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大国区域经济空间新格局下中心城市新方位，本文是城市发展类有关论文范文与区域经济发展和大国和新格局方面毕业论文格式模板范文.
摘 要：在实施以构建与完善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新格局为主体的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中,按照城市化发展一般规律认识城市的“历史性地位”,无论何种规模型级的大中小建制市,其在城乡共存的区域发展空间内所产生的影响力、拉动力和辐射力,都发挥着“中心”作用,在理论上都可以称之为“中心城市”.中心城市在城乡共存的区域发展空间内发挥“中心”作用,需要在“溢流效应”最大化的过程中,拥有越来越大地释放“火车头”能量的“溢流”源泉；需要把握好中心城市发展新方位新趋势,不断创造发挥“中心”作用的新模式.
关键词：中心城市；新方位；发展；研究
近期,笔者针对中心城市在实施以构建与完善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新格局为主体的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中,如何在实现“溢流效应”最大化的过程中,把握好发挥“中心”作用的新方位新趋势,最大限度释放城市所拥有的“火车头”能量,拉动城市圈群的发展,做了较为详尽的实证研究,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继续深入研究的重大课题.本文所研究的主体对象是,在城乡共存区域发展空间内,不分城市规模型级,只要能充分发挥出“中心”作用,并被认定为具有不同层级功能的建制型中心城市.
一、城市在人类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客观具有的历史性地位,决定了需要在城乡共存的区域发展空间内发挥“中心”作用
在新常态化下实施以构建与完善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新格局为主体的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不同规模的城市释放着不同的“火车头”能量.笔者在《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新格局理论与实践新发展的研究》一文中[1],提出了如下的观点,按照城市化发展一般规律认识城市的“历史性地位”,无论何种规模型级的大中小城市,其在城乡共存的区域发展空间内所产生的影响力、拉动力和辐射力,都发挥着“中心”作用,在理论上都可以称之为“中心城市”；从城市化发展的特殊规律认识城市的“历史性地位”,一般是把县级（镇级）建制市称之为县域中心城市,把省辖建制市称之为大区域的中心城市,把超大城市和一部分特大城市或大城市建成为国家级的中心城市；国家通过现代化与国际化相结合的制度性标准,认定不同层次和功能的中心城市.遵循城市化发展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更高更快地推进新常态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极其需要建设不同层级的中心城市,这是不可遏止地经济社会发展大趋势.站在“发展大趋势”所决定的新方位新起点上,需要更加深刻认识如何建设不同层级中心城市的问题,使其在城乡共存区域发展空间内充分发挥“中心”作用.
（一）顺应中心城市发展新方位新趋势,适时把握好国家新区建设进程,使之完成由国家新区向历史文化名城的伟大跨越,成为新层级的中心城市.
党的十八大后,国家级新区建设进入以新坐标指向新方位的发展新时期,促使国家级新区在实现“溢流效应”最大化、拥有越来越大地释放“火车头”能量的“溢流”源泉的过程中,成为新层级充分发挥“中心”作用的新城.中国自1992年10月建立上海浦东新区至2016年6月,国家共批准建立国家级新区18个（其中2013~2016年为12个）,分布在东部地带10个（其中东北区域3个）、中部地带2个、西部地带6个,初始批准规划陆域面积为23203平方公里.2017年4月1日党和国家公布建立以河北省域内雄县、容城、安新3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国土空间为主体的“雄安新区”,成为中国第19个国家级新区.雄安新区从理论与实践上创新性的推出国家级新区新的制度性建设模式,促使国家级新区发展迈向新的更高的历史发展阶段,呈现出新的更高的发展新形态,把新常态化下实施以构建与完善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新格局为主体的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推向新的历史高度,成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伟大里程碑[2].现在需要的是既不要过度解读,也不要束之高阁,而是要实事求是地深刻认识建立雄安新区为什么定位成“千年大计、国家大事”呢？
一是雄安新区的定位决定了其“高起点”建设的历史性坐标指向,必然是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座中国新城（雄安新城）的崛起.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国策后,党和国家决定设立深圳经济特区,在不足十年时间里,使深圳由一个边陲小镇发展成为一个现代化国际化大城市,2016年其完成一般财政收入和实现GDP两项指标排序均居副省级城市前三甲之列,且成为副省级以下城市一般财政收入唯一超3000亿元的建制市,成为一座中国开启国门走向新辉煌的伟大里程碑,引领着珠三角城市群迅速崛起,打造世界级的城市群.1992年10月国家批准建立上海浦东新区后,短短25年的时间,从一片“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套房”的旷野变成今天的投资热土,其几乎是承担了同期国家进行的主要经济试点任务,如建成中国第一个自贸区、变成汇聚财富的金融中心,成功举办上海世*等,其完成的主要经济指标,均在国家级新区中名列榜首,带动长三角跻身于世界六大城市群之列.雄安新区瞄准的就是要比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创造更为辉煌新成就的发展目标,按照“20世纪80年代看深圳、90年代看浦东,21世纪看雄安”的大思路,加快优化京津冀协同发展空间布局结构,加快建成京津冀“国际一流、绿色、现代、智慧”（语）的世界级城市群,由此而定位成“千年大计、国家大事”.
