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传统书院何以消亡？，本文是书院有关论文范例和消亡和传统书院和书院有关硕士学位毕业论文范文.
摘 要: 书院作为我国封建社会中后期传统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然而在清末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却走向了消亡.这终究是一大历史遗憾.书院何以消亡？从其自身方面来探寻,办学方向未能适应近代中国社会变革发展需要,培养目标未能与近代中国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应,课程内容未能与社会进步及其人才培养的需要相吻合,教学形式未能与新型人才培养的要求相契合,学术研究未能与科学发展的世界潮流和近代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相一致,地理位置未能与外界开放的近代社会环境相交流,是书院消亡的内在深层原因.
关键词：古代教育；书院；办学方向；培养目标；课程内容；教学形式；消亡
中图分类号：G649.29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７）0１-0088-06
收稿日期：2016-10-28
作者简介：张传燧（1956-）男,贵州石阡人,湖南师范大学“世承人才计划”学术带头人、国家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学、课程与教学理论、中国教育史等学科领域研究；袁浪华,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
近些年来,随着现代学校教育制度暴露出一些严重的弊端,一些学者便把目光投向历史的过去,希望借助传统教育的力量来拯救现代学校教育的危机.书院便是其中之一.书院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相对独立于官学和其他教育形式的一种重要的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机构,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1].到清末,书院已经相当普及,“十八行省的通都大邑无不皆设书院,即便是山村水寨,也可寻觅到书院的踪影”[2](p217).但是,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清政府一纸诏文,宣告了传统书院的终结：“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3]书院彻底结束了其在中国教育舞台上的历史使命.尽管这些年不时也有新的“书院”的诞生,但也仅有其名而无其实而已.那些企图以书院来拯救当今教育危机的招魂式的梦呓般的学术呼唤也挽救不了书院消亡的命运.诚然,书院仍有很多值得当代教育借鉴的东西,笔者也写过论述借鉴书院精神或者传统的文章[4],但从总体上说,书院已经成为过去.书院何以消亡的原因很复杂,本文拟从书院的办学方向、培养目标、课程内容、教学形式、科学研究、地理位置等方面来加以分析.
一、办学方向未能适应近代中国社会变革发展的需要
书院在其发展历程中,办学方向发生过几次转变：最初以藏书、刻书、读书为主,后来为克服学校沦为科举的附庸,实现养士与取士结合以培养传道济民之才,再到清代书院取代官学成为培养国家统治人才的中心.可见,书院作为一种社会的教育机构,其办学方向在不断地做出调整以适应时代的需要.清代书院的办学目的主要体现在两方面：其一,对于而言,面向国家统治的需要,培养科举致仕人才.如：陈寿祺在担任鳌峰书院山长时曾言“科举者,人生显晦假途于此,安可废也”[5](p90).其二,对于民间而言,承担着普及文化知识、教化万民的任务.《礼记·学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在中国传统社会里教育及学校长久地承担着“教化万民、化民成俗”的重任.显然,书院是以面向国家政治、面向科举考试、维护统治为办学方向.战争以降,面对列强入侵,救亡图存、国富民强成为举国之期盼.为了抵抗列强的侵略、推动社会的发展,迫切需要大量经世致用的实用性专业技术人才.新型人才的培养对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迫切要求学校教育调整办学方向,面向发展近代工商业办学.然而书院却对此时势视而不见,反应迟钝,虽有一些“经世致用”办学的尝试,也并未改变整个书院办学的方向.
