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1957年台湾地区对李政道、杨振宁的争取，本文是台湾方面有关硕士毕业论文范文和李政道和杨振宁和台湾地区类专升本论文范文.
文│黄庆桥
1956年10月,李政道、杨振宁在美国《物理评论》上发表了他们合作提出的宇称不守恒理论假设.1957年1月,华裔女物理学家吴健雄等通过严格的科学实验,率先证实了这一理论.很快,李、杨二人与宇称不守恒理论一起,受到国际科学界的高度关注.1957年5月,李、杨二人获美国爱因斯坦奖；10月,在宇称不守恒理论提出仅一周年的时候,李、杨荣膺该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引发更大关注.在整个1957年,李、杨是全世界最耀眼的科学新星,而且那时他们都还是中国国籍.因此,他们的科学成就,自然也引起了祖国的高度关注.彼时的中国,海峡两岸处于对立状态.尽管如此,大陆方面和台湾地区都在坚持一个中国原则下对李、杨的科学成就给予了高度赞扬,并都努力争取他们.
突出强调李、杨的中国人身份
1957年初,李、杨的科学理论得到实验证实后,二人进入了台湾岛内教育、科技和媒体的视野；5月,李、杨获爱因斯坦奖,岛内对二人的关注度明显提升；10月,诺奖揭晓,岛内对李、杨的关注达到巅峰,在各种庆祝宣传活动和媒体的渲染下,李、杨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式人物.
从1957年1月开始,台湾的“日报”及《联合报》,连续发表文章,深入介绍李、杨的科学成就及吴健雄的实验工作.1月18日,台湾《联合报》刊发了16日合众电“原子理论又一新猷,我科学家具有贡献”,对李、杨、吴的工作进行报道.台湾媒体对美国媒体的评语非常敏感,但凡有美国媒体对李、杨的介绍和评价,都旋即被译介报道.《联合报》甚至连载长篇文章,介绍了美国《时代》和《新闻周刊》对李、杨及其科学成就的报道.《时代》说：“许多物理学家现在感觉一个新时代是开始了.”《新闻周刊》说,“李、杨的理论把许多旧观念‘如台风经过破屋的村落’一扫而光.”“就理论物理学而言,李、杨的发现比分裂铀原子重要得多.”《联合报》还引用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教授、诺贝尔奖获得者拉比的话评价李、杨：“一个相当完整的理论体系,已被从根摧毁,我们不晓得怎样再把碎片重新建立起来.”而另一位科学家说：“过去几十年来的原子物理学家,好像向一道墙壁上画的假门摸索,现在才恍然大悟,至少可以向真理门推进了.”
1950年代的台湾当局紧跟美国,处于美国的庇护之下,加之当时李、杨虽有举世之成就却过于年轻,因此,在李、杨还未获诺奖的情况下,台湾媒体在宣传时借重美国科学家的评价,是完全可以理解的.10月底诺奖揭晓后,“日报”援引美国普林斯顿研究院院长奥本海默的话说,李政道博士“是我们所知道的最优秀的理论物理学家之一”.《联合报》还援引哥伦比亚大学物理学教授薛柏的话,称李政道为“美国二、三个最杰出的青年理论物理学家之一”.此时台湾媒体借重美国知名科学家对李、杨的评价,已与之前不同,意在凸显中国科学家在国际科学界的重要地位.
李、杨二人在西南联大时的老师吴大猷也在1957年1月发表谈话,公开赞扬自己的两位爱徒,认为李、杨二人“是当代世界最优秀的青年原子科学家”.台湾岛内名流如前西南联大校务委员会主任蒋梦麟、台湾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台湾大学校长钱思亮等也都通过媒体发表谈话,盛赞李、杨及其科学成就.
台湾媒体对于李、杨的科学成就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以至于在1957年1月,就有记者预测李、杨可能会获得当年的诺奖：“连日我写了关于李政道与杨振宁的文章,觉得两人成就的确轰动了世界,会不会今年诺贝尔的物理学奖金会光降到他们的头上呢？”结果果然事如人愿.
关于李、杨二人的身份,台湾媒体都是用“我（国）科学家”“中国科学家”“中国物理学家”等来描述,突出强调李、杨的中国人身份,与大陆使用的称呼完全一致.当时在台的国民党政府力求“反攻大陆”,抓住一切机会争夺中国代表权,是当时的台湾当局非常明确的诉求.此外,台湾媒体也不避讳李、杨已取得在美长期居住的资格,并开脱说：“他们只是因为美国政府欢迎其继续在美研究,而获得在美国较长期的居留证而已.”
关于二人的成长、成才经历及工作情况,台湾媒体进行了细致的报道.台湾媒体特别强调二人都曾是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的学生,深入挖掘了他们当年的求学表现和生活趣闻等,把他们二人取得的科学成就部分地归因于当年西南联大的成功教育.如蒋梦麟、梅贻琦都明确把他们的成功部分地归功于西南联大.
