〈遗山乐府〉编年小笺》,《缪钺全集》（第3卷）,河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
[13] 张晶：《论遗山词》,《文学遗产》,1996年第3期.
[14] 张晶：《漫说遗山词》,《古典文学知识》,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
[15] 张晶：《中国诗歌通史：辽金元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年.
[16] 王国维：《人间词话》,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17] 韦居安：《梅磵诗话》,《历代诗话续编 中》,中华书局,2006年.
责任编辑：杨军会
文字校对：孙 珂
综上而言,上述文章是适合不知如何写《摸鱼儿雁丘辞》和细读和文本方面的研究专业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关于研究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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