二是雄安新区的定位决定了其发展的全过程,需要始终把同志提出的“七大重点任务”放置于突出位置作为基本抓手,在以约100平方公里特定国土面积为起步区、中期发展国土面积约200平方公里、远期控制国土面积约2000平方公里的空间中,始终显现着城市发展空间新中心,智慧发展新高地,创新创业策源地,持续性开放开发新空间的国家级新区的基本特征.从理性假设视角出发,如果充分利用白洋淀自然与人文资源,将会形成西有青海“中国三江源国家公园”,东有河北“中国白洋淀国家公园”的生态文明新格局；形成有土皆绿、人在绿中,是水皆清、四季花香、处处鸟鸣,山在城中、城在林中,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现代化城市发展新形象；形成城市实施“大花园”发展战略的千年样板,构建成全域宜居宜游市景合一的布局新形态.如果充分发挥企业和国家科学技术机构及高等院校拥有的比较优势,加快高端高新技术企业与机构的汇聚步伐,将会形成南有上海综合性“国家科学技术中心”,北有雄安“国家科学技术推进中心”的国家科技创新体系新格局,使之成为世界瞩目的科学之城.如果将2018年开始举办的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这一具有世界影响意义的重大活动落户雄安新区,必会与“广交会”南北呼应,形成中国发展世界贸易新格局新方位,显现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的更大精彩.还有若干个“如果”.上述若干“如果”的理性假设在不断变成伟大实践的过程中,必将树立起千年大计、国家大事、人民向往的新中心新都城新形象.
三是雄安新区的定位决定了其第一功能是“打造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集中承载地”,这个“第一功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国家级新区生产力发展客观地决定需要从制度层面调整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把具备条件的新区设置为新的城市建制是必然出现的大趋势.从目前的实践看,除上海浦东新区和青岛“西海岸新区”是在一个建制区行政管辖范围进行建设的外,其它都是在跨省辖市或跨省辖市行政管辖建制区县市空间中进行建设的.从雄安新区拥有第一功能是“集中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出发,按照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基本原理,其发展大趋势必然会“独立成市”.由“第一功能”决定的“独立成市”空间布局形态呈现出两大基本发展新格局新形态：一个是全域组团发展新格局.通过优先打造绿色脊梁,以大布局、大水面、大绿地通连组团空间；科学界定容积率,严控开发强度、建筑密度,形成疏朗开阔、错落有致、岸线分明的立体空间整体开发新形态.另一个是宜居宜业宜游发展新格局.通过完善的发展空间组织体系,以规划“九原则”和设计“六统筹”为建设指针,使办公、产业、文化、居住等功能体系组合,形成规划高标准、建设新概念、产业高端化、形象国际化的新形态.
本文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当世界与中国都在热议雄安新区之际,由于解读视角不同、观察发展趋势位置不同等原因,出现过度解读的问题也是不足为怪.建设雄安新区是治国理政伟大学说理论宝库的不朽篇章；是以同志为核心的党面对中国与世界未来发展大趋势,加快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步伐,实现中华民族可持续发展做出的历史性不朽国策；是创新现代中心城市理论,把新常态化下实施以构建与完善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新格局为主体的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推向新的历史高度的不朽抉择；是通过“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科学制度性安排,使雄安新区成为中心城市建设、实现“溢流效应”最大化的不朽范例.雄安新区在由国家级新区向历史文化名城的伟大跨越进程中,随着时间的推移,以中国唯一、世界唯一的新形象,成为与老北京城一样具有世界意义历史文化名城的新地标性特例；成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永不磨灭地不可替代的伟大历史性特例.这样,各地在确立域际发展空间新格局的进程中,在此起彼伏的热议声中,千万要保持清醒地头脑,借鉴的只能是雄安新区实现“溢流效应”最大化地具有普遍性意义的范例；千万不能好大喜功,把“特例”当成“范例”,在域际发展空间布局的实际操作中,盲目提口号,盲目上工程,到头来劳民伤财,出现现代版“东施效颦”的笑话.
（二）顺应中心城市发展新方位新趋势,需要不同规模层级的中心城市,同力拉动共处同一区域空间经济圈群的发展.