伴随社会近代化而来的应是教育的近代化.譬如,从十九世纪开始,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开启了适应社会发展需要、面向经济建设办学的高等教育近代化浪潮.1826年,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的建立拉开了新大学运动的序幕.一大批服务于社会经济的发展,注重科学、数学和商业等现代学科的城市大学应势而生[6].美国国会于1862年通过的《莫雷尔法案》提出联邦政府通过拨地给各州兴办应用型学院,以培养服务于各州工农业建设所需要的人才.法国于1860年之后,随着工业化的发展,高等教育在培养国家官吏和军事人才的同时还迎合工业化的需求,一方面在现有的机构中开设有关课程,另一方面设立新型高等教育机构,大量开设工科课程,为地方工商业发展服务[7](p94).德国在19世纪70年代以后,众多的专门学院、高等工业学校升格为工科大学,强调满足国家工业化的发展需要,培养应用型科学技术人才.显然,中国的书院仍然恪守着为政治和纯学术服务的传统办学理念,未能及时跟随世界高等教育发展的大势和潮流,转变办学方向,服从和服务于社会经济建设和国家发展的需要,最终逃脱不了被社会、时代所抛弃的命运.这是导致书院走向消亡的重要原因.
二、培养目标未能与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相吻合
以面向政治、为科举服务的传统书院,恪守以培养科举致仕人才为目标.不仅旧有书院是如此,连大多数新建书院也是如此.譬如,据《重修白鹿洞书院记》记载：“凡在洞童子英俊有志者,另期考试,拔尤者四人入南康府庠中”[8](p541).因州府县学的生员需是秀才出身,所以白鹿洞书院是以科举人才为目标.道光八年（1828年）创建的彝山书院就定位为“专为童子月考之地”[8](p540).乾隆十七年（1752年）彭时捷所作《锦云书院碑记》曰：“使学于此者,……,处为正士,出为良臣.”[9]建于乾隆十二年（1747年）的河北东阳书院是因“近年科甲浸以廖廖也,……,且以肄业无专地”[2](p273)而建.再如,阮元创办诂经精舍（嘉庆六年,1801年）和学海堂（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以培养从事汉学研究的人才.阮元曰：“精舍者,汉学生徒所居之名；治经者,不忘旧业,且勖新知也”[8](p529).据书院史研究专家邓洪波统计,清代书院中官办书院占56.67%,民办书院为42.7%,且官办书院多为县、州、府、道、省、联省各级书院,直接决定生员的出路,而民办书院多为底层书院,起普及、预备作用[8](p460).可见,清代书院绝大多数仍以培养科举和学术研究的传统人才为目标,其中又以培养科举人才为主流.邓洪波指出：“清代大多数书院是从事以八股文为核心的科举教学,书院取代官学成为培养科举人才的主要机构,这既是清代书院在科举社会中存在的合法性的重要依据,也是其在清代失去存在合法性的主要表现.”[8](p552)与办学方向落后于近代社会发展的要求相一致,培养目标不合时宜,也是致使书院最终丧失了在近代教育体系中的合法地位的重要原因.
为何说传统书院的人才培养目标是不合时宜的呢？我们知道,清末之季,中国社会处于前所未有的大变局之中,救亡图存、变革图强、富国强兵,发展近代工商业,成为当时中国的首要政务.因此亟需大批近代政治、军事、科技、实业、外交等方面的实用专业技术人才.但书院却仍然抱着通晓义理、熟读经典、崇尚德行的“虚才”培养目标不放.显然,传统书院对这些变化要求的反应是迟钝的、落后的,也难以培养出这些新式人才,以至无论洋务派还是维新派都不得不另辟蹊径,建立新学.其中特别要提到的是“晚清通晓学务第一人”的张之洞,他每为官一处都办学一方,不仅在山西太原、四川成都、湖北武汉等地创设了传统性质的书院,还创办起了从幼稚园到大学、从师范学校到农工路矿商蚕学校、从普通教育到职业教育的各级各类学校.后来晚清政府正是以他创办的学校系统为蓝本,颁行了《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在当时的背景下,国家振兴、民族富强仅仅通过培养重视传统知识学问的人才是完全不够的,还需培养大批不同于传统人才类型的实用型人才尤其是科学技术人才.西方列强正是通过改革传统教育、新办各类专门学校以培养专门的、实用的人才.譬如,以美国赠地学院为代表在造福国家社会之时,也成就了自己在现代教育体系中的的强势地位.再譬如英国,“19世纪后期,以牛津和剑桥大学为代表的传统大学也像其他新型高等教育机构一样,逐步开设适应工商业发展的课程,如造船、化学工程、电子工程等”[7](p107),以培养应用型或曰实用型人才.在中国,洋务学堂、维新学堂的出现也是一个有力的证明.但是,书院面对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大势,面临国家危机民族危亡,面对救亡图存富国强兵的历史使命,却并未完成这种转型,未能适应中国近代社会发展对实用人才的需要.书院因此就逐渐失去其在国家教育体系中的重要地位,最终难逃消亡的命运.
