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从西部本位的角度看散谈徐兆寿《鸠摩罗什》，该文是角度看方面论文写作参考范文与徐兆寿和《鸠摩罗什》和本位有关硕士论文范文.
从热切的关注和有限的批评反应来看,《鸠摩罗什》已让批评家们几乎束手无策.因为它的复杂性确乎是非常的——不仅仅是作为一个文学文本,同时还因为其题材的特殊性、作为佛学知识的“冷僻”,及其所涉及的历史文化方面的各种复杂背景等等,都使得批评家们难予置喙；而且,要理解《鸠摩罗什》,还须要注意到作者徐兆寿个人特有的身份意识与写作诉求,他不止是想写一部通常文类意义上的“小说”,而是作为一个充满了“西部本位意识”学者型作家,要写一部研究和见证历史上所谓“东土”与“西域”的文化沟通者的伟大功绩与不朽智慧的书.基于这样的两个原因,《鸠摩罗什》便不止成为了一部“难解”的小说,也成为了一个富有话题深度与稀有知识含量的历史文化的文本.
作为一个佛学盲,笔者自然也感到无从置喙,羞赧于知识的贫乏,很难谈出有价值的看法,所以也只能从外部的视角谈一点点感受.
一、从西部的“本位意识”与文化使命来看
显然,从严格意义上说,我们既不能将《鸠摩罗什》看作是一部纯粹文艺的“虚构”的小说,也不能把它当作是一部“真实”人物的文学传记,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文本.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在作者的写作中,我们可以明显地感受到他作为一位西部知识分子特有的身份意识——我称之为“西部本位意识”,作家站立于他脚下的西部大地,背负着强烈的使命意识,以此来讲述历史,感应现实,表达其深沉的“古意”,对于历史和文明、生命与存在、信仰与价值的思索.我以为对于徐兆寿来说,或许他并不认为自己仅仅是一个小说家,或者说,他并没有首先将自己当作一个小说家,而是把自己首先设计为一个知识分子,一个肩负着巨大文化使命的知识分子,我非常赞佩这样一种文化使命感.我觉得要想真正理解这部作品,必须要研究一个西部的知识分子,要了解他的处境、所思与襟怀,了解他的文化抱负,包括他对于各种来自东部的压力或偏见的反抗,这是很重要的.如果你把它当作一个一般意义上的小说作品,我觉得会曲解它,甚至会挑剔一些细节虚构,会质疑它的结构.此外,写这部书的难度之大也是一个因素,一般作家对于此类命题都会小心绕过,而这部书的作者则恰好相反.当然,兆寿长期生活在西部,又对中国传统文化颇有研究,这是他可以完成此作的本钱所在.
我须要首先申明,我在佛学与佛教方面完全是无知的.虽然从各种间接的知识里能够了解一些,但真正进入这个领域,我却感到畏惧.所以读此书的感受——套用孟繁华先生经常说的一句幽默的套话叫作,“除了表达敬意,还能说什么”.但另一方面,我与兆寿也是多年的朋友,有限的交集使我早就知晓他的写作计划.当然,兴趣一是来自对鸠摩罗什的崇敬,同时也是多年前看施蛰存的短篇小说《鸠摩罗什》所引发的好奇心.我注意到,施蛰存先生是从关注一个人的精神状况、情感世界,特别是无意识世界的灵感活动来进入鸠摩罗什的故事的.他是截取了一个片断,一个关键性的场景,其实也是宗教信仰与身体与之间的冲突这样一个永恒命题.他借助这一关节,进入到鸠摩罗什这一人物的内部.因为这个小说是非常有意思的,所以也使我对兆寿的写作非常期待.
不过要想真正把握这本书,首先不能简单地将其当作一部文类意义上的小说,得先从徐兆寿这个人开始.因为他写作这本书的动机是非常重要的,这是我们的解读所必须要预先设定的条件.徐兆寿是谁？首先是一位大学教授,一个关注传媒与西部历史文化以及当代文学的学者.他对当代文化关注的领域非常宽,研究的问题非常之广——他早年还研究过性学方面的知识.作为一个在东部生长的人,我们可能觉察不到,当我们说“西部”的时候,很多情况下就是意味着在说“边地”,苦寒之地、穷乡僻壤,或荒凉的西域之地,都是把自己作为本体,而在无意识地将西部作为了一个“他者”,一个“异域”.但对兆寿来说,西部就是本位,是世世代代无法回避和离弃的、精神和实体意义上的故乡.他是通过我们这些“他者”为镜来认知西部的,而我们恰恰是“作为他者”去判断或者感知西部的,这是非常不一样的.在现今,西部可能自然生态已然恶化,文化的积淀已变得稀疏或是不那么完整繁盛.但是在古代,西部却是伟大的去处,我们中华神话的基本方位是在西部,在昆仑山神话系统和蓬莱神话系统这两大系统中,西部尤其广阔和瑰丽,格局也更大.