循着人类经济社会发展轨迹考察,城市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在农村域际里生长起来的空间；随着适应人类更高水平生存与发展地域条件的变化,又形成不同规模的行政管辖空间；随着人类不断生发越来越大物质与精神的追求,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空间模式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由传统工业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型升级,使位处城乡共存的无论何种规模的城市都需要成为区域发展的“中心”；随着不同规模城市“中心”作用力越来越强的放大,由此而出现了同一的经济圈群空间,形成不同规模层级的中心城市,不同规模层级的中心城市又形成合力,反过来同力拉动共处同一区域空间经济圈群的发展.党的十八大后,全国以抓住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为突破口,坚定地开创以打造城市利益共同体为主题,以实施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新格局为主体的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使中国进入新常态化加快推进以城市圈群为标志的区域协调协同发展新时期.因为城市圈群经济已经成为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新格局形成与发展的增长极点和核心支点,有了这样的“极点与支点”,才能使规模性区域拥有将各种生产要素流动汇聚与扩散的功能和动能,促使生产力空间布局更加科学合理.
遵循城市化发展一般规律和特殊规律的驱使,更高更快地推进新常态化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极其需要建设不同层级的中心城市,这是不可遏止的经济社会发展大趋势.在这种“发展大趋势”的推动下,特别要重视推动一批具备条件的特大镇有序设市,建立“镇级市”；促使“镇级市”充分发挥其在县域空间发展中最直接的中心作用,进而成为在由大中小城市组成的城市群带动大区域发展中,成为不可或缺的“棋子”[3],使之也发挥着“中心”作用.
（三）顺应中心城市发展新方位新趋势,在新常态化下需要科学认定中心城市.
在实践中从制度设计的视角看,建设不同层级中心城市,需要由层级政府认定不同规模层级的中心城市,这是由现实的基本国情所决定的.目前的问题是,层级政府工作部门必须坚决杜绝“跑部认定”、“跑省认定”等现象的发生；必须使认定的不同层级的中心城市,遵循城市化发展规律,都能形成“溢流”源泉,充分发挥中心城市作用,使中心城市在新的伟大长征中,展现书写新担当新担责新形象的新历史[4].
二、中心城市发挥“中心”作用新方位新趋势,形成充分释放“火车头”能量的“溢流”源泉
实证研究成果显示,无论何种规模行政层级中心城市,要充分发挥中心作用,必须拥有释放“火车头”能量的“溢流”源泉.那么这种源泉在新常态化下是如何形成的呢？笔者在《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新格局理论与实践新发展的研究》一文中,首次提出中心城市创新力、枢纽力和结构力（“三力”）的理论概念,论证了创新力是城市内生活力的第一动力,决定着中心城市需要建成全域创新型城市；枢纽力是城市拥有竞争活力的第一功能,决定着中心城市必须建成现代化枢纽型大港口城市；结构力是衡量城市可持续发展的第一标准,决定着必须确立中心城市最适合空间发展的精准性结构定位[5].本文需要进一步论证的是,推动中心城市形成释放“火车头”能量“溢流”源泉,需要以打造核心竞争力为基本抓手,不断提升中心城市创新力、枢纽力、结构力组织运行体系水平,进而促使城市拥有越来越大地发挥带动作用的溢流效应.“溢流效应”的形成,中心城市才能拥有释放“火车头”能量的“溢流”源泉；“溢流效应”的最大化,就是中心城市拥有了永不枯竭地“溢流”源泉.在实践的发展中中心城市如何才能实现“溢流效应”的最大化呢？
（一）牢固地把创新摆在中心城市发展全局核心位置,形成创新组织运行体系.
在“五大理念”指挥棒中居首的是创新发展,创新是中心城市实现“溢流效应”最大化的第一动力[6]；创新组织运行体系的三要素是：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人才创新.
一是中心城市的制度创新,就是要全力释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独有的伟大制度力.理论揭示,制度创新在创新组织运行体系中始终位居首位,因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能够形成发展源泉列首位的必定是制度创新所产生的推动力；新常态化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核心是通过新制度的不断供给,促使被过时了的旧制度所钳制的社会活力、企业活力等全部顺畅地持续释放.
提高制度创新水平,全党全社会要高举治国理政伟大学说的光辉旗帜,决策层与管理层要通过向书本学习、向实践学习、向群众学习,不断增强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自信本领,彻底消除客观存在的“本领恐慌论”.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人民大众的公共需求正在从生存型向安全型、享受型、发展型转变,从低层次向高水平、从重数量向重品质转变,从整体性向差异性转变.“三大转变”决定了政府必须创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体制与机制,完全打破城乡界限,以建立基本公共服务新标准体系为标示,形成满足“三大转变”的新供给制度,开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新局面.
提高制度创新水平,在实践中中心城市要最大程度释放城市所具有的“火车头”能量,形成强大的“溢流效应”.现阶段除了城市自身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进行生产关系的调整,以不断强化“溢流效应”,也需要通过国家和省级层面赋予与中心城市地位相适应的制度性权限,使城市在城市圈群中能够承担起权责对等的历史性担当,为中心城市这台“发动机”开足马力提供制度性保障.如目前,环渤海城市群、长三角城市群、珠三角城市群等都提出打造成世界级城市群的概念.理论上的概念要转化成有效的实际操作方案,唯有让中心城市拥有永不枯竭的“溢流”源泉,才能完全释放中心城市的“火车头”能量,加快推进打造成世界级城市群的发展进程,否则,只能是放“空炮”而已.
