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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鹏程
孙康宜和宇文所安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中文版（北京三联书店,2013年12月,以下简称《剑桥史》,本文只讨论下卷,引文只标页码）问世以来,学界反响甚大,其存在的问题同时亦昭然于读者之眼.就“1841—1949”部分而言,错误实在太多,且就主要举隅如下：
（一）1841年仲夏,学者、诗人龚自珍暴卒于江苏当阳书院.（465）
龚自珍卒于1841年9月26日,农历八月十二,时属仲秋,而非“仲夏”.卒地是江苏丹阳云阳书院（亦称“丹阳书院”）.当阳书院在湖北,亦名玉阳书院.
（二）梁启超（1873—1929）,20世纪之初文学革命的领军人物,曾经形容自己一度被龚自珍的诗作震撼,初读若“受电然”；然而,再读则“厌其浅薄”.……龚自珍或许预料到梁启超日后对他的批判,辩称自己的诗歌简单易读,甚至在思如泉涌、不可抑制之时,依然保持这一特点.（466）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说：“晚清思想之解放,自珍确与有功焉.光绪间所谓新学家者,大率人人皆经过崇拜龚氏之一时期.初读《定庵文集》,若受电然,稍进乃厌其浅薄.然今文学派之开拓,实自龚氏.”梁启超此处主要论“今文学派”,而非龚定庵之诗作.至于“龚自珍或许预料到梁启超日后对他的批判”的后见之明,纯属臆测.后文提到龚自珍的《赋忧患》一诗,又误之为“文”.（486）在征引龚自珍的“九州生气恃风雷”的时候,又误写为“九州风气恃风雷”.（618）
（三）在第一次战争前夕,他已经作诗宣扬末世论调：“秋心如海复如潮,唯有秋魂不可招.”（467）
“秋心如海复如潮,唯有秋魂不可招”出自龚自珍《秋心三首·其一》,这三首诗作于道光六年（1826）,谓之“第一次战争前夕”亦无不可,但谓其“宣扬末世论调”却不妥当.此年3月,龚自珍第五次参加会试,名落孙山.次年,龚好友谢阶树、陈沆、程同文等相继离世.云龚“宣扬末世论调”,未必也.再则,原句为“但有秋魂不可招”,而非“唯有秋魂不可招”.
（四）1877年,黄遵宪的一次重要职务变动对他后来的诗学观念造成了直接影响.他不再从传统仕途中谋求升迁,而是接受了一个外交官职位的礼聘.在此后的二十余年时间,他遍游美洲、欧洲和亚洲多国.
他提出,“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这恰恰阐释了他为自己的主要诗集取名《人境庐诗草》（1911）之个中缘由.（471）
据黄遵宪年谱,“八月,先生中式顺天乡试第一百四十一名举人.旋入赀为知府,以五品衔拣选知县用.”同年十二月,列入派往日本使馆的成员名单中,为参赞官.其做外交官,走的是传统的仕途,而且是“入赀”,即纳钱财获得功名,而非“礼聘”.黄遵宪海外使节时期为1877—1894年,非“二十余年”.“诗外有事,诗中有人”是黄遵宪1902年《致梁启超书》中提出的诗学理想,非“诗之外有事”“诗之中有人”.
（五）“桐城三祖”戴名世（1653—1713）、方苞（1668—1749）、刘大櫆（1697—1780）,都是安徽桐城人,自幼即被目为神童.（472）
“桐城三祖”为方苞、刘大櫆、姚鼐,学界已为惯常.方苞以“义法说”、刘大櫆以“神气说”、姚鼐以阳刚阴柔与神理气味格律声色说,共同奠定了桐城派散文的理论基础.三祖之说,盖源于方东树《昭昧詹言》.对于戴名世是否为桐城派创始人,学界一直存在争论.
（六）民国初年,文坛突然出现一股以骈文写作小说的热潮.
