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绿色住区的兴起、和挑战，本文是研究有关毕业论文格式范文和住区和挑战和兴起类在职研究生论文范文.
0 引言
18世纪西方工业革命开始,19世纪英国工业城市出现酸雨,步入20世纪后,世界人口自17亿飞速增长至63亿,各国面临能源消耗与居住需求的大幅提升的巨大挑战[1],其中占据了世界土地面积29.5%的亚洲却承载了世界人口总量的近60%[2].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截至2015年末,我国人口约为13.75亿.截至2016年,我国城镇化率已达57.4%[3],高速的城镇化发展也带来了相应规模的能源消耗以及碳排放量,城市碳排放量已超过全球70%,能源消耗占全球近70%,且比重呈上升趋势.其中,居住建筑碳排放量占城市能源消耗和CO2排放量的比例颇高,以上海为例,居住建筑的能源消耗和CO2排放量分别占上海全市的15%和19.8%[4].而在全国范围内,住宅建筑能耗所占比重已高达全国总能耗的37%[5].因此,在满足住房需求大幅增长的同时,如何推进城市高密度居住区全生命周期内的绿色化设计,为住户提供舒适、高品质居住环境的同时,实现节能减排,也逐渐成为居住区设计与评价研究的重要目标.
1 研究概念界定
“绿色住区”作为组合词组由“绿色”和“住区”组合构成,已有研究中,与“绿色”相似的关键词有“生态”“可持续”等,与“住区”相似的关键词有“街区”“社区”等.
“生态”一词源于生态学,生态学的概念于1869年由德国生物学家Ernst Haeckel提出,生态学着重研究生物与其生存周边环境的关系,原则上不表达关系的优劣[6],而“生态”作为修饰词在使用过程中,逐渐被默认为表示“（实现）生态关系良好的”这一积极方面意义,如“生态城市”“生态材料”“生态技术”等.
“可持续”的概念则早有界定,即以不危害或剥夺后展所必须的环境及资源为前提,谋求当下的发展[7].其核心在于将作为物质财富的自然资源和作为精神财富的文化资源,在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公平合理分配[8].
“绿色”一词最初单纯地表示颜色,而使用过程中,因颜色象征自然,象征生命,逐渐被人们赋予“生态友好的”这一寓意,如“绿色建筑”“绿色能源” “绿色消费”等.经过对比,认为在住区研究中,“生态”“可持续”与“绿色”的内涵相似,都以节能减排、实现与自然和谐共生为目标.
“住区”一词源于日本及我国台湾地区,至20世纪70年代,才被引入国内学术领域.虽然至今“住区”在《辞海》中仍未被收录,但是在科研领域及生活中已不再陌生.根据城市生态学理论,周俭（1996）指出,“人类住区是培育具有良好素质人群的人类定居地,是社会经济在发展结构体系中的重要环节,突出了对人类生存权利的尊重.包括住区内及其周围自然与历史环境的保护和合理利用[8]”. “住区”是城市中的人工生态系统,由居民和居民生活与发展所需的居住环境构成,其中,住区环境由自然、人工等物质环境,以及经济、文化等社会环境构成[6].目前被相对广泛认可的定义为“由城市道路或自然分界线围合而成,主要功能为居住,周边设有居民生活所需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的城市片区,居住人口规模在30 000～50 000人（住区规模具体随国家住区规范要求浮动）[9].”2014年,Avi Fiedman 强调了“住区”发展的重要意义,指出“住区”是构成社会的重要环节,住区发展的优劣是一个城市甚至一个国家发展程度的缩影[10].
而“社区”一词作为社会学概念在1887年被首次提出,与“住区”不同的是,“社区”除具备基本的可供一定人口量的居民居住的人造及自然物质环境外,还包括居民之间对周围环境的认同感、归属感以及居民之间相对密切的社会交往和共同意识[11].魏娜(2003)指出,“社区”是以地域为界定,共同生活的社会共同体,人群、空间、制度、基础设施及社区互动是构成社区的五个基本要素[12].
