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对第一次可移动文物普查以山西博物院图书馆实践为例，该文是图书馆实践毕业论文怎么写与文物普查和移动文物普查和几点思考方面论文范文.
摘 要：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是自建国以来首次针对可移动文物开展的普查.它将历史上各时代的重要文献资料,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手稿和图书资料等都囊括其中.笔者以山西博物院图书馆参加可移动文物普查的工作经验为例,围绕院古籍图书的现存状况、可移动文物普查与全国古籍普查的对接问题以及在本次普查中人员的配备问题,谈谈院图书馆就此采取的应对措施和解决方法,与同行分享、交流.
关键词：可移动文物古籍普查图书馆古籍
一、引言
“可移动文物”是指馆藏文物（可*文物）,即历史上各时代重要实物、艺术品、文献、手稿、图书资料、代表性实物等.为摸清我国国有可移动文物家底和保存现状,2012 年10 月,国务院决定开展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其范围包括我国境内（不包括港澳台地区）各级国家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和国有控股企业、中国人民解放军等各类国有单位所*保管的国有可移动文物,也包括普查前已经认定和在普查中新认定的国有可移动文物.2013 年3 月,根据国务院开展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的文件精神,重点强调了普查文化系统所属的各级图书馆、美术馆、博物馆等；特别强调了要结合“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工作”等重大项目开展,最终实现数据转换,平台共享.山西博物院图书馆从2013 年3 月开始,全面进入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阶段,对馆藏的12 万余册普通古籍、民国线装书、碑帖拓片逐步进行了全面的登记与整理.现笔者就自己的工作经验重点谈谈在此次普查过程中遇到的一些状况及院图书馆所采取的应对方法,与同行分享.
二、状况与对策
（一）无编目著录信息的古籍数量庞大,部分古籍的破损情况严重,普查时间紧迫及应对方法我院图书馆古籍库现有的十多万册藏书,年代悠久,种类丰富.但长期以来由于历史原因,这批古籍并没有进行过系统编目,只留有散落的卡片目录和4000 多册善本的简单账目信息.由于过去的保存条件差,古籍中酸化、脆化、破损的情况比比皆是.个别书籍甚至出现掉渣、一碰就裂、纸张泛黄、自然老化等现象,这都为可移动文物普查采集信息增大了难度.
为了确保普查工作能按时完成,院图书馆制定了严密的工作计划,对每人应承担的工作量作出了硬性规定,实行责任到人.同时为了避免造成破损古籍状况的进一步恶化,普查人员在登记信息时,要求着装简便,减少佩戴饰物,做到行动灵活.在翻看古籍时,则要求佩戴手套,轻拿轻放,做到保护古籍.在实际中,为了不再二次返工损坏书籍,普查人员还花了大量的时间,用笔尽可能详细、客观地在纸张上记录最初采集来的信息,然后再将它们录入电脑.书影同步采集,小心翼翼地翻动书页,尽量做到一种古籍一次性完成全部拍摄.进入电脑处理信息阶段时,为了保证信息的准确性和缩短普查时间,则是一要对数据格式进行调整,从最初的电子表格转换成可以导入普查平台的表格,二要修改书影,通过软件裁剪调整出最理想和合乎上传标准的图片.这期间每一位工作人员都付出了极大的辛苦和热情.功夫不负有心人,于2015 年年底之前,图书馆就提前,保质、保量地完成了全部馆藏数据的采集与上报.
（二）可移动文物普查与古籍普查著录的对接问题及采取的措施
在普查开始前,普查人员参加了可移动文物普查登录平台的培训,但该培训对古籍著录方面的讲解是较为肤浅的.《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手册》（下面称为“普查工作手册”）对古籍图书的著录说明也较少,可供参考的地方不多.因院图书馆之前一直致力于始于2007 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中的全国古籍普查工作,可以说此次可移动文物普查中的古籍著录,一直是在摸索中前进的.但是,在这几年的工作中,普查人员通过对这两种普查的不断相互探讨、相互借力、相互融合,最终在可移动文物普查和古籍普查的著录与平台上报等方面达成共识,数据全部导入成功.笔者现将在对接过程中找出的差异及应对的方法做出总结,分析如下.