二是中心城市科技创新,就是要建立以国家或域际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与技术创新中心、科技资源开放共享平台为主要支撑的“城市国家科技创新体系”[7].科技革命是不断深刻改变世界发展格局、深刻改变城市发展态势的强大推动力.进入新常态化新时期的中国要站立在世界科技革命的“潮头”,需要城市实施好科技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核心问题是“创新”.没有科技创新,就没有科技革命.城市遵循社会主义现代化科学力发展规律,需要通过改革,创新制度,聚焦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构建城市国家科技创新体系.新常态化新时期,只有建立起城市国家科技创新体系,才能使城市真正拥有以科学力为核心的强大科技推动力.“城市国家科技创新体系”概念的内涵是,由驻城的不分部门、不分系统、不分所有制、不分大小的包括研究机构、大专院校、企业等在内的全部科技机构与单位及研发个体,组成统一的城市科技创新平台.需要指出的是,中心城市建设“国家科技创新体系”,不能贪图“大而全”,需要从市情出发,建立最具竞争力、最富有特色的“国家科技创新体系”.
本文以青岛市为例,实证研究成果显示,该市是拥有中国第一座国字号“海洋科技城”和“海洋产业城”的“双肩挑”的世界著名现代化海滨城市；拥有比较完善的以海洋运输业、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海洋造船业、海洋新材料业、海洋石油化工业、海上综合利用业、海洋纺织业、海洋矿业、海洋生物医药业、海洋渔业、海水养殖与农业、滨海与深海旅游业、海洋服务业为主体的海洋产业结构[8]；拥有比较齐全的海洋科技院校所与经营机构和相适应的人才队伍,被公认为国家经略海洋大战略、发展海洋经济的“第一基地”.同时,2014年6月国务院批准建立国家级“青岛西海岸新区”,把中国目前唯一一个以海洋为主题的国家级“新区”定位在城市的西海岸,使之发展成为海洋科技自主创新领航区、深远海开发战略保障基地、军民融合创新示范区、海洋经济国际合作先导区、陆海统筹发展试验区“五区”于一体.经过三年的发展,青岛西海岸新区2016年完成GDP2871亿元,年均增长11.2%,总量居18个国家级新区前三甲；公共财政收入达到223亿元,年均增长13.6%；海洋经济增加值占全市的比重由建区前的21.8%提高至30.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确定“青岛蓝色硅谷”成为中国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青岛通过建设“城市国家海洋科技创新体系”,成为国家技术转移“2+N”体系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国家实施海洋大战略的第一基地；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海洋科技创新中心,成为新常态化新时期把三大要素密切结合于一体,国家实施“向海经济”发展战略的成功范例.
三是中心城市人才创新,就是要把握住“一切创新活动都是人的活动”的大方向[9],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把人才作为推动中心城市形成强大“溢流效应”的第一资源.目前中心城市普遍以全域为平台,紧紧瞄准国家创新人才推进计划中的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重点领域创新团队、科技创新创业人才、创新人才培养示范基地四大内容,运用多方式、多渠道,加快吸引越来越多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掌握核心关键技术、具有重大引领水平能力等创新创业人才；大力培育一大批企业家,大力培育一大批掌握新经济业态与传统产业技能的“大国工匠”.实证研究成果显示,上海利用建设国家科技创新中心的大平台,以制定能够最大限度调动人才积极性的分配政策,形成国内外人才涌流集聚新态势.
（二）牢固地确立通过“港城一体化”,形成枢纽型大港口城市组织运行体系.
现代经济发展一般规律揭示,枢纽型大港口是依托不同层次中心城市的发展而实现发展的；城市依靠所拥有的以港口为主体的枢纽交通而逐步发展起港口经济,不断强化“中心”功能,成为现代化中心城市,进而以中心城市强大功能带动城市“圈群”经济的发展.中心城市形成枢纽型大港口城市组织运行体系的三要素是：港城一体化、港区融合发展、完善基础设施.
一是港城一体化.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趋势下,中心城市带动区域经济发展是推动国家或域际经济发展与世界打造“命运共同体”所必须遵循的客观规律,城市化发展的进程决定了中心城市必然要成为枢纽型大港口城市；建设枢纽型大港口城市也必然要依托中心城市行政全域空间.现代枢纽型大港口推动着中心城市全域的发展,促使“枢纽型大港口”与“中心城市”发展空间的高度融合.这种“发展空间的高度融合”,决定了中心城市更多的是依靠枢纽型大港口的发展而发展,并由港城联动向港城合一的方向发展,进而形成港城一体化.“港城一体化”衍生出来的“枢纽型大港口城市”的概念,决定了它是“枢纽型大港口与中心城市全域高度融合”的高端形态,是实施构建与完善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新格局为主体的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基本特征之一,是中心城市发展的必然趋势.从“枢纽型大港口城市”概念的基本理论出发,“要想富、先修路”,路的起点指向何方呢？多模式的港口就是路的起点.这样城市要实现“港城一体化”,必须把“筑港”放在首位,使筑港成为“富”的第一要素,通过不同属性、不同规模、不同类型的港口把所有形态的“路”紧密无缝地连成四通八达立体型海陆空“路网”.
