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环境规制、金融和产业结构升级，本文是金融发展论文如何写与产业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和环境规制类专科开题报告范文.
摘 要：运用2004—2016年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基于面板门槛模型研究了环境规制、金融发展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并且在环境规制与金融发展相结合的角度下分析了环境规制与金融发展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门槛效应.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有促进作用,环境规制强度随着门槛值的上升,促进作用在降低；结合金融发展的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有促进作用,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促进作用在不断增强；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有促进作用,金融发展水平随着门槛值的上升,促进作用在降低；结合环境规制的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有促进作用,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增加,促进作用在不断增强.因此,各地应继续加大环境规制力度,制定结合金融发展的环境规制政策,同时深化金融发展,加大经济开放程度,推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关键词：环境规制；金融发展；产业结构；面板门槛模型
中图分类号：F224;F127;F2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6-2517（２０18）０6－0０15－10
DOI：10.16620/j.cnki.jrjy.2018.06.002
一、引言
自2014年以来,空气污染、水资源枯竭、耕地沙化等一系列环境问题凸显,环境恶化导致人们对于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有了新的思考.一直以来,粗放型工业形式和低端高耗的产业布局是现阶段环境问题集中爆发的重要原因,要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绝非一朝一夕.产业结构的升级能够改变低端高耗的产业布局,同时提高技术型、知识型产业的比重,促进技术进步、知识创新,逐步使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为集约式的效率增长,也就从生产的源头堵死了污染物的排放.那么,厘清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因素将有助于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探讨,进而逐步解决环境问题.
金融发展作为以优化资源配置促进经济体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对于产业结构升级有着深刻的影响.金融发展理论认为,金融发展水平与金融制度、金融技术水平是一致的,在三者均呈现出高水平的态势下,会使金融机构、金融服务产品以及金融市场扩大,于是人们就会积极参与到金融产业中,而这必将进一步加速资本的流动和分配.显然高生产率和高效益的企业更具有吸引力,也就会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与升级.而且金融市场由于利益驱使,会对具有不同成长能力的企业进行甄别与筛选,风险大、投资效益高、市场竞争力强的新产业更能吸引金融投资,也就促进了这些部门的快速发展,例如旅游业.同时投资期望低、环境治理成本大的企业,对金融的投资吸引较差,如水泥、煤炭业等,迫使企业改进、转化,以此达到产业结构的变化.环境规制是政府利用直接和间接的行政法规干预环境资源在生产活动中的使用.它对于产业结构的变化主要通过两方面：第一,由于环境规制的介入,企业在生产活动当中,必须增加企业的内部成本用于治理污染,一旦成本过高就会使得企业在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升级上采取措施以求利益的最大化.第二,环境规制在激励企业技术创新过程中,改变企业的绩效和行为,促进企业进行产业结构的升级.因而,在强环境规制下,其实施和约束必将使得企业产业结构调整.
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不断提到“经济发展新常态”,其主要特点即是经济发展中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第三产业消费需求逐步占据主导地位,在环境承载能力已达到或接近上限的情况下,推动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的新方式.在旧的经济发展模式下,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地方经济的发展呈现负相关模式,单纯依靠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约束不易使产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所以在环境规制的约束下加入金融发展,研究二者的融合效应对于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是十分必要的.
二、文献综述
国外自20世纪60年代以Goldith（1969）提出的金融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内在联系理论[1]为起始,学者们便开始了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互动影响关系的研究.McKinnon（1973）和Shaw（1973）分别提出了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认为金融发展通过影响国家发展中的经济问题进而对经济体中的资源配置和产业结构变动产生重要影响[2-3].Greenwood等（1990）以金融发展和收入分配为对象,建立范式模型,提出了金融*和经济增长是内生决定的,而且金融*促进经济增长是因为金融*通过获得资本引导经济增长,反过来提供手段改变产业结构[4].King等（1993）构建了一个内生增长模型,阐述了金融体系影响经济增长的机理,认为金融发展系统能够通过评估企业家,调整金融储蓄来促使经济活动向着金融发展最有前途的方向进行分配,进而发展更好的经济产业结构,从而反向促进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5].Rin等（2002）以Gerschenkron和Schumpeter的模型为基础,通过对欧洲大陆地域工业结构的变化分析认为,银行可以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催化剂,其能够拥有足够的市场力量协调产业结构的变化并且从中获取利润,并且银行通过投资导向促使产业结构发生变化[6].Furstenberg等（2004）以波兰经历的高金融发展水平进行实证分析,认为其发展是不对称的,但是这种不对称的金融发展并没有给产业结构的变化带来积极的影响[7].
