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尚书尧典》黎民于变时雍经解新说兼论经典训释变化和社会时代诉求转变之关系，本文是有关时代论文范例跟黎民和《尚书尧典》和经解方面硕士论文开题报告范文.
杨宝珠 杨庆存
摘 要：《尚书》既是弥足珍贵的中国古代第一部历史文献散文集,又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经典的代表作.开篇《尧典》“黎民于变时雍”句历代释义为“百姓在尧政下变得雍和”,然而通读上下文,会发现此句释义与前后矛盾龃龉.梳理“雍”、“黎民”、“变时”等词语的本义与衍生义,并结合上下文运用大量笔墨描写制定历法的内容,可知此句与农耕时令有关,应释义为“百姓在时令变换这件事上不清楚”.此外,在《汉书》保留的一则汉成帝诏书中,今文经学对此句的引用使用语境明显和农耕时令有关.经学释义的变化,反映的是时代诉求的变化,随着生产力水平提高,农耕技术已经不再是困扰人们的第一难题,取而代之的是生产关系与社会结构的重塑与维稳.
关键词：“黎民”；“变时”；“雍蔽”；农耕文明
博大精深的中国经学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最具创造活力的文化奇葩.由于历史的久远与传播的制约,加之汉文字书写形体的衍化与内涵发展的丰富,都让历代学者对《尚书》具体内容的诠释与理解见仁见智,既自成一家言,又不泛疑窦处.《尚书?尧典》“黎民于变时雍”的训解就颇富典型性.我们认为,以往此句的训诂和全文结构的厘定,偏离了元典初衷,影响了读者对全篇思想内容、文化意义、艺术创造和人类贡献的正确认识与价值评判.本文拟从“黎民于变时雍”的重新训考和甄辩入手,深入探讨《尧典》丰富深厚的上古农耕文明信息和不容轻觑的人类文化意义.
一、“黎民于变时雍”旧训置疑
《尧典》通行版本,一般都将全文分为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概述帝尧“钦明文、思安安”的理想抱负,“允恭克让,光被四表”的品格气质,以及“克明俊德”、“协和万邦”的卓越政绩,而将“黎民于变时雍”作为收束之笔；第二部分描写制定历法,“敬授民时”；第三部分记叙如何选定继位人.
第一部分收尾“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三句,孔颖达《五经正义》本注云：
雍,和也.言天下众民皆变化从上,是以风俗大和.……百姓蒙化皆有礼仪,昭然而明显矣,又使之合会调和天下之万国.其万国之众人于是变化从上,是以风俗大和,能使九族敦睦,百姓显明,万邦和睦,是安天下之当安者也.[作者简介：杨宝珠,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博士；杨庆存,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特聘教授（上海200240）.
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廖名春、陈明整理：《尚书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31页.]
这段注疏有三点值得注意：一是将“百姓”三句作为一个完整意群,且以“黎民于变时雍”收束,成为前两句的落脚点.二是释“雍”为“和”,不但指出三句之间内容的因果关联,而且强调了“风俗大和”的意思.三是训“黎”为“众”、释“时”为“是”,且将“黎民于变时雍”作为治国方略的实施效果,似乎是顺理成章.
历代注疏递相沿袭.清代《四库全书》收录《尚书》类研究著述五十余种,基本因循其说,即如文化巨擘苏轼也认为“协,合也.黎,众也.变,化也.雍,和也”[ 尤韶华：《归善斋〈尚书〉二典章句集解》上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第324页.].南宋蔡沈《书集传》注“时,是.雍,和也.此言尧推其德,自身而家、而国、而天下,所谓放勋者也”[ 蔡沈：《书集传》,《朱子全书外编》第一册,第2页.].虽欲创立新意,但也将此句归入上文意群.元代陈栎《尚书集传纂疏》卷一沿袭蔡沈《书集传》,而明代陈泰交《尚书注考》则云：
于变时雍,女于时,惟时懋哉,咸若时,若不在时,惟帝时举,时日曷丧,予惟时其迁居,仰惟前代时若,训时,是也；动惟厥时,训时,时措之宜也；协时月正日,训时,谓四时；曰时,训雨,旸燠寒风,各以时至,故曰时也；至于旬时,训时,三月.[ 尤韶华：《归善斋〈尚书〉二典章句集解》上卷,第327—328页.]
陈氏虽未直接训“雍”为“和”,而以“懋”字训,此字表示“兴盛、兴旺”状态,依然是“和”字风貌的另外一种表达.
由上可知,对于“黎民于变时雍”字词理解,最没有争议的便是训“雍”为“和”,似乎达成高度一致的共识而不容置疑.然而,以训“雍”为“和”细读第一部分内容,则会发现此与第二部分开头“乃命羲和”突兀难接,文气不通、逻辑断裂,造成文章脉理结构的明显缺陷.训“雍”为“和”是否符合经典原意？有没有可以避免上述矛盾的训释呢？
二、“雍”字本义追寻与衍生诸义考绎
“黎民于变时雍”是正确理解全篇的关键,而“雍”字则是至为重要的“文眼”.在古文经学的解读中,训“雍”为“和”,与后世对“雍和”一词基本内涵的通识认知相契合,最易理解和接受.但“雍”字绝非仅有“和”义一解.考察“雍”字原意及内涵衍变,会发现有诸多意义,如“雍蔽”、“雍堵”、“雍塞”等.
