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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陶短房
在西方很多国家,流浪和不工作,是相当一部分人的权利,同时这样的群体也考验着政府职能部门的处理经验.
温哥华市长罗品信在未充分征集民意的前提下,推出在温哥华市Heather街、3所中小学附近修建两座计78单元无家可归者居住所的决定,引发了广泛争议,连日来许多家长纷纷举着写有“流浪汉庇护所：好主意坏地点”的牌子,去温哥华市政府门前.
然而市政府的态度也非常强硬：他们不但坚持且实际上已经开工,而且还向法庭申请了禁制令,要求后者裁定所有市内针对“流浪汉庇护所”的为非法活动.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在加拿大许多城市,左翼自由主义思潮是主流思潮,这种思潮认为流浪是一种“值得尊重的个性和生活方式”,人们不但要尊重,而且应给予各种政策方便和照顾.对无家可归者要接纳包容,不能排斥歧视,最好的表达方式,就是让他们的庇护所和普通社区混杂在一起.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的奥运村建在地价不菲的福溪地区,其中一部分在奥运后被改建为高档公寓,另一部分却被用作流浪汉庇护所,便是这种思路的体现.
流浪者救助机制是否“奖懒罚勤”
加拿大是著名的福利国家和老牌工业化发达国家,加上地广人稀,不明就里的人或许会认为,这个国家的无家可归者问题并不严重.
然而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
加拿大的无家可归者人数很多,民间反贫穷组织曾给出75万的数字,据媒体估计,人数自10万至25万不等,鉴于加拿大总人口数量不过3300万,这个比例是相当高的,在发达国家中居于前列.
为什么对流浪人口的总数估计会如此悬殊？
首先,加拿大气候特殊,绝大多数地方冬季十分寒冷,许多无家可归者会在冬季设法找一个临时住所,天暖后才出来流浪,如果将这些“季节性无家可归者”排除在外,流浪总人口就会大幅降低,反之则大幅增加.
其次,不同机构对何为“无家可归”有不同的理解,有人把住在无主房屋、危房或废墟中的人视作“定居者”,而另一些人则将所有无合法固定常驻住所的人都视作“无家可归者”,这样一来,统计数据自然也会大相径庭.
上世纪80年代初的调查显示,当时无家可归者的主体是老年人,这些人大多无子女或被子女漠视,不愿或无力入住养老机构,要么有这样或那样的精神疾病.但近期调查显示,无家可归者的构成发生了很大变化.
一些非政府组织和福利机构的调查显示,如今在加拿大全国范围内,无家可归者的平均年龄比过去低得多,出现了为数众多的青年人、甚至未成年人.有药物、酗酒、吸毒或精神疾病的流浪者比例,已降低到不足20%,其中一半左右的无家可归者有属于自己的工作.
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新现象,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来,不少合法或非法移民因工作无着落,生活困苦,加入了流浪大军（有统计称多伦多街头流浪者1/3是移民）,他们年纪轻且拖家带口, 且往往一边流浪一边竭力寻找工作,一旦有可能就随时脱离流浪大军；二来,大城市生活成本大幅提高,而加拿大经济结构的调整,造成失业率虽低,但更多新就业机会都是低薪或临时工作的现象,许多低收入人士无力支付房租,便只好选择街头露宿；三来,一些“新人类”本有定居能力和条件,却将流浪和露宿视作“个人自由”和“特殊生活方式”.
社会福利的削减也是造成流浪人口增加的原因之一.由于福利社会特有的公共开支巨大、税负沉重、福利效率低下等弊端,加拿大近年来也努力进行调整和改革,其中一项内容,就是削减拨付给廉租屋的费用,提高“低收入住房建造补贴”的申请门槛,这在许多大中城市造成廉租屋数量不足,一些低收入者便被逼上街头.
无家可归者的生活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他们中有些人会照常从事工作,只是不工作时需寻觅栖身之地；有些人的“工作”则只是乞讨（需要执照,往往兼卖艺,有些则带着宠物,有些只有一只纸杯）；还有些流浪汉则混迹街头、商场停车场,靠搭讪游客“带路”或讨取顾客用来拿商场手推车的硬币（加拿大许多商场手推车要塞入*币开启,还车后可将硬币取回）糊口.他们中许多人有抽烟、酗酒等癖好,、和精神品也很流行.
加拿大的流浪者救助工作,一般由政府中最低一级——市政府负责,主要分为两个层面,即鼓励流浪者定居,和帮助流浪者维持生活.