三、课程内容未能与社会进步及其人才培养的需要相吻合
学校人才培养目标是靠课程体系来保证的.在为政治和学术服务的办学方向和培养应举考试和学术研究人才的目标下,晚清书院在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上显然也未能与社会进步及其人才培养的需要相符合.
清末书院的教学内容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重视义理与经世之学；一类是以考课举业的内容为主；一类是以朴学精神倡导学术研究方面的内容[10].在清代,书院已经取代了官学成为科举人才培养的中心机构.因此,为了满足科举考试的需要,书院在选择课程内容之时,主要以科举考试所规定的内容即四书五经（六经）为主.由李文炤所作《岳麓书院学规》规定：“《四书》为六经之精华,乃读书之本务”[5](p173).《海东书院学规》（作于1740年）强调“‘六经’为学问根源.士不通经,则不明理”[5](p97).凝秀书院（建于1760年）的创建者朱一深认为：“圣贤精义具在五经,其日用之切,于人若布帛菽栗之不可离也”[5](p151).各家学说在书院课程内容上也有一定的地位,“士子读《四书》、《五经》之外,典籍尤多,非深阅历,学问难得渊博,如史鉴、诸子百家,皆不可少之书”[11](p41).杨绳武作于乾隆二年（1737年）的《钟山书院规约》要求生徒“穷经学、通史学、论古文源流、论诗赋派别”[5](p25),可见传统的知识内容是当时钟山书院学习的重中之重.同时盛行于清代的汉学,也在当时书院教育内容中占有一席之地,诂经精舍的楹联为：“公羊传经,司马记史；白虎论德,雕龙文心.”[12]可见《公羊传》、《史记》、《白虎通义》、《文心雕龙》等汉学经典也是书院课程的重要构成.有些新建书院强调兼通经史,如湘水校经堂强调“奥衍总期探许郑,精微应并守朱张”[13].从课程内容可以看出,受培养目标的制约,清末书院仍以传统经史之学为主要课程内容,对近代科学技术知识采取拒斥的态度.即使有些书院开设了一些新式课程[14],也只是初步的尝试,并且还只是传统所谓实学课程的改良,远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科学技术课程,况且在书院课程体系中不占主要地位,充其量是种点缀,丝毫没有改变书院课程的传统性质.课程内容的陈旧落后,严重延缓甚至阻滞了新式实用型人才的培养.在西方国家以培养专门人才为目标的学校中,最突出的不同就是体现在课程内容上的不同.法国大革命后建立的学院多是军事、机械、农业、医学等院校,课程也多为近代新兴实用性学科,如：战略战术、机械学、制图、农业、生理解剖等[7](p90).在19世纪末的英国,面向工商业发展服务的城市大学或学院开设的课程几乎都是工程、机械、造船、采矿、酿造和冶金等方面的职业教育课程[7](p105).社会近代化的发展,要求教育转变培养目标,培养目标的变化要求课程内容上的变革.中国的书院却秉承着传统教育的路线,课程内容仍以传统知识为主,没能做到课程内容的与时俱进,也就无法培养社会所需的专门人才,服务社会的任务也无法顺利进行.如此下去,书院必然失去其主体地位而逐步走向消亡.