“雍”字初文为“邕”.《说文解字》曰：“邕,四方有水自邕城池者,从川从邑,於容切.籀文邕,害也,从一.雝,川,《春秋传》曰,川雝为泽,凶,祖才切”[ 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影印经韵楼臧版,第569页上.].颜师古注《汉书》“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句：“雍者,河水溢出为小流也”,又引《尔雅》：“水自河出为雍.又曰江有沲、河有雍”[ 班固：《汉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第1646-1647页.].以上三则材料分别把“雍”解释为护城河、河水溢出的小流.那么“雍”的本义是什么呢？
“雍”字早期的字形有“”“”“”等,这些字形的共同点是包含两个要素,即水流和水流环绕着的物体,此物体或为城邑或为小块陆地.就属性来说,“雍”以水为主,而“雍”与其它状态的水的区别是“包围环绕”,进而有了包围、环绕、保护、限制、隔离等含义.早期铭文出现频率较高的“雍”字使用方法是“璧雍”.《殷周金文集成》06015号西周早期一则铭文记载：
若（翌）,才（在）璧（辟）雝（雍）,王乘于舟,為大豊（禮）,王射大龏禽,侯乘于赤旂舟,從,死咸.[ 台湾研究院：先秦甲骨金文简牍词汇资料库.]
这则铭文记载了西周初期“王”“臣”“ 璧（辟）雝（雍）”“為大豊（禮）”的故事,清楚地记载了人物、地点与事件.显然,其中的“璧（辟）雝（雍）”是事件发生的地点.
那么,“璧（辟）雍”为何物？《汉书·楚元王传第六》载：“至于国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狩之仪”[ 班固：《汉书》,第1368页.]；《盐铁论·崇礼第三十七》谓：“今万方绝国之君奉贽献者,怀天子之盛德而欲观中国之礼仪,故设明堂辟雍以示之”[ 王利器：《盐铁论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487页.]；《独断》卷下称：“夏曰校,殷曰庠,周曰序,天子曰辟雍,谓流水四面如璧以节观者”[ 郑子瑜、宗廷虎主编,陈光磊、王俊衡著：《中国修辞学通史 魏晋南北朝卷》,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83页.]；《白虎通·辟雍》说“小学,经义之宫；大学者,辟雍,飨射之宫”[ 陈立撰、吴则虞点校：《白虎通疏证》,北京：中华书局,1994年,第257页.]；《大戴礼记·明堂第六十七》则有“明堂者,所以明诸侯尊卑,外水曰辟雍”[ 孔广森撰、王丰先校点：《大戴礼记补注》,北京：中华书局,2013年,第159页.].这些材料显示,“明堂璧（辟）雍”是天子在郊外修建的礼用场所,其中挖土堆积而成高地上的建筑称“明堂”,在周围挖出的沟渠中注水为“璧雍”.因为这个水是环形围绕的,像环形玉璧,所以称为“璧雍”.“明堂璧雍”实际上是联为一体不可分割的.“雍”确是指包围环绕物体的水流,而这种水流无疑起着“以节观者”的阻隔、遮蔽的作用.
“雍”字又有一系列衍生义.首先,“包围环绕”衍生出“拥抱”、“拥有”、“拥护”之“拥”义.《殷周金文集成》02660商代晚期或西周早期金文“辛乍（作）寶,其亡（無）彊（疆）,氒（厥）家雝德”；《殷周金文集成》02841西周晚期金文“女（汝）母（毋）敢妄（荒）寍（寧）,虔夙夕（惠）我一人,（雍）我邦小大猷,母（毋）折緘,告余先王若德,用印（仰）卲（昭）皇天,（申）（紹）大命,康能四或（國）”；《殷周金文集成》02826春秋早期金文“余不叚妄（荒）寧,巠（經）雝（雍）明德,宣我猷,用（紹）匹（弼）辝（台）辟”[ 以上三则钧引自台湾研究院：先秦甲骨金文简牍词汇资料库.]；以上“雍”字均是“拥有”、“拥护”之义.其次,流水包围环绕对内部高地建筑或城邑陆地起保护作用,这其中还包含对外部隔断与阻隔的意味.正如《独断》所言“流水四面如璧”的目的是“以节观者”,就是把朝觐、观礼的各色人等阻隔在流水之外,不让靠近明堂,以显示天子威严.《睡虎地秦简》 田律称“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及雍（壅）堤水”[ 于振波：《简牍与秦汉社会》,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15页.],《春秋谷梁传》记“毋雍泉,毋讫籴”[ 钟文烝：《春秋谷梁经传补注》,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83页.],“雍隄水”和“雍泉”都是在说把水流阻断,取“隔断”之义.水流被阻断后会形成大面积积水,于是由这里又衍生出“壅积”之“壅”.《文子·精诚》：“虙牺氏之王天下也,枕石寝绳,杀秋约冬,负方州,抱圆天,阴阳所壅、沉滞不通者,竅理之,逆气戾物、伤民厚积者,绝止之”[ （春秋战国）辛钘：《文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第10页.].“阴阳所壅”即阴阳不通造成的“壅滞”,是“壅堵”不通之义.