国内方面关于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之间关系的研究起步较晚,伍海华等（2001）分析了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之间的关系,阐明了金融发展作用于产业结构升级的理论机制[8].王良健等（2001）通过投入产出表、生产函数模型分析说明了金融发展能促进产业结构优化,但是金融抑制却是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阻碍[9].蔡红艳等（2004）基于我国跨行业调查研究,提出了度量行业成长性的模型,分析了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与金融发展的关系,发融发展对于产业结构的调整效应不明显[10].曾国平等（2007）从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变迁的理论着手,运用我国的时间序列数据,理论和实证结果都显示了我国金融发展的畸形化,以致于对产业结构变迁表现出扭曲效应,具体表现在对第一产业影响显著,但是对第二、三产业不显著[11].马智利等（2008）基于非平稳时间序列分析法进行定量分析,认为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但是二者之间的长短期关系率却是不一致的[12].胡秋灵等（2016）从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级化两个维度来研究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影响,并详细对比分析了东、中、西部地区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调整的区域差异[13].康彦彦（2013）选取了山东省4个具有代表性的城市对其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调整关系进行研究,结果表明金融发展对城市经济产业结构虽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效应还较小,金融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积极作用还远未发挥[14].习羿晖等（2016）发融集聚并不能显著提升产业结构优化水平,但是引入金融规模和金融深化作用以后,可以提升产业结构优化水平[15].罗超平等（2016）基于VAR模型就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的长短期影响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金融规模对产业结构升级影响显著,金融结构比率和金融经营效率对产业结构升级在长期表现出显著影响,而短期内影响较弱,金融产出率对产业结构升级在长期表现出较弱的影响,而短期内影响显著[16].
关于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调整的影响,国外的文献中主要集中在环境规制影响经济发展,从而优化产业结构.Lanjouw等（1990）通过计量模型考察环境规制对于全要素生长率增长的影响,发现环境规制直接影响污染性大的第一产业且呈抑制状态,但是对于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较小[17].Barbera等（1990）考察了美国、日本、德国的环境规制以及环境创新,结果发现,在产业结构合理的日本,环境规制的强度是最大的,而且其环境创新的效果在这三个国家中也是最大的[18].在国内研究中,谭娟等（2011）基于VAR模型实证检验表明：环境规制与第一产业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但是却与第二、三产业存在单向的格兰杰因果关系,建议政府必须加大环境规制力度,构建低碳型的产业结构以保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19].李强（2013）基于Baumol模型探讨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应,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调整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且环境规制程度越高,经济中服务业占比也会越高[20].龚海林（2013）采用省际面板数据构建计量模型,通过消费需求、技术创新等中间变量,分析了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基于投资结构途径对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效应最大[21].李眺（2013）采用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环境规制对于产业结构升级的效应机理,结果发现,在地方政府的经济激励和政治激励权衡合理的情况下,环境规制能成为产业结构调整的有效工具[22].张华等（2014）基于GMM法利用我国升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影响机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能够倒逼产业结构高级化调整[23].谢婷婷等（2016）基于面板门槛模型,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发现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显著的双门槛效应,但单纯依靠环境规制无法使产业结构升级具有可持续性,在环境规制的前提下,还需要依靠技术创新[24].程都等（2017）调查发现,我国环境规制强度不断提高的趋势明显[25].
分析以上文献可以发现,现有文献都是单独探讨环境规制或者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但是鲜有文献结合环境规制与金融发展的交叉作用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因此本文基于我国31个省区的面板数据,利用面板门槛效应模型,结合环境规制与金融发展的交叉影响,实证分析环境规制与金融发展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并给出合理建议.
三、实证分析
（一）模型选择
根据上述分析,本文采用面板数据回归模型验证环境规制与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首先,将环境规制和金融发展同时纳入计量方程中作为核心解释变量.其次,除了上述的两个因素外,影响产业结构升级的其他因素还有很多,本文只选取其中有代表性的技术创新水平、经济开放度、居民文化水平和城市化率.最后为了缓解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以及方程的异方差性,采用双对数计量模型,即：
其中,产业结构升级指标也就是被解释变量记为ISA,环境规制指数记为ER,金融发展指数记为FD,技术创新水平指数记为TIL,经济开放度指数记为OPEN,各省居民的文化水平指数记为EDU,城市化率指数记为CITY,下标i代表各个省市（i等于1,2,…,31）,下标t代表时间（t等于2004,2005,…,2016）,?滋i为模型中其他与被解释变量有关但不是主要因素的部分效应,这一部分有可能是因为无法观测到或者是因为地区差别导致的溢出效应.?着it是模型中的随机扰动项.