前者,一些城市拨巨款建造了无家可归者庇护所.这些庇护所有多种形式,包括“流浪者旅馆”（设施简单的旅馆式公寓,供无家可归者临时无偿借住,有时一些找不到住处或想省钱的“背包客”也会蹭住其中）、“无家可归者庇护所”（条件比旅馆式公寓简单,管理更严格,供无家可归者短期临时居住,有时也收容家暴受害者）、“收容康复所”（收容有各种疾病、尤其精神疾病的流浪者）和“收容惩戒所” （收容有轻微违法行为的流浪者）等,上述收容、庇护机构都是公立的,由市政拨款,省、联邦政府予以资助,民间也可以进行捐赠,为这些机构服务的人员少数为公派,多数则为民间义工.
后者则包括“食品银行”体系和一些临时性救助机构.“食品银行”是一种遍布加拿大全国的福利机构统称,这些福利机构从各个渠道搜集食物,存入“食品银行仓库”,然后免费提供给需要帮助的穷人,使他们不至于挨饿.
“食品银行”最初出现于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一些大城市,如多伦多、温哥华等,一开始据说受美国慈善团体影响自发成立,发起人有企业、慈善家、教育机构和宗教团体,都是民间性质,1981-1983年,不少地方的“食品银行”开始整合,如大多伦多地区,190多个援助点已实现食品共享,管理统一,而大温哥华地区的18个“食品银行仓库”也可以统一调配.但这种整合目前尚只完成到城市一级,省或联邦级别的“食品银行”联动并未实现.
“食品银行”怎样搜集“食品储蓄”
您随便走进一间加拿大超市,往往会在入口处看见一辆辆装满食物的手推车,上面的食物标价十分低廉,这就是超市为“食品银行”提供的“储蓄品”,市民可按标价认购,被“购买”的食品就会被送进“食品银行仓库”,标价和市场价间的差价,则是超市的热心捐助；有些超市则直接设有“食品银行之角”,市民可直接买食物送过去,当然,这就是纯粹市民献爱心了.
复活节、圣诞节等重大节日前夕,许多“食品银行”的主办者会在社区中心、教堂、图书馆、消防站、公寓群前举办大型活动“吸储”；此外,“食品银行”的义工们还会在每天晚上面包房、杂货铺打烊前搜集当天销售剩余的食品,以及食品“边角料”,这些东西普通消费者隔夜就不会买,但“食品银行”回收后妥善保存,却能救饥民的急.
当然,食品厂的捐助,以及其他商家的捐钱捐物是大头,其中的捐款会由义工们食物.“食品银行”账目完全公开,义工则来自社会,许多甚至是此前的受助者,他们都是无偿劳动.
按照大温哥华“食品银行”2010年的资料, “食品工厂捐助”是“食品银行”食品的最大来源,占64%,其次是“捐款购买”,占25%,超市“食品银行之角”和节日活动搜集占8%,上门搜集占6%.临时性救助包括为流浪者提供洗澡、避寒等设施,在需要时发放卧具、雨具和防寒设备,重大节假日提供免费餐饮,等等,这些一般由宗教团体、非政府组织等提供,服务者都是民间募集的义工.
值得一提的是,“食品银行”和免费餐饮并非只有流浪汉光顾,一些低收入者也是“常客”,加拿大“食品银行仓库联盟”称全国有72万人靠“食品银行”糊口.加拿大冬季寒冷,常有流浪者在严冬季节冻死,多伦多、温哥华市长都曾试图立法,规定在低温警报或暴风雪来临前,有权将街头露宿者强制送进庇护所.
然而这些措施或饱受争议,或事倍功半,效果和评价都不高.庇护所和“流浪者旅馆”耗资巨大,却遭到流浪者和当地居民双方的责难.
前者嫌这些场所“规矩太多”“管束太严”,如温哥华流浪者就曾因庇护所不允许他们携带手推车、宠物和行李入内而宁可露宿.后者则认为上述庇护场所藏污纳垢,鱼龙混杂,有人曾暗访“流浪者旅馆”,发现大量吸毒用针头和避孕套,更看到许多不法活动痕迹,当地居民对社区内出现这类场所常持抵制态度,认为会令社区治安和风气恶化.
帮助流浪者定居的种种措施同样如此.流浪汉和一些民间组织认为,这些措施“强制性太多”“侵害公民正当流浪权”,并经常发起“反净街”“反拆除临时住地”的和行为艺术；而持反对立场者则认为,许多流浪者年富力强,并未丧失工作能力,选择流浪纯属好逸恶劳所致,许多人还沾染恶习、甚至犯罪,将“好市民”的税款用于帮助这些人,是“奖懒罚勤”的不当做法.许多人还进一步指出,正是好心人和福利机构给予街头流浪者过多的照顾,才让这些人得以躺在善心和福利上不思振作,不少人只知伸手要钱,有了钱就去酗酒、吸毒,饿了去慈善机构蹭吃,脏了去慈善机构蹭澡,病了累了,去庇护所休整几日,养足精神再出来“坑蒙拐骗”.．
即便最热心的慈善机构也承认,长期“顽固性”流浪者即便得到帮助,也很难适应正常的工作、家居生活,很难成功重返社会.可以想象,围绕该不该救助、该如何救助无家可归者,加拿大社会尖锐对立的两种倾向,将持续争论很长时间.