后来,“壅滞”、“壅堵”又衍生出“壅蔽”义,这个含义在春秋战国时期使用频率很高,基本古籍库检索所得资料中,作“壅蔽”解的几近百条之多.如《子华子·晏子》“如之何其将壅之蔽之,而使之不得以植立”[ 王云五主编,崔敦礼撰：《丛书集成初编 0602 刍言 子华子 潜溪邃言》,北京：商务印书馆,民国25年,第14页.]；《管子·法法第十六》“故曰令入而不出谓之蔽,令出而不入谓之壅……牵瑕蔽壅之事君者,非敢杜其门而守其户也,为令之有所不行也”[ 蔡元培：《诸子集成》,长沙：岳麓书社,1996年,第108页.]；《荀子·致士第十四》“隐忌雍蔽之人,君子不近”[ （唐）杨倞注：《荀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163页.]；《吕氏春秋·恃君览第八》“欲无壅塞必礼士”[ （汉）高诱注：《吕氏春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502页.]；《韩非子·孤愤第十一》“今有国者虽地广人众,然而人主壅蔽,大臣专权,是国为越也”[ （清）顾广圻识误,姜俊俊标校：《韩非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45页.].上述材料都是“壅”与“蔽”对举并用,换而言之,“壅”即“蔽”、“蔽”即“壅”也. 而“蔽”即“隐蔽”、“遮隐”、“蒙蔽”,乃不清楚之意.
那么,为什么“雍”字会有“邕”、“雝”、“廱”诸多字形呢？这与文字随着含义变化增加偏旁表义、从而生成新字形并取代旧有字形的文字演变规律有关.如前所述,“雍”字初形为“邕”,表示围绕物体的环形水泽,后来加入“隹”旁成“雝”.“雝”曾表鸟名,《尔雅·释鸟第十七》有“?鴒,雝渠,雀属也.飞则鸣,但则摇”[ 郭璞注、邢昺疏：《尔雅注疏》,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543页.]；亦有可能是为了平衡字形加入“隹”为饰笔,甲骨文、金文字形演化加“隹”为饰笔颇为常见.后来,“雝”又增“广”旁成“廱”,《说文解字》谓：“廱,天子飨饮辟廱,从广,雝声,於容切”,“广,因厂为屋,象对刺高屋之形,凡广之属皆从广,读若俨然之俨,鱼俭切”[ 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第442页.].可见,“廱”有高大建筑物的意思,许慎将“辟雍”写作“辟廱”就是为了突出辟雍“人为建造”与“宫室功能”的含义.“廱”形左面的“丿”与“邕”进一步简化为“乡”,就有了使用情况最多的“雍”形.
“雍”作为后起字形逐渐取代初形“邕”及笔画繁杂的“雝”与“廱”,成为表“邕”本义及大部分衍生义的字形.汉代隶书得到飞跃式的发展,文字构型也逐渐以形声字为标准轨范,此时文字根据衍生义的涵义加入形旁构成新的专用字.如“雍”加“土”旁成“壅”,作为“壅蔽”之“壅”的专用字；“雍”加“手”旁为“擁”,作为“拥抱”之“拥”的专用字；“雍”加“肉”旁为“臃”,作为“臃肿”之“臃”的专用字.这样,产生于同一个本义文字的不同衍生义文字就区别开来,形成我们今天表意指事明确的文字系统.
以上梳理考证了“雍”字的本义与诸多衍生义,但这只是本文深入讨论的前提和基础,而更重要的则是如何确定“黎民于变时雍”之“雍”字的正确含义.其正确方法就是将“雍”放在具体语境中来考察.
三、“黎民”、“变时”、“雍”综训
如前所述,以往训“雍”为“和”都是顺承“黎民于变时雍”此句之前所有内容的整体意脉而臆断,既忽略了句子内部的词语逻辑结构,又没有顾及此句后面文章内容的关联.实际上,“雍”在此句中的本意是受其前面词语内容规定和限制的,换而言之,“黎民于变时”五个字限制和规定着“雍”字的真正含意,这也是准确理解“雍”字的重要条件.