（二）数据来源及相关变量选取说明
本文选取我国31个省级单位（不包括港澳台地区）2004—2016年的数据,数据皆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相关变量选取说明如下：
1.产业结构升级（ISA）.产业结构升级主要指的就是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之间的构成比例以及相互之间的转化,虽然各国在划分中不完全一致,但是在大类上保持相同,而且第三产业在发达国家中一般所占比重都在50%以上,因此本文选取第三产业的总值占GDP的比重来进行度量.
2.环境规制（ER）.作为衡量环境保护手段的一项指标,现有文献对于该指标的选取方法众多,主要分为如下几类：一是采用气体废物、固体废物等污染排放水平来度量；二是采用在治理污染和环保投入的经费占地区生产总值或者工业增加值的比例来衡量；三是采用各地治理环境污染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来衡量；四是采用影响环境保护的多种指标综合衡量.可以看到衡量环境规制的方法众多,但是上述方法均有缺陷.首先,环境规制是一项综合的社会行为,使用单一指标进行衡量必定是片面的.其次,环境规制主体多为政府机构,但是污染物的排放多数是民间企业行为,所以合理的指标应该既包含政府决策,也包括企业投入.鉴于数据的可得性以及环境规制不同主体的角度,本文选取如下两个层面的数据：一是政府层面,使用地方财政环保支出占地方财政一般支出的比例来衡量地方政府环境保护的程度,采用比例衡量避免了各地由于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导致的误差,记为GERi,t-1.二是企业层面,采用污染治理投资占比来衡量,记为EER.最后采用加权法对两组主体数据进行处理,得到各地的环境规制强度为ER等于0.6GERi,t-1+0.4EERit.
3.金融发展（FD）.金融发展通过资源优化配置和对企业的甄别和筛选两个方面同时影响产业结构的调整.对于我国来说,金融发展的内涵包括金融发展的结构、规模和效率,但是我国是以银行业为主导型的金融系统,金融发展水平的指标选择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与GDP比值来衡量.
4.技术创新水平（TIL）.技术创新是知识作为生产力的有利论据,通过技术创新能够迅速地用较低成本获得高效益,而且技术创新水平越高的企业产业结构的配置更加合理,在学术界常常用专利申请数以及科技论文的数量进行衡量,但在经济发展方面往往采用新产品的销售收入或者利润来衡量.应该说上述两种方法是基于不同的角度进行的指标量化,但在产业结构方面上述两个指标显然有不足之处,论文数量与专利申请量与最后的科技转化还有差距,新产品的销售收入无法准确确定,因此本文采用技术合同成交额占各地GDP的比例来衡量,技术合同成交额直观反映了技术创新的水平与价值,能够克服上述变量的不足.
5.经济开放程度（OPEN）.外商投资可以资本的进入和技术的输入来影响产业结构,由于外商投资通过资本输出,消除了我国在产业结构升级初期缺乏资金的困境,另一方面,外商投资可以促进技术创新和技术升级从而促进产业结构转型.本文采用每年不同省份的外商投资实际使用额占GDP的比值来衡量.
6.各省份居民的文化水平（EDU）.在经济活动中,人力资本是不可忽视的一项重要指标,人力资本不只是经济活动的参与者、决策者更是受益者,居民文化水平的提升必然是产业结构迅速转化的必要条件.本文采用各省份高等院校授予学位人数与其当年的人数之比来衡量.
7.城市化率（CITY）.采用各地区城镇人口数与该地区总人口数之比衡量.
各数据的统计信息如表1所示.
（三）面板门槛模型的建立
借鉴Hansen门槛回归模型[26-27],探讨环境规制、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关系,在模型中分别将环境规制与金融发展纳入门限变量,建立产业结构升级的门槛模型,设定以下4个面板门槛模型.