四、教学形式未能与新的实用型人才培养的要求相契合
与人才培养目标及其课程内容的要求相适应,清代大多数书院的教学仍然以读书写字习文练程式为主,与现代人才培养相适应的实验、实习、实践等实践型、户外型教学方式方法在书院里几乎看不到踪迹.学生学习的目的是为了参加科举考试获取功名,而明清科举考试盛行八股文,因此八股文写作的教学和训练也就成为了书院教学的核心方式.学习八股文,熟读、记诵《四书》、《五经》等典籍是为前提,因而儒家经典诵读也就成为了生徒主要的学习方式,如“宋郑耕老综《论语》、《孟子》、《孝经》、《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周礼》、《左传》全文,数之共得四十八万字.准以中人之资,日诵三百字,不过四年半可毕”[5](p81).福建诗山书院的章程要求“生员《四书》、《六经》自必诵过,然顾者尤不可不温”[11](p114).文石书院规定“每五日,又于已熟之熟,按簿抽背一次；或余于公事之暇到院,亦安簿抽背,以验其生熟”[5](p103)来检验学生.日常熟读、记诵占据了学生大多时间与精力.在记诵之后,章学诚认为需要“究悉先儒训诂,会通师儒解义,则执笔而为举业,亦自胸有定见,不为浮游影响之谈”[5](p2),着重义理的理解与贯通.在李火炤看来,“作文,当规仿古文,宜取贾、韩、欧、曾数家文字熟读,自得其用”[5](p174),揣摩和模仿前人所作的时文也是生徒重要的课业.八股文教学以记诵为基础,着重义理的理解,以模仿学习为方式,重视严格的格式.鲁迅先生曾这样写道：“八股原是蠢笨的产物.一来是考官嫌麻烦——他们的头脑大半是阴沉木做的,——甚么起承转合,文章气韵,都没有一定的标准,难以捉摸.因此,一股一股地定出来,算是合于功令的格式.用这标准来‘衡文’,一眼就看得出多少轻重”[15].如同人们对八股文批判最多的是其对思想的禁锢.八股文教学严重阻碍了学生思维能力的发展,严重压抑了学生创造能力的养成,不利于人才尤其实用型人才的培养.而近代中国迫切需要各类经国济世的实用专业人才,在要求书院转变办学方向、调整培养目标、改革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的同时,迫切需要改革教学方式,加强实践环节,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重视实践能力培养.教学是人才培养目标实现的基本途径和有效方式.西方大学在向近代转型之时,在转变培养目标的同时,尤其强调教学方式方法的改革.譬如在19世纪后期的法国工科学院,以物理学专业的学生为例,在修习“普通物理学、化学、机械学、热力学、电学”等理论知识的基础上,要求学生“毕业前每天约有70%的时间做试验,此外还要花3至6个月时间参加实习,以获得实际操作技能”[7](p95).可见专门学院在教学上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培养,以造就能够适应国家需要的实用专门人才.建于1737年的哥廷根大学上课多采用讨论、实验观察等新方法,即使对古典文化的研究也抛弃了背诵、模仿等做法[16].1824年德国化学家李比希在教学中一改以往大学只讲授教材并根据教材进行实验的做法,而是建立一个专门的教学实验室,使所有学生都能亲自参加实验[17].我国众多书院的教学方式则仍然沿袭传统,注重经典诵读,死记硬背,采用八股教学,相互中西文训练,远离社会生产生活需要的实际,缺乏必要的实际操作训练,既无法满足学生在近代社会生存之需要,又无法适应社会近代化发展之需要,最终难以摆脱被时代抛弃的命运.“在八股取士几乎是士人仕进的唯一途径的社会,书院只有开展科举育才才有作为教育机构存在的必要性,但成为培养科举人才的主要机构后,也丧失了诸如自由讲学、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等长期以来的书院存在的基本要素,使书院逐渐成为与官学职能重合的机构,将其改制为适应近代化进程的学堂也就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2](p286).