先说“黎民”.汉代学者认为“黎”为黑色,“黎民”指称黑色皮肤的劳动人群.这种解释不能说完全错误,却难避表面化嫌疑,其表达不够严谨和准确.“黎”字金文字形为“”、“”、“”、“”等,从“禾”,从“”,从“水”.“犁”的原型为“利”,在甲骨文、金文中找不到带有“牛”部的“犁”字,可见牛耕出现较晚.“利”字的甲骨文、金文字形为“”、“”、“”、“”等,从“禾”,从“”,亦有“水”的成分.“禾”是禾苗,“”就是“犁”这种农具的形状.可以看到,“黎”和“利”都包含“禾”、“”、“水”三个元素,基本上可以断定,“黎”就是“利”,即“犁”.“黎民”就是使用“犁”这种工具犁地的人,由此扩而大之,指代所有从事农耕活动的人群.这还可以从意思相近的“农民”一词产生与构成元素中得到进一步印证.“农”字最初的甲骨文、金文字形为“”、“”等,从“艸”,从“辰”,“辰”是一种除草农具,即“耨”.后来,这个字加入表意的“田”部,象征在田地中劳作,字形变为“”、“”、“”,此为繁体正字“農”字的来源.“农民”就是用耨这种工具锄草的人.从广义上推求,“黎民”就是“农民”,即指从事农业耕作的人群.有学者或据此训“黎”为“众”,虽不无道理,只是难以体现本义.至于汉代学者训“黎”为“黑”,则是混淆古体“黎”字与“黧”字的结果.“黧”字金文字形为“”,从“利”,从“黑”.“利”是声旁,“黑”是表意的形旁,这是以“利”为声旁创造出的表面色黑的专用字.古体“黎”、“黧”两字因字形相似而混淆,导致训释偏离了本义.
再说“变时”.先秦时期,“变”与“时”组合成词表达时令变化的情况并不少见,且多以“时变”状态出现.这个词最初表自然世界季节气候的变化,后来才上升到抽象概念层面,表时机、时代的变化.如《周易?贲卦第二十二》：“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72页.].
以上所言“观乎天文,以察时变”,其“天文”是指天象,即日月星辰运行轨迹的自然现象.古人认识到星辰运行规律与四季变化规律之间相匹配的关系,于是用可见的星辰运行来标记不容易把握的时间变化,这就是“以察时变”.根据星辰的位置标记一年中气候变化的节点,即农作物生长过程中关键的时间点,这就是历法时令.清通志堂经解本注此句：“观其天文,可以敬授人时”[ （周）卜商：《子夏易传》,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45页.],这与《尧典》中“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正相一致.
《禽经》中也记载了动植物自身的生长规律与时令变化之间的关系：“毛协四时……羽物变化转于时令”.晋张华注曰：“春则毛弱,夏则稀少而改易,秋则刷理,冬则更生,细毛自温……顺节令以变形也……随时变化,成就万物之性也”[ 《禽鱼虫兽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9页.].这既是生物自身随时令变化的结果,也是自然界时令变化的一种表征.而“随时变化”就是“时变”的扩展.
随着哲学思维的发展与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现实的变化,原本描述自然现象的时令变化上升到抽象概念层面,被赋予时机变化、时代变化、内外制约因素变化等更为丰富的含义.如《六韬·盈虚二》中的“天时变化”[ 唐书文：《六韬·三略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17页.],已不仅仅指自然气候时令的变化,而被赋予天道观念,指一种能左右人与社会命运的不可抗拒的力量.春秋以后,“时变”的含义越来越多地用来表示时机、时运的变化.这可能也是汉代古文经学家们不从“时令变化”的角度去理解“变时”的重要原因,而更愿意以“时”通“是”或者令其为“时代”之“时”.文字发展到汉代有很多已经失去本义而表示衍生义,很多词语的本义也因时代变化而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取而代之的是适用于当下社会的衍生义.“时变”的本义“时令变化”的丢失就是这种现象的例证.
与古文学派不同,今文学派的文本“变时”作“蕃时”.汉孔宙碑、敦煌莫高窟《尧典释文》、日本传内野本、足利本均有异体字,皮锡瑞等学者令作通假字,通“变”,此部分另有论文详释.本文单就“蕃”字释义一解作为展开.
《说文解字》谓“蕃,艸茂也.从艸番声”[ 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第47页上.].“蕃”的本义是草木滋生,后引申为繁茂.《周易·坤卦第二》《文言》称“天地变化,草木蕃”[ 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第33页.].“天地变化”即气候时令与季节的变化,气候时令变化,草木随之滋生、繁密起来.这里的“蕃”是草木生长的意思.后来,“蕃”有特定与五谷搭配使用的现象,特指农作物的生长与高产.如《管子·小匡第二十》云“时雨甘露不降,飘风暴雨数臻,五谷不蕃,六畜不育”[ （唐）房玄龄注,（明）刘绩补注,刘晓艺校点：《管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155页.].《文子·精诚》说“甘雨以时,五谷蕃殖.春生夏长,秋收冬藏”[ （春秋战国）辛钘：《文子》,第7页.].《荀子·尧问篇第三十二》有“树之而五谷蕃焉,草木殖焉,禽兽育焉”[ （唐）杨倞注：《荀子》,第377页.]之语,《淮南鸿烈解·主术训》记“是以群生遂长,五谷蕃植,教民养育六畜”[ 蔡元培：《诸子集成》,第153页.]之言.在这些材料中,农作物的种植都称为“蕃”,牲畜的养殖都称为“育”.先秦时期名物区分精细而严格,几种文献中皆以“蕃”表示五谷生长,可见“蕃”在这一时期是特别标示五谷的种植与其繁茂形态的.后来,“蕃”的使用范围逐渐扩大,扩展到牲畜、鱼虫甚至人的领域,再后来便指所有生物的生长繁衍.如《白虎通德论·五行》“物蕃屈有节,欲出时为春,春之为言偆,偆动也”[ 陈立撰、吴则虞点校：《白虎通疏证》,第175页.]. 这里称万物的滋生为“蕃”、衰败为“屈”,“蕃”即万物“欲出时”.班固用万物欲出时的“蠢动”来解释“春”这种称谓的来历.可以看到,虽然“蕃”的使用范围扩大了,但仍然与时令节气联系在一起.“蕃时”就是草木滋生之时、五谷生长之时、万物生息繁衍之时、春夏之时.要想使农作物顺利生长、获得丰收,就必须按照植物本身的生长规律进行播种、灌溉等.植物生长规律的枯荣体现着四季时节的变化,故“蕃时”就是“变时”,即农耕时令的更替.