《玉梨魂》的极度流行不仅是因为上述爱情故事复杂的主旨.小说用优美的骈体文写就,让爱情以既熟悉又陌生的面貌打动读者.（511）
骈文实际上是民国初年的文体.1915年,孙中山发起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时,其宣言就是用优雅的古文写成的.（515）
民国初年出现了旧派言情小说热,其写到婚恋悲情,都是“骈四俪六,刻翠雕红”,但叙述也用散文,很难说其是骈文写成,而是骈散结合的文体.至于说骈文是民国初年的文体,更是无稽之言.民国初年的文体是文言文,即一般意义上的古文.《剑桥史》将骈文和古文混为一谈,全书多处滥用.
（七）桐城派呼吁信、达、雅,促进了“古文体”,中和了烦琐复杂的“时文”,因此为新写作方式的兴起开辟了道路.（516）
信、达、雅是严复提出的翻译标准.严复虽为桐城派,但信、达、雅是否成为桐城派的共识颇值怀疑.另,严复《天演论》之后的译作摒弃了意译而以直译为主,刻意模仿先秦文体,愈来愈为艰涩难懂,说其“中和了烦琐复杂的‘时文’,因此为新写作方式的兴起开辟了道路”并不符合史实.
（八）研究者常常把“五四”运动视作中国迈向现代化途中的一大转折点.这一场在全国范围内兴起的文化政治运动,始于1919年5月4日,针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退让畏缩的国际政策,呼吁自力更生.（462）
爱国活动迅速席卷所有主要城市,并发展为一场全国性的运动,强烈呼吁社会政治改革和文化革新.文学一向被视为思想改革的关键因素,文学革命于是成为此次运动的主要目标.（517）
关于“五四”运动的传统叙述,一般始于1915年.当时,康奈尔大学的一群中国学生,就文学改革中语言活力的问题展开了一系列辩论.在辩论的阶段,当时主修哲学专业的胡适抛出了“文学革命”的观点.（518）
认为学生爱国活动引发了“社会政治改革和文化革新”“文学革命于是成为此次运动的主要目标”,这与史实不符.“社会政治改革和文化革新”和“文学革命”早在学生爱国运动之前开始.1915年夏,胡适与任鸿隽等在康奈尔大学就白话文与文言文展开争论,彼时胡适为康奈尔大学文学院学生.同年9月,胡适才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学习.
（九）批评家们指出,鲁迅或许受到了果戈理同题小说及其他国外作品的启发.同样重要的是,鲁迅笔下的狂人也有中国本土的文化血缘,他的形象可以追溯至屈原的《离骚》、庄子笔下的孤僻隐士,以及六朝时期放荡不羁的名士狂人.（524）
无论鲁迅在国民性这一问题中如何雄辩滔滔,他仍对一个人生领域态度暧昧,即解放中的爱情和.当然,他并非没有意识到传统社会中对于性的压制所造成的后果,他本人就是一桩传统包办婚姻的牺牲品.（524—525）
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公开承认自己与果戈理在艺术上的关联,并非批评家的发现.至于说狂人的形象“可以追溯至屈原的《离骚》、庄子笔下的孤僻隐士,以及六朝时期放荡不羁的名士狂人”也是风马牛不相及.
“无论鲁迅在国民性这一问题中如何雄辩滔滔,他仍对一个人生领域态度暧昧,即解放中的爱情和”这句,颇有揭鲁迅的短之意,但也是纯属臆断.鲁迅的传统婚姻和新式爱情并不意味着他对爱情和“态度暧昧”,他的《我之节烈观》《娜娜走后怎样》《我们怎样做父亲》《男人的进化》等杂文,小说《伤逝》,以及书信、日记都清楚地阐述了自己对爱情和的看法.
（十）较之其他鸳蝴派小说作者,向恺然和李寿民受到革命思想批评家更为猛烈的批评.（542）
在此节所论的“鸳鸯蝴蝶派”中（537—542）,鸳鸯蝴蝶派几乎包括了清末民初的所有通俗小说.至于向恺然和李寿民的武侠小说,学界几乎无人将其纳入鸳鸯蝴蝶一派,这一点深值商榷.另外,《剑桥史》不用大家耳熟能详的向恺然和李寿民的笔名平江不肖生和还珠楼主,也极为不妥.这两位武侠小说家以笔名发表作品,读者接受和熟知的也是笔名,《剑桥史》从头到尾未提两人笔名平江不肖生和还珠楼主,令读者如坠云雾.