五、学术研究未能与科学发展的世界潮流和近代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相适应
书院在中国传统社会的中后期,一直承担着学术研究的重任,其研究主要以传统知识为主,注重思想文化领域以及“形上”之学的研究,对于传统学术文化的延续和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清末书院仍然秉承着这种历史传统,在继承基础上还有所发展,学术研究集中在儒家（理学、心学）与汉学.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都仍以“学达性天”为旨趣,福建考亭书院则为“诚意在心,阐邹鲁之实学；主敬穷理,绍濂洛之心传”[2](p236),儒学研究可见一斑.在原敬看来,“读书乃穷理之一端,其词细绎,其义始焉,以我之心穷乎圣贤之心,继焉以圣贤之心易乎我之心,斯为真读书,斯为真穷理”[5](p122),可见读书穷理,继承圣贤,专研儒学也是书院的重任.汉学研究则是以汉代经学为主要研究对象.阮元强调“崇宋学之性道,而以汉儒经义实之,圣学所指,海内响风”[2](p262),“圣贤之道存于经,经非诂不明.汉人之诂,去圣贤尤近”[2](p273).钱大昕在钟山书院时,曾“与诸生讲论古学,以通经读史为业”[8](p523).乾嘉汉学的兴起拓展了书院的研究范围,带来了书院学术史上新一轮的昌明.但这种古典式研究到近代就显得日趋跟不上时展的要求了.思辨研究作为古老而传统的研究方式已经难以一统天下了.
自1840年后,世界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古老中国封闭紧锁的天朝大门,社会进入近代时期.十九世纪的世界是一个生产力突飞猛进的时代.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代替了工场手工业生产,它“取决于一般的科学水平和技术进步,或者说取决于科学在生产上的应用.”[18]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科学尤其是自然科学受到了全社会的高度重视,科学研究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和时代主题,科学获得了长足进步和突飞猛进的发展.作为学术研究中心机构的高等教育机构迅即担负起研究科学发展科学的重任.为顺应科学发展的要求,1810年以教学和科研为中心的作为“现代大学之母”的柏林大学应运而生,把近代科学研究带入大学,并使大学在近代科学的发展中占有着重要的地位,发挥出重要的作用.据统计,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德国的14名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得主都是大学教授,其中有8人来自柏林大学[19].英国的传统大学在德国研究型大学的影响下,也开始从事物理学、生物学、细胞学、免疫学、遗传学等方面的科学研究[7](p107).与自然科学技术的发展相适应,在研究方法上,实证主义受到普遍重视,各种自然科学实验方法的出现及广泛应用为人类更好地认识客观世界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为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开辟了道路.如哥本哈根大学的托马斯·巴托林通过解剖发现了人类淋巴系统；莱顿大学的瓦勒通过对动物进行实验证实了哈维的血液循环理论；西勒福通过实验发现当渗入酸性乳糜的血液在心脏同含有碱性胆汁的血相遇时,人的体温会升高[20].同时随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诸如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等近代社会科学也在大学里生根发芽,如法国的国立文理研究所就将社会学、法律学、经济学等作为研究内容[7](p92).与此相反的是,在古老的沉睡的东方大国,书院却固守传统学术不放,抱残守缺,闭门思辨,未能及时转变学术研究方向,跟上科技发展的步伐.受研究内容的限制,书院的学术研究方法也没能紧跟时代,而是沿袭“学问思辨行”的传统治学模式,重视思辨研究,强调博学精思、切己体察.在卢文弨看来,“理何以明,要以身体而力行之,时时省察,处处体验”[21](p98).桑调元在其所作《大梁书院学规》（乾隆年间）曰“穷经之大致有三：曰博综,曰折衷,曰自得”[5](p160),可看作是书院治学方式之一.书院的汉学研究主要采用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两种方式,专课经史考据、训诂之学,着重义理阐释.如：钱大昕以训诂为研究方法,重视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考证[2](p263).吴景贤在《紫阳书院沿革考》曾言“自是以后,六邑学者,弇然皆宗汉学,治学皆主考证事物训诂”[21](p87).因此,书院无论是在研究内容上还是在研究方法上,都与当时世界科学研究形成了强烈的对比,远远落后于时展的潮流和需要.书院学术研究落后于时代潮流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书院被新式大学取代,从而使自身难逃消亡的命运.