综上所述,“黎民于变时雍”句中的“变”与“时”两字应当是一个词汇“变时”,表达的是一年四季的“时令、节气、季节”之变化,并修饰和限定“雍”字.若此,以往训“雍”为“和”,句意实难贯通.在上文“雍”字本义与诸多衍生义的训考中,可与季节时令变化相关联、可匹配的只有“雍”之衍生义“蔽雍”,即田间耕种的人们对于季节时令变化认识不清.换而言之,就是为时令节气的变化所“蔽”、所“塞”、所“堵”, 对季节时令的变化把握不准确,影响和妨碍了适时耕种或收获.而这才是田间耕作的“黎民”最为关心、利益攸关的大事,也是关系国计民生、安邦治国的大事.所以,在“雍”字的所有含义中,对于“黎民于变时雍”来说,训“雍”为“蔽”最能贴合语境与语义.
四、新训的今文经解支持
上古三代是中国农耕社会的起步时期,先民在协调人力与自然规律之间的矛盾中艰难摸索,时令就是掌握自然生命枯荣规律的重大成果.以农作物种植为主的一年的作息活动按照时令进行,才能确保农作物产量稳定、六畜兴旺,这是关乎生存的第一件大事.但是,《五经正义》训释与之大相径庭,唐以后的注疏中没有将“于变时雍”作为“时令”之事来考虑.那么在唐代以前的文献中是否能寻到蛛丝马迹呢？《汉书·成帝纪第十》有一段文字耐人寻味：
二年春,寒.诏曰：“昔在帝尧立羲、和之官,命以四时之事,令不失其序.故《书》云‘黎民于蕃时雍’,明以阴阳为本也.今公卿大夫或不信阴阳,薄而小之,所奏请多违时政.传以不知,周行天下,而阴阳和调,岂不谬哉！其务顺四时月令.”[ 班固《汉书》,第203页.]
这则材料,已经引起清季学者注意,孙星衍、王先谦、皮锡瑞等将“黎民于蕃时雍”作为今文经学的文本加以记录.如王先谦《尚书孔传参正》注：
“黎民于变时雍”,古文也,今文作“黎民于蕃时雍”……韦昭曰：“蕃,多也.”段云：“应用古文,读“蕃”为“变”…… 颜引应注,盖删去“古文作“变””之语. [ 王先谦：《尚书孔传参正》,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6—18页.]
王先谦首先判定《汉书》所录“黎民于蕃时雍”是今文经学使用的文本,然后辑录各家对异文“蕃”字的解释.一种解释说“蕃”通“变”,“黎民于蕃时雍”即“黎民于变时雍”,在释义上和古文经学注疏相同.另一种解释训“蕃”为“养”,“养”即尧帝对民众的养育教化,百姓在尧的养育化下变得雍和.这种解释虽然根据“蕃”字本身提出了新的见解,但目的还是合理地将此句挂靠到古文经学注疏上.下面我们就逐条分析汉成帝诏书中使用的“黎民于蕃时雍”一句是否与古文经学释义相同.
首先,这条材料是今文经学的文本应该没有异议,依据有二.诏书曰“故《书》云‘黎民于蕃时雍’,明以阴阳为本也.”可知这句话的使用环境是在强调“以阴阳为本”,让公卿大夫提出的政令措施符合阴阳与四时运行的规律.强调阴阳五行与灾异感应是今文经学解经的鲜明特点,今文经学家们认为世间万事万物都统摄于阴阳五行的规律,如果人尤其是君主不按照阴阳五行言语活动,就会招致上天降下的灾祸,这种灾祸往往表现为自然灾害或异象.这则诏书中对该句的使用是符合今文经学解经传统的.此其一.其二,诏书颁布者汉成帝刘骜是今文经学笃学者.汉代今文、古文学派斗争激烈,而古文经学一直没有真正立于学官,虽有个别帝王推崇甚至王莽时曾将其短暂立于学官,都如昙花一现.古文经学更像是一股强大的民间洪流与规定的今文经学正统相抗衡.汉代的皇室是研习今文经学的.史料可考的受学于今文尚书的汉代皇帝有15位,其中两位还参与《尚书》学著作的创作与编纂,如汉明帝刘庄撰写《尚书学》专著《五家要说章句》、汉章帝刘炟下令集撰今文经学著作《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古文异同》与《白虎通义》.在诸侯王与王后文字中也屡见对今文经学章句的称引.可以说,汉代皇室是笼罩在今文经学的学术传统与言行规范之下的.汉成帝刘骜受学于今文经学小夏侯《尚书》学派的郑宽中,重用林尊等今文经学家,所以汉成帝在诏书中称引的这句当是今文经学无疑.
