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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私人》中有这样一段戏——敌人的监狱里,潜伏人员握着手,轻轻而激动地叫一声“同——志——”,便明白了彼此的身份.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同志”也算得上是流行词,称呼别人同志,会让对方感到特别温暖和亲切.但是从1989年开始,同志这个词因为种种原因逐步退入到某些特殊的场合,甚至有了新的意思.
文 马多多
“‘同志’这个词怎么就成了特指同性恋了？”2014年7月的一天,76岁的张光荣对记者抱怨说,前些天看到了一则新闻,标题是《网恋“同志”开房,乘机盗窃被判刑》.看了文章才知道,文章里的同志指的是同性恋.“我希望报社能呼吁一下,别乱用‘同志’这个词！”张光荣又气愤又悲哀,“我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要拿‘同志’代称同性恋？到底是从什么时候‘同志’就变成同性恋了？”在张光荣看来,“同志”是一个很亲切的称谓,“这样用真是让人气愤.”
气愤的张光荣代表的是这一整代人.“‘同志’,指同性恋？太要不得了！”年过八旬的离休干部李先生一听就炸开了,“我就喜欢别人叫我老李同志.”
当年“同志”曾经好神圣
在罗峰的记忆中,“同志”这个词很神圣.直到现在,78岁的他无论碰到谁都“同志”“同志”地叫.“我觉得它亲得很呀,我1950年参加土改时才14岁,当时一位姓李的处长拍了拍我肩膀,说了句‘小罗同志,不错嘛’,我当时觉得那个亲切啊,心里高兴得人都想跳起来,差点打滚.”罗峰说,后来他谈恋爱了,“给对象写信开头的称呼都写小杨同志,她在回信中就写老罗同志,想起来,也很浪漫嘛.”
“同志”来源于日本
吉林大学副教授唐颖,曾经专门研究过“同志”这个称谓在中国的来龙去脉.“同志”作为称谓语大概在汉代就已出现.东汉大学者、经学家郑玄在注解《周礼·大司徒》时即说过：“同志曰友.”虽然此处还是可以看出原有的意义,即具有共同的志向,但是,此处已经用来代称他人.在西方,英文c om r ade源于拉丁文的camarada,其原意为同伴、伙伴,而现代意义的comrade一词有两重含义,其狭义是特指同一政党的成员,广义则指具有共同政治理想或为共同事业而奋斗的人.后来日本人最先用“同志”来翻译c omrade的意思,中国现代汉语中的“同志”一词就如许多特定名词一样,是从近代学习西方最有成效的日本转口引进来的.
唐颖教授研究发现,资产阶级革命时期,许多革命团体内部成员之间互称“同志”.
孙中山先生在1918年曾经发表《告海内外同志书》和《致南洋同志书》.后来在其著名的《总理遗嘱》中也呼吁：“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1920年,、罗学瓒等人在通信时也开始引用“同志”一词.1921年中国“一大”党纲中规定：“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的党员者,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不分国籍,均可接受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这是中国在正式文件中最早使用“同志”一词,并赋予其新的含义,表明党员之间在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大目标下的一种新型关系.革命战争年代,唤一声“同志”,表达无上的尊重、敬爱与信任,给人以神圣的革命归宿感.这一称呼的流行是伴随着革命思想主张而来的.称呼虽然只不过两个字,而其中所传达的革命情谊却胜过千言万语.
解放后“同志”盛行
在20 世纪上半叶,“同志”称呼仍局限于政治社团内部.“同志”成为泛尊称还是1949年以后的事.所谓泛尊称,就是指在广泛的场合下使用的带有一定敬意的称呼语.解放以后,执政党意识形态的整合运动,使得国家的全民文化以“统治阶级意识”的同性质为前提,又以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单位组织化为基础.这样,在短促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一方面削弱了全社会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迅速建立起全社会范围内普遍的“同志”关系；另一方面又运用政治手段肃清思想文化领域的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影响,使全社会的主体文化,成为高度意识形态化的社会主义文化.
