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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鲁迅小说《呐喊》《彷徨》中各种形态的“笑”与小说整体阴冷的基调形成鲜明的对峙,在这寓悲于喜的描摹中,鲁迅把社会的黑暗、国民的麻木愚钝、觉醒者的孤独寂寞等社会现实进行了血淋淋地呈现,震人耳目,促人深思.这种喜剧表象中蕴含了作为时代觉醒者的鲁迅精神世界中的悲愤绝望.
关键词：鲁迅 笑 寓悲于喜 绝望
“铁屋子”是鲁迅对20世纪初中国社会现实的形象比喻,它既指向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也指向鲁迅和与他同样清醒者们“被骚扰着的黯淡的内心”[1].鲁迅在小说《呐喊》《彷徨》中以白描的手法描摹了这个黑暗窒闷的社会现实,借“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2]的病态生存展示,旨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2].身处这一“没有窗户”的“铁屋子”中的鲁迅深深体会到“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3]中的寂寞,然而因为不能抹煞希望,“不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3],所以要振臂呐喊几声,“以慰籍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3]可面对“万难破毁”的“铁屋子”般的社会现实,他的呐喊在巨大的悲愤和失望中走向寂寥,转为内心的彷徨苦闷.他在小说中运用了一系列的意象来刻画当时社会在“变”与“不变”中麻木愚钝的国民灵魂,显现生活在“吃人”生存场中的恐怖场景和心理,形成了一种阴冷的基调.《呐喊》《彷徨》也整个传达出鲁迅精神世界中悲愤失望的情绪.然而在《呐喊》与《彷徨》中,我们随处可见“笑”的场面,随时可闻“笑”的声音,鲁迅以他精萃的白描笔法刻绘了哄笑、怪笑、耻笑、冷笑、强笑（苦笑）、嬉笑、窃笑、陪笑等种种的“笑相”.庸众于百无聊赖中“笑”的麻木愚钝甚至残忍,独异者以“苦笑”“冷笑”来拒绝社会、反抗社会的孤独寂寞,朴素之民健康的微弱笑声,这些不同形态的笑声给人一种无边的悲凉感.小说中鲁迅正是以喜剧的表象来张显黑暗的现实,他要人们“正视的不仅是外在的黑暗,更是人的灵魂的黑暗”[4]引起灵魂的“震悚”.
一、庸众者的“笑”
在小说中最引人注目的“笑声”是来自咸亨酒店、华老栓茶馆和其他茶馆、酒楼上的“哄笑”.公共场合的众生表情似乎更能代表一种普遍的国民精神状态,鲁迅借这一场合的描摹展现了当时中国民间生活最底层的生活状态.《孔乙己》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作品里人物的悲剧命运正是在这反反复复的众人的笑声中演出的.每当孔乙己出现在酒店时,总是“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干无聊工作的小伙计也是因为“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几声”.孔乙己偷书被打、屡试不第、被打折腿、迂腐的读书人的清高姿态都“引得众人哄笑起来”.小说中的“笑”一方面表现出深受封建科举制度桎梏和毒害的孔乙己本身的迂腐可笑与可悲,另一方面更揭示了“短衣帮”们、“穿长衫”们、掌柜伙计们的无情与冷酷.孔乙己的不幸,全然没有引起他们丝毫的同情,仅仅是他们打发无聊生活的笑料,给他们麻木的灵魂带来感官上的快乐.所有的在场者更不可能认识到自己在孔乙己的悲剧命运中的推动作用.这种文本的表象氛围与深层情感相悖的现象,增强了作品的悲剧效果,以其不可抗拒的冲击力使读者感到震动和觉悟.
《阿Q正传》第三章里,阿Q的“勇武”在王胡那里受挫,又挨了“假洋鬼子”的打后,本来在“精神胜利法”的作用下已经“忘却”,可看到迎面走来的小尼姑,便把满腔“敌忾”发泄在她身上.阿Q对小尼姑的“调戏”博得酒店里众人的两次“大笑”,在“那些赏鉴家”笑声的鼓励下,阿Q肆无忌惮地“扭住伊的面颊”“用力的一拧,才放手”.小尼姑哭着走了,阿Q却“十分得意地笑了”,“酒店里的人也九分得意地笑”了.阿Q身上的愚昧、自欺、痞气和酒店众人的愚昧、麻木、冷酷都因这一笑再笑泄露无遗,小尼姑远去的哭声和众人的哄笑所形成的反差正是那冷漠的社会关系的生动写照.而阿Q自己最终也在那些“鉴赏家”们的起哄声中被押赴刑场砍了头.
还有在《长明灯》吉光屯的小人物商讨如何骗“疯子”的场景中,阔亭“轻蔑的笑”、庄七光的“陪笑”、灰五婶被方头调戏后“怒目地笑了起来”,为了避免那“梁武帝点起的,一直传下来,没有熄过”的灯被熄的危险,他们争相出谋划策,甚至欲以集体的名义谋杀掉“疯子”.