二是港区融合发展.随着越来越强大“枢纽力”推动“港城一体化”的加快发展,中心城市在建设枢纽型大港口城市过程中,正把建设多种类高效枢纽型功能区,作为承载枢纽型大港口经济发展的第一主体空间.这样港区融合发展成为必然的发展大趋势,其核心内容是在形成组织运行体系中,把港口综合枢纽优势不断转化为中心城市的“溢流效应”.
三是完善基础设施.城市基础设施是公共产品构成的主体部分,是不断提高枢纽型大港口城市组织运行体系水平,打造中心城市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内容.
（三）牢固地确立中心城市需要长期不懈地坚持适时适应生产力发展而推进城市空间结构调整,形成精准性结构布局的组织运行体系.
中心城市发展空间结构是城市经济社会容纳空间高质高效运行的支柱,只有牢固确立“支柱”地位,长期不懈地坚持适时适应生产力发展推进城市空间结构的调整,形成精准性结构布局的组织运行体系,才能实现“溢流效应”最大化,促使中心城市形成越来越大地释放“火车头”能量的“溢流”源泉.中心城市适时调整和优化发展空间结构是根除现代“城市病”药方里必须具有的“主味药”.中心城市形成精准性结构布局组织运行体系三要素是：功能结构、产业结构、生态结构.
一是功能结构.中心城市空间布局结构的功能突出表现在宜居、宜业、宜游,三者是在一个统一的立体空间中协调运行.从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视角看,城市空间布局功能结构的主要承载空间是多种类园区,以此形成集约化发展新空间的功能结构.这样,遵循精准性结构布局组织运行体系的发展规律,需要不断创造承担人流、物流、商流等功能的多种类园区经济发展新模式,加快推进形成精准性结构布局的组织运行体系.
二是产业结构.产业结构在中心城市建立科学合理空间功能结构的过程中,始终处在首位,只有形成合理的产业结构,才能科学配置与其相关的经济社会功能结构[10].要不断提高扩大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改革水平,切实增加市场的自主选择权,真正体现“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制度性改革的落地落实.中心城市要完善公平竞争、优胜劣汰的市场环境和机制,最大限度激发微观活力,优化要素配置,推动产业结构持续适时的升级,在不断升级中实现“溢流效应”最大化.
中心城市在不断完成产业结构升级过程中实现“溢流效应”最大化,极其需要率先把发展智能制造业作为主攻方向,深入实施工业强基、重大装备专项工程；需要重视发展汇聚创新发展新动能的“独角兽”等新型业态企业,大力发展人工智能为引领的先进制造业；需要创建国家智能制造示范区园,实现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形成高水平的产业结构.
三是生态结构.中心城市遵循“五个统筹”发展规律,不断创造城市发展空间理想的统筹运行生态新模式,实现城市由善政向善治的伟大跨越,形成完善的统筹运行生态结构[11].为此,城市要把新的要素引入原有的制度体系、政策体系、工作体系,以形成新的生态结构布局组织运行体系；要在科学构建自然生态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新体系中,形成以高值高效生态农业为基础,绿色新型工业为重点,现代服务业为主要支撑的高效生态新结构；要以打持久战的韧劲,不断提高能源结构、产业结构、消费结构、联防联控结构等同步调整的水平.
三、高举治国理政伟大学说的光辉旗帜,中心城市充分发挥“中心”作用,不断创造新模式
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中心城市不可更改的历史性地位,要实现“溢流效应”最大化,形成巨大“溢流”源泉,必须以治国理政伟大学说为根本指导思想.中心城市在深入推进中华民族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实践中,高举治国理政伟大学说的光辉旗帜,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不可动摇地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文化自信,引领发展,牢固把握好“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发展方向；需要牢固确立统筹推进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为主题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为主题的根本战略布局的新战略观；需要牢固坚持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四个意识”,特别是核心意识、看齐意识不动摇；需要牢固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经受住“四大考验”,防范好“四种危险”,使城市始终保持和谐、稳定、安全的运行状态；需要牢固扎根以全局思维、战略思维、辩证思维、法治思维、系统思维、底线思维、创新思维为主体的“七大”新思维；需要牢固把握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为主题的“五大理念”这个唯一指挥棒的新战略观；需要牢固遵循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规律、改革开放发展规律、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这“三大规律”为主体内容的发展规律体系,按照“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的伟大定位,全面对接好“一带一路”国家大战略；需要牢固铸塑以富强、、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为主题的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于一体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城市完善的人文价值体系,铸就世代传承的永恒城市精神；需要牢固树立城市以统筹发展空间、规模、产业三大结构,统筹规划、建设、管理三大环节,统筹改革、科技、文化三大动力,统筹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统筹政府、社会、市民三大主体为主体内容的发展方针,创造城市发展空间理想的统筹运行生态,实现城市由善政向善治的伟大跨越,在国家推进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同时,加快推进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实证研究成果显示,中心城市充分发挥“中心”作用,才能实施好以构建与完善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新格局为主体的国家区域发展总体战略.不同层级中心城市客观存在的释放“火车头”能量上的差异,决定着它们面向未来发展的新方位,要真正实现“溢流效应”最大化,并且拥有永不枯竭的“溢流”源泉,充分发挥城市的“中心”作用,唯有不断创造符合域情、符合操作路径的发挥城市“中心”作用的新模式.