“住区”与“街区”,更多地被用于城市规划与城市设计研究领域,突出物质空间性,而“社区”一词更多用于社会学研究领域,注重社会群体观念,强调社会人文性.在本文中,主要研究“住区”与“街区”层面的绿色化发展,关注城市居住街区空间物质层面的绿色性能优化设计.
2 绿色住区概念的起源
在城市与历史共同发展的过程中出现的,工业发展、环境污染、战争破坏、城市重建、能源短缺、人口剧增等逐渐为世人敲响警钟,相比“活在当下”,人们逐渐意识到“可持续”发展、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性.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有关“绿色化”的研究一直在推进.随着研究的逐渐深入,对于“绿色”一词的理解和追求也由表及里地逐渐加深,从最初追求美好的“绿色”景观环境,到提倡生态保护的“绿色”发展模式,再到通过节能减排而努力实现的“绿色”可持续发展目标.
19世纪40年代起,工业革命进入尾声,随之而来的是严重的环境污染及迅速城市化带来的城市拥挤、城乡分离、资源分配不均等问题.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著名社会活动家Ebenezer Howard在其著作《Garden Cities of To-morrow》中提出的“田园城市”理论中,鼓励城市土地社区所有制,通过卫星城结构及便捷的交通连接；有机疏散城市人群,通过农业用地面积的限制以保障绿化覆盖率及城市自循环[13].
20世纪上半叶,二战后快速的城市重建与工业发展,导致了城市环境的迅速恶化和能源消耗.20世纪60年代起,人们逐渐意识到一旦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将导致难以逆转的环境危机.如何实现人类发展与自然环境共生的问题正式步入人们的视线,“绿色”发展的概念就此出现.环保意识的觉醒是住区绿色化研究发展的重要前提（表1）.意识到问题的同时,不断积极探索解决问题的方式、重新审视人类发展与自然的共生关系、谋求发展的新方式、强调改善人居环境的重要性,并提出住区绿色化的相应措施等,都是住区可持续设计发展初期的重要里程碑.
Ian McHarg（1969）认为,人类与自然相互依存的共生关系,引导人们在谋求发展的进程中,尊重自然发展,保护生态环境[14].1976年,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的第一届人类居住环境大会发布的《温哥华人居宣言》中,强调了人居环境对人们生活质量的重要影响.1987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公布的《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提出,“我们将如何在保证现在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我们和我们的后代都赖以生存的世界？”报告中,可持续发展（被首次提出并）被定义为“满足世界现有发展需求,且不以剥夺后代资源为代价的能力”[15],自此“可持续发展”成为世界的热门话题,也并就此开展国际合作.
“绿色”的概念提出后,以实现“绿色”为目的的节能建筑、绿色建筑相关研究成果虽不断涌现,但街区尺度的绿色可持续设计概念直至20世纪90年代初,在阿瓦尼酒店举办的官员会议上才被提出,该原则针对快速城镇化和城市主义所带来的环境恶化、过度的汽车依赖、邻里交往缺失等问题,建筑师们提出了一种新型社区规划原则,提倡居住街区的功能混合、鼓励步行与公共交通使用.同时,强调了结合日照、风向因素,对路径规划、建筑布局进行合理设计,实现资源的有效循环利用,建设节能型社区[16].1992年,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各国就如何解决目前面临紧迫的环境、健康及社会问题达成了共识,会议发布的《Agenda 21: the earth summit strategy to se our planet》中,提出了关于人类住区建设发展的全球战略任务,就推动住区绿色化建设发展,在住区的土地合理利用、维护经营、配套设施、公交系统以及相关专业人才的培养等方面提出了指导策略.“绿色住区”的理念就此踏上历史舞台[17].