（十一）戏剧方面,年轻剧作家曹禺（1910—1996）的作品《雷雨》（1933）1934年在山东济南上演,引发轰动.接下来的两年中,此剧在上海、南京甚至频繁演出.（556）
关于《雷雨》的演出,学术界通常认为,中国留日学生1935年4月27—29日以中华话剧同好会的名义在神田一桥讲堂举行的公演为首演.（田本相：《曹禺传》,第160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时至今日,尚无《雷雨》在山东济南上演引发轰动,接下来两年在上海、南京和频繁上演的说法.恰恰相反,《雷雨》在日本演出引起了巨大轰动,墙外开花墙内红,进而才在中国引起巨大反响.
（十二）京派作家和海派一样是一个松散的文学团体,涵括了不同风格的作家如巴金、卞之琳、老舍、林语堂、凌叔华、沈从文、周作人、萧乾（1910—1999）和林庚.（580）
京派虽是松散的文学团体,但有大致的文学观念：在态度倾向上,他们的作品注重与人生的紧密联系,关注平民世界,反对作品的商业化,疏离左翼和政治斗争；艺术上主张个人化和个性化的创作,追求情感的内敛、理性的节制与和平静穆的艺术境界.巴金和老舍的创作,就作品内容和艺术风格而言,同京派并无多大联系.学术界也从未有巴金和老舍属于京派的提法.至于老舍的“京味小说”,同京派也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
（十三）1926年,年轻的台湾人刘呐鸥(1900—1940)来到上海,进入震旦大学学习法语.……这些年轻的现代派作家将自己的风格称为新感觉派.
刘呐鸥1905年出生于台湾台南县,而非1900年.新感觉派也并非这些现代派作家的自我命名,而是出自楼适夷的《施蛰存的新感觉主义——读了〈在巴黎大戏院〉与〈魔道〉之后》（1931年10月《文艺新闻》第33期）一文,但施蛰存始终不承认这一命名.
（十四）同时,鲁迅和胞弟周作人合作翻译、出版了多部东欧小说,以图唤醒中国大众.（523）
鲁迅和周作人出版了两部《域外小说集》,悄然宣告了一种严肃而忠实的外国文学的硬译方式.1909年3月和7月,这两本书在两兄弟求学的仅各印了一千五百册.在和上海两地共售出区区二十余册.……它对翻译的力量郑重其事,将其作为一种减轻他国被压迫人民的不公和苦难的方式.（593）
以上两段论述,前矛后盾.前面说鲁迅和周作人合作翻译、出版了“多部”,后面说两部.《域外小说集》售出的册数,也与事实不符.鲁迅在《域外小说集·序言》中说：“半年过去了,先在就近的寄售处结了账.第一册卖去了二十一本,第二册是二十本,以后可再也没有人买了.……于上海,是至今还没有详细知道.听说也不过卖出了二十册上下,以后再没有人买了.”按鲁迅提供的数字,在和上海最少售出了六十册,而非《剑桥史》说的“在和上海两地共售出区区二十余册.”“它对翻译的力量郑重其事,将其作为一种减轻他国被压迫人民的不公和苦难的方式”也颇扞格.
（十五）有着自己的文学根据地延安,最为著名的是1942年在文艺座谈会上宣讲他的文艺政策.同时,几乎所有信仰各异的作家都加入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这是一个老舍任主席的无党派爱国组织.抗敌协会推动反日作品的创作,组织战地访问团,并提倡报告文学等文类.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战前活跃在上海的著名作家,仍然返回上海.抗敌协会更名为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仍然代表着全国的无党派作家.1949年接管上海之后,它便不复存在了.（607）
“文协”成立于1938年3月,很难说同1942年的文艺座谈会讲话“同时”.老舍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的总务主任,而非主席.言“抗敌协会更名为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仍然代表着全国的无党派作家”,很难成立.因为更名之前,“文协”成员中既有员,有国民党员,也有和无党派人士.更名之后,至少也有员作家.另外,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的不复存在,同1949年接管上海也无因果关系.