当我们这样来看问题的时候,事情便会完全不一样,细想我们中国人关于世界的精神地标与文化地理的想象中,西部一直是一个中心,文化意义上的昆仑山,想象中的昆仑山——当然不是今天地理学意义上的昆仑山,它是一个壮美的神话地理想象,所谓取经是要到“西天”的,人死了以后去往的极乐世界也是西方,我们整个中华文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传统就是凡要寻找外来文明,一定是要往西,去“西天”取经.佛学“真经”来自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也是来自西方.虽然说,现代意义上的真理求索与古代意义上的取经并不完全一致,但求取真理的精神方位是一致的,信仰的方位是一致的.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形成了一个关于西部想象的矛盾的集合体,一方面是我们无意识中的精神高地、极乐世界,同时又被我们当作荒凉和苦寒之地,这是一个非常分裂的认知.因此,如果我们要获得与兆寿同样的视角和看法,必须要先思考这些个问题,从这里去进入.
再一个就是所谓“东土”,我们整个的“中华”和广大的“西域”自古以来是两个巨大的文化存在,在历史上虽然变动不居,战争杀伐不断,但是中间这两个巨大的文化一直稳定地存在着,这两个庞然大物中间,却是只有一根细管子相通,这个通道就是河西走廊.河西走廊在两个巨大的文化之间一根细小的羊肠小道,但这个细小的通道却是不可或缺的,历史上无论是丝绸之路还是中西方文化交流,都是通过这条路.所以兆寿所生长的地方其文化积淀是极为浓稠的.我对这点原来只是无意识的感受,但是两年前看到《河西走廊》那个纪录片,我就觉得很受震撼.就是那个片子里边让我进一步感觉到河西走廊的重要性,而兆寿就是生长于凉州,作为河西走廊重镇的凉州——也就是今天的武威,也就是鸠摩罗什译经的地方,也是他从西域来到中华到东土的旅途中间非常重要的一站.我觉得仅有一部小说是远不够的,它是需要反复书写的一部大书.
当代作家评论2018年第4期
写作者的自我意识有多重要,怎么说都是不为过的,兆寿不止是想写出鸠摩罗什这个人物,他其实也是为河西走廊作传,为西部作传,惟其如此,我们就不能将之作为一部纯粹的文艺上的虚构的小说.我觉得要想真正理解这本书,必须要研究一个西部的知识分子的身份意识,研究他的立场、襟怀、文化抱负,就像兆寿刚才所谈到的一样,他强烈的使命感,对于诸种东部偏见的反抗,都是很重要的前提.
二、从佛学话语到文学话语的切换
读《鸠摩罗什》的过程中,我产生了一个很强烈的联想,就是和《西游记》的对照关系.因为《西游记》也是处理与佛学有关的接近的命题,它是通过玄奘前往西方取经的历史,来表达探求真知的愿望,当然也是一个史诗性的命题；现在《鸠摩罗什》中的主人公是作为一个西域的智者,一个佛门中人,前往东土而来,这是两个方向的交叉和交汇.那么《西游记》在叙事处理上也就面临了同样的难度,如果只是讲沿途的故事,讲玄奘的精神境界,也会非常寡淡和沉闷.吴承恩是用了一种什么样的处理方式呢？他是通过把人物转换为“拟动物”,来将之戏剧化和寓言化的.猪八戒是猪,孙悟空是猴,他们各有自己鲜明的性格和弱点,这种主人公身份的“矮化”,使得其话语和思维都成功实现了转换,整个故事的讲述方式白话化了,完全避开了佛学话语转述中的难度.也就是说,佛学知识和佛学话语在《西游记》中被形象地转换了,但其哲学性的内核却保留了下来.这个内核就是小说中的哲学寓意,即取经过程中,人“从魔到佛”的精神蜕变.这一过程在小说中既体现为一个巨大空间的移动,同时又是人物生命人格中的自我升华.所谓成佛,既要从东土到西天去,经过十万八千里的长度,历经无数妖魔鬼怪的威胁与利诱,经过九九八十一难,方能成佛；同时也要经过从脚底到头顶一米多的高度,即由人格构造与内心深处的“魔性”,到高居头顶的人格意义上的“佛性”的升华——用弗洛伊德的说法是从“本我”到“超我”的蝶变,这样一个高度也是一个精神意义上的天路历程.关于这一点,李卓吾在其评点中也有非常精当的阐述.很显然,《西游记》通过动物化和寓言化的讲述,既成功改造了佛教故事的高深和玄秘,同时又保留了其应有的深邃寓意.但对兆寿来说,他所面对的难度仍然是一个非常真实具体的处境,一个由一般的叙述话语和个性化的情愫所承载的,包含了巨大佛学容量与精神内涵的叙事,其中许多是无法规避的稀有知识,以及必须靠智性话语来支撑的“正面强攻”式的叙述,所以处理起来其复杂和困难便可想而知.