面向新世纪,国内学术界也对绿色住区的定义及内涵展开了探索.沈清基(2000)指出,“生态住区”是以生态学理论为基础,通过现代绿色技术,从规划、设计、建设、运营过程中实现良性生态循环,环境、经济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人与自然环境的和谐共生的人类聚居地[18].辛艺峰(2003)提出,“绿色住区”是少量消耗自然资源及能源,无污染、无公害,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高品质住区环境空间[19].王宇洁(2005)将“绿色住区”定义为以生态系统的良性循环为基本原则,结合当地生态现状、生态学基本原理和现代绿色建设技术,以实现可持续发展为目标的混合功能住区[20].
绿色住区概念的提出,是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与“居住街区”概念相结合,通过设计及评估方法的研究,以达到居住街区节能减排的目的,从而实现人类城市化发展与环境和谐共生的目标.绿色住区设计研究,也是绿色发展模式介于微观层面研究建筑单体节能技术,和宏观层面研究生态可持续城市规划方法之间,相对整体也兼顾细节的中观层面居住环境可持续发展研究的新领域.
3 绿色住区研究发展
3.1 绿色住区相关理论基础研究
与住区绿色化设计研究发展相似,绿色住区评价标准的发展同样以绿色建筑评价体系为基础.早在1990年,英国建筑研究院（Building Research Establishment）研究制定的BREEAM评价体系（英国建筑研究院绿色建筑评估体系）,是世界上第一个绿色建筑评价体系,也是被使用最广泛的一个.该评价体系推动了绿色建筑设计的研究与可持续发展,为绿色建筑行业的规范与发展提供了重要依据.受到新城市主义思想与英国BREEAM评价体系的启发,同年,美国民间成立的美国绿色建筑委员会、新城市主义协会、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共同合作,开始起草LEED绿色建筑评价体系,1998年,第一版LEED绿色建筑评价体系问世.
可持续设计研究方面,Cliff Moughtin (1996) 在其专著《Urban Design: Green Dimensions》中,通过对案例的分析与政策探讨,将设计与城市空间设计结合,通过对城市设计区域框架的检验,证明了绿色化设计可以在城市各尺度层面展开[21].同年,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召开的第二次联合国人类住区大会（人居二）,以“人人享有适当的住房”和“城市化进程中人类住区的可持续发展”为主题,指出城市居住街区在保障城市化进程中住房的基本需求的同时,实现绿色化可持续发展也成为城市居住环境发展研究的必要前提[22].Chiras等（2000）对实现绿色化区域设计的影响要素进行列举与分析,从地区气候特征、选址、公共空间、建筑布局模式、建筑形态和景观设计的角度,提出了街区规划层面通过气候适应性设计实现绿色化的建议,是出现较早的、较系统的绿色化城市设计研究[23].Charles L. Choguill (2008) 在文中强调了住区绿色化设计的重要性,指出住区作为构成城市空间的一部分,若无法实现绿色化,则城市也无法实现真正的绿色化[24].随着人们对人居环境重要性的认知不断加深,以完善的绿色建筑评价体系为基础,绿色住区研究理论为指导的绿色住区评价标准也逐渐完善,将评价对象从建筑延伸到住区.2009年,英国推出了BREEAM Communities可持续住区评价体系.同年,美国也推出了LEED-ND(Neighborhood Development) 可持续住区发展评价体系.
迅速城市化所带来的问题除大量能源消耗和环境污染外,还伴随着城市密度的大幅增长,如何满足这一需求成为新时代的挑战.Avi Fiedman 指出,在解决高速的城市化发展,城市人口增长所带来的居住区密度增长的同时,保障住区公共空间品质以及原有的私密性,也是未来住区发展所需解决的问题.
虽然国外在绿色住区整体规划发展比我国起步早,但由于人口数量差异悬殊,居住建筑形式、居住组团形式、密度等,均与我国有巨大差异.同时,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有气候条件与分区更多样.因此,在绿色住区发展之初,借鉴国外研究经验对我国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后期研究发展阶段,则需结合我国人口数量、居住密度、城市化进程、气候特征等实际情况,深入研究符合我国国情的住区绿色化设计策略.