1.模型Ⅰ.设定环境规制为门槛变量,分析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门槛效应.模型为：
2.模型Ⅱ.设定金融发展为门槛变量,分析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门槛效应.模型为：
3.模型Ⅲ.设定环境规制为门槛变量,在模型中加入环境规制与金融发展的乘积项,在环境规制与金融发展相结合的视角下,分析环境规制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门槛效应.模型为：
4.模型Ⅳ.设定金融发展为门槛变量,在模型中加入环境规制与金融发展的乘积项,在环境规制与金融发展相结合的视角下,分析金融发展与产业结构升级之间的门槛效应,模型为：
上面四个式子中I（）为指标函数,th为门槛变量,当满足括号中的条件时为1,否则为0.关于面板门槛模型的具体原理与求解过程[24-25]本文不再赘述.
（四）模型求解与估计
在对模型进行分析之前,首先应定位门槛值,确定门槛个数,然后对显著性进行分析,最后选择合适的门槛模型进行估计.下面针对本文提出的四种模型分别进行检验,然后进行估计.
步骤1：针对本文的四个模型,应用Stata13进行估计,分别在单门槛、双门槛和三门槛的设定下进行估计,得出F值,然后应用Bootstrap法得出P值,结果如表2、表3所示.
由表2、表3可知,模型Ⅰ、模型Ⅲ中的环境规制变量都存在双门槛效应,模型Ⅱ、模型Ⅳ中的金融发展变量也都存在双门槛效应.
步骤2：根据表2、表3的门槛检验结果确定最终的门槛个数和门槛值,选择合适的模型进行估计,结果如表4至表7所示.
（五）模型分析
1.对于模型Ⅰ的分析.由表3、表4结果可知,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双门槛效应,门槛值分别为-3.826和-3.817.当环境规制强度低于-3.826时,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正向的促进作用,即环境规制推动了产业结构的升级；当环境规制强度位于-3.826和-3.817之间的时候,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仍然存在正向的作用,且促进度还在上升；当环境规制强度高于-3.817时,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仍然起到正向促进作用,但是影响程度却是最小的.说明环境规制整体上来看对产业结构升级起促进作用,但是随着门槛效应的上升,影响程度先升后降,这在线性模型中是不能得到体现的.分析样本数据发现,环境规制强度位于-3.817两个门槛值中间的省份和年份占比为48%,而位于两个门槛值外的省份和年份占比大致相同,各占26%,而且我国省份环境规制强度大多数都是位于中度以上,说明随着我国的环境污染越发严峻,各省的环境规制强度也都在加大.
2.对于模型Ⅱ的分析,由表3、表5结果可知,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双门槛效应,门槛值分别为-0.324和0.564.当金融发展程度低于-0.324时,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系数为0.154；当金融发展程度位于-0.324和0.564之间时,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系数为0.014；当金融发展程度高于0.564时,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系数为0.118.可以得出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整体处于促进的状态,但是随着门槛效应的上升,促进效应也在不断降低,这在线性模型中也是无法体现的.结合我国的省级面板数据,发融发展程度高于0.564的省份集中在2004—2014年的北京、2010—2014年的上海以及2012—2013年的广东省,这是与实际情况相符的,因为北上广集中了我国的优势资源,产业集中化和结构优势化明显.但令人担忧的是我国大部分省份的金融发展程度都位于0.412以下,占到总数据的60%,说明我国整体上金融发展程度不容乐观,金融发展程度仍然有待进一步提高.
3.对于模型Ⅲ的分析.结合金融发展与环境规制交叉项,以环境规制为门槛变量进行分析,发现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双门槛效应,门槛值分别为-3.961和-3.696（见表3）.但是结合金融发展以后,低强度的环境规制有利于产业结构的升级,作用系数为0.149；高强度的环境规制同样也有利于产业结构的变化,且系数在上升,为0.164（见表6）.说明随着环境规制的逐步增加,其对于产业结构的变化是有利的,但相较于模型Ⅰ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作用系数逐渐降低,模型Ⅲ中结合金融发展的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的作用系数却逐渐增加,同时发现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的变化促进效应还是明显的.这可能从另一方面说明产业结构的升级不能单纯依靠环境规制的强度,需要结合金融发展等其他客观因素.
4.对于模型Ⅳ的分析.结合金融发展与环境规制交叉项,以金融发展为门槛变量进行分析,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双门槛效应,门槛值分别为-0.242和0.564（见表3）.但是引入环境规制以后,却得到与模型Ⅱ稍微不一致的结论,即金融发展随着门限值的变化,对于产业结构升级起到了逐渐变大的促进效应.这说明在加入环境规制以后,金融发展对于产业结构的变化容忍度在变小.再一次说明产业结构升级不能单纯依靠环境规制的强度,需要结合金融发展等其他客观因素.