尽管佛教史上的鸠摩罗什是如此的重要,但对于一般的信众和读者而言,鸠摩罗什仍然是陌生的,因此如何在佛学话语世界中将他解放出来,刻画为一个文学性的形象,是作家首先要面对的写作命题.我以为,人物的刻画是成功的,作家通过其文学话语的想象与虚构将鸠摩罗什这个不免缥缈和粗线条的人物变得生动起来,由童年成长到负笈远游,从壮年至暮年,成功地建立了一个变化的逻辑.当然,文学想象是基于历史真实的,但根本上也是“无中生有”的,是对历史空白的有效填补.不说佛教,即使从翻译史的意义上讲,鸠摩罗什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我们有限的那些佛教知识,从一般人熟知的《妙法莲花经》《金刚经》,到《心经》,最早都是由他翻译的,有人说他是古今佛经翻译的第一人,这个说法是否准确姑且不论,至少现在他留下来的经卷还有200多部,如此重要的一个人物,他是如何将古奥繁难的佛经翻成了如此精当妥帖的汉语的,包括哪些巧妙的“硬译”,也是让人觉得不可思议.而兆寿凭借小说家的想象却将之写成了将近50万字的巨著.在不可能神魔化和寓言化处理的情况下,难度可想而知,他所需要的确乎不止是材料和知识,而是由此所生发出的合理的艺术逻辑.当然,可参照的东西中,或许还有今人龚斌所著的《鸠摩罗什传》,以及佛教界关于鸠摩罗什的各种研究文献,还有施蛰存先生的小说《鸠摩罗什》之类,凭借着隐约可见的蛛丝马迹,事迹材料的合理穿凿,小说为我们呈现了一个有血有肉的、性格鲜明的鸠摩罗什的形象,仅此一点就应该值得我们肯定.
而且,这部小说还葆有了兆寿小说写作一贯的那种抒情意味,在《荒原问道》中即可看出,兆寿的文学气脉除了与西部地理风物有关,同时也与一个谱系接近,比如张承志、张炜等以思想性见长的作家,他的作品中总是有非常多的情感的溢出物,有些地方作者会按捺不住直接出来发言,或者变身为一个学人或智者,来从事“田野调查”一类的工作,《北方的河》《心灵史》《九月寓言》《刺猬歌》《你在高原》等作品中都有这类角色,而《荒原问道》与《鸠摩罗什》中,我们也不时可以隐隐看到一个抒情者和思考者的角色,这种安排使得小说具有了浓郁的主体意味,文学性也得以大大强化.
当然,从一部小说的角度看,《鸠摩罗什》确乎有些紧张和浓稠,尽管故事的空间足够旷远和舒展,但毕竟要把一个“智者的故事”讲到底,这就与“弱智化的叙事”非常不同,甚至截然相反.某种程度上,智者的故事是悲剧的,愚者的故事是喜剧的,或者在现代也还有混合式的悲喜剧,是“惨烈的悲剧与荒诞的喜剧的合二为一”.智者的故事本身讲述的难度会更大,因为愚者的故事更容易解放感官,放松叙事的管制,更容易达到“狂欢”或诙谐的境地,更容易把故事讲得酣畅淋漓,而智者的故事则始终会有较大的紧张感,甚至悲剧性,而在悲剧性或悲剧美学这一点上,似乎《鸠摩罗什》还可以再强化和自觉一些,说得更直接些,是其命运感似乎还稍稍欠了那么一点点.
但毕竟我还是会更看重这一人物和小说中所附带的各种文化意图,也就是说,《鸠摩罗什》的文学性固然重要,但它所承载的文化信息更为丰富,所展现的某种精神价值和信念之力更为珍贵.从这个意义上说,在故事与戏剧性等艺术因素方面的苛求并无必要.作者成功地完成一个叙述,一个从西向东的文化历程,佛学东进之路的生动模拟.这本身就为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化贡献了至为独特和珍贵的东西.