其次,此句句意与古文经学经解不同.诏书用“故”字连接前后文,表前后略有因果关联.说古时候帝尧立羲和之官,让他们掌管四季时令的事,使百姓的生活按秩序进行,所以《尚书》中强调“黎民于蕃时雍”,是为了让人们铭记始终要以阴阳为根本.由此可见,“黎民于蕃时雍”是与后文“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时”归为一个意群的,“黎民于蕃时雍”的涵义与时令有关.汉成帝诏书称引这句的起因是公卿大夫忘记了阴阳四时月令,称引这句的目的是告诫他们要以阴阳四时月令为本.同理,他认为《尚书》记录这句的目的是“明以阴阳为本”,那么《尚书》记录这句的原因就是人们忘记了以阴阳为本,可理解为在时令变化这件事上“壅蔽”不清.
五、“时令”向“雍和”转变的社会心理因素
今文经学重天人感应、阴阳灾异,其实这个传统源于上古代时农耕生产方式决定的对天象气候、季节时令的依赖与重视.主动种植使人类从采摘的原始形态中解放出来,迈出摆脱自然环境限制的第一步.然而,主动种植是人力对自然原力的强行干预,这种干预如果与违背作物本身生长规律,就会导致作物的减产甚至死亡,所以严格按照自然生长规律进行合理干预是保证农耕成功的决定性因素.先民通过漫长的观察并总结作物生长规律,在气候变化的节点进行相应的干预,这些气候变化的节点就是时令.一年以农事为主的活动都按照自然气候的时令变化进行,就是最初的“天人感应”,即以顺应自然规律来消解人力与自然原力之间的冲突,使人力改造后的自然仍能保持平衡状态,这样人们才能在对自然施加力量的同时不受自然反冲力量的伤害,从而更好地生存下去.
随着生产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明显,不管执政者的政令还是人民的生活行为都不仅仅局限在农事范围内,所以最初描述自然规律的“阴阳二元论”与“五行生克说”就上升到抽象的哲学*层面,指导人们方方面面的行动.“阴阳二元论”是时刻提醒人们事物都有此消彼长、相互制约的两面,二者不可偏废.“五行生克说”是将世间所有事物都置于普遍联系的整体中,告诉人们要从整体着眼,观照诸多方面.人们试图将一切都纳入符合逻辑的因果链条中来,这样不仅可以解释诸多异常的现象,还可以通过预判来避免不可抗因素的伤害.这是人类建立可控的生存环境与机制的尝试.于是,在东周晚期与汉代前期,阴阳五行说充斥社会的方方面面,很多地方牵强附会,但这是古人建立可控生存机制与精神安全机制的过度尝试.
今文经学对这句的解读源于农耕时令,符合三代时期以发展农业生产为第一生存要义的时代主题.且今文经学是传世之学,师徒授受谱系鲜明、师法严格,或说荀子曾游学于齐、三为祭酒,伏生今文《尚书》学即受学于荀子.所以笔者以为,今文经学对这句的解读是更接近文本原义的.令人疑惑不解的是,既然将此句解为与时令相关更符合文本原义,为什么在后世流传中,此种解释却湮没不闻了呢？不独唐代立伪孔传古文《尚书》为官学之后,即便在汉代,我们可以检索到的十几条文献中,也只有此处诏书称引是体现其与时令相关的.同样出自《汉书》的另几处的称引也都是依循古文尚书的解读方式,将其归入前文意群,作为对尧治理下的盛世状况的总结.由此可知,在对这句经解的接受上,与和平盛世相联系已经取代与农耕时令相联系,成为当时社会的主要认知形态.这已经不简单是今文、古文学派斗争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思潮发生了转型变化.上古时代是农耕社会起步、探索、初步成形的时期,人们对农业种植方方面面的经验还不充足,农具与生产方式也原始落后,生产力低下,所以如何提高生产是当时社会的大事,人们的一切探索几乎都围绕在如何发展生产力上.历经春秋战国时代农业技术的改革、水利灌溉工程的兴修,农业生产获得了一次飞跃式的进步.秦始皇统一政治版图,废除分封建制,严格户籍政策,将人作为农民稳固在土地上,此时基本具备了成熟农业社会的雏形.及至汉武帝时期,社会结束混乱动荡,作为此后延续两千年的农业社会制度正式定型了.此时农业技术、农事规律等问题已经相当成熟,农民可以自发进行农业生产并且保证产量,生产力不再是困扰生存的头等大事,于是人们的关注点转移到对分配关系的调节上来,即调节社会关系.