“人人派糖”行不通
还有比这更荒唐的“救助建议”.2016年11月初,加拿大人口最多的安大略省,省长韦恩前参议员西加尔是“最低收入保障项目”（BIG） 的研究专员,负责在安省进行所谓“最低收入保障试点”的具体方案研究设计.与此同时,省政府表示将就此开始征询民意,形式为发放咨询表,询问内容包括谁有资格获得BIG,最低标准是多少,设定哪些门槛,等等.
加拿大是富于“大福利”传统的国家,早在上世纪70年代,曼尼托巴省仅有不到1万人口的多芬市就曾轰轰烈烈地推行过俗称“人人派糖”的BIG试点,只要是该城居民不论是否工作,都能按月领到不菲的“最低收入保证金”,当时支持这一试点项目的左翼团体和政党欢呼“彻底消灭贫富差距”“最完美的社会公正”.
但这一试点很快给多芬市带来灾难性后果：由于 BIG“派糖”标准很丰厚,许多当地人索性不再上班,专门躺在家里“吃福利”,后来试点组织者改变规则,规定“只有没工作的才能领BIG”,结果从事各种低收入工作的人纷纷辞职,试验很快以失败告终.这次失败的政治后果十分严重,不仅导致极力主张这一项目的左翼政党——新党自那之后在其发源地之一的曼尼托巴省一蹶不振,也让这个最热衷“大福利”的政党在长达40年时间里谈BIG而色变.
不过自2009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人人派糖”的呼声再度高涨.2015年底,芬兰社会保险局草拟了一份“预计在2016年12月提交”的实行“全民基本收入方案”建议,内容是向全国所有成年人发放800欧元/月“基本收入”,并用于替代“其他一切福利”.前面提到的西加尔前参议员据此提出了改头换面的新版BIG计划,并在2016年初说服安大略省韦恩政府将之纳入年度预算,6月“预热”,9月中旬公布研究方案,提议在安省设立两个试点,在几次热炒中,这个方案被戏称为“芬兰式派糖方案”.
这个方案的逻辑在于,借“以基本收入替代‘其他一切福利’”,试图扭转公众因担心负担增加而对BIG产生反感情绪,让公众相信“负担不会增加”.西加尔的建议是每月BIG底线1320加元,如果是残疾人可再获得500加元.
有非正式的“放风”则称,BIG主要面向65岁以下未婚女性、65岁以上但孩子在18岁以上妇女、18-64岁间残疾人士等.但《国家邮报》上署名多伦多大学学者福廷的文章指出,这些说法很可能是“试探”,因为倘果真如此,则不过是针对小众特殊群体的福利微调,又何须如此兴师动众？福廷指出,事实上早在2016年初安省政府在向省议会提交预算案时就曾表示,他们的方案包括让每个成年劳动者不论是否工作,都能获得每年22000加元的BIG.
对此加拿大各界不以为然者很多.加拿大另类政策中心经济学家麦当劳指出,在实施任何试验计划前公众有权知道两件事,即钱从哪里来,以及哪些人有权得到这些钱.麦当劳表示,BIG是一项很费钱的计划,照他的计算,一年至少要花费490亿加元,甚至可能花掉1770亿加元,如果其他方面的福利不减免,则意味着大幅增税,反之,儿童、青年和老年人都可能成为福利削减的受害者.
2016年9月2日加拿大《环球华报》上有人撰文质疑, “人人派糖”尤其是“无条件基本收入”既不“平等”,更谈不上“济贫”,加拿大现有的福利制度已相当完善,对保障社会公平发挥了重大作用,却也因成本压力沉重已显不胜负荷,而“大家拿”的低效率、慢节奏,让加拿大付出了在G7中逐渐掉队的代价,更是有目共睹的.与现行福利制度相比,“人人派糖”合理性大幅减少,成本和副作用却成倍增加.如今加拿大经济并不景气,几大支柱产业的前景均充满着不确定因素,这样“败家养懒汉”,真的合适吗？
加拿大民众对“西加尔方案”的普遍态度也是不接受,不理解.
原本韦恩和西加尔表示,希望在2017年4月前确保试点达到“可运行状态”,如今2017年已过完,“试点”仍无启动迹象,2018年安大略省就要省选,韦恩在民调中形势十分糟糕,仅排列支持率第三位,省长位置岌岌可危,恐怕一时半会儿顾不上“人人派糖”了.
（张後荐自《世界博览》）
结论:上文是一篇大学硕士与爱你本科爱你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优秀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关于免费教你怎么写拿什么来爱你和流浪者方面论文范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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