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2019第七届中国南方智库论坛征文学术观点选编，本文是征文相关论文写作资料范文跟智库和2018和征文方面硕士学位毕业论文范文.
刘慧琼
新时代广东风险社会的治理与创新
作者简介,刘慧琼,广东省委党校（广东行政学院）行政学教研部（系）教授.主要从事风险治理研究.风险社会理论是西方学者在反思现代性危机的背景下提出的.现代科学知识和现代科学技术为人类创造了数不胜数的享受安全和成就生活的机会,同时也给我们带了“毁灭性的进步”,如全球变暖、臭氧层空洞、环境污染等工业化的副作用.风险社会的到来,不仅带来了社会面貌的嬗变,而且导致人类思维范式和行为模式的改变,甚至从制度和文化上改变了传统社会的运行逻辑.风险社会的根本选择在于风险治理.对于广东而言,在新时代险象环生的风险社会中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必须提高认识,转变思想,厘清思路,将风险纳入有意识、有计划的管理和应对中.已经意识到了风险问题对于治国理政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在各级政府文件和报告中,风险也越来越成为关键词和着力点.广东要进一步加强风险治理,实现风险善治,就要在广东政府和全社会培育和建立风险治理的思想观念、体制机制、方式方法和保障条件,形成风险治理的共识与合力,使风险治理成为广东遏制危机态势、缓解风险局面、保障社会运行、维护长治久安的有力武器.
一,倡导新时代风险治理的思想观念
新时代风险意识是生活在风险社会中的每个人都必须具备的理性思维,是正视风险心理状态和面对风险的积极态度,强化公民的风险意识势在必行.对风险的认知应当超越单纯的危机概念,这种共识是风险治理超越危机管理、应急管理的基点所在.要充分认识风险、勇于直面风险、接纳包容风险、预防规避风险、敏锐觉察风险、积极利用风险.
二,建立新时代风险治理的体制机制
要改变以往那种以政府或国家为中心的治理模式,建立起包括广东政府、企业、非营利组织、专家、公众等社会多元主体在内的风险治理体制,形成各方管理各自风险、政府管理公共风险,保险业参与风险共担的风险治理新格局.
在广东政府内部,应建立分工合作的风险管理体制：相关职能部门分散管理风险,中枢部门统一指导、协调和监督,财政审计部门提供必要的协助与技术支持.建立不同层级的风险管理体系：政府高层负责战略风险,中层负责计划风险,基层负责操作风险.更为重要的是,应从风险预防的视角优化政府的行政管理体制,从源头上避免体制和政策风险：预防风险之本在于分权制衡,而分权制衡归根到底是治理结构的问题,应建立规范的决策、执行、监督三权分离的治理结构,这有助于实现风险善治.
由于风险的动态性,风险治理也是连续不断的动态过程,需要一整套有效的运行机制的保障.(1) 决策机制.风险暗含着决策,正是决策将风险与危险区别开来.在不确定性和压力面前,应逐步适应和优化风险决策,还应将风险纳入到日常决策的行动和程序中来,这对于风险治理意义重大.(2) 执行机制.决策只有付诸执行才有意义.在执行过程中也应充分考虑到风险,留出一定的余地.更为重要的是,把风险作为日常工作的一部分而非强加于己的身外之物.(3) 沟通机制.沟通本身可能产生和放大风险,全球化、化、网络化的时代,更是给风险沟通带来挑战.开放性的沟通态度,对话式的沟通方式,有策略的沟通技巧,多元化的沟通手段,都有助于提高风险沟通的有效性,而获得和维持公众的信任是关键.(4) 责任机制.对相关各方责任的明确能够避免可能导致的混沌局面.应当明确规定相关主体的风险责任,建立责任落实和责任追究机制.
三,掌握新时代广东风险治理的方式方法
要熟练处理和有效应对广东风险社会中的各类风险,必须学习和掌握专业的管理手段和方式方法,包括如何进行风险的识别、分析、评价、预警、处置和日常监控等,这实际上也是风险管理循环往复的过程.
四,提供新时代广东风险治理的保障条件
风险治理的实施,还需要政治保障、制度保障、资源保障、文化保障等一系列保障条件,为有力有序有效开展风险治理活动保驾护航.
丘晴 丘海雄 杜俊荣
重塑营商环境
——广东营商环境研究的启示
作者简介：丘晴,中山大学经济学和数学双学士、杜克大学公共政策硕士、香港大学公共管理学博士；丘海雄,中山大学经济学学士、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硕士、博士.现任珠三角改革发展研究院副院长、中山大学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创新驱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社会学系教授兼博导、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科学与技术政策教席承担者；杜俊荣,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博士,中山大学社会学硕士,中山大学珠三角改革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
广东经济飞速发展得益于改革开放大幅度、系统性地降低体制成本,优化营商环境.经过40 多年的发展,广东的营商环境从低位反弹,制约了广东省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有必要厘清改革开放以来广东省营商环境现状与问题,重塑广东经济优势的必由之路.
一、重塑营商环境是推动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抓手
营商环境是一个国家或地区参与国际竞争的重要依托,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软实力的重要体现.世界银行发布的报告表明：良好的营商环境会使投资率增长0.3%,GDP 增长率增加0.36%.李克强总理提出“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通过打造优质的营商“硬环境”和“软环境”,提高中国营商的便利程度,是推进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迅速崛起为第一经济大省,并连续领跑28 年的其中一个诀窍就是通过改革开放,大幅度、系统性地降低体制成本,优化营商环境,激发市场活力和创造力.民营经济占据全省经济半边天,外向型经济发达,广东实际吸收外资居全国首位.
近年来,广东省体制成本从低位反弹,制约了广东省国际竞争力的提升.我们的研究团队走访广东企业、开展调查,受访企业普遍反映：多次简政放权后,制度易成本明显下降,但流程多、手续繁、办事难、成本高等问题依然存在.隐性制度易成本偏高亦制约了广东省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实施.重塑广东营商环境新优势,激发各类市场主体活力,是广东经济持续繁荣的保证.
二、对标国际一流,准确把握优化营商环境的着力点
自2003 年以来,世界银行每年发布一期《营商环境报告》对190 个经济体的营商环境进行比较,为各经济体开展营商环境改革提供可衡量的基准指标,受到各国政府及投资者关注.该报告所采用的营商环境指标体系围绕企业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遵循政策法规所需要付出的时间和成本进行系统评估,是目前世界上较为完善并被广泛认可的一套衡量标准.
世行的营商环境指标体系具有可比性和可借鉴性.研究世行的国际标准,研究世行报告中先进地区的营商环境作为对标,对于重塑广东营商环境新优势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李克强总理曾提到世行的报告,指出我国营商环境排名不仅落后于发达经济体,也落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目前仅北京和上海被纳入世行的评估范围.本研究从两个方面厘清重塑广东省营商环境新优势的着力点,以便扬长补短：一是自己跟自己比,从企业需求的角度出发,利用SWOT 态势分析,找出企业认为具有重点优势的领域（即企业认为最重要但是实际情况最好的领域）和急需改善的领域（即企业认为最重要但是实际情况最差的领域）；二是与其他地区比,找出广东省营商环境的相对比较优势和劣势.
三、 广东营商环境的优势与劣势
( 一) 广东省营商环境SWOT 分析结果
总体而言,在营商环境所涉及的众多领域中,政府体制（包括政府部门廉洁高效,政府有中长期产业发展规划,政府政策制定能针对企业需求,政策宣传力度大,企业有机会参与相关政策的制定,政策的执行有监督、考核和申诉机制,政府积极扶持中小企业）和政策支持力度（包括财政、税收优惠、融资、政府采购、信息提供等）为受访企业认为具有重点优势的领域,未来需进一步发挥这些领域的优势.总税负重和劳动力雇佣、裁员成本高则是急需改善的领域,同时也是世行列为影响营商便利度的重要因素之一.