这就是整个中国社会的现实,国民经过几千年的奴化统制,已失去了作为自然之民的纯朴善良,他们在被奴役、被迫害的同时,也善于奴役迫害自己的同类.鲁迅小说中这些“庸众”的笑,彻底暴露出他们自私、冷漠、残忍、麻木不仁的性格.他们在充当看客中获得感官的“笑”,在灵魂的缺失中不自觉地充当了“吃人”的角色,也面临随时被“吃”的生存困境,然而对他们而言,天下太平就是维持这一生活现状,任何的社会动荡对他们都是不安的.当一部分觉醒者意识到整个社会所面临的巨大的生存困境,满腔热情地努力为国、为民探求出路,社会历经变法维新、改革、建立民国、改宪、军阀混战等一系列的变迁,而在广大的中国民间,引起的只是民众为适应各种体制的惶恐和不安,革命者取义成仁的壮举也只是庸众饭后茶余的谈资.在《药》中,华老栓得到了“人血馒头”以为可以救治儿子的病,一整天都“笑嘻嘻的”,对馒头的提供者“康大叔”更是陪着笑,倍加优待.康大叔因为拥有对革命者夏瑜被囚、行刑的知情权,格外高兴,受人尊敬,他时不时地对茶客的“无知”报以“冷笑”.至死都希望解救国民的革命者夏瑜在华老栓的茶馆里,完全成为众茶客眼中的可笑者,他的就义带给人们的只是治病的“人血馒头”、无聊的谈资,为茶馆带来了“活气”.
鲁迅早在日本时就认识到“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3]《呐喊》《彷徨》中,鲁迅着力揭示国民灵魂,在这种种的“笑”中,他以喜写悲,以喜衬悲,从而使得作品的悲剧效果更加强烈.鲁迅一方面悲愤于国人的麻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另一方面,从民众的反应中对革命本身发生了质疑,这致使他对所谓希望的虚无的确信.深深攫住他的依然是不尽的寂寞和失望悲观.
二、独异者的“笑”
庸众的笑触及国民灵魂之深刻,是鲁迅的伟大之处.在鲁迅小说中,独异者和庸众是相对而出的两类形象,鲁迅本身作为觉醒者,他对社会有清醒的认识,是独异者之一员.他在小说中对独异者的刻画更多融入了自身的体验和感情.庸众的麻木激起了鲁迅和无数有感知能力者的悲愤,他们在庸众中孤独前行,面对无边的黑暗社会现实,他们以清醒的姿态欲改变社会,却在无形中被庸众的混沌力量所吞噬淹没,不是被当作疯子,甚至杀,就是以愤世者的身份绝望地走向回归之途,这其中回归不了的就是他思想中清醒的绝望寂寞.在《呐喊》《彷徨》中,鲁迅也同样描绘了独异者的“笑声”.
在《狂人日记》中,鲁迅写黑暗势力对觉醒者精神与心理的迫害正是通过“笑”来展示的.一开篇,路人的“笑”使狂人的精神处于高度紧张状态,对周围的一切产生怀疑.“狼子村”事件一步步向狂人做出暗示,于是他看出这些人“话中全是毒,笑中全是刀”.他研究历史从满纸的“仁义道德”中看到的都是“吃人”.封建*纲常对人性的戕杀正是在这以“仁义道德”为名的“笑”面之下世世代代地进行和延续着.用“笑吟吟地睁着”的“怪眼睛”看着那些即将被“吃掉”的人,借用愚昧、麻木的群众态度做精神上的扼杀,这使“他们没有杀人的罪名,又偿了心愿自然都欢天喜地的发出一种呜呜咽咽的笑声”.一些生长于封建思想文化氛围的年轻人也深受其害,学会了以“满面笑容”来作瞒和骗.待狂人揭穿吃人者的阴谋时,“当初,他还只是冷笑,随后眼光便凶狠起来”“满脸都变成青色”“抿着嘴冷笑”.作品里的“笑”在更深一层意义上提示我们,狂人所抗击的是以强大黑暗的封建传统文化做背景的被封建思想深深浸透的社会群体思想意识.然而,狂人作为和社会疏远的独异者的命运是注定要失败的.鲁迅在小说序里就告诉读者,狂人“已早愈,赴某地候补矣”.狂人与庸众的抗衡最终被社会群体力量击败.作品中一再出现的“怪笑”“冷笑”,配合着暗夜里狐狸的狡猾,狮子、狼的凶狠,使整个作品弥漫着阴森的气氛.《狂人日记》里散发出的情绪底色毫无疑问是阴郁的,而这阴郁不仅使狂人始终处于精神的紧张状态,也正是当时鲁迅精神状态的真实反映.
而到了小说《彷徨》中,作者情感中的忧郁、感伤的色彩就更明显,知识分子在觉醒后遭遇现实,感受到的却是异常的寂寞感,面对庸众的麻木愚昧,现实中无边的黑暗,“梦醒后的无路可走”,更透示出悲凉、冷峻的气氛,反映了作者孤独、苦闷的心绪,给人以重压之感.