（一）县域建制市充分发挥“中心”作用,需要率先承担脱贫的伟大历史责任,创造符合县域的率先脱贫新模式.
目前建制市、尤其是县域建制市,客观存在的贫困域际和贫困人口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最大的短板.在充分发挥城市“中心”作用的进程中,县域建制市承担着率先脱贫第一线的伟大历史责任.为此,必须坚决地落实脱贫攻坚责任制,坚决杜绝假脱贫、被脱贫、数字脱贫问题的出现；必须全力推进扶贫对象、扶贫产业、扶贫方式、扶贫成效、脱贫退出的“再精准”,特别是要把产业扶贫作为打赢脱贫攻坚战放置于首位.
实证研究显示,2017年2月26日井冈山市向世界宣告,经综合测算,2016年全市贫困发生率为1.6%,低于2%的贫困县退出标准.大数据证明,井冈山市2016年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8647元,比2013年的5857元,提高了2790元,其中贫困户人均纯收入达到4500元,提高了1900元；贫困人口由2014年初的4638户、16934人降至到539户、1417人,贫困发生率由13.8%降至到1.6%,低于国家2%的指标；贫困乡村面貌焕然一新,25户以上自然村全部通水泥路、通自来水,所有行政村卫生室、文化室、党建活动室全部达标；村庄整治、产业发展、技能培训、危旧房改造均实现全覆盖,经国家与省主管部门权威性评判后,认定达到贫困县退出标准.井冈山市在全域实现脱贫的同时,坚决把持好“青山绿水就是金山银山”的操作模式,为子孙后代留下可持续发展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丰厚资源,成为最具有取经学习借鉴意义的范例.与此同时,湖北罗田创造的政府+市场主体+银行+保险+贫困户五位于一体扶贫新模式,经第三方测评群众满意度达100%,成为全国推广的“罗田经验”.
近期,凡是到罗田现场取经后,普遍给予肯定；凡到过井冈山市的同志,普遍对县域中心城市在城乡共存空间中创造发挥“市”的中心作用新模式,创造出县域率先脱贫新范例,产生了新认识.这些扶贫新模式充分显现的“真经”是,牢固掌握好 “实事求是求真务实把准方向,善始善终善作善成抓实工作”（语）的24字工作原则和方法.
（二）建制型中心城市在拉动城乡空间发展过程中,应当打造成规模区域空间发展的增长极,形成符合域情推进发展的新模式.
加快推进域际发展一体化是构建与完善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新格局的大趋势[12].目前在省域空间进行发展空间调整和重组中,省区市普遍提出建立省会城市群与域际经济门户城市群等域际发展一体化的操作方案.如山东省提出“双核四带六区”发展空间结构新布局的操作方案,其要点是：省会济南市和域际经济门户城市—青岛为“双核”；建设横贯东西的济青聊,沿海,京沪通道,鲁南“四条”发展带；形成济南—淄博—泰安—莱芜—德州—聊城,青岛—潍坊；烟台—威海,济宁—枣庄—菏泽；东营—滨州；临沂—日照“六个”城镇密集区.操作方案明确提出建设四级层次的中心城市,即济南、青岛两市为第一层级中心城市；淄博、烟台、潍坊、济宁、临沂“五市”为第二层级中心城市；枣庄、东营、泰安、威海、日照、莱芜、德州、聊城、滨州、菏泽“十市”为第三层级中心城市；县级市及县城为第四层级中心城市.实践证明,山东打造四级层次的建制型中心城市,不失为一个创造性的、符合域情、推进域际一体化发展的新模式.从深入推进这种新模式的视角看,关键问题是在实践中由“双核”拉动的两大城市群如何实现协调发展新格局呢？如何以制度性保障充分发挥四级层次中心城市的功能呢？等若干问题,都需要通过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做出更为科学的答案.笔者认为,关键之关键,实践中首先需要强化制度性安排,使不同层级的中心城市能够在多向互补短板中,成为不同规模的增长极,使中心城市都拥有“一定度”的辐射竞争力,进而实现“溢流效应”最大化,形成永不枯竭地“溢流”源泉.