若按企业类型进行区分,中小型企业对于营商环境的满意度评价低于大型企业,外资企业对于营商环境的满意度评价低于内资企业.这表明未来在进一步优化大型企业的营商环境的基础上,要着力改善中小企业的营商环境；在进一步优化国有、集体和民营企业营商环境的基础上,要着力改善外资企业的营商环境.
（二）广东省营商环境国际比较分析结果
鉴于个别营商管理法律法规具有全国性,利用我国与前沿经济体差距的数据可以厘清广东省与先进水平相比的相对国际比较优势和劣势,同时也可以找出广东省与北京上海地区相比的相对国内比较优势和劣势.根据世行2018 年《营商环境报告》,我国营商环境单项与前沿水平差距最小的领域是开办企业、执行合同、登记财产；与前沿水平差距最大的领域是保护少数投资者和*施工许可证.根据本次问卷调查表明,在世行列入营商便利度排名的10 项营商环境类别中,企业满意度评价最高的其中一个领域是开办企业；满意度最低的其中两个领域为执行合同和登记财产.
鉴于个别营商管理法律法规具有全国性,利用我国与前沿经济体差距的数据可以厘清广东省与先进水平相比的相对国际比较优势和劣势,同时也可以找出广东省与北京上海地区相比的相对国内比较优势和劣势.根据世行2018 年《营商环境报告》,我国营商环境单项与前沿水平差距最小的领域是开办企业；与前沿水平差距最大三个领域是保护少数投资者、*施工许可证、*破产.
根据本次问卷调查表明,在世行列入营商便利度排名的10 项营商环境类别中,企业满意度评价最高的其中一个领域是开办企业；满意度最低的三个领域是*破产、执行合同、登记财产.
我国营商便利度排名最前的三项是执行合同、*破产、登记财产,排名最后的是*施工许可证、纳税、保护少数投资者.
可见,广东省营商环境具有相对国际比较优势领域是开办企业,具有相对国内比较优势的是保护少数投资者和*施工许可证,具有相对国际和国内比较劣势的领域是执行合同和登记财产.
四、政策建议
第一,对标国际一流,进一步完善构建适合广东省实际的营商环境评价体系.较之国际上已有的营商环境评价体系和工作,广东省在这方面的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构建既体现本地政治经济文化特点又与国际体系接轨的评价指标体系,是优化营商环境的基础工作.
第二,定期开展具有针对性的营商环境追踪调查.不同发展阶段、不同产业结构、不同规模企业、不同性质企业所需求的营商环境具有差异性.建议展开追踪调查,定期评估不同类型企业对优化广东省营商环境的差异化需求,为重塑广东省营商环境新优势提供决策依据.
雷玉桃 薛鹏翔
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功能分工与制造业
发展的现状与未来
作者简介：雷玉桃,华南理工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薛鹏翔,华南理工大学经济与贸易学院区域经济学硕士研究生.
根据发达国家湾区的发展经验,湾区内会逐渐形成城市功能分工的产业合作格局,即生产性服务业在中心城市集聚,而低端、成熟的制造业外迁至城市集聚的现象.与国外城市的湾区经济体相比,粤港澳大湾区的城市功能分工水平仍比较低.考虑到我国经济正处于产业转型阶段,生产性服务业的方兴未艾与大量的劳动力储备意味着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无论从经济增长还是发展战略来看,制造业对绝大多数城市而言依然是重要的产业,湾区的经济发展与制造业的兴衰紧密相连.粤港澳大湾区是中国最发达、最开放的地区之一,制造业曾是其经济腾飞的垫脚石,也有可能成为当前经济发展的绊脚石.明晰并把握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功能分工与制造业发展的关系,是实现粤港澳大湾区新旧经济动能平稳转换、城市产业结构逐步优化、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关键,对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一、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功能分工与制造业发展现状
本研究构建了一个反映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功能分工水平的指标,历年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功能分工水平的变化趋势：以香港为代表的中心城市的功能分工水平表现为上升的趋势,其中,香港与澳门由于历史积累与经济制度与内地不同,其拥有更高的生产性服务业占比,因而拥有较高的功能分工起点与增速,相比之下,广州作为传统的区域中心城市,其功能分工水平逐渐提高,而深圳的功能分工水平在2008 年以后走势较为平稳,可能源于其内部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均拥有强大的扩张动力.城市中,除了肇庆的功能分工水平表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以外,其他城市的功能分工水平都表现出一定的下降态势,而且这种趋势在2008 年以后表现得尤为明显,这可能由于粤港澳大湾区的制造业外向度较高,金融危机导致的国际需求萎靡对各城市的制造业造成较大的冲击,从而降低了其功能分工水平,而肇庆作为广东省“腾笼换鸟”政策的产业转入地,考察期间吸引了大量的制造业迁入,从而功能分工水平表现出逆势上扬的变化.
同时,我们利用动生产率指标来展现粤港澳大湾区制造业的发展现状,并期望可以从中发现制造业的发展潜力,历年粤港澳大湾区各城市的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变化：除了香港以外,其他城市的制造业劳动生产率都体现出上升的趋势.其中,江门、肇庆、佛山、广州、惠州的制造业劳动生产率表现出较高的增长态势,广州的制造业有较大的比例集中于其三个传统优势行业,而佛山作为传统工业重镇,在多个制造行业拥有领先的技术,因此其制造业劳动生产率提升较快,江门、肇庆与惠州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后发地区,在金融危机以后受益于工业立市的政策以及中心城市的产业转移,江门的轨道制造业、肇庆的化工制造业与金属延压业、惠州的石化产业逐步得以强化.而深圳和东莞是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增长相对较为缓慢城市,也是粤港澳大湾区中拥有最多制造业劳动力的城市,虽然深圳的尖端制造业发展十分迅速,东莞的制造业也基本由加工组装升级为原始设备组装（OEM）,但是总体而言,其劳动密集以及依赖外需的性质没有太大变化,制造业的发展更多来自规模的扩张而非效率的提升.而香港与澳门作为发达的中心城市,制造业已经不是其支柱产业,制造业的规模也在不断萎缩.两者的制造业差别在于,香港是一个更外向的经济体,制造业的发展受制于国际经济环境,因此其制造业劳动生产率在2008 年出现考察期内最大的跌幅,而澳门的制造业更加根植于本地的旅游业,随着经济复苏,其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也得到稳步提升,但不像内地城市制造业那样拥有内生的增长动力.
二、对策建议
城市应贯彻“工业立市”的目标.城市政府应明确所在城市相对于其他中心城市与城市的比较优势,依据比较优势促进主导产业的发展,形成城市功能分工,切忌“大而全,小而全”的产业发展模式.同时,政府应加大基础设施的建设力度,改善城市交通条件,对三旧改造及“工改工”给予一定补贴,整治、合并散乱的村级工业园区,打破镇域经济的藩篱,为中心城市外迁的制造业打好落地基础；另一方面,政府应为制造业提供良好的发展条件,如保证政策与经营环境的稳定性,完善本地生活配套设施,针对本地主导产业成立相应的职业院校、应用型大学和研究院,为基础性的生产性服务业,如电商、物流、质检、工业设计企业提供发展条件.
内地中心城市应重视制造业的价值.尽管中心城市发展的最终目标都是形成以服务业占绝对主导地位的现代产业结构,但在这个过程中,制造业的发展既是生产性服务业壮大的基础,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稳定器,同时,内地中心城市的制造业往往代表了整个大湾区制造业最高技术水平.因此,广州、深圳在“退二进三”的同时,应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建成人才、资金、信息、物质流枢纽型网络城市,合作共建产业创新平台,促进跨产业的沟通与合作,促进科研院所的成果转化,健全专利保护与交易制度,积极强化CEPA 的实施效果,引进香港与澳门先进的生产性服务业,降低先进制造业的外资准入门槛,避免经济脱实向虚,落实城市功能分工对制造业发展的促进作用.
