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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鱼抬寺”背后云南蒙古族的身份转变
云南的少数民族相传有不少来自北方.但其中,最遥远的可能要数元朝迁入云南的蒙古族.
蒙古人过去生活在蒙古草原,但1253 年,忽必烈兵分三路南征大理国,于是很多蒙古人随军来到了云南.
通海县兴蒙乡今天是蒙古族的一个聚居点.他们的祖先在蒙古草原是游牧民族,但来到云南后,草原没有了,游牧的生活方式难以为继.再后来,明朝建立后,蒙古人的社会地位一落千丈,回不去故土的蒙古人,再次经历文化的剧变.
云南蒙古族文化的这种适应与变迁,从他们的服饰上就可以看出.
1253 年,蒙古人到云南后不久,随军将士和随军女性,穿着丝绸的蒙古袍、马靴.
1283 年,变化开始了.在今天兴蒙乡安家落户的军户（驻守杞麓山、杞麓湖）中,有些以捕鱼为副业,为方便劳作,他们将蒙古长袍改成短袍,下装也改成了大裆裤.
1381 年,明朝30 万大军进驻云南,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兴蒙乡蒙古将士后裔的人身安全也受到了威胁.
为掩饰蒙古人的身份,他们不敢穿自己民族的服装,只好把长襟割短了藏在外衣底下；为了躲避战祸,他们学会了将彝族的褂子穿在外面,以遮人耳目.他们还改进了彝族原有的样式,增加了银圆扣和银花牌.据说,兴蒙乡的蒙古人曾遭到外族攻击,只有50 个人逃了出去,逃到杞麓湖时互相一看,他们身上的银片、铜片上有许多刀痕,原来是这些银片、铜片为他们挡住了攻击,救了这50 个人的命.后来为纪念这件事,大家就把银扣、银牌钉在胸前,慢慢变成了一种装饰.
关于兴蒙乡蒙古人服饰的由来还有一个传说.明朝大军入滇后,兴蒙乡的蒙古人后裔四处逃散,其中一支逃到一个大湖边,前面水路茫茫,后边追兵将至,正在危急关头,一座桥从天而降,将他们引渡过去.隐姓埋名之后,这些过惯鞍马生活的蒙古人无法适应新的生活,日子过得很艰难.有一天,杞麓湖上漂来一张犀牛皮,上面站着一位老人,老人带了两个族人乘犀牛皮到湖中漂游,指给他们看被游鱼抬着的金房子.老人告诉他们,这是鱼抬食（寺）.
族人受到点拨,学会捕鱼,这才站稳脚跟.为纪念这一重大转折,通海蒙古族会在孩子的帽子上嵌“鱼抬寺”图案的金属圆饰,让后辈子孙铭记这重要的生存智慧.
这是学者邓启耀在兴蒙乡采访时,当地渔夫告诉他的传说.他们指着孩子帽上的银饰说：“这‘鱼抬寺’是我们在这里安身的凭据.”今天兴蒙乡蒙古族的捕鱼技术在当地可谓首屈一指,他们的民歌也唱道：“鱼不去,米不来.”
苗族服饰与苗族的迁徙历史
相比云南蒙古族而言,以迁徙著称的苗族,他们的服饰直接就是记录苗族历史的载体.
一位民族学者在云南金平县苗族人家采访,他请苗族老人讲一讲苗族历史.老人问他：你认得字吗？他当然说认得,以为指的是汉字.然后老人递过来一件女人的花裙子,说道：“祖公（祖先）的事都记在上面了,顺着它,可走回到狗王讨老婆的地方.”
苗族老人是把裙子上的纹饰视为苗族的“字”,而上面刻画的,都是有意义的符号,读懂它,就知道苗族的历史了.而那位“狗王”就是盘瓠（h&ugre;）,传说中苗族的始祖.
苗族的历史很悠久,可以追溯到中国古史的传说年代,也就是三皇五帝时代.那时候,中原大地发生了一次惊天动地的战争,对战双方是黄帝带领的轩辕部落和蚩尤率领的九黎部落（即苗族先民）.
蚩尤在苗族古歌里叫“格蚩爷老”,“格”是尊称,“爷老”是长老、酋长,连起来就是“尊敬的长老蚩尤”.
在苗族的口传史诗里,“格蚩爷老”是一个中心人物,他虽然被黄帝打败,战死沙场,但依旧是苗族的英雄祖先.也正是这场失败的战争,使蚩尤被世代的苗族用史诗、服饰等表征符号去铭记.苗族在传说中争夺中原的战争失败后,被迫南迁,于是,从黄河流域迁徙到长江流域,再从长江流域迁徙到贵州、云南,甚至东南亚.
一个民族的离散与迁徙必然充满痛苦的记忆.黄帝与蚩尤那场传说中的大战,“胜利”的一方早已淡忘历史,但“失败”的一方数千年后却依旧传唱昔日的“王者之迹”,并且把故事“写”在身上,随身携带,永志不忘.