1. 两项普查工作侧重点不同
古籍普查注重表现古籍的书名、著者、卷数等版本特征,侧重对古籍版本的揭示,可移动文物的普查注重文物的质地、质量、外形尺寸等外在形态特征,侧重于古籍作为国家财产的现状描述.由于侧重点不同,形成了两项普查采集数据项目表格的重合和差异.可移动文物普查使用的是“文物古籍excel 采集模板v2.0”,该表是结合文物的实践设计的,要求填写的是文物的质地、质量、实际数量、外形尺寸等描述文物的外在形态特征信息项.古籍普查则使用的是“古籍普查十六表”,该表重点在描述古籍的题名、著者、版本、版式、序跋、刻工等版本方面的特征以及卷数、装帧、装具、批校题跋、钤印等个性化特征.
面对这种状况,院图书馆做出了及时的调整.最初进库手动采集的基础数据,是按照“古籍普查十六位表”（下面称“十六位表”）来做的,其中仅包含部分系统中要求的信息.因此,在此基础上,根据一普的要求,院图书馆增加了藏品编号、完残程度、保存状况、质量范围等信息的采集.并在再次录入电脑时,先对“十六位表”的信息不断完善,再将数据按要求一条条对应地粘入可移动文物普查的“文物古籍excel 采集模板v2.0”表中,然后再逐条核对信息的准确性.在数据采集的过程中,普查人员还注意到了藏品编号著录的不同之处.它不是古籍普查的编号,而是普通的图书索书号.但由于历史原因,馆内不是所有的图书都有账本目录,也就意味着不是所有的图书都有索书号的.院图书馆决定对有编号的图书按索书号著录,即按原书的钢印号著录；在无索书号的图书中,我们采用了自主编号的方式,以普查员姓名的第一个字母大写加五位数字编号,从00001 开始,例如：姓张,其编号为“Z+00001”,如果姓氏字母有重复,就采用其中一位普查员录入其名字前2 位字母的方式完成给号.在文物信息采集的过程中,还经常有工作人员将完残程度与保存状态相混淆.完残程度是指文物及其附件的完整、损伤、残缺或污染等情况,分为完整、基本完整、残缺、严重残缺（含缺失部件）.而保存状态指文物的保存现状,可分为：状态稳定,不需修复；部分损腐,需要修复；腐蚀损毁严重,急需修复；已修复四种情况.在对修复过的古籍,例如古籍的“金镶玉”装,这是古籍修复者在对古籍进行修复时,根据古籍的现状和破损情况,而采取的一种装帧形式.在进行信息采集登录时,一些普查人员将完残程度一项填写为“已修复”.这就是没有弄清楚完残程度与保存状态二者的含义而造成的混淆.发现此类问题后,等再次遇到此类古籍时,普查员就引起了应有的注意.
因两种普查侧重点的不同,古籍普查书影的拍摄与可移动文物普查文物照片的拍摄是有所不同的.古籍普查拍摄的书影,选择的主要是显示书籍版本年代、重要刻跋、印章年代等充分反映古籍版本版式信息的照片,而可移动文物普查主要是拍摄文物的全景全貌、封皮、版权页等反映该文物整体面貌的照片.为此,院图书馆及时调整了拍摄的重心,在原有的基础上,增加了全景图的拍摄.还有很多古籍因只反映版本年代等信息仅采集了卷端这一张照片,但根据一普的要求,单凭一张图是很难表现出所有细节的,普查人员又将古籍从库房内提取出来,运至工作现场后重新进行了多角度拍摄.为采集到高质量的书影信息,院图书馆搭建了两个小型摄影区域和一个大型的背板.一般的古籍和民国书都在小型摄影区域内拍摄完成,但不少巨幅拓片都需要上背板,这时还要几个人共同配合完成,拍摄中灯光、角度、拍摄内容的选取都进行了充分调动和仔细考虑.对拍摄后的书影,也是著录完立改立传,使拍摄与著录同步进行,步骤衔接流畅,大大地提高了工作效率.
在解决了古籍图书信息的采集、著录和书影的拍摄中的问题之后,就进入了最后的环节,也是最为复杂的工序———古籍信息合成上传,将准备好的数据上传到可移动文物普查登录信息平台中去.由于关注点的不同,可移动文物普查登录平台与古籍普查登录平台在上传的规则与方式上存在很大差异.对于院图书馆来说,可移动文物普查登录平台是一种全新的模式,需要掌握更多的计算机、拍摄等方面的技能,才能确保文物信息的顺利合成上传.