香港应继续强化其“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同时与内地中心城市紧密联系.香港发达的生产性服务业可以成为大湾区制造业发展的间接助推者.一方面,香港应积极学习国外的先进经验,积极推进制度创新,巩固其国际金融中心、大湾区门户城市的地位；另一方面,除了与内地城市的一般货物贸易,香港应积极深化对内地经济社会背景的了解,加强与内地中心城市在生产性服务业上的交流与合作,开拓内地的生产性服务市场,推进基础研究在内地的应用与产业化,与内地共建创新园区和青年交流平台,努力推进为香港生产性服务业做大做强提供新思路.
澳门应重点建设“一个中心,一个平台”.鉴于澳门是一个产业结构单一的微型经济体,缺乏经济发展的内生推动力,因此除了稳步推进“世界旅游休闲中心”的建设外,其应与内地制造业在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上产生更紧密的结合,以实现间接的产业多元化.其应更好地利用大湾区内自贸区建设的契机,在各行业充当中国与葡语系国家商贸合作服务平台,大力发挥外联功能,为国外高端资本“引进来”与湾区内企业“走出去”承担切实有效的纽带作用.
梅叶
粤港澳港口集群协同化智能疏运平台应用构想
作者简介：梅叶,青岛港湾职业技术学院交通运输管理系,硕士,副教授,经济师.研究方向：国际航运与智慧港口物流供应链运营管理.
粤港澳港口集群在《中国制造2025 计划》和“一带一路”战略中,承担生产要素优化配置的重要的使命.作为南方横跨印度洋和太平洋,国际主航线和“一带一路”重要通道的粤港澳港口集群,无论是出国家战略和考虑,还是处于走出各自发展轮径的战略选择,构建协同智能疏运平台事项共享和包容是一种战略选择.未来,基于工业示范性、策动自贸区建设、加深粤港澳地区民族融合,构建新型物流运营商模式都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统筹粤港澳港口集群,促进其协同化智能疏运平台建构具有可行性：同处于珠江三洲地缘优势明显,认同感障碍小；港口建设运营发展水平均衡；港口货物物流供给能力和联系紧密；国家战略上更能集中发挥资源整合的优势；港口技术创新成果构建大数据能力强,推广应用能力强.
一、策动以建设广州港国际航运中心为核心粤港澳港口集群价值认同
国家生产力发展布局明确指出建设九大物流区域和十大物流通道.以广州、深圳为中心的珠三角物流区域成为核心工程之一.国家十大产业中振兴规划中港口物流之基础行业,也是重中之重.中国（广东）自由贸易试验区,涵盖广州南沙新区片区、深圳前海蛇口片区和珠海横琴新区片区；未来,广州港集团将承载起历史的重托,按照“十三五”发展规划和广州市委、市政府关于建设国际航运中心和物流中心的规划蓝图,积极推进南沙港区国际通用码头、新沙二期、茂名博贺港区通用码头、南沙四期、南沙国际邮轮母港、沙仔岛码头扩建工程等项目建设,不断提高港口综合能力.
广东港策动加开国际航运中心建设具有明显的政策优势、地缘优势和实力优势,必须主导粤港澳港口集群的智能疏运平台建设.
二、构建粤港澳港口集群综合服务平台体系
粤港澳港口集群港口综合服务平台体系主要内容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1）平台服务体系的分级分层.核心主要港口按照智慧港口的服务配套标准建设,支线港、中小规模港口自身实际以及在整个港口群的地位适度发展,协同利用.（2）平台内涵建设.主要发展建设一下服务平台：舱单传输中心平台；进出口海运费结算中心平台；进口换单中心平台和订舱租赁中心平台四大模块,适度考虑对各港口疏运车队资管整合.这是构成粤港澳港口集群建设协同智能疏运平台的核心内容和关键.目的在于服务船东、服务货主、服务用户,以此打造港口船舶服务核心竞争力,适应智慧港口综合物流运营商运营方式.舱单传输中心平台统一海关报文,对接海关,实现口岸大一统,搭建数据“高速无障碍通道”,提升通关效率.
进出口海运费结算中心平台提供多路径、实时的箱务水平移动监管和劳务费用的结算服务,并能实时指定箱体定位服务.采用网上集中实施监管箱体水平位移的方法,并配套业务流程运作,提供交费用结算支付方式包括四种：用户自助网上业务受理结算；用户委托代扣模式；用户预付款代扣模式和用户窗口直接支付费用模式.
进口换单中心平台负责进口换单、退押箱等业务,借鉴国家海关报关业务设计的原理和操作方式,提供港口发生业务的所有班轮公司的换单业务集中到码头窗口统一*,使货主在不同船公司的进口换单业务能够在一个场所全部解决,做到“一站式”服务.
订舱租赁中心平台旨在组织货源,整合运力,规范操作,稳定.分析货源、分析航线、优化整合,依靠港口EDI 信息服务平台,构建开发订舱及箱务租赁系统平台,整合物流资源、优化运力、统一订舱、平稳.提升市场占有率.
（3）平台信息技术集成.通过互联网信息技术对各港口综合服务体系进行信息分类风分层次分功能检算整合,构建粤港澳港口集群综合服务大数据体系.同时再运用信息集成技术为建构粤港澳港口集群协同化智能疏运平台奠定基础技术和信息基础.
三、构建用户信息资源共享大数据库
基本思路：对港口集群的用户进行分类分层次分区域入编、收录、共享和集成管理.做扎实基础工程.用户主要包括场站物流、集卡车辆及运输工具、集卡司机、货代、报关等.由广州国际航运中心客户服务部牵头会同粤港澳港口集群成员单位对各自港口的用户信息按照统一设定的数据库定义格式进行基础采集,成员港单位信息管理员对信息进行整理把关,对用户信息的真实性、格式要件科学性、信息的完整性规范性进行负责.采用EXCEl 信息集合对接技术,实现大系统数平台的整体电子批量导入模式,进行数据的检算、核对、校验等.
设立粤港澳港口集群客户服务响应中心,可有由广洲港国际航运中心作为核心领导,筹划推动粤港澳港口集群用户资源大数据信息平台的建设,健全车辆信息导入.该信息库要对接港口计划、生产指挥、闸口、结算中心、商检、海关、场站、车队等单位.为实现搭建“人- 车- 箱体”优化定位、港口物流组织、费用结算奠定基础.
四、“箱——车——线”运输资源逻辑竞优
构建以“箱体—集卡车—运输路线”为核心的系统智能调度平台系统,实现资源竞合优化选择,包含四个方面层次内容.
（1）对粤港澳港口集群内以广州港为核心的港区半径500 公里范围的道路进行定位实施监控优化.
（2）集卡信息入驻大数据平台,为协同智能疏运平台构建提供了坚实保证.所有参与集疏港运输的集卡车辆必须入住大数据平台,集卡车辆与司机的匹配性可以实现匹配,但司机的信息采用掌静脉技术实现身份的扫码智能识别.考虑港区无人驾驶导引车（A）入驻平台的远程智能调配技术.
（3）港口集群系统智能疏运平台接入港口进出口疏运生产计划.根据其箱体水平位移时空诉求,结合运输路径,与平台入驻集卡车辆进行“箱体—集卡车—运输路线”的优化配置,达到绿色、共享、智能、高效、安全、便捷、包容.在具体的疏运过程中港口综合服务平台体系,特别是智能远程结算要给予大力支持,扫清因费用未能及时足额结算而不能继续疏运的障碍,场地机械及时修正因更换运输车辆而产生的箱体搬移.
（4）根据总调度计划,智能指挥中心平台可以实现远程指令反馈的信息的补充修正,以解决在具体疏运过程产生的偏差.
五、构建以用户为核心持续优化的线上线下融合发展良性互动治理体系
粤港澳协同智能疏运平台构建以后,终极目标是对粤港澳地区港口集群的运输资源进行整合,构建以港口为核心的疏运协同智能运输系统,消除分而治之的同质竞争弊端,减少物化消耗.最终使港口群走上以人工智能疏运道路.系统结合实际,线上人工智能与线下融合发展,良性互动在很长一段时间仍是主流.即使完全人工智能时代,也要线下互动相助.线上完全人工智能需要强大配套的发达港口智能综合服务作为支撑,这也是未来大量人力退居幕后的重要使命.基于建设期人力资源的选择优化,需要港口承担较大的压力.