《伤逝》中子君和涓生的爱情由希望走向毁灭的悲剧历程充分体现在他们各自的笑容里.最初为了追求个性的自由、恋爱的自由而勇敢出走的子君“脸上带着微笑的酒窝”“总是微笑点头”.随着理想化的幸福与安宁在现实生活的重压下逐渐破灭之后,子君“装作勉强的笑容”,涓生也不得不“勉力谈笑”强做“欢容”,终于也“冷冷地气愤和暗笑了”.在现实的逼压下脆弱的爱情终将幻灭,因爱情而勇敢的子君失去了感情的支撑,终被社会所吞噬.而涓生却在寂寞空虚中寄希望于“虚空的新的生路”来遗忘他们的悲哀.
《孤独者》魏连殳看透了人世的苍凉、人与人的冷漠之后,以“冷冷的笑”拒绝别人“强装着微笑”的宽慰,他所进行的“绝望的抗战”以自我精神的扭曲和毁灭为代价.死去后,“他在不妥贴的衣冠中,安静地躺着,合了眼、闭着嘴,口角间仿佛含着冰冷的微笑,冷笑着这可笑的死尸.”他以这样一种自嘲和嘲笑社会的告别人世,也是他作为独异者孤独灵魂的显现.
这些独异者的“狂笑”“阴鸷的笑”“冷冷的笑”渗透出他们精神上的寂寞绝望,他们作为“铁屋子”中的少数清醒者,开始想要唤醒熟睡者,但这种努力导致的只是疏远和失败,鲁迅认识到这一现实后,“虽然自有无端的悲哀,却也并不愤懑”,[3]他在这一经验中反省,认识到自己“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3]置身于这沉闷庞大的生活场中,他们的清醒增加了精神上的苦痛绝望.鲁迅也深深体会到这种觉醒后无路可走的痛苦,他用了种种方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自己“沉入于国民中”“回到古代去”,他以为自己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3]但在小说中,他于绝望中不断地抗争,自我的精神与所认识的现实不断产生对抗, 在绝望中反抗绝望,也正是作为“精神之战士”的鲁迅精神力量所在.
三、朴素之民的“笑”
在鲁迅小说中除了众多的庸众和觉醒者之外,还有一些“朴素之民”,在鲁迅的眼中他们是“未失气禀的农人”,他们“心思纯白,未曾经过‘圣人之徒’作践”[5].“没有受到各式文明的各种侵蚀,各种改造,因而是所谓‘古民’还保持着生命的原始状态”.[6]在《呐喊》《彷徨》里除却庸众众生态的“笑”和独异者寂寞的笑,我们依然听到“朴素之民”的健康明朗的笑声,他们来自作者的童年记忆中“鲁镇”的闰土（《故乡》）、双喜们（《社戏》）,还有来自于异乡诗人爱罗先珂（《鸭的喜剧》）.活泼的少年闰土、热情好客的双喜们都给童年的“迅哥”带来了欢乐,飘散在“月下瓜田”里和“看戏归来”途中的这些少年纯朴爽朗的笑声是由衷的、畅怀的.然而这些健康的声音在无边窒闷的生活中是微弱的,也终将被淹没.中年闰土那一句“老爷”击破了“我”寄予故乡的希望,使“我”原本打算在故乡美好的回忆中暂得灵魂安慰的美梦破灭,不得不再次出走.而生活在鲁镇大环境中的双喜们也同样逃脱不了变为庸众之一员的命运.正如钱理群所说：“民众的‘天性’一旦‘在名教的斧钺底下’,被砍伐殆尽,像阿Q那样,成了‘正人’,半通不通地懂得了‘圣贤’之道时”,[6]就构成了鲁迅所说的“众庶”,即庸众.少年闰土和双喜们自然、纯净、健康的笑,是鲁迅对童年岁月那份纯真快乐的怀念和对淳朴敦厚的人性的认同和皈依情结,同时包含了对现实的否定.在沉闷的“铁屋子”中,要是一味地混沌,大概也不会产生绝望,然而正是因为存在这样明朗健康的笑声,而它却是注定了被同化的宿命,这对于清醒者而言,更是濯心痛首.
鲁迅坚持以清醒的态度真实描摹现实,小说中他借各种笑态的展示,以喜剧的手法悲剧性地显示出那个时代背景下真实的国民性、真实的大众心态、真实的社会文化思想大环境,他将悲喜剧风格交织来展现人物悲剧命运的方式,使其对封建思想文化的批判空前深刻.隐含在喜剧表象下的是他精神的悲愤绝望连同他的深刻批判,在整个20世纪以及今天,甚至未来的中国,都起到了触及灵魂、发人深省的效用.
注释：
[1]李欧梵：《来自铁屋子的声音》,《现代性的追求》,北京：三联书店,2000年版.
[2]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的》,《鲁迅全集》（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第512页.
[3]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4][6]钱理群：《与鲁迅相遇》,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17页,第91页.
[5]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全集》（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33页.
（张宁 陕西丹凤 陕西职业技术学院 7100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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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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