六、地理位置未能与外界开放的近代社会环境相交流
传统书院最初是私人读书、休闲、归隐的场所,重在修身养性,因此一般都办在山清水秀、远离尘嚣、幽静隐秘的地方.书院的主人以及到访的读书人一般不问世事,过着逃离尘世、退隐归寂的田园牧歌式生活.“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是一些读书人厌恶政治、厌恶科举、厌恶现实社会的生活写照,也是书院与社会政治和现实生活若即若离的写照,是那个时代教育与社会政治关系的客观反映.清代书院的整体重心在南方,书院发达地区分别为直隶、江苏、河南、浙江、湖南、云南、江西、福建、广东、四川,除了直隶、河南外其余均为南部省份,这些南部省份的书院总数为3601所,占总数的61.7%[8](p452).雍、乾时期建立的23所省会书院（当时教育学术中心）中,就有16所是位于南部省份.清代中后期所增设的新生代省会书院也保留着这种势头[8](p510).而这些地区远离当时的政治首都北京,远离社会政治经济发展中心,也就较难把握社会发展大势,同时也无法把自己的学术研究成果较好地传播出去,难以产生足够的影响力.加上当时交通不便,即使国家有什么关于高等教育改革发展的新动向,传到当地也已时过境迁.根据邓洪波1997年对书院的统计数,清代首都北京及周边城市天津的数量分别为18所、15所[8](p455),从数量上可以直观地、正面地反映书院对国家中心的整体交流情况.著名书院多为避世之士出于“出世”态度而建,在创办之初就受到了传统“天人合一”理念的影响,因此在选址时一般都会考虑山清水秀之地,以躲避世俗纷争以专研学问,寄情于山水以陶冶性情.人们所熟知的著名书院如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石鼓书院、考亭书院等多藏于名山大川之中,岳麓书院的门联“藏于名山,纳于大麓”就是其真实写照.这造成大多数书院的地理位置都较为偏僻,从而阻碍了其与外界的人员与信息交流.
进入近现代,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高等教育也越来越从社会的边缘走进社会的中心,主动参与社会经济生活,因此其所处的地理位置就越发显得重要了.可以说,近代大学都是以城市为地域中心、以服务近代工商业发展为核心的经济建设为办学方向,以培养经济、科技、外交、军事等方面需要的实用型专业人才为目标.所以,近代所建立的大学如英国的城市学院、德国的柏林大学、美国的赠地学院以及中国的洋务学堂等都是处于城市中心的位置.因而,书院远离城市中心、远离经济建设,落后于高等教育的时展趋势,地理位置的封闭性,学术研究的保守型,办学理念的落后性,最终使自身被时代所淘汰.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说：“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诗经·大雅·文王》：“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礼记·大学》：“苟日新,新,又日新.”书院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后期的千年文化教育发展史上适应了当时社会经济和文化教育发展的要求,克服了科举及官学的不足,融合了养士与取士的功能,发展了学术,培养了人才,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社会的发展,所以能够长盛不衰,有其现实的合理性与理论的合理性.但到近代社会这个中国数千年一大变局时期,却陷入保守、封闭、落后之境地,从办学方向、培养目标、课程内容、教学形式、科学研究到地理位置等方面都极大地落后了,所以最终难逃消亡的命运.这也说明,任何事物,尤其书院,只有紧跟时代、顺应潮流、吐故纳新、开拓进取、锐意创新,才能适应社会和时展的需要,也才能在社会发展中发挥出应有的积极作用.否则,自身消亡和被适应时展的新事物所取代,在所难免.