国内绿色住区研究相对国外起步较晚,但也紧跟世界步伐,1992年6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提出《Agenda 21》后,同年7月,国务院环境委员会决定编制《中国21世纪议程》,1994年3月,《中国21世纪议程——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正式通过国务院审批,该议程从我国的基本国情、人口、发展阶段及环境现状出发,提出相应的可持续发展总体策略,对中国未来的绿色化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和深远影响.在国家政策支持下,各高校也成为绿色住区可持续设计研究的主要力量.
同济大学朱锡金教授(1994) 在《面向新世纪的居住区规划问题》和《21世纪人类生态住区规划述要》中指出,居住区规划设计要实现效益原则、生态原则和文化原则的统一.强调制定城市规划目标、保护环境、实现住宅自动化、建立人类环境观等对改善人居生态环境的积极意义[25].同时,朱锡金教授在文中提出了21世纪生态住区规划发展目标,阐述了生态住区的基本概念,从住区的生态功能结构、功能复合、生态区位、住宅本身、邻里环境等方面提出了优化设计策略,为我国未来的绿色住区研究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26].陈易(1995) 在《生态关于结合自然的人居环境建设》一文中,通过对我国居住建筑能耗和对建筑节能问题忽视的现状分析,结合生态学中“再生”与“共生”的概念[27],强调了可持续人居环境建设的必要性,并针对如何推进人居环境的建设发展提出了相应建议.
1999年6月,国际建筑协会在北京召开第二十次大会,清华大学吴良镛院士在其起草的《北京宪章》中,从历史、现状与未来的挑战几个角度切入,提出了广义建筑学,提倡建筑学、景观学、规划学三位一体的发展建议[28],以求从多层面考虑城市区域发展及其与环境的互动关系,建立从理论到实践的完善可持续发展体系.2001年,由建设部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借鉴各国住区绿色化研究经验,结合我国国情,编制的《绿色生态住宅小区建设要点与技术导则》（下简称《导则》）正式通过专家评审,《导则》提倡加强住宅区生态化建设,提出了在小区建设全生命周期内的节能、节地、节水、环保的基本原则.《导则》分别从包括能源系统、水环境系统、气环境系统、声环境系统、光环境系统等在内的九大系统中,提出相应的绿色生态住区设计方法和评价指标[29].自此,我国关于绿色生态住区的研究如雨后春笋般大量涌现.
由周若祁教授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 “九五”重点资助项目 “黄土高原绿色建筑体系与基本聚居单位模式研究”,通过对国外已有绿色住区评价体系结构与评价因子的衡量,结合我国基本现状、重组评价因子与评价结构后,提出了我国较早的一套综合绿色住区评价体系并研发了相关软件.此外,项目组还组织建设了延安枣园村绿色住区示范基地,实践与理论研究的结合,为我国绿色住区评价研究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开端.杨靖、付秀章（2013）等在对长三角地区已有相关研究及实际案例分析总结的基础上,以软件模拟分析作为验证手段,从住区尺度（用地、布局、交通、水利用等）、建筑尺度（户型、围护结构、遮阳等）等方面,系统地提出住区绿色化设计策略,和绿色技术适宜度评价体系[30].
2014年10月起,由中国房地产研究会人居环境委员会等单位制定的《绿色住区标准》正式施行,这是我国首个绿色住区建设方面的行业协会标准.近年,我国一些省份也积极制定、推出自己的绿色住区评价标准,如2012年的《广东省绿色住区评价标准》（征求意见稿）、《陕西省绿色生态居住小区建设评价标准》.两套评价标准在要求住区符合国家住区设计标准的前提下,通过控制项与得分项,从节地、节水、节材、节能等方面对省内的绿色住区进行评估.与陕西省的标准不同的是,广东省的绿色住区评价标准设置了省内认证的绿色住区定级制度,并加设了住宅产业化、物业管理等,延长了评估周期,对运营阶段的绿色化管理也予以相应评估.