儒家思想自诞生之初就天然背负调节农业社会生产关系的职责,或者说儒家思想就诞生于农业社会的生产方式.孔子将儒家思想追述到周制,周是以农耕生产方式发展起来的方国,其制度必然是适用于农业社会的制度.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发展壮大也是伴随着农业生产方式的壮大.至汉武帝时期农业社会完全稳固,执政者推行“尊经黜子”的政策,此时儒家的胜利实质上是农业生产方式的胜利.儒家倡导的“和”、“序”、“节用”、“重农抑商”等思想都是为农业社会更好地发展而提出的.“和”就是调节社会关系的一种,倡导大家不争,有序分配社会资源,“和”又能维护社会稳定,从而更好地进行农业生产.武帝之后,合理分配资源、维护社会稳定成为时代主题,人们解读经书的角度也不可避免地从这个角度出发,于是将“黎民于变时雍”解为社会和睦稳定就成为最广为接受的方式.原先从生产力角度出发将其解读为与农耕时令相关的方式就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这是社会发展的客观事实的驱动,是人们思想观念变化导致的自然结果.不同时代的经解是顺应时展的需要,在“求用”层面上虽无对错之分,而在“求真”层面,符合原义的解释与主观阐发的解释就有正误之别.
五、“雍”训为“和”的文字系统因素
其实,任何文化现象的发生与存在都必定有其多方面合理性的根源,而绝非出于偶然,《尧典》“雍”训为“和”,也不例外.这除了上面分析过的主流文化价值观和社会认知层面的大环境因素之外,也还有文字学知识系统内部的小环境因素.
仅就基本古籍库检索资料来看,先秦时期“雍”字的使用主要有五种情况.一作名词,如地名、鸟名、星象名、乐名、人名、职官名等,约有110多条.二是形容词,作“堵塞、壅蔽”解,有90条左右.三是动词,作“抱持、拥有、拥护”解,有20多处.四是从“壅堵”、“拥有”意衍生出来的“群、多、拥挤、盛大”义,十余处.五是拟声词,作“鸟鸣、钟鸣”等解,十多处.相比之下,“雍”字作“雍和”解的用法却极少,汉代以前将“雍”与“和”联系在一起的只有《尔雅·释训第三》“肃肃、翼翼,恭也.廱廱、优优,和也”[ 郭璞注,邢昺疏：《尔雅注疏》,第174—175页.].除却这则材料释“廱廱、优优”为“和”,其余都是汉代以后至唐、宋注疏家将先秦文献中“雍”解释为“和”,然仔细推求文献,会发现“雍”字并不作“和”解.
如《禽经》“寀寮雝雝,鸿仪鹭序.”晋张华注曰：“鸿,雁属.大曰鸿,小曰雁.飞有行列也.鹭,白鹭也.小不逾大,飞有次序,百官缙绅之象.《诗》以振鹭比百寮雍容,喻朝美”[ 《禽鱼虫兽编》,第8页.].“鸿仪鹭序”是说鸿雁和白鹭飞行各有各的阵仗和秩序,而前文的“雝雝”是指一群鸟聚在一起,是“群、多、簇拥”的意思.晋人注疏将群鸟的秩序比附在朝堂的百官之上,说百官也像群鸟有序聚集,场面盛大美好,故“雍容”是指盛大的样子.又如《诗经·召南·何彼襛矣》“何彼襛矣,唐棣之华.曷不肃雝,王姬之车.”郑玄笺、孔颖达疏在《毛诗注疏》“肃雍”为“肃敬雍和”[ 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陆德明音释：《毛诗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138—140页.].这首诗是描写齐国公主出嫁时的场景,华丽盛大,像盛开的繁花.“肃雍”一词用来形容公主乘坐的车,显然,如果理解为“肃敬雍和”就不通了,这里实际上是取“多”的衍生义,解为“簇拥”、“盛大”.《礼记》引《诗》云：“肃雍和鸣,先祖是听”,言“夫肃肃,敬也.雍雍,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 孔颖达：《礼记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070页.].《诗经》中的“肃雍”与《何彼襛矣》中的“肃雍”一样,指“簇拥、多”的样子,《礼记》根据儒家提倡的行为处事准则附会上“敬”与“和”的意思.《诗经·大雅·文王之什》：“雝雝在宫,肃肃在庙.”在郑玄笺、孔颖达疏《毛诗注疏》中注解“雝雝”、“肃肃”均为“雝雝,和也,肃肃,敬也,笺云：宫谓辟廱宫也,群臣助文王养老则尚和,助祭于庙则尚敬,言得礼之宜”[ 毛亨传、郑玄笺、孔颖达疏、陆德明音释：《毛诗注疏》,第1449—1455页.].然而,看这整首诗是在称颂周宗室中女性的功德,特别点出大姒的功德是“嗣徽音,则百斯男”,即育有很多子嗣.“五谷丰登,人丁兴旺”是中国人两个最基本的愿望,首先粮食高产保证生存,然后子孙众多确保繁衍,“多”尤其是物产不发达、人口稀少的上古时代所追求、崇尚的精神.所以,“雝雝在宫,肃肃在庙”是接续前文“则百斯男”,意思是不管在宫室中生活还是在宗庙里祭祀,人丁都非常多,亦即“拥拥在宫,簇簇在庙”.还有,《礼记·少仪第十七》“言语之美,穆穆皇皇.朝廷之美,济济翔翔.祭祀之美,齐齐皇皇.车马之美,匪匪翼翼.鸾和之美,肃肃雍雍”[ 孔颖达：《礼记正义》,第975页.].在这段文字中,“肃雍”用来形容鸾鸟一起鸣叫之美.观察前后语义,“穆穆皇皇、济济翔翔、齐齐皇皇、匪匪翼翼”都是形容多的词汇,说“言语、朝堂、祭祀、车马”都要富丽堂皇、场面盛大才美.同样,各种鸟的声音、声调多了,配合在一起的和声才美,所以,形容“鸾和之美”的“肃肃雍雍”也是“多”的意思.