2. 两项普查工作著录内容的差异
尽管在一普工作开始前,普查人员就针对两种普查在著录内容衔接上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但还是有各种始料未及的问题出现了.例如对题名项的著录.古籍普查的“十六位表”中,题名项只包括题名和卷数.正题名一般依据卷端名称登记,卷数依正文所标卷次、卷目据实登记.由于古籍刻印情况复杂,同一种书,版本不同,存卷数可能不同,所以题名项的卷数是一部古籍应有的总卷数,残本存卷数不在此处反映,这就造成了有时候需要翻阅很多资料才能准确著录.而《普查工作手册》对古籍图书的定名,是以“年代”+“主要内容”+“形制”的形式.由于古籍文献的特殊性,此次普查将1949 年（含）以前的手稿和图书资料都列入其中,古籍以1912 年为分水岭,分为了普通古籍和民国图书（包含革命文物图书资料）两大类.因此名称的录入,院图书馆对普通古籍采取了“版本”+“题名”+“卷数”的方式,例如：清康熙二十四年五色套印本古文渊鉴六十四卷；民国图书则以题名前加民国且题名用书名号括起的形式,并且不加卷数,例如：民国上海文明书局铅印本《清诗评注读本》.由于措施采取得及时,题名项的著录方式问题很快得以解决.再例如对版本项的著录,一普要求更为严格.为确保上传信息的准确性,其要求版式信息的著录必须与对应图片的信息一致.
（三）人员配备问题与措施
普查工作人员是此次普查任务直接的承担者,也是普查数据完成以及质量把关的第一人,其工作效率直接影响到整个普查工作的成败.然而,院图书馆,加馆长、副馆长仅有七名工作人员.面对这十余万册无编目信息的馆藏图书,可谓普查任务难上加难.为了能够顺利完成任务,在人手紧缺的情况下,借鉴全国一普的工作经验,院图书馆当即决定,制订每人每月的工作量,必须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并要求大家放弃周末休息时间,给予每个人适当的压力.具体实施时,还集中分配每人一个古籍柜进行编目著录.这样做,既提高了普查的工作效率,又保证了古籍本身的不疏漏、不乱架、不混淆.与此同时,院图书馆还通过各种渠道找来一些在校大学生、研究生,协助普查人员处理许多琐碎和简单的工作内容,成为普查工作推进中不可小觑的助力.虽然院图书馆人员较少,需要完成的古籍数量又较多,但普查工作者们业务过硬、责任心强,大家拧成了一股绳,攻坚克难,最终啃下了这块“硬骨头”,取得了此次普查工作阶段性的胜利.
三、结语
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是建国以来首次针对可移动文物开展的普查.而对于博物馆类的图书馆来说,摸清家底,为古籍图书提供良好的保存环境,对古籍纸质进行优化,对损坏古籍进行修复,建立完备的古籍档案,提高全民古籍保护意识,是一件“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大好事.为了确保本次普查顺利完成,山西博物院图书馆的每一位普查工作者都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与艰辛.截止到普查结束为止,我院图书馆共完成可移动文物24740 种,120161 册普通古籍、民国线装书、碑帖拓片等信息的著录,全部数据已上传至全国可移动文物信息登录平台.
参考文献
1. 来雅苓《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小议》,《黑龙江史志》2015 年第5 期.
2. 孙乾婧《古籍与可移动文物普查登录项目衔接初探》,《河南图书馆学刊》2015 年第10 期.
3. 古晓梅《对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中古籍著录的思考———以丹东市图书馆实践为例》,《情报探索》2016 年第6 期.
4. 王迪《可移动文物普查信息采集登录工作初探》,《黑龙江史志》2015 年第5 期.
5. 刘真《谈谈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要领》,《武汉文博》2015 年第2 期.
6.《第一次全国可移动文物普查工作手册》,文物出版社,2013 年.
（作者工作单位：山西博物院）
本文结论,此文是关于文物普查和移动文物普查和几点思考方面的图书馆实践论文题目、论文提纲、图书馆实践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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