参考文献
[1]张传燧.中国教育史[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219.
[2]邓洪波.中国书院史[M].上海: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2004.
[3]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四）[M].北京:中华书局,1958:4719.
[4]参见张传燧,邓素文.自由自主:书院教育精神及其现代启示[J].大学教育科学,2005（01）：5-8；张传燧.古代书院传统及其现代大学借鉴[J].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06（01）.
[5]邓洪波.中国书院学规[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0.
[6]柳友荣.英国新大学运动及其对我国应用型本科教育的启示[J].高等教育研究,2011（08）:94-99.
[7]黄福涛.外国高等教育史[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
[8]邓洪波.中国书院史(增订版)[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
[9]李定开.重庆教育史(第一卷)[M].重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265.
[10]熊明安.中国高等教育史[M].重庆:重庆出版社,1988:370.
[11]邓洪波.中国书院章程[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0.
[12]邓洪波.中国书院楹联[M].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0:38.
[13]季啸风.中国书院词典[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6:221.
[14]张传燧,李卯.晚清书院改制与近代学制建立的本土基础[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2012（3）：91.
[15]鲁迅全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522.
[16]吴式颖.外国教育史教程[M],北京: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39.
[17]贺国庆.西方大学教学方法变革考[J].教育研究,2014,08:125-134.
[1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217 .
[19]别敦荣,李连梅.柏林大学的发展历程、教育理念及其启示[J].复旦教育论坛,2010（06）:8-15.
[20]易红郡.近代早期欧洲大学中的科学研究[J].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刊,2012（04）:134-144.
[21]刘玉才.清代书院与学术变迁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责任编辑 李震声）
上文点评,此文是关于对写作消亡和传统书院和书院论文范文与课题研究的大学硕士、书院本科毕业论文书院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文献综述及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有帮助.
参考文献：
1、 鉴往知来：以人为中心的书院教育传统 陆锋磊【摘 要】钱穆剖析东西方教育文化称“中国宋代的书院教育是人物中心的,现代的大学教育是课程中心的” 他力图将“人物中心”的智慧作为着力点,传承书院血.
2、 美国传统零售业终于被互联网撂翻了？ 文IPengfei Li2017年8月份美国商业新闻最热门的话题之,就是传统零售业在互联网的冲击下节节败退 在美国经济强劲增长的2017年,标普500公司里的零售类公司表现却最差,比—年前.
3、 QA传统艺术机构魅力不再？ 整理Ⅰ Vela国外艺术市场的动荡局面,从某种程度上也引起了行业内的躁动,甚至于很多艺术收藏爱好者都开始担忧这是否会引起“蝴蝶效应” 曾经看似光鲜亮丽的艺术机构为何不再具备吸引.
4、 当代艺术打通传统文脉？ 编辑／张敏中国当代艺术已经走过了30年,这期间,受西方现代主义思潮影响,各种艺术表现形式可以说是层出不穷 当下,艺术家们又极力追求西方当代艺术表达方式和观念,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由于人们对传统文化和传统.
5、 数字印刷和传统印刷，究竟是竞争还是合作？ 数字印刷在包装上可能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传统印刷技术却仍然是独一无二的 日前,记者与来自艾司科（Esko）,富林特（Flint Group）,赛康（Xeikon）和海德堡（Heidelberg）.
6、 新零售时代，传统企业能破除转型困局吗？ 从2016 年至今,在马云提出的“五个新”里,只有新零售真正落地成为一种方向性的启示,但却也真正撬动了整个商业市场 对于传统企业来说,洪流将至,无人可以全身而退 其实,近年来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