（十六）陈三立（1859—1937）是清末民初宋诗派的领衔人物之一,被誉为现代中国最后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1937年反抗日本入侵之际,陈三立忧愤绝食而死.陈早年对维新充满热情,但在认清民国现实之后,他宁可成为“神州袖手人”.然而这一位旧派诗人为了他宁愿袖手旁观的新中国而身亡.（616）
陈三立1853年9月21日（公历十月二十三）出生于江西义宁,而非1859年.“被誉为现代中国最后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不知出自何处.陈衍《石遗室诗话续编》以为：“五十年来,唯吾友陈散原称雄海内”,称“现代中国最后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未必妥当.所引“神州袖手人”,出自陈三立1895年所作《高观亭春望》：“脚底花明江汉春,楼船去尽水粼粼.凭栏一片风云气,来作神州袖手人”,其时尚未到民国.再说,“来作神州袖手人”完全是愤激之辞,他若是只顾自的自了汉,岂会因日寇侵略而绝食而亡.另,不知“新中国”何指,此句亦不通.
（十七）以延安作为中心的文艺活动,遍及山西、河北、察哈尔、热河、辽宁等省的乡村地区.他们统称为“三边”：晋（山西东北部）,察（察哈尔西南部）,冀（热河南部和河北大部分）.……新诗和传统歌谣多发表在《大众文艺》《新诗歌》《诗建设》《诗战线》等杂志上,主要撰稿人被合称为“晋察冀诗派”.（649）
现代“三边”通常是指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行政区分,为原安边、定边、靖边三县的合称,《剑桥史》这样的命名不知道是因为地理知识上的缺乏,将陕甘宁的“三边”和晋察冀混淆,还是故意为之.但无论如何,这样的命名并不妥当,会对读者产生误导.
（十八）这首（指《王贵与李香香》）近一千行的叙事诗采用的是陕西北部的歌谣形式“信天游”：以两行为单位,第一行的意象通常是一个明喻或者隐喻,第二行揭示比喻的喻旨.（649）
对于信天游所用的艺术手法,介绍则完全是错误的.信天游两行一节,节与节之间可以自由换韵,音节大体一致,末行押韵,节奏感强.作为抒情的民歌体,其以善于运用比兴手法而著名.比兴是中国文学中独有的修辞方式,“先言他物以引所用之辞也”.前一句中的“比”,先言相关的事物以引起联想,引起“兴”味,形成美好的氛围,后一句落到叙述和歌咏的主体.这同明喻或者暗喻完全属于不同的修辞方法.
《剑桥史》时间和数字上的错误甚多,如茅盾《“大转变”何时来呢？》一文刊于1923年12月31日《文学》周报第103期,而非“1925”年（543）；文学研究会于1921年成立,而非1921年（601）；根据1946年2月南京政府军事法庭数据,南京大屠杀中日军杀害南京居民约为34万,而非“三百四十万”（620）；张爱玲1952年离开上海移居到香港,1955年远走美国,而非1955年“离开上海,移居香港,1952年远走美国”（645）；吕赫若的短篇小说《牛车》1935年发表,而非1936年（653）；《亚细亚的孤儿》完成于1943—1945年间,而非1945—1946年间（655）,等等.引文和人名的错误亦不少,如《死水》中“霉菌给他蒸出些云霞”成了“霉菌给他蒸出云霞”（533）；王国维遗书中的“经此世变”成为“经此事变”（615）；萧三成了“肖三”（621）、吴祖光成了“吴组光”（623）等,不赘.
无论著何种史,史实的准确可谓基础.错误成堆、纰漏百出,首先会给读者传递错误的知识,贻害于人.其次,往往使观点、推断等受到很大的影响,牵涉到所著史书的质量.再次,这也是学术态度的问题.著者不可不察不可不慎也！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洪滔）
综上资料,这篇文章为一篇适合不知如何写《剑桥中国文学史》和举隅和错误方面的中国文学史专业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关于中国文学史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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