古歌里,他们这样唱道：
“……在万国九洲的中间是罗浪周底,
我们的先人就住在那里.”
但先人居住的地方,被别的族群占据了.于是,格蚩爷老等人很悲伤.
“他们可惜这块大平原,
因为这是个好地方.
他们只有把这些景致做成长衫,
把这些衣衫拿给年轻的妇女穿.
……
衣衫上的花纹就是罗浪周底,
围裙上的线条就是奔流的江河.
他们又想起曾经住过的楼房,
他们又把这些景致做成披肩,
……
他们看那些开垦出来的田地,
他们只有把那些景致绣在围裙上,
……
他们把这些当做永远的纪念,
说明苗族曾经有过这样的历程.”
正如古歌所唱,苗族服饰文化的源头几乎都跟历史有关,甚至深入历史的很多细节中.
比如,某个图案代表蚩尤的练兵场,某个图案代表昔日苗族都城的布局,某个图案是山川,某个图案是五谷.这些图案中还有黄河、长江.要么是对故乡的描述,要么是对迁徙路途的记录.
苗族的绑腿叫“炒老”,长约2 米,宽20 厘米,通常是黑底镶红黄两色条布.绑腿是纪念渡黄河的日子.据说渡河当天,太阳东升,阳光映在河上,就像红黄相间的长虹.
苗族口传历史中,念念不忘的有一座蚩尤等先祖创建但后来失去的城市.城市被攻破后,王后带着苗王的王冠迷惑敌人,才让苗王金蝉脱壳,得以脱身.为纪念牺牲的王后,苗族的服饰有了一种给女性戴的称为“高孚”的帽子.这种帽子就是王冠的样子,也是苗城的标志.
苗城被攻破,苗族舍不得但又不得不离开,于是他们把苗城绣到妇女的衣服上：前襟代表城门,护肩代表苗寨,背后那块方帕是全城的鸟瞰图.
离开苗城后,妇女怕身上带着的粮食种子在蹚水过河时被浸泡发霉,就把种子绕在头发上.这就是现在苗族妇女独角发髻的源头.
苗族服饰就像古人写的诗词一样,到处是典故,到处是隐喻.对我们这种“不识字”的人来说,无疑就是天书.
今天,苗族的知识分子已经可以用更多的方式记录民族的历史,但无论社会如何进步,回头看,苗族的服饰依旧是伟大的遗产,不仅仅因为它记录了抽象的历史,也因为每一套衣服都几乎凝聚了苗族女性一生的心血.
寻回逝去的历史足迹
在哈尼族中,服饰依然讲述历史故事,但他们把海量的历史信息浓缩在一小件服饰里.
在元阳,哈尼族送葬时,有女歌手会佩戴一种叫“吴芭”的头饰出场,为死者唱送亡歌.
吴芭的造型并不复杂,是一条约50 厘米长的带子,带子的上方并不整齐,而是有5 个凸起的三角,像5 座连续的小山.
据学者邓启耀调查,吴芭是给死者魂魄引路用的.不是所有的人去世都用吴芭,那些夭折、暴死者是不用吴芭送葬的,也不唱送葬长歌.没有吴芭引路的“魂”,是要成“孤魂野鬼”的.
吴芭在葬礼上的重要性毋庸置疑,而它本身的图案,同样意义非凡——吴芭“记录”的是哈尼族从远古时代到现在的全部历史.
左边起,白色的三组花纹,有的象征哈尼族生活在有苔藓的地区,有的标识哈尼族曾沿元江南下,直到越南、老挝北部.与沿途的民族发生纠纷后,一部分哈尼族又返回来,一部分继续留在当地.
高高凸起的三角形,左边第一个红色三角,代表哈尼族祖先在“石七”（石屏）分成若干支南进哀牢山区.
第二个三角形有红白蓝绿四种颜色,这是代表哈尼族在“石七”与“浦尼”（某民族）大战的时期.
第三个三角形最高,居中,代表哈尼族在“谷哈密查”（昆明）与“浦尼”大战的时期,这是哈尼族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也是哈尼族失败得最惨的时期.
第四个三角形代表哈尼族在“诺马阿美”（四川雅砻江、安宁河流域）生活的时期.
第五个蓝色三角形代表哈尼族在“惹萝普楚”（大渡河以北）生活的时期.哈尼族在这里第一次安寨定居,开发大田,所以人死后要回到这里和祖先们团聚.
吴芭的内涵相当丰富,其他部分的解读,还涉及民族的起源地、信仰、社会分工等,这里不一一列举.
据邓启耀教授介绍,在当地哈尼族中流传了一首长达5000 行的古歌《哈尼阿培聪坡坡》,以叙述跟吴芭所记相似的民族历史.《哈尼阿培聪坡坡》目前已经整理出版,分歌头和七个篇章,讲述哈尼族从青藏高原一路迁徙到云南的故事.
汇总:上文是关于历史和记忆方面的历史论文题目、论文提纲、历史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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