(三)建制市要创造做足做强发挥特色中心城市的新模式.
笔者在多篇文章中论证了发展特色性中心城市,如桂林市建设以旅游经济为主体特色性中心城市的观点[13].实证研究成果显示,桂林市借用举办2017年鸡年“春晚”分会场的机遇,以如梦如幻、美轮美奂的实景演出,充分发挥了特色性中心城市的魅力,其“鸡年黄金周”成为占据全国热门旅游城市搜索榜前矛,接待国内外游客143.48万人次,同比增长101.63%,旅游直接消费收入达到11.9亿元,同比增长133.90%.
近期,在全国有57万人参与的问卷调查中,居民个人2017年消费意向支出排首位的是旅游,占比为45.52%；国家确定为加大旅游扶贫力度,旅游行业到2020年要承担17%的任务.这样,建设不同规模以发展旅游经济为主体的特色性城市,已经成为做足做大特色中心城市“溢流效应”,创造发展新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
发展特色性中心城市,更加需要按照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成就大国工匠的指向,加快实施品牌战略发展步伐.为了更能明白的说清楚这个问题,本文以青岛、广州等城市为实证研究对象.青岛市作为国家首批十五个经济中心城市之一,是中国20世纪70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国策后,最早进行实施品牌战略的城市之一,是最早被公认的中国“品牌之都”之一,创造了以海尔、海信、青啤等一大批企业为代表的品牌经济发展的辉煌.党的十八大后,青岛进入推进品牌经济发展第五个阶段,其主题是站在市域空间生产力实现新布局新方位新起点上,以创驰著名商标为基本抓手,通过建立覆盖行政全域各领域品牌回归质量、回归标准、回归市场、回归社会、回归信誉“五个回归”的认定体系,树立线上线下销售的产品品质、品位、品相、品诚、品实的“五品”共融、品质为先的市场“口碑”新形象；创建国家与世界知名品牌示范区和区域知名品牌示范区,形成发展品牌经济新态势新模式新亮点,2016年末企业商标进入马德里国际商标体系的数量达到567件,列副省级城市首位；拥有中国驰名商标135件,列副省级城市第二名；2015年11月青岛市推进马德里国际商标注册领导小组荣获“中国商标金奖—马德里国际商标注册特别奖”.广州市2016年末,注册商标即达51.7万件,比2010年增长2倍；拥有中国驰名商标130件；全市拥有驰著名商标企业营业收入约达到6000亿元,纳税总额为600多亿元.实践证明,中心城市唯有大力发展品牌经济,才能形成越来越强大的品牌力,推动行政全域实现“溢流效应”最大化的发展目标,形成永不枯竭地“溢流”源泉.据资料,世界品牌实验室每年发布的世界品牌500强,中国2005年只有4个品牌进入,到2016年就有36个入列.随着国家把每年5月10日确立为“中国品牌日”国策的落实（2017年史称“中国品牌日”元年）,中国进入了开启自主品牌强力发展新时代,不断推出越来越多地自主品牌成为建制市发挥中心作用新方位的重要指向.
（四）中心城市要始终把发展作为第一要务,始终坚持以中高速为标志的新常态化“速度模式”.
中心城市要实现“溢流效应”最大化的发展目标,唯有选择以中高速为标志的新常态化“速度模式”,不断创造具体的运行结构形式,力争更早进入更高层次的城市“GDP俱乐部”,以不断提高城市能量辐射水平.据统计,2016年中国城市进入GDP万亿元俱乐部的已经由10个增加到12个,排序是：上海（27466.1亿元）、北京（24899.3亿元）、广州（19610.94亿元）、深圳（19492.6亿元）、天津（17885.39亿元）、重庆（17558.76亿元）、苏州（15400亿元）成都（12170.2亿元）、武汉（11912.6亿元）、杭州（11050.49亿元）、南京（10503.02亿元）、青岛（10011.29亿元）.从2016年城市完成的GDP指标分析,包括直辖市、省会城市和计划单列市在内的36个大中城市,预测到2020年会有长沙、宁波、大连、郑州等城市实现GDP超过万亿元.
实证研究显示,作为中部地带的长沙市,近年来在城市经济发展过程中,不追盲目调整城市产业结构的“风”,不赶所谓“潮水”,以适合城市发展域情的新方式,坚定地坚持好中高速“速度模式”,突出以“制造业+互联网+N”为主体加快发展实体经济,突出非公有制经济成为最有活力、最具潜力、最富创造力的主体地位,科学把握城市经济结构调整进度,创造出坚持以中高速为标志新常态化的“速度模式”新范例,成为党和国家对湖南“一带一部”定位的核心区.2016年该市预测GDP增长速度为9.5%,实际为9.4%（非公经济为11.9%）,完成GDP达到9323.7亿元（2012年为6399.9亿元）,其中非公经济完成达6034亿元,占比为64.7%,三次产业结构比为4.0：48.4：47.6（2012年为4.3：56.1：39.6）,实现平衡调整；2017年预测GDP增长速度为9%,如果实现,将成为城市“GDP万亿元俱乐部”第十三个成员,显现“中部崛起”中心城市新发展态势.实践证明,城市只有坚持新常态化“速度模式”,加快以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为主要内容的新旧动能转换速度,才能在更高层次上不断提高开放型经济发展水平；才能形成永不枯竭的“溢流”源泉.反之,放弃新常态化“速度模式”,必定会被边缘化,失去在中国经济升级版图里的有利位置,也就发挥不了中心作用.