5.其他解释变量如技术创新、经济开放、教育水平和城市化率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综合以上四个模型可以看到：经济开放程度对产业结构升级始终是负向效应；在金融发展的视角下,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为正向效应,在环境规制的视角下,技术创新对产业结构升级为负向效应；居民的教育水平对产业结构升级始终是正向效应；城市化率对产业结构升级始终是正向效应.
四、稳健性和有效性检验
为了验证本文所选用模型的稳健性,本文选取替换被解释变量法检验本文涉及模型Ⅰ至模型Ⅳ的稳健性.参考谢婷婷的做法[24],选取（第一产业GDP+第二产业GDP×2+第三产业GDP×3）/GDP来衡量产业结构升级.依次对模型进行门槛效应检验与估计,结果如表8所示.可以看出替换被解释变量以后,模型Ⅰ、模型Ⅲ中的环境规制变量都存在双门槛效应,模型Ⅱ、模型Ⅳ中的金融发展变量也都存在双门槛效应.这与前文的结果保持一致,说明本文选取的模型是稳健且有效的.
五、结论与建议
（一）结论
本文基于面板门槛回归模型,运用我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我国环境规制、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门槛效应,并且分别以环境规制和金融发展为门槛变量,加入环境规制和金融发展的结合项,建立了四个模型,得出如下结论.
1.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双门槛效应.低强度的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的升级有着促进作用,高强度的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促进作用在减弱,即整体上来看,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的变化起到促进作用,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这种促进效应却在减弱.
2.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存在双门槛效应.在金融发展水平低的省份对产业结构升级有着促进作用,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省份对产业结构的变化有着显著的促进作用,作用系数在明显增加.即整体上来看,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的变化起到促进作用,随着金融发展水平的增加,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升级的促进效应在降低,那么加快金融发展水平的程度对于产业结构的升级是有益的.
3.在环境规制与金融发展相交叉的角度下,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升级仍然存在双门槛效应,但是门槛值却变小.同时结合了金融发展的环境规制在低强度的环境规制下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升级,在高强度的环境规制下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程度却在上升,总体上来看,环境规制还是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变化,说明结合金融发展的环境规制对于产业结构升级是促进作用.这可能从另一方面说明不能单纯依靠环境规制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还需要结合诸如金融发展等其他客观因素.
4.在环境规制与金融发展相交叉的角度下,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的升级也存在双门槛效应,而且随着门槛值的变化,金融发展对产业结构的升级始终是促进作用,且促进程度逐步提高,这又一次说明不能单纯依靠环境规制来促进产业结构升级,还需要结合诸如金融发展等其他客观因素.
（二）建议
针对本文得到的以上结论,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1.改革金融系统,提高金融发展水平.较高的金融发展水平可以显著影响产业结构的变化,但是应该结合环境规制,着力发展绿色金融资源,同时兼顾低消耗性的经济发展.
2.选择适当的环境规制强度.地方政府应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适宜的环境规制政策,单纯依靠环境规制强度并不能显著促进产业结构的变化,相反还有抑制作用,但是结合金融发展的环境规制却能促进产业结构的变化,因此应制定与金融发展水平相结合的环境规制政令,着力实融发展与环境治理的双赢.
3.进一步加大经济开放的程度,降低关税壁垒和提高资本自由流动程度.在开放经济中发挥比较优势,在吸引外资的同时也对外投资,降低资本流动的限制.
4.加快传统产业升级优化,启动新一轮改造企业技术的工程.着手打造新的增长点,推进基于互联网的行动计划,积极探索与互联网融合的云制造等新模式；通过“中国制造2025”工程,实施一批市场潜力大、产业基础好、智能制造、绿色创造的重要项目,提高产业竞争力；推动企业走出去,扩大国际社会的产能协作,制定国际产能合作规划,逐步消减“两高一资”产品的出口,依据各国的实际情况,依靠技术合作等方式开展国际产能合作,进而达到倒逼国内产业结构调整的目的；减轻企业税费负担,推进国有企事业改革,完善过剩产能退出机制,促进社会资本参与竞争和产能重组,提高产业结构整体的运营水平.
（责任编辑：龙会芳；校对：卢艳茹）
此文汇总，上文是适合产业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和环境规制论文写作的大学硕士及关于金融发展本科毕业论文，相关金融发展开题报告范文和学术职称论文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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