住区绿色化设计基础理论与评价方法的研究,为后期的深化研究提供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发展思路.
3.2 住区绿色化设计的深化研究
祝捷与程嗣闲提出,在住区的规划布局设计中,应利用现有自然条件,充分考虑住区的空间布局、内外部交通设计、公共空间等因素[31].随着研究的逐步推进,住区的绿色化设计研究也由浅入深,从基础理论的研究探讨阶段,逐渐发展到以绿色住区各影响因子为切入点的住区绿色化研究.
住区的微气候设计研究主要包括建筑形态布局和住区公共空间环境质量两个方面,已有研究中,寒地住区微气候研究较为突出,研究成果多以设计策略的提出为主.
建筑布局方面,由于迅速的城镇化进程,对于城市住区形态布局的研究逐渐由多层低密度转向高层高密度住区.伊娜与冷红针对高层高密度住区微气候当下研究的缺失,通过对实际案例的信息采集,运用灰度关联分析法,建立参考序列与比较序列,结合计算机软件的应用,从更科学客观的角度提出了适用于哈尔滨的住区布局策略[32].李晗等通过软件模拟以及实际案例比较分析发现,点阵式布局风环境较好,可降低热岛效应,但个别区域风速较大；错排式和斜排式的方法可以解决行列式布局大面积风影等问题；而围合式布局相比其他两种布局形式,中部绿化温室作用产生的热量会加热空气,影响住区的热舒适性[33].住区的布局形式虽字面看似与“可持续”“节能”等关联性不高,但在设计过程中,将与微气候环境结合考虑时,就成为设计师实现住区绿色性与舒适性的一种被动式节能设计手段,而非依赖于机械设备或新型材料才能实现的主动式节能.
住区的公共空间布局与微气候方面研究,由于寒地住区冬季户外严峻的气候条件,与人们日常户外活动的基本需求之间的矛盾相较其他气候区大,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学院在这一领域研究贡献较多.冷红与马彦红以居民冬季户外活动的主要场所——住区街道为研究对象,通过对所选住区街道的风速及空气温度实测,将住区的街道空间微气候因子进行量化和结果分类归纳,并通过对实际数据的测量,验证了其模拟数据的有效性,得出住区街道形态与微气候环境之间的关系,为未来寒地住区街道设计提供参考[34].梅欹、刘滨谊从景观学角度,针对夏热冬冷地区气候特征,分别从热环境、风环境、湿环境三个方面提出了相应的优化策略.除自然元素对住区公共空间的绿色性能影响外,公共空间的被使用频率也是空间有效利用的表现[35].蒋敏通过对现有案例的调研以及从空间句法角度的解读,认为公共空间的整合度和选择度与其是否位于住区的几何中心、平均可达性是否最高无必然联系,与公共空间与其他空间的连接度关联性较高[36].
出行作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关键环节,交通规划设计对引导住区居民的绿色出行、实现节能减排具有重要作用.现有研究分别从不同尺度入手,研究住区交通的绿色化设计.20世纪90年代,在美国城市郊区不健康的无序蔓延发展背景下,新城市主义应运而生,以公共交通为导向的城市开发模式（TOD）与用地功能混合的有机结合,在保障居民公交出行便利的同时,尽可能设置居民步行可达的生活配套设施,有效降低了私有小汽车的使用[37].中观层面,刘涟涟等及王娟、陈天均对德国城市住区内外的交通规划设计模式、公交站点可达性、道路等级分配、道路剖面等交通元素进行分析,并与我国住区交通规划体系对比,借鉴经验的同时,从中总结、学习可改善并促进居民低碳、安全出行的住区交通设计方法[38][39].