（五）中心城市要适时打开机遇“窗口”,创造全面对接好“一带一路”国家大战略的新模式.
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牢牢抓住历史性的机遇,提出了实施“一带一路”国家大战略的英明决策,在世界范围进行了波澜壮阔地伟大实践,在全人类以“打造命运共同体”为主导内容的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取得举世瞩目地巨大成就,赢得了联合国等国际机构和世界的点赞.2017年5月中旬以加强国际合作、共建“一带一路”、实现共赢发展为主题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首次在北京成功举办.“高峰论坛”为中国和世界搭建起以“合作与共赢”为主题词的全新永续大平台；为所有需要发展的国家与地区对接基础设施、能源资源、产能合作、贸易投资等搭建起上有引领、下有支撑的宽域大平台；为中国所有中心城市与域际深入对接“一带一路”国家大战略搭建起强力大平台.伟大的事业需要伟大的实践（语）,中国中心城市普遍作为实施“一带一路”国家大战略的节点城市,面对世界正进入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新时代,极其需要加快实现“溢流效应”最大化,创造全面对接好“一带一路”国家大战略的新模式.
中心城市在深入对接“一带一路”国家大战略过程中,位处自贸区运行一线城市在广度与深度上不断升级试验新水平；没有在一线的城市则不断创新复制新水平.特别是普遍关注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区的制度性目标的实现,充分研究国际自由贸易港区建设的经验,在试验与复制中注重研究财税、金融、通关等关键领域成熟性体制与机制,结合国情,努力创新更多对接国际标准的制度性成果,以此创造充分发挥中心作用的“溢流效应”新模式.
(六)不断完善中心城市发展数字经济新模式.
现代人类经济社会已经进入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数字文明新时代；以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物联网、区块链等为主要内容的数字经济在GDP中占比呈现着越来越大的比重,因为数字化程度每提高10%,人均GDP会增长0.5~0.62%.据资料,美国工业互联网、德国工业4.0、日本新机器人战略、欧盟和英国数字战略等,推动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中国是全球快速发展数字经济的主要国家之一,据统计,1996年数字经济占GDP比重为5%,2001年上升到10%,2016年达到30.1%,绝对值为22.4万亿元,开始显现带动新兴产业发展、传统产业转型、促进就业和经济增长的主导动能,成为研发投入最集中、创新驱动最活跃、应用使用最广泛、辐射拉动最发力的新领域,亦成为中心城市实现动能转换“溢流效应”最大化的不尽源泉之一.
面向未来,数据资源会出现爆发式的持续开发新格局,其基本内容是,释放数据资源新价值,激发转型升级新动能,培育数字应用新业态,打造信息产业新高地.据权威预测,到2030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将达到16万亿美元,数字经济渗透率会达到48%,为全社会提供的总就业人口容量能达到4.15亿.目前需要关注研究的是,中国数字经济正处于密集创新期和高速增长期,引发新一轮产业发展大变革,形成柔性化、网络化、个性化生产新趋势,这就客观要求中心城市率先创造全球化、服务化、平台化的适应数字经济发展新模式.同时,还需要看到,2016年中国大数据发展指数为47.15,总体上仍处于起步阶段.这样,中心城市发展数字经济极其需要在行政全域营造更加适宜的“气候”,提供更加肥沃的“土壤”,集聚更多更优的“种子”,以实现大数据产业发展从“风声水起”到“落地生根”,不断创造和完善新模式,为全国加快发展数字经济发挥引领作用.
（七）中心城市更加需要持续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创造实现从“善政”向“善治”伟大跨越的新模式.
目前,中心城市在切实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中,特别需要针对客观存在的放权中“明放暗不放”,在监管中以所谓的合并形式,形成“权力套娃”,更有之把“备案”变成新的“审批”等问题.政府要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让人民群众越来越大地感受到“放管服”的改革成效,在“放管服”改革中,要真正把让企业和群众到政府部门办事“最多跑一次”,使之成为衡量改革成效的第一标准；成为从“善政”向“善治”伟大跨越的一个重要内容；成为实现“溢流效应”最大化的不尽源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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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郭先登,青岛社科院专业技术职务二级岗研究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青岛拔尖人才,2015年6月被青岛市委、市政府授予“青岛市资深专家”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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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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