三、两个“西方”的间隔与汇合
《鸠摩罗什》还涉及一个非常有深意的话题,就是关于何为“西方”的问题.从古至今,我们似乎生成了两个不同时空的西方,一个是作为古代方位的西方,即所谓的“极乐世界”、“西天”,作为神祇世界的西方,它高耸入云,为众神所居住,是一个集“大荒”与乐园于一身的去处；另一个西方是“现代”意义上的发达世界的西方,是文化与文明、技术与财富的所在.但不论是哪一个西方,都是精神所本之方向,西学东渐之依傍,它是思想的源泉之地,所以,中国人关于西方的概念在潜意识里是根深蒂固的.
然而,现代意义上的西方,某种程度上也覆盖了——或者说遮蔽了前一个更古老、也更近些的西方,我们对于西部作为一个地理方位、作为一个文化资源、作为一种历史,虽然常常在谈,但其实又总是在忽略,从这个意义上,兆寿所做的工作可以说是更为重要的,《鸠摩罗什》唤起了我们对于“西域”这个曾经的西方的重视,且打开了它的巨大的历史与文化空间.当代作家在所谓的“寻根写作”与“边塞写作”中曾经放大过类似的文化意识,但是关于西部的思考与热度,总是一闪而过,并未专注和深入过.透过鸠摩罗什的足迹,他译经的过程,他一路东迁中的所见所闻,与各种地方人物与风物的交集,他们之间的互动与学习,借鉴与融合,甚至爱与恨的交织,也依稀让我们看到了这个历史的过程,文化的大迁徙与大融合的过程.
我们所说的类似“永恒”、“刹那”这类诗意的词汇,还有类似“觉悟”、“境界”等现代的和意识形态化的词语,都是来自佛学中的语汇.所以,就中国文化的内层构造来说,佛教实在已经是无孔不入地进到了缝隙之中,积淀在最深处.在一定意义上讲,恐怕并不比《论语》《孟子》里更少,至少是可以相提并论的,我觉得这是非常有启发的.小说中写鸠摩罗什学习中国文化,在龟兹的时候,就开始修习《易经》,学习老子和道家的东西,把这些东西连在一起,他也是将这些知识和思想与佛学进行参照和交融的,他发现了它们内在的一致性.也让我们想到,他有一点类似于近代西方的传教士——就像利玛窦一样,他来到中国,一方面是传播他们的文化,同时也是学习中国的东西,他们迅速地将两个有着巨大差异的文化插接在一起,真是令人佩服.《鸠摩罗什》虽然写的是一个佛家人物,但通过他,作者把佛家和道家、儒家乃至和中国政治的复杂的对话关系生动地呈现出来.可以说,最终《鸠摩罗什》指向了跨文化交流之境,也在相当的程度上生动地揭示了中西文明融合的复杂过程.
我注意到,从王国维他们那一代,到陈寅恪、陈源等,很多现代以来的智者都关注到了西域的研究、佛教的研究,我想他们心中之所以有强烈的研究佛教的冲动,可能也有助于我们理解兆寿写小说的心情,或许他们可以有对比的关系.就是如何去面对一个外来文明与文化,如何充满“文化自信”同时又虚怀若谷地去面对它,是比较难的.现代以来我们往往都是容易看到晚近的这个西方,不太容易体悟到更早先的那个西方（西域）,这致使我们对于东西方文化交汇的历史产生了很多盲区,而《鸠摩罗什》正是打开了许多被遮蔽的空间.
玄奘法师是从东到西求道取经,而鸠摩罗什则是从西到东布道弘法,《鸠摩罗什》的写作再现了这位历史上的大德高僧,也以文学的方式再度重现了历史.说得高一点,他可以说是立足于西部的精神高地,以鲜明的知识分子精神探究了一个人物的灵魂,这种文化本位意识是值得很多人学习的.我以为,这种写作也可以视为是一种“新人文写作”的探索与实践,撇开“一带一路”、复兴传统文化这些重大命题不谈,如何与“两个西方”对话,如何重新发现与建构“河西走廊”这块充满宝藏的文化空间,《鸠摩罗什》也可谓是一个新的契机.
【作者简介】张清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简而言之，本文论述了关于徐兆寿和《鸠摩罗什》和本位方面的角度看论文题目、论文提纲、角度看论文开题报告、文献综述、参考文献的相关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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