李、杨二人的夫人及孩子等家庭信息,都被各大媒体反复报道.李政道夫妇的合影多次出现在“日报”和《联合报》的新闻配图中.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是著名数学家,多次在报道里被提及,杨的岳父杜聿明原是国民党高级将领,杨夫人杜致礼因此特殊身份也经常被提及.李政道的母亲张明璋当时旅居台湾,故而也成为各家媒体的重点采写对象,诸如《慈母口中的李政道》此类长篇通讯文章不时见诸报端.
台湾各界借机呼吁当局增加科教投入
1950年代,台湾教育、科学事业的发展并不理想.李、杨取得的科学成就及荣誉,给了台湾各界向当局施压的机会.自1957年1月,台湾媒体就开始借李、杨之科学成就,通过赞扬美国来暗讽台湾当局：“美国科学界硬是要得,他们不但不斥责这两位中国青年为‘离经叛道’,或嫉妒他们的新奇假设,反而提供出各种优良的设备,帮助他们实验其理论.”
诺奖揭晓后,台湾媒体的指向更加明确和深刻：“我们在欢欣之余,进一步再作检讨,又不能不感到杨李之成功,也有其成功的条件.第一,他们有美国这么一个良好的科学环境,使他的智慧学力可以开展.要是杨李果真现在仍在国内,则以我们今天的物质科学水准,他们决不可能有今天的表现,是可以断言的.第二,他们也靠有人爱才识才而乐于培植……第三,杨李今年才三十几岁,论年事实在够轻的.幸而杨李研究于不讲究‘老资格’但问实际成就的美国,所以终能脱颖而出一鸣惊人.要是美国也事事以老资格作偶像,任何声名地位是非一切以老资格为准,想来杨李也是难于出头的.我们根据这一体会,对杨李二位只能视作中华民族品质优秀的表征,最多表示他们前一阶段教育国家对他们尽了力量；其余后一阶段的发展与光大,我们却是无法居功的.”可见,台湾媒体通过抬高、美化美国的科研环境,批评台湾教育和科学界的陈腐现状.
科教界知名人士也公开发表谈话,促请台湾当局要重视教育和科学事业,加大投入.李、杨的科学发现与贡献属于基础科学领域,一时难以看到应用价值,普通人更是难以理解,台湾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因此特别强调“科学上的新发明,常常是先创立理论而后方能推及于实用方面”,“吁请国人要多注意基本科学的研究”.他还在11月1日台湾“教育部”庆祝李、杨获诺奖的午餐会上,“以警惕口吻说,我们今后应注意如何发展学术研究,社会人士须与当局协力推进”.与李、杨有特殊的师生关系的梅贻琦借此事频频喊话,不仅因为他“忧国忧民”,更因为他作为清华大学校长的特殊身份——为清华大学的发展争取更多的资源.其他教育界知名人士公开发言亦有此目的.比如,台湾交通大学电子科学研究筹备处主任凌鸿勋也在午餐会上发言,“希望对于基本科学研究能多筹拨经费,以期有更大成就”.台湾大学物理系主任戴运轨也尖锐指出：“在科研经费困难人才缺乏的情形下,当然也就无法谈到发展科学、造育人才了.凭炮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吾人欲期国家富强,必须在科学上迎头赶上,否则国家前途不堪设想.”
在1950年代中后期,台湾科教界对岛内科教事业的发展并不满意,台湾地区科教事业的发展面临诸多问题和困境,台湾当局对科教事业不够重视,科教经费困难,科技人才缺乏,科研环境不利于人才成长.这一方面反映了台湾社会发展对科技人才的渴求,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当时在“反攻大陆”思维主导下,国民党治台政策的偏差与失误.
台湾国民党当局对李、杨的拉拢
鉴于李、杨的科学成就及巨大影响,台湾当局想尽办法,通过各种途径向李、杨抛出橄榄枝,试图拉拢他们赴台观光、讲学,甚至回台服务.
在1957年1月哥伦比亚大学宣布吴健雄等人的实验证明了李、杨科学理论不久,台湾当局就立即开始了对三位科学家的拉拢.2月5日,台湾“教育部”决定授予李、杨、吴三人荣誉科学奖章,以表示台湾当局对其科学贡献之重视,并邀请三位科学家轮流返台讲学.