吉林大学教授唐颖认为：“同志”就是这种文化背景下最权威、最普通的称谓,在新中国的大江南北盛行一时,成为当时社会上的一个社交统称.
从政治的角度看,中国成立以后,全体党员以在全世界最终实现共产主义为共同理想,“同志”称谓迅速在党内普遍使用.正是由于产生时字面带有“志同道合”的界定意义,以及最初在政治团体内部兴起的使用背景,“同志”称谓逐渐成为具有革命归宿感的神圣称呼.可以说,“同志”一词与中国的建立和发展有着非同寻常的关系.在党内提倡互称“同志”,不称职衔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同志早在1959年就提出：大家互称同志,改变以职务相称的旧习惯.为此,党于1965年2月专门就这个问题发出了通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再一次重申了同志的这一主张,要求党内一律互称同志,不称职衔.因为党内所有党员都是党的普通一员,党员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同志关系.党内只有上下级组织,没有上下级党员.在党内互称同志,有利于增强党内观念,促进党内团结,有利于克服封建等级观念和特权思想,改善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保持党的优良传统.所以,时至今日,在国内主流媒体、正式会议中,仍然使用“同志”一词.
“同志”怎么成了同性恋
正当“同志”作为泛尊称淡出大众语汇这个大舞台时,它又被赋予了新的意义——成为同性恋的代名词.
这一语义20世纪80年代末产生于香港,90年代中后期经广东传入中国内地.1989年,香港人林奕华将自己筹划的首届同性恋电影节命名为“香港节”,是这层意义的开端.从此,在中国内地之外的中文地区,如台湾、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同志”一词逐渐演变成对同性恋者的另一个称呼.用的时候并不是如“某某同志”这样做称谓用,而是“某某是一个同志”“某某参加了一个同志团体”.这种用法开始时在同性恋群体中使用,后来影响逐渐扩大.
莫把“同志”搞成家臣
“同志”称呼背后其实反映的是平等亲和的关系,以及对共同事业的信仰和追求.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市场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变化,“同志”一词渐渐从群众日常生活中淡出.剥离了浓重的政治色彩,使日常生活变得轻松鲜活,也是时代进步的表现.然而在党内,如同所担心的那样,虽然在会议和文件等正式场合仍然使用同志称呼,但日常工作中党员干部之间越来越多地称呼官衔,潜移默化中强化了等级观念和对权力的膜拜.当然,称呼只是一面镜子,背后折射出的是“官大一级压死人”的权力等级现实.在相对自由的市场经济背景下,权力的高度集中以及资本对权力的寻租带来了权力的急剧膨胀,在缺乏足够有效的制约条件下,集中制、党的组织纪律遭到了破坏.封建的依附和帮派观念、资本主义唯利是图的价值观大行其道.大哥、老大、老板等庸俗称谓在党内流行.
前段时间,纪委常委、监察部副部长姚增科做客纪委监察部网站在线访谈时谈到,当下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滋长,组织纪律松弛现象已经成为党的一大忧患,在处理党员与党员之间关系、执行集中制方面,有的喜欢当家长式人物,把个人等同于组织,搞“一言堂”；有的各自为政,把分管领域当成“私人领地”,把下属变成自己的“家臣”；有的信奉“圈子文化”,讲关系不讲原则,讲义气不讲党性,讲人情不讲纪律；有的只对领导个人负责而不对组织负责,把上下级关系搞成人身依附关系.
《人民日报》也发文呼吁：党员干部从形象上、称谓上坚持原则,是加强和改进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需要,也是党内生活的一种具体体现.要重新发现“同志”称谓的价值,关键在于党员干部时刻不忘党的宗旨,力求做到“三严三实”,让承载着共同理想信念的“同志”精神,引领党内互称“同志”健康回归,让“同志”称呼代代相传.
（编辑·宋冰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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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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