粤港澳协同智能疏运平台构建的运行优势明显、效益较高、潜力巨大.根据模糊测算,节约运输成本达到30% 以上,提升运输配送效率40% 以上,减少二氧化碳排放10% 以上.与此同时,由于管理疏运方式变革带来的人工成本缩减、运力增加难以估算.
工业4.0 和《中国制造2025 计划》持续发力,在海运港口物流组织生产和管理运营必然发生颠覆性改变.由于技术革命和运输生产升级改造,以及化解各方面的压力,港口群成员之间协同发展、价值认同、资源共享成为必然的选择.港口之间的运营差异性更加趋同.“一代一路”链接世界经济市场,盘活各种存量资源.粤港澳港口集群创新的协同智能疏运平台成果经验,可以供其他港口集群和业内复制借鉴.王子飞 易伟义
“四个走在全国前列”
——广东加快构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创新路径研究
作者简介：王子飞,广东西江学院经济管理系副主任、院聘副教授; 易伟义,男,广东西江学院经济管理系主任、教授.
广东作为全国经济大省,随着粤港澳大湾区不断深入融合,在新一轮的改革开放二次创业中,要想继续领跑全国经济发展,加快构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体制机制创新是一剂良药.
一、着力推进体制机制创新
构建长效市场机制,即要始终坚持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通过继续深化简政放权,让市场机制有效发挥长效作用；激发有活力的微观主体,即要充分调动在广东区域的各类微观主体创业、兴业、乐业的积极性.依法全面保护各类产权,激发创新创业活力,构建公平、公正、法治的营商环境；创新人才管理,着力构建科学、开放、高效的人才评价、激励机制和管理体制.人才聚则产业兴.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契机,将人才内植于产业之中,强化创新激励机制,着眼最大限度激发人才创新创业活力,推动广东各级党委、政府人才管理职能向创造良好发展环境、提供优质公共服务转变,并建立健全人才工作目标责任制.
二、切实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效能
转变政府职能,在公共资源配置起主导作用,真正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一是自然资源方面,要以建立产权制度为基础,实现资源有偿获得和使用,更多引入竞争机制进行配置.二是经营性国有资产方面,要突出国有资本的内在要求,明确委托*关系的制度安排,建立健全广东国有资本形态转换机制,推动经营性国有资产证券化.三是对于非经营性国有资产,要引入市场化的手段和方法,用专业的人去做专业的事,最后能实现政府和企业的共赢.
三、逐步提高供给体系质量
供给质量可以分为供给要素质量和供给体系质量,供给要素质量就是劳动力、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所具有的特性满足需求的程度,而供给体系质量则是产品( 包括服务、工程等形式)、企业和产业等所具有的特性满足需求的程度.要解决“脱实向虚”问题,大力度推进珠三角区域以制造业为主体的实体经济的转型升级,切实提升实体经济供给质量；要加快建立落后产能退出机制,以处置僵尸企业为突破口,以资产重组、资本整合、产业融合为路径,促进制造业和服务业融合、传统产业嫁接新技术新模式,真正实现产业升级换代；深挖岭南文化,培育南粤工匠精神,树立高质量“中国制造”的文化基础.
四、加快形成促进绿色发展的体制机制
1. 创新绿色发展考核监督机制,不断加快完善各级部门考核机制,健全决策机制,切实做到公众参与、专家论证和政府决策相结合.
2. 创新资源与生态环境管理体制：首先构建资源节约利用长效机制.加强资源能源现状调查与节约利用技术、潜力评价,在广东全省着力建立市级资源储量、开发、节约利用的信息体系；其次,探索编制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对珠三角及粤东西北自然资源进行摸底和分类加总,明确自然资源资产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不断完善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项目内容和填列方法,提高自然资源资产负债表的编制质量,为实行领导干部自然资源资产离任审计、建立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奠定基础.三是健全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和用途管制制度.划定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开发管制界限,对各种自然资源进行统一确权登记,明晰归属、明确权责、加强监管,逐步建立自然资源资产产权制度,生态资源环境制约难题.
3. 创新生态文明市场化机制.一是完善生态环境补偿机制.针对生态红线区域特点制定生态补偿机制,通过省财政专项补助政策,逐步加大对于生态红线区域的生态补偿力度,加快建立健全覆盖主要生态系统、禁止开发区域和重点生态功能区的纵向生态补偿机制,推动建立开发与保护地区之间、受益与保护地区之间、上下游地区之间的横向生态补偿机制.二是完善生态环境保护市场交易机制.根据环境容量、能源消费总量和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的要求,研究制定相应政策和管理办法,逐步开展节能量、排污权、碳排放权、水权等市场交易.
五、激发增强粤东西北内生发展动力
粤东西北欠发达地区与珠三角发达地区的差距除了表现为经济实力的差距,还有思想观念的差距.“小进则满、小富即安”的依赖思想还没有根除,创新意识不强.工作中急功近利、办法不多,工作按部就班,科学发展能力不足.振兴粤东西北经济发展,还需内生动力.1. 把制度创新作为第一内生动力.粤东西北欠发达地区有着天然的自然资源,这些自然资源是地区发展核心动力源.进一步健全完善生态文明责任制度,加快建立体现生态文明建设要求的绩效考核和责任追究机制,构建以生态环境质量优良为导向的正向激励机制,构建纵向到底、横向到边的生态环保责任体系; 进一步健全完善生态环境管理制度,把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与提升生态环境治理能力相结合,探索三个统一生态管理制度,加快构建监管统一、多方参与的环境治理体系.
2. 加大对人力资本的培育和支持力度.培育内生增长动力的关键一环是增强经济系统的创新能力,而决定创新能力的核心要素是人力资本.一方面要加大对教育的投资和培训力度,另一方面要采取相应政策和措施,营造更浓厚的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氛围,从事业、感情和待遇等方面吸引各类人才.
3. 积极承接产业转移.内生增长动力来自区域经济内部,但内生动力的培育过程应积极利用好区域外部资源,其中极为关键而有效的措施就是积极承接产业转移.一方面要大力实施优势资源转化战略,构建特色鲜明、结构合理、功能配套、竞争力强的现代产业体系；另一方面要依托地理区位优势,重点完善软环境,走出去,加强与粤港澳大湾区的沟通协调,选择适宜地区,争取建成“承接产业转移示范区”,改善产业布局和就业结构.4. 延长优势资源的产业链.通过实施资源的“就地转换”战略,尽量延长本地资源与产业的产业链条,充分利用本地优势资源,最大限度地实现资源在本地经济系统内的价值增值,实现从“卖资源”到“卖加工品”或“卖成品”的转变,从而降低资源投入在整个经济系统中的价值比重.
陈洪超
共建共治共享：开拓粤港澳大湾区知识产权治理新路径
作者简介：陈洪超,法学硕士,广东理工学院思政部、讲师
粤港澳大湾区知识产权治理的探索成败,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大湾区能否真正成为世界上一流湾区.在大湾区的新时代,就是要在科技创新思想的指引下,以理念协同、政策协调、机制改革、平台建设等多方面,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努力为我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中知识产权区域治理提供“湾区经验”.