4 绿色住区研究未来展望
在绿色住区研究不断发展的国际大环境下,我国一直积极参与.2016年,《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A/RES/70/1）于2016年在联合国大会第七十届会议上通过,议程确定了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其中目标11是：“建设包容、安全、有抵御灾害能力和可持续的城市和人类住区”[40].文件也对目标11的内容进行进一步解释,从减少人均负环境影响,到营造高质量绿色公共空间,到减缓和适应气候变化,都提出了相应目标.2017年5月,我国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与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签订谅解备忘录,确定双方在可持续城市化、可持续城市规划设计与研究方面展开合作[41].2015年底开始试点,至2017年正式推出实施的“城市双修”政策,都体现了国家对城市生态规划与设计的重视与支持.“生态修复”“城市修补”逐渐成为新时代城市发展的主题.“城市双修”旨在解决被高速城市化发展所忽视的、遗留的城市问题,改善生态环境,提高人居环境品质,实现城市发展与生态环境和谐发展的目标.政策的出台与相关实行办法的明确为绿色生态住区的研究提供了更宽阔的平台.然而,在政策支持的前提下,住区的绿色化发展过程中也不可避免面临许多挑战与考验.
4.1 我国绿色住区发展面临的挑战
英国BREEAM Communities和美国LEED ND,作为世界上最受认可和广泛使用的绿色住区评价标准,是许多国家制定本国绿色住区评价标准的重要参考.相关评价标准的制定规范了绿色住区建设行业的发展,然而,也不可避免地存在争议.我国现有的省级绿色住区评价标准和包括LEED、BREEAM在内的绿色住区评价标准,大多为“打分评级制”,在住区设计和建设过程中,对住区的绿色化硬件设施进行预评估,颁发相应等级证书或奖项.这种方式有益于鼓励绿色住区的建设积极性与住区的绿色化宣传.但是,单纯的预评估式评价标准,对住区使用及运营过程中的能耗实测评估环节似乎略有缺失,无法保障已评级获奖的住区项目是否真正可以实现能源节约.中国工程院院士江亿（2014）在第三届能源基金会建筑项目交流会上指出,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通过对大批节能认证项目的实际运行能耗检测,得出其能耗都高于同功能的一般建筑[42].若没有长期的能耗数据监测,“绿色”是否已经成为地产商对住区宣传的噱头.如何对住区的全生命周期绿色性能进行监测与评估,是目前绿色住区发展的重大挑战之一.
除此之外,国家为推动绿色化发展,通过绿色评级获奖的项目会获得国家给予的相应补贴和利好资源,因此,地产商们也对LEED 、BREEAM 认证趋之若鹜.追求建筑绿色化的风潮虽好,但已获认证项目,在后期使用过程中被证实与普通建筑相比,不仅没有更节能,反而由于对节能设备的高要求,在建设和使用过程中会消耗更多能源.究其原因：其一,该认证体系着重建筑的绿色化程度预评估,忽视使用过程中的能耗评估.其二,中华建筑报（2013）对造成认证项目与国内同功能普通建筑使用能耗相比不节能的原因做出另外的解释,由于LEED评估体系源自美国,其建筑强调高舒适性,需通过高技术实现,并伴随超高能源消耗[43].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副院长朱颖（2010）指出,美国每平方米住宅建筑能耗是中国的3倍,公建能耗更是中国的7~8倍,所以即使是LEED评价体系所认定的低能耗建筑,与我国部分普通建筑相比,节能优势也许并不大.其三,LEED评估体系由于是民间组织运营,评估过程中不乏通过购买其相关绿色产品以弥补评估分数的规则设定[44],导致评估过程中产生利益勾连,或导致认证项目在节能方面表现不足.