我们在“雍”的涵义流变中很难找到“和”义的出处,是否可以另辟蹊径来探寻其他的可能性呢？众所周知,古代通假、借用是非常普遍的文字现象和文化现象,会不会是人们将其它与“雍”字相近、带有“和”义的字与“雍”字混用嫁接所致呢？如“庸和”之“庸”一类,我们不妨略作讨论.
“庸”字金文字形为“”、“”、“”等,象两手使物持中.“庸”字用法一是取“持中”之意,表“中、正”；一是同音通假,通“功用”之“用”.《周易·乾卦第一》《文言》：“子曰：‘龙德而正中者也,庸言之信,庸行之谨……谨信以为常,得于正也’”[ 黄寿祺,张善文：《周易译注》,第11页.].材料用龙德比喻君子之德,说君德的谨信是因为“得于正”,即说话、办事不偏激.那么“庸言”与“庸行”之“庸”采用的就是“中、正”的用法,表示客观、全面、稳重的涵义.“庸”表“中、正”、“不偏激”,即说话办事采取折衷的方法,“折衷”带有各方相互妥协的意味,于是就衍生出“和”的涵义.《韩诗外传》谓“伯夷,圣人之清者也；柳下惠,圣人之和者也；孔子,圣人之中者也.诗曰：‘不競不絿,不刚不柔,中庸和通之谓也’”[ 屈守元：《韩诗外传笺疏》,成都：巴蜀书社,2012年,第176页.].这则材料中,“中庸”与“和通”首次作为一个词组使用.汉代以后,“庸”字与“和”字共同使用成为一种常见的现象.如《南齐书·列传第十四》：“桑濮郑卫,训隔绅冕；中庸和雅,莫复于斯”[ 萧子显：《南齐书》,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595页.].《一切经音义》卷二十三“中庸,以钟反.《广雅》‘庸,和也’.《小尔雅》‘庸,善也.’谓和善人也”[ 徐时仪：《一切经音义三种校本合刊附索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475页.].《禅林宝训》卷二：“一妄庸唱之于其前,百妄庸和之于其后”[ 释圣可：《禅林宝训顺硃》,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年,第133页.].“庸”与“雍”有意义可通之处,“庸”之“昏庸”与“雍”之“壅蔽”意义相近.《鬻子·撰吏五帝三王传政乙第五》“众目视于伪,不留视于真；众心耀于名,不能察于实.夫庸主必惑于众,岂能受于道教哉？故君子之道,不必见纳也”[ 《百子全书》,长沙：岳麓书社,1993年,第2298页.].这里的“庸主”指不能明察真实的君主,有被蒙蔽的意味,如果这里写作“雍（壅）主”也是可通的.《管子·正第四十三》“致刑,其民庸心以蔽.致政,其民服信以听.致德,其民和平以静.致道,其民付而不争”[ 房玄龄注,刘绩补注,刘晓艺校点：《管子》,第309页.].此处材料中的“庸心以蔽”即“壅心以蔽”,直接使“庸”通“壅”字.可见,“庸”与“雍”是会发生通假混用现象的.“庸”与“雍”有一部分意义相通,两个字又是同音,混用通假的现象时有发生.于是,“庸和”便被记为“雍和”,“和”的意义从“庸”嫁接到了“雍”上.这样的训释,既适应了主流文化价值观的需要,又得到社会认知的赞同,由此传承开来便成为十分自然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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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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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远古神话还是治国宝典？《尧典》是经不是史 尚书·尧典乃传世之极为重要的先秦经学文献,是先秦儒学初兴、经学萌芽之际,由儒家某位思想巨人整合成篇 王充以为乃“鸿笔孔子”所为,观论语所记孔子赞美唐尧虞舜之语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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