10月31日,李、杨折桂诺奖,恰逢70周岁生日,台湾当局异常兴奋,当日下午台湾“教育部”在发给李、杨的贺电中说：“阁下荣膺诺贝之殊荣,亦为我全民族之光辉.今日适值‘总统’蒋公七十晋一诞辰,此为最有价值之祝寿礼物……殷望阁下等早日返国一行,做短期讲学,以嘉惠学子,而民心士气,亦将受极大之鼓励.”台湾“教育部长”张其昀委托台湾驻美国文化参赞前往李、杨寓所,当面呈递“教育部”贺电,并“面致贺忱,洽请返国一行”.台湾“外交部”也于10月31日给李、杨发去贺电,称赞李、杨所获荣誉是“中国人无上的光荣”,“将予中国科学界人士以极大的鼓舞与启发”.台湾报纸“日报”于11月1日在第一版用近乎整版的篇幅报道李、杨获奖喜讯,第二版刊发题为“中国科学家的殊荣”之社论,认为李、杨之成就“不仅为人类寻求知识开辟了新途径,同时也为中华民族增加了新的自信心”.
李、杨获诺奖引起了的关注.11月5日,致电时在美国的胡适（其时新当选了台湾“研究院”院长）,敦促其早日回台赴任.他在电文中指出：“李政道、杨振宁二君,研究科学,著有辉煌成就,实为国家之光,并请胡博士代致恳挚嘉慰之意,希望李、杨二君回国讲学一行.”11月15日,台湾当局驻联合国常任代表蒋廷黻在美国设宴,介绍李、杨与联合国重要代表见面.此时李、杨二人已具有重要的国际影响力,台湾当局多次出面祝贺并力邀他们回台,其政治用意已非常明确.
挟亲情试图感召李、杨赴台
台湾当局和社会各界还主打亲情牌,试图以此感召李、杨,促其尽快赴台.当时,李政道的母亲张明璋、杨振宁的岳母曹秀清都滞留台湾,台湾当局对两位母亲极为重视.台湾“教育部”在李、杨获诺奖当天,便派“文教处”处长张乃维前往李政道母亲住处报告喜讯,并致贺意.11月1日中午,台湾“教育部”举行餐会,邀请李、杨在台家属,“行政院”原子能委员会及新闻界人士共同参加庆祝,李政道之胞兄李崇道及杨振宁之岳母杜老太太均前往参加.李政道母亲所在的竹南镇,民众代表建议该地方授予张明璋“荣誉母亲”的荣衔.
11月1日夜,台湾中国广播公司通过长途电话先后采访杨、李,力邀二位访台,并主打亲情牌,诉说两位慈母（李母与杨之岳母）对他们的思念之情.11月8日,竹南镇镇长和镇民代表至李母住处,向其赠送“科学泰斗、贤母殊荣”之木匾,“日报”在显著位置给予了详细的报道.
本来,台湾当局还打算安排李母和杨的岳母前往瑞典,参加诺贝尔奖颁奖典礼,同时说服李、杨二人赴台.但两位母亲未能成行.可能的原因是,瑞典已于1950年5月成为第一个与新中国建交的西方国家.中国政府已派员（张文裕教授）参加颁奖典礼,台湾方面的要求可能因此被拒绝了.有意思的是,台湾“日报”却说：“主要的原因是李政道、杨振宁二博士极可能不前往瑞京领奖,而由别人代领.”后来的事实使这种说法不攻自破.
历史的启示
1957年,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都视李、杨为全体中国人的荣誉,对李、杨给予高度评价并广泛传播他们的事迹,都与李、杨有过密切接触和互动,试图争取二人回到己方.在冷战局势的严峻氛围下,中国大陆的反应更为谨慎平和,主要以媒体发布的声音为主,《人民日报》在李、杨获奖的第二天刊发了新闻,但篇幅有限,这显示出在对该事件的处理和宣传上比较谨慎低调；科学界的反应虽较为热烈,但也主要限于物理学界,学术刊物发表了一批中国物理学家译介、探讨李、杨的科学理论以及该理论科学价值的文章,坊间虽有“赛因顶峰会李杨”之说,但也主要局限于知识青年之中,李、杨获诺奖这件事在大众层面的知晓度和影响力还比较有限.
台湾岛内的热烈反应和亢奋状态,主要原因一方面在于台湾国民党当局想借此机会提振岛内民众士气,借用李、杨之中国人身份与成就,证明已有统治及其政策的“有效性”；另一方面,持中国国籍的李、杨获诺奖毕竟是在国际上有较大影响的事件,台湾当局借机大肆做足文章,意在争夺其代表中国的权力,并试图证明其中国代表权的“合法性”.
李、杨获诺贝尔奖,是中国人第一次获此殊荣.虽然海峡两岸因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而对此反应有所不同,但都给予中华儿女以正面的反馈.特别是透过台湾当局和社会各界争取李、杨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台湾当局和岛内各界仍以中国正统自居——尽管他们试图争夺中国代表权是徒劳的.这表明,当时海峡两岸在涉及中华民族核心利益上,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是一致的.或许,这就是这一主题给予今天海内外中华儿女的最好启示.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硕士生导师）
归纳总结：本文是关于经典台湾专业范文可作为李政道和杨振宁和台湾地区方面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台湾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论文写作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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