同时,虽然现行的绿色住区及居住建筑评价标准,对住区项目的绿色性能指标及配套设备有最基本的限定作用,但在多年的实践过程中,在一些实践项目设计过程中,设计师一直处于“被动”绿色化设计状态.部分设计单位在设计过程中,抛开可持续前提,考虑场地、形体、结构与功能等建筑设计基本要素,在方案设计结束后,再交给建筑技术或设备相关专业的人员,对本来的方案附加标准中所要求的节能要素,或直接交给相关“绿色包装”公司,将项目包装成徒有其表的绿色化项目,而其实没有真正的绿色化设计.无论哪一种,都无法真正实现住区设计的绿色化,也与绿色化标准制定的初衷背道而驰.如何使设计师进行主动绿色化设计,是目前住区绿色化的巨大挑战之一.
除上述原因会导致住区并未真正实现节能减排,在硬件设施符合绿色化住区标准的前提下,其节能表现是否有所保障, 绿色住区在投入使用后,居民是否具备相应的环保意识,对住区的可持续发展亦会产生重要影响.Johar Foziah等（2015）针对某生态住区内的144位居民进行居民生活环保知识等级的调查,而结果表明,绿色住区并没有给居民传递比普通住区更高的环保意识和行为意识,去保障其使用过程中的节能效率.由于居民生活习惯和环保意识的缺乏而导致绿色住区无法真正实现节能,或比预期应当实现的能源节约大幅减少则得不偿失[45].如何普及和鼓励居民的可持续生活习惯和环保意识,也是现阶段绿色住区发展的挑战之一.
4.2 绿色住区相关研究未来发展潜力
针对我国绿色住区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其未来发展意向可归纳为以下四点：“从短期到长期”“从被动到主动”“从硬件到软件”“从小格局到大格局”.
“从短期到长期“,指对绿色住区单纯的设计阶段绿色性能预评估延长至长期的使用过程能耗实测评估,对使用数据进行及时的记录分析.住区的绿色性能最终要落实到在住区的全生命周期内是否能真正地实现节能减排.使用过程中的运行监测也可以有效避免仅将“绿色”作为宣传噱头和涨价筹码,或从功利角度出发以获得相应补贴和优秀资源为目的的现象.“从短期到长期”,不以评价定级为终点的绿色评价方式,将绿色建设真正落实并有效实现,尽量避免出现“西瓜式”外绿内红的“伪绿色建筑”,才能有效地推动住区绿色化与人居可持续发展.
“从被动到主动”,即在未来的研究中,逐渐发展研究建筑师主导的绿色住区设计导则,对住区设计的全过程进行绿色化设计指导,使设计师逐渐习惯,并主动地在设计的各阶段从节能角度出发,对住区进行绿色化设计.而不是仅仅在外观设计结束后,再加入节能设备或对设计进行绿色化包装.
“从表面到内在”,对于绿色建筑评估不再流于表面和单纯追求认证评级,需综合考虑我国国情,综合分析我国建筑能耗水平,结合建造与设备技术水平,制定在我国切实可行的绿色化评价标准与设计导则,真正做到节能减排,实现可持续发展.
“从硬件到软件”,切实保障前期设计及建设过程中绿色优化的同时,在其长达数十年的使用过程中,居民在住区中的行为习惯对绿色住区的节能表现具有重要影响.低碳出行、人走断电、污水利用、垃圾分类等最基础的绿色生活理念,是否已经融入人们的日常的生活？低碳生活习惯的养成不仅需要社区对居民们的生态知识进行普及,同时也需要制定并执行相应的管理与奖惩措施,尤其是针对垃圾分类回收,我国目前执行情况较弱.
5 结语
当下,我国正处于城镇化发展的关键阶段,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能源危机和频发的自然灾害,已经让世界意识到生态保护的重要性.人们对居住环境的追求已经从基本的庇护场所转化为美观性、舒适性、生态性的高品质人居环境.我国绿色生态住区研究虽起步较晚,但已初见成果,相信在不断的努力和探索中,可以逐步实现住区全生命周期的绿色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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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18-04-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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