一、理念协同：树立粤港澳大湾区科技创新共同体理念
珠三角与港澳长期以来整体上保持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并积累了丰富的合作经验,已经呈现出协同双赢局面.在今天面对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问题上,三方理应更加明确命运共同体理念,以整体优势参与世界竞争.在知识产权领域,三方应树立大湾区科技创新共同体理念.以深港为代表,深圳的科技创新实力的增长,对香港而言不是威胁而是更大的机遇,深港科技创新协同发展潜力巨大.粤港澳大湾区应该是科技创新中心、文化创意中心和高端服务中心.粤港澳三地对内,应在“一国两制”前提之下,让大湾区城市形成融合发展态势,形成有机整体以提升各种科技资源要素配置释放更强协同功能.在知识产权治理决策方面,动员社会多元主体实现共同协商；依靠珠三角科技产业、制造业加上港澳服务业与金融业实现湾区产业协同发展；以科技创新思想为引领,挖掘广府文化中的“敢为天下先”创新精神,实现科技湾区知识产权文化交融；以科技体制机制创新为重点,探索湾区知识产权利益共享新模式.粤港澳三地对外,应协同抱团出海,发挥港澳国际化优势,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为平台,积极参与全球贸易规则制定与治理,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二、政策协调：实现粤港澳三地知识产权政策对接
第一,深化利用现有知识产权合作机制平台.多年来,粤港澳三地知识产权合作已经初步形成自身湾区特色.主要是建立粤港、粤澳合作联席会议框架体制下的粤港、粤澳保护知识产权合作专责小组具体执行,以《内地与香港、澳门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系列补充协议（简称“CEPA 协议”）为主要内容的大湾区知识产权合作机制.以粤港知识产权合作为例.2017年,粤港保护知识产权合作专责小组签署《粤港保护知识产权合作协议（2017-2018年）》,该协议主要围绕“一带一路”倡议和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双方决定提升知识产权合作层次,拓展合作领域.尤其是新增要积极推进粤港澳大湾区知识产权合作新条款.主要由广东省知识产权局、香港知识产权署牵头,粤港保护知识产权合作专责小组成员参加,围绕大湾区建设,探索大湾区知识产权发展机遇.举办粤港澳大湾区知识产权交流研讨活动,邀请各方知识产权专家学者共同探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背景下的知识产权合作,研究探索知识产权体制机制创新,营造有利于开放发展的良好环境,推动大湾区创新发展.例如,2017 年,广东商标协会支持在粤港资企业成功申请认定92 件广东省著名商标,就为大湾区知识产权合作开辟了新路径.
第二,创新大湾区知识产权执法务实合作.近年来,粤港执法部门透过情报交流、信息资源共享、联合行动、专案合作等不同协作机制继续打击跨境知识产权侵权行为,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今后应在以下两个方面重点展开工作：一是,建立更加明晰的大湾区区域知识产权执法协作机制.大湾区内的省级成员部门和珠三角九市成员部门主要以“谁先于立案,谁负责处理”为属地管辖原则,省级成员部门负责监督、协调本辖区内市级成员部门执法协作工作,统一对外协调跨区执法工作,在联合执法进程中,以执法标准一致化为努力方向,建立更加稳固的信息通报制度、案件移送协作制度和联络员制度；二是,大湾区未来的合作包括三地海关、知识产权相关部门应重点打击利用无人机等高科技手段输港或经香港输往内地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知识产权侵权活动.
三、体制改革：探索具有广东特色的知识产权治理模式
首先,《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已经规定组建新的国家知识产权局,广东省知识产权局应在广东省市场监管部门间联席会议机制下尽快调整知识产权行政管理职能,可联合广东省新闻出版广电局、广东省商务厅、广州市知识产权法院、广东商标协会、三地科研机构、粤港澳三地企业联合会和相关技术产业联盟等多元治理主体,组建粤港澳大湾区知识产权保护联盟,形成行政、司法、社会共建共治共享的知识产权大保护格局.
其次,积极利用“先行先试”国家政策.广东省政府应积极争取国家知识产权局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政策支持,在“一国两制”前提下, 将粤港澳大湾区作为探索开展我国知识产权区域政策协调试点.率先研究粤港澳三地著作权、专利、商标权利互认的可行性和申请注册费用减免机制,探索三地知识产权专业技术职务互认的可行性问题,继续深化广东“专利快速审查、确权、维权一站式服务”模式,中国（广东）知识产权保护中心的各项服务可主动向港澳地区企业等市场主体开放,将现有的粤港澳知识产权资料库进行再优化与再整合,让该平台成为权威的粤港澳大湾区知识产权交易、开发、保护服务平台.
最后,重点在珠三角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上下功夫.重点加快建设广深科技创新走廊建设,以“科技+ 金融”为基础,重点推动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和物联网等新技术普及应用,以九市不同的产业结构和差异化城市定位,推动九市高新区提质升级,落实好“1+1+7”区域创新格局,打造一个有层次有梯度的湾区创新生态群落.以肇庆新区为例,肇庆新区可利用政策密集、成本低廉等比较优势,与深港澳三地探索“飞地经济”模式,以助推肇庆新区创新驱动战略实施.总书记强调人才是第一资源.要积极发挥科技创新型企业在人才引进中的主体作用,深化探索“以才引才”模式,吸收更多港澳优秀青年来粤就业创业,优化重点人才引进政策环境,以产学研一体化为关键,加快推进港澳人才在内地全面享有国民待遇工作,协同设立“青年创科计划”,进一步完善人才服务保障体系.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的背景下,在广东省改革开放再次扬帆起航之时,更在科技创新思想的指引下,粤港澳大湾区11 个城市应同心协力,聚焦创新驱动,以广深港为核心,不断完善湾区知识产权创新治理体制,定能把粤港澳大湾区打造成为具有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成果应用、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先行区与模范地.
陈天红
广东省多层次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发展现状、问题及思路分析
作者简介：陈天红,广东省委党校副教授、管理学博士.
改革开放四十年广东省的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与此同时人口老龄化问题不断加剧.广东省面临着经济发展区域不平衡和老年人口区域分布不平衡的状况.珠三角地区经济发展状况远高于粤东西北地区,但是该地区的老年人口占比低于粤东西北地区,粤东西北地区的养老保障压力更大.广东目前已经初步建立起居家养老、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的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但是仍然存在着服务供需不匹配、供给机构失衡和供给主体单一等问题.广东省需要坚持政府主导,多主体供给以及差异化发展的原则,来完善多层次养老服务体系.
一、广东省人口老龄化情况
由于大量外地年轻人口流入珠三角地区,广东省人口老龄化速度低于全国水平.2015 年8 月广东省老龄办对全省60 岁及以上的老人进行了问卷抽样调查,从调查结果来看,广东老年人平均年龄达到71.1 岁,年龄中位数为69 岁,其中60-69 岁低龄老年人占总体的51.0%,70-79 岁的中龄老年人占29.3%,80 岁以上的高龄老年人占19.7%,老年人口结构呈现出低龄老年人口多的特征. 此外,广东省民政厅预计,到2020 年,广东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1539 万,占总人口的比重上升至15.9% 以上 .
广东经济空间分布不均衡.广东是全国经济总量第一大省,但人均GDP 只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2 倍.广东各地市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同时,呈现老年人口各地市分布的不平衡状况.根据全国第六次人口普查结果,2010年广州市65 岁以上老年人口数量位居全省第一, 粤西地区的湛江市和茂名市、粤东地区的梅州市和揭阳市老年人口也较多.2016 年底,广州市户籍人口中60 岁以上老年人口数量为154.6 万人,占比为17.76%.与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相比,全省各市老年人口数量有所增多,其中深圳市与珠海市老年人口增长最为迅速而江门市增速最为缓慢.2010 年广东省老年人口比例较高的地级市并非广州、深圳和珠海,而是粤北和粤西的城市.这意味着这些城市已经进入典型老龄化阶段.
二、广东省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存在的问题
广东省的养老服务体系建设总体上仍处于历史性的起步阶段,养老服务供给与人口老龄化的发展速度和养老需求还不相协调,需求与供给矛盾十分突出.2015年底,广东省60 周岁及以上的户籍老年人口已经达到1278 万,占户籍总人口的比例达14.2 %.按照每年3.5% 的递增测算,预计到2020 年,广东省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将达1518 万,占比升至15.8% 以上.
目前广东省养老服务体系建设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区域之间、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国家和省出台的优惠政策落实不到位,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社会资本投入；养老服务供给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配置不均衡,服务水平和运营质量效益不高,特别是养老床位总量不足与空置现象并存的问题比较突出；医养结合机制不健全,基本养老服务与基本医疗不接续,养老服务缺乏医疗资源及技术支撑,长期护理保险政策体系不够健全；养老服务标准化、规范化、职业化和信息化水平不高,人才队伍匮乏；养老服务质量监管评估体系不完善,消防安全、食品安全等综合责任风险大.
三、广东省社会养老服务体系发展思路
针对广东养老服务业的发展现状,广东养老服务业发展要明确以下思路：
（一）坚持政府主导,履行政府在养老服务投入和制度建设中的职能公益性是养老服务的基本属性,养老服务首先是政府主导的公共性服务.政府一方面要承担起养老服务的兜底责任,另一方面要统筹养老服务业的发展.就广东来说,各级政府要加大对基本养老服务的投入,切实落实对城镇“三无”、农村“五保”等特困老年人的政府供养制度,保障其基本生活不低于当地居民平均生活水平.另一方面要科学制定养老服务发展规划,建立健全养老服务制度,如养老服务补贴制度、政府购买服务制度、养老服务评估制度和养老服务统计制度等.
（二）培育养老服务的多元供给主体,充分调动社会力量举办养老服务业养老服务具有服务的社会化、产业化特征,强调政府主导并不意味着政府要把养老服务的所有事情包办下来,社会组织、社区、市场、社会志愿者以及老年人群体是养老服务的重要主体,在养老服务中,可以发挥政府无法替代的作用.要充分认识和发挥市场配置养老服务资源的决定性作用,营造平等参与、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鼓励企业、社会组织、个人和其他社会力量积极参与养老服务运营和管理,逐步使社会力量成为发展养老服务业的主体.
（三）坚持因地制宜,差异化地确定全省养老服务业发展的近期目标.广东区域间、城乡间的老年群体特征和财政状况差异大,养老服务业发展目标不宜一刀切.经济欠发达地区,尤其是其农村地区,要着力保障特殊困难老人的养老服务需求,重点满足“三无”（无劳动能力、无生活来源且无法定赡养、扶养义务人,或者其法定赡养、扶养义务人无赡养、扶养能力）老人、低收入老人、经济困难的失能半失能老人和失独老人提供基本供养、护理服务.经济较发达、养老服务业发展较好的地区,要建立起适度普惠型养老服务体系,在解决老年人基本养老服务需要的同时,为当地老年群体提供更加丰富、更具品质的养老服务.
（四）坚持需求导向,着力发展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业发展养老服务要精准应对老年群体的真实需求,积极发展与老年群体需求相一致的老年服务.同时提升广大老年人口的消费能力,扩大老年群体的有效需求.由于社区居家养老方式成为广东老年人最重要的养老方式,广东发展养老服务业,需将重心放在居家养老服务业上,改变过去重养老机构建设、轻社区服务设施和服务网络建设的做法,将更多的养老服务资源投入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上来.
胡新
广东城市发展与产业升级的融合互动的发展趋势
作者简介：胡新,广东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教授广东改革开放40 年来,城市发展与产业升级经历了一个质的飞跃.2014 年3 月,《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 年)》提出,“统筹生产区、办公区、生活区、商业区等功能区规划建设,推进功能混合和城市发展与产业升级,在集聚产业的同时集聚人口,防止新城新区空心化”.“广东产业顺应工业4.0 发展趋势向高端发展,不仅是对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以及制造业振兴等外部环境变化所做出的顺势而为, 也是对自身发展短板和发展危机的全面提升.”
一、产业升级——以研发创新为导向
城市发展与产业升级的前提是产业等级提升引发产业转型升级,产业的集聚发展实现人口集中,为城市建设提供基础支持；城市的服务功能为产业发展及人口集中创造了条件,产业的发展方向决定了城市功能配套的需求.主导产业和前后关联、旁侧关联大的企业引导了产业集群化发展,形成特色产业集群的产业综合体,推动产业结构升级；同时,现代服务业与传统服务业协调发展,为整个企业运营链“护航”,生活性服务业提供新的就业机会,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
在城市发展与产业升级的最终阶段,产业发展的理想化状态是以科研技术为核心竞争力,产业平台的构建最终是围绕科研与开发 产业化的平台建设来进行.在要素集聚阶段,要围绕主导产业的核心能力构建产业平台,这就要求在规划之初着重分析和判定产业平台构建的空间需求,自主创新、科技研发、高端服务、生态宜居和休闲旅游等职能应成为城市发展与产业升级功能空间拓展的方向.
二、空间布局——以产业、居住及服务平衡为核心
广东现有产业的主要问题：产业空间饱和,公共设施用地被产业用地挤压,无法支撑服务中心的建设；空间结构零散,空间功能无序、单一,土地价值与使用功能不匹配,地均产出低,部分对土地成本敏感的企业面临被市场“替代”的局面.与传统工业发展模式的特性不同,现代产业发展的智力资源密集、规模较小和信息网络化的特点决定了功能的综合性,不再是单纯的工业加工、科技产品制造区,还包括了配套服务的各种商业服务、金融信息服务、管理服务、医疗服务和娱乐休闲服务等综合功能.因此,规划要综合安排产业、科技研发、商业服务和居住等用地,形成产业发展区、生活居住区、商业服务区等多组团布局、空间结构紧凑、功能高度混合的空间形态.
促进职、住平衡.城市发展与产业升级是居住与就业的融合,所以对城市发展与产业升级度的衡量实质上就是对职、住融合度的衡量,产业空间布局的核心目标是职、住平衡.在具体的规划中,划分产业、居住、生产性服务、生活性服务和综合服务,综合布置生产、居住和服务功能.例如,正在兴建的广东三大自由贸易试验区,公共服务设施方面,居住区以邻里中心方式集中设置社区主要配套设施,工业区以综合性便利中心的方式为外来务工人员设置集中宿舍区和商业便利服务设施.
产业、居住和服务组合平衡.产业、居住和服务对工业用地、居住用地及服务业用地的依存度不同,规划根据主导产业依存度确立土地利用分配与主导空间布局模式,考虑适度混合用地.资金密集型产业对城市生活产生交通、噪音和环境等影响,同时现代化程度较高,就业人员密度较低,通常生产用地集中成片,与居住、服务设施用地等在空间上适当分隔,避免相互干扰；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就业人员较密集,产业链上下游延伸较长,相关联功能的集聚区相对较大,在空间上可以与城市住宅、服务中心、生态景观等适当融合,产业工人居住社区可以深入到产业区内部；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就业人员较密集,用地相对集约,可以与城市住宅、服务中心和生态景观等穿插融合,空间组织灵活自由、富有变化.
三、服务设施——以多元化、网络型为目标
公共服务设施按城市标准配套,生产性服务设施和生活性服务设施按照不同层级设置,生活性服务设施的配套形式以分散、多层级为主,生产性服务设施的配套形式以集聚为主.
生活性服务设施：公共服务、市政基础和商业服务分级配套.生活性服务设施包括城市公共服务设施( 如医院、学校、图书馆、体育场馆、市民广场、演艺中心和公园等)、市政基础设施( 如环卫、道路、绿化、给排水、燃气、电、交通、绿化、邮政和电信等) 和城市商业服务设施( 如城市综合体、商业街、超市、菜市场、餐饮店、银行、和维修服务门店等),其相关规划应合理确定服务半径,构建多层次、多元化和网络型的设施体系.市政基础设施作为公共产品,要做好规划预留、各阶段整合发展.形成集商业、文化、体育、卫生及教育于一体的居住商业中心和城市级的服务中心,包括商务办公、商业、教育、医疗卫生、文化娱乐、体育和社区服务等.
生产性服务设施：结合企业运营链集聚配套增值服务和基础服务.现代服务产业本身有很高的集聚性,一方面对信息沟通、办公环境等公共服务设施要求较高,集聚可促进基础设施、公用事业的建立、发展和充分利用；另一方面企业的集中必然伴随熟练劳动力、技术人才和经营管理干部的集中,便于企业之间直接接触、相互学习和广泛协作.生产性服务设施贯穿于企业运营链的各个环节,根据企业运营链设置相应的基础服务设施和增值服务设施.预留生产性服务中心用地,随着产业链的成长,在服务中心配建生产性服务设施,在服务主导产业的同时促进现代服务业的集聚发展,形成规模大、功能复合和多元化的综合性服务中心.
四、生态景观——以环保、生态和人文为蓝图
生态景观系统规划包括环保、生态和人文景观等方面.考虑环境承载力,控制生产对环境的污染,保障城市生态的可持续发展；通过绿地系统规划,构建生态健康游憩体系；依托特色和地域文脉,塑造当地文化特色.同时,规划打造主题公共绿心广场、次级休闲公共绿地广场、水体景观绿地广场、街道绿地景观节点、山体绿化景观楔形渗透等多层级系统性绿化景观,使城市绿地系统的生态功能、社会效益进一步增强；遵循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以区域整体环境保护为基础,产业发展与环境保护并重；根据城市功能组团的主导功能、人文特色、地形条件和景观资源寻找各组团自身的景观主题及标志,塑造整体城市风貌特色.
“在供给侧改革和产业结构升级深度融合的经济发展新常态下, 将产业结构调整引入新型城镇化发展.” 城市发展与产业升级是在我国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型城镇化双重背景下产业发展的新趋势,它贴合当下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重视以人为核心的要求,不仅把产业看作城市产业空间,还把产业作为城市生活空间和未来城市发展增长极.城市发展与产业升级的最终导向是建设以研发创新为核心能力、现代化、可持续、生态宜居的粤港澳大湾区新发展区域.
庄伟光 武文霞
新时代广东旅游发展再出发
作者简介：庄伟光：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环境与发展研究部副主任,旅游研究所所长、研究员,武文霞：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旅游研究所 博士.
广东旅游业经过40 年的改革发展,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临新的发展形势、挑战与机遇.当前,旅游发展的主要任务是解决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广东旅游正着力解决供需矛盾,实施全域旅游发展战略,推动优质旅游发展,推动实现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一、规划与引领：广东旅游发展潜力巨大
近年来,世界旅游业发展速度高于经济增长速度.就我国而言,旅游业发展势头强劲,经济发展贡献度提升,已经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同时,居民消费能力逐步提升,出游意愿也越来越强,旅游成为人们生活的刚性需求,我国全面迈入大众旅游时代.
广东作为全国最大的旅游消费市场和客源输出地,具有较强的发展潜力,要抓住大众旅游这一契机,科学规划,将旅游业作为战略性产业进行布局,以全球视野、战略思维谋划旅游业发展.一是,统筹规划省内旅游资源,打破行政区域的界限,根据主体功能区发展,结合经济、文化和交通格局进行规划,增强珠三角区域旅游辐射力,加强粤北、粤东和粤西旅游资源的开发,推动省内旅游资源协调发展；二是,强化区域旅游合作,推进粤港澳世界旅游休闲区发展,深化广东与港澳旅游合作力度,彰显“岭南文化、活力商都、黄金海岸、美食天堂”品牌魅力,提升粤港澳湾区知名度,全面建设世界休闲旅游目的地,继续引领国内旅游发展.
二、改革与开放：推进全域旅游发展
随着全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广东作为前沿阵地的优势地位不再突出,体现在旅游发展方面,一是,都市旅游和会展旅游面临长三角等城市群的竞争；二是温泉旅游和滨海旅游受到海南、山东等地区的影响；三是,主题公园和文化旅游等产品竞争力需要增强；四是,休闲度假旅游产品不足,中医养生等新兴旅游产品未能充分培育,旅游产品结构需要进一步优化；五是,广东旅游地域发展极不平衡,珠三角地区发展优势突出,粤西、粤北等地区旅游发展水平较低,旅游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配套落后.六是,缺乏大型旅游企业,部分地区旅游环境和市场秩序等急需改善.这些对广东旅游进一步发展提出了很大挑战.
针对这些问题,广东旅游发展应该继续坚持改革与开放,加大改革力度,扩大开放程度,以改革创新注入旅游发展新活力,壮大旅游发展新动能.坚持以市场为导向,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推动旅游产业要素集聚化发展,以企业为主体,培育壮大龙头企业,鼓励中小企业特色化发展.同时,注重政府的引导作用,特别是发挥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管理方面的调节作用,强化旅游管理体制,完善旅游发展机制,破除一切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和体制机制弊端,通过全域旅游发展实现旅游与工农业、养生和金融等业态的整合,开发休闲娱乐、健康养生、研学旅游、房车旅游等度假新产品,全方位提升旅游服务质量,推动旅游发展成果惠及所在地居民,形成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的旅游发展格局,推动实现旅游发展的全域化.
三、驱动与融合：推动优质旅游发展
旅游是人民对于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对于旅游生活的需求在变化,呈现多元化、个性化和品质化等特征,而旅游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已经满足不了人民大众对于美好生活的需要.所以,广东旅游要把创新驱动与融合发展作为主要发展战略,推进产业集聚与产业协作,探索产业融合切入点,推动旅游与工业、农业、金融等产业融合发展,开拓“机票+ 邮轮+ 旅游”等发展新模式,加大旅游业与文化、医疗、教育、科技等领域的融合力度.特别是推动旅游与文化融合,充分发挥广府文化、客家文化、潮汕文化等岭南文化优势,充分利用这些文化所衍生出来的广东民俗、民间节庆、民间艺术、宗教文化、特区文化资源优势,发掘地方音乐、戏剧、歌舞等文艺节目,演绎岭南风情,丰富旅游内容[8],提升旅游发展的文化品位,使广东旅游更具有岭南特点,彰显岭南历史文化、岭南民俗和岭南艺术的独特魅力.
在旅游发展从高速增长转向优质发展的阶段,应着力解决供需矛盾,以创新驱动激活旅游资源,增强旅游产业实力,以融合发展提高旅游供给质量,盘活并优化存量资源,创新并优化增量资源,提升旅游服务效能,推动优质旅游发展,满足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需求.
四、创新与合作：开拓旅游发展新格局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内旅游市场、世界第一大国际旅游消费国,世界第四大旅游目的地国家,而广东又是中国重要的旅游目的地和客源地.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广东旅游业发展应着力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力解决制约旅游业发展的制度性难题,创新旅游生产经营方式,推进区域旅游合作发展,深化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交流,在旅游品牌、客源互送、旅游营销等方面深入交流与合作,走互利共赢之路.同时,携手粤港澳大湾区,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协调机制,完善市场监管、安全保障应急协作机制,着力打造粤港澳世界旅游休闲目的地.
广东旅游业改革开放40 年的发展历程是一个不断深化改革的过程,也是一个持续创新合作的过程.新时代广东旅游发展要继续创新旅游发展模式,强化旅游发展多维度合作,延长旅游产业链,在入境旅游、国内旅游和出境旅游等方面,继续保持发展优势,不断开创旅游发展新格局.
苏润
新时代背景下广东发挥侨才资源优势的建议
作者简介：苏润,潮州市湘桥区委党校办公室副主任、教员
华侨华人是广东新时代参与国际竞争的宝贵人才资源.新时代背景下,广东要继续抓住机遇、扩大开放,从侨资、侨才、侨心、侨情和侨事等方面继续发挥侨才资源优势.
一、以平台汇侨资
作为开放大省、外贸大省,广东要以粤港澳大湾区为主平台,以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全方位扩大对外开放,不断吸引侨资参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不断提高国际化双向投资水平,打造国际化便利化投资贸易高地,建设外经贸强省.作为第一大侨务大省,广东可依托经济特区、“一带一路”沿海节点城市等地区性平台和侨务经贸合作等业务性平台建设,采用侨招商引资模式,多平台、多层次、全方位引好用好侨资,为新时代广东加快发展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提供海外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为我国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贡献广东智慧和力量.
二、以智创聚侨才
广东要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重点,促进大湾区人才往来便利化,打造国际创新人才集聚区,促成海外人才虹吸效应,聚天下英才而用之.要注重发挥侨才外溢效应,不断提高利用外资质量.要以实施“珠江人才计划”“特支计划”“扬帆计划”等重大人才工程为契机,加大力度引进海外博士和博士后人才,加大力度引进海外科技领军人才和高水平创新团队.
三、以服务暖侨心
侨务战线的工作者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把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中蕴藏的巨大能量凝聚起来、发挥出来.在打造归侨侨眷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等全方位服务平台基础上,打造海外侨胞创业创新服务平台.为海外华侨华人新生代提供人才政策和投资创业咨询、培训和辅导等服务,在融资、技术、职业规划等方面给予扶持,引导推动海外华侨华人新生代高层次人才和创新团队来粤创业创新.
四、以文化涵侨情
广东是中国著名侨乡.广东要举办“海丝博览会”,展示各地文化精品,弘扬华侨文化和侨乡风俗文化,涵养海外华侨华人尤其是新生代侨胞的爱乡情怀.侨乡地区的侨务部门、文化旅游部门要联合举办侨乡旅游节、华侨文化旅游节和海丝文化旅游节等活动,组织新生代侨胞走访海丝城市、探寻海丝古迹,参观著名华侨先驱故居、宗祠等活动,组织海外侨胞青少年回乡开展夏令营活动,增进文化交流,培养和催发他们的故土情感.
五、以媒介传侨事
改革开放40 年来,广大海外华侨华人心系祖国发展,支持服务国家改革开放事业,为广东走在全国前列做出重要贡献.广东要打造新时代侨务外宣平台,多渠道多形式传播,充分利用广东侨务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增强广东侨务报道的影响力和传播力.促进与海外侨居城市的文化交流,增进城市间友谊.
人才是第一资源,侨才是广东改革开放的独特资源.广东要以“城诚”引侨才至优化人才结构,增强海外人才外溢效应,从而赢得高起点、高水平改革开放的明天.
陈冠华
未来广东民营教育培训的发展趋势
作者简介：陈冠华,广州润华教育科技有限公司项目经理.
改革开放40 年来,我国民营教育培训行业蓬勃发展,消费教育培训、劳动教育培训、生产教育培训、认知教育培训、情感教育培训、意志教育培训、婴幼儿教育培训、青少年教育培训、成人教育培训、基础教育培训、职业教育培训、高等教育培训等异彩纷呈,具有创新意识、市场导向意识、灵活性和竞争性、管理不完善、起步水平不高、产权结构不合理、投资布局不合理等特点,未来的发展趋势将向培训模式的多元化、培训产业的市场化、培训理念的现代化、培训方式的规范化、培训技术的先进化、培训过程的创新化、培训对象的全民化、培训管理的法治化的发展.
一、民营教育培训模式的多元化
教育培训模式单一化的主要表现是：办学形式、教育培训结构、学制、课程、培养模式等趋同或划一,培养目标上强调共性,缺乏个性,在教育培训过程上主张同步化、集中化、标准化,忽视差别和个性.教育培训模式的多样化是现代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要求决定的,从学制、课程、质量标准到具体的培养方式、教育培训管理等等,都在呈现多元化的趋势.应当给民营教育培训机构“国民待遇”,放宽市场准入的限制,使其以与平等的主体进入教育培训行业,吸纳民间投资,这样不仅可以加快民营教育培训发展,还可以将一部分国家资金转移增加到其他急需发展和十分薄弱环节的投资,从而更好地促进整个社会经济的均衡发展.
二、民营教育培训产业的市场化
随着教育培训需求的多样化、复杂化、动态化,义务教育培训和公办民营教育培训中没有覆盖的领域越来越多,缺失越来越明显,无法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从而使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本进入早教、职教、业余民营教育培训、网络教育培训、特长教育培训、外语教育培训、IT 教育培训等领域.民营教育培训一定是以盈利为目标的,依照市场规则来运作.通过市场化的转型使其更有利于我国民营教育培训的发展.竞争市场机制使得人们在自由选择和自愿合作的基础上交换要素,从而促进了资源的有效配置.
三、民营教育培训理念的现代化
随着民营教育培训的快速发展,对民营企业的管控能力和治理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从教育培训观念、教育培训内容、教育培训到教育培训的硬件设施、教育培训的方式方法、教育培训管理乃至教师素质的提高等各个方面都进行了一番现代化的陶冶和改造.21 世纪的教育培训理念将向纵深发展：科学划分教育培训现代化的区域标准,追求现代化的实质的改变、效益的提高、内容的完善、质量的提升.
四、民营教育培训方式的规范化
未来民营教育培训将形成比较规范和系统的课程体系,有确定的教育培训场所,有专业的老师队伍,有统一的教育培训内容,有标准的教育培训工具,有统一的教学效果评判标准,有规范性教育培训对象,有计划的教育培训手段,行业规范正在逐步建立和完善.在中国税收种类繁多,税费负担已经成了影响发展的又一重要因素.这种对待民营教育培训行业不公平、不合理的税收政策制约着民营教育培训行业的发展,国家应将这些不合理的方面予以改革.民营教育培训行业的发展环境、市场环境、法治环境更加的趋于完善,同时市场的问题、融资的问题也将逐步从根本上得到解决.
五、民营教育培训技术的先进化
随着新技术的发展,许多高、精、尖教育培训技术正在涌现,不但技术水平更高、功能更佳,而且正在迅速向低成本和易于普及推广方向发展,一些新技术也在教育培训上具有广泛的应用和普及前景,如电声教学技术的发展、教育培训电视技术的进步、大型图书情报网络与互联网授课方式的出现等.新的知识媒体不断出现,网络手段,电视、手机等,传播知识与信息的方式越来越多,先进的教育培训手段给教育培训提供更多的选择空间.目前我国民营教育培训还处于低层次发展格局,要走内涵式发展道路,把创新作为民营教育培训和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以项目为载体,以企业为主体,形成较大的产业集团产生强大的集聚效应；以优势资源为基础,培育科技先导型支柱产业；培育壮大能带动整个产业发展的龙头,吸引资本、人才、技术等要素的集聚,实现装备技术的升级,注重优势资源的开发.
六、民营教育培训过程的创新化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竞争日益剧烈,民营教育培训行业要想在开放的市场大环境中站稳脚跟,就需要不断的创新,在创新中寻找机遇.由于知识更新速度太快,新的知识与信息不断大量出现,社会的变化速度太快,生产手段,生活资料不断更新,人们需要终身不断地充电,才能适应现代生活和现代生产的需要.
七、民营教育培训对象的全民化
民营教育培训机构从萌芽之初到现在灿若星河,是市场经济道路迈进的必然结果.民营教育培训行业通过反对垄断,形成了保持竞争的压力.只有保持竞争才能避免过分集中,为教育繁荣不断注入新的活力.所有不同阶层的群体逐渐开始享有平等的教育培训权利和机会,促进整个社会资源的合理有效配置,充分调动民营教育培训发展的积极性.
八、民营教育培训管理的法治化
民营教育培训呈现多样化趋势,一方面促进了行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导致培训市场鱼龙混杂,不规范竞争等情况时有发生.民营教育培训管理的法治化,必须对教育培训进行规范性的管,使之走向科学化、合理化、法治化的方向发展.同时,民营教育培训市场的正常运转和公平竞争还需要有规范的法律和法规以及法治作为保证,保证投资者的利益不受侵犯,保证合同条款得以执行以及在公平的条件下进行竞争.
陈馥柔 郭小东 张灿龙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框架下金融业发展
的动力机制研究——以深圳市为例
作者简介：陈馥柔,广东金融学院信用管理学院学生；郭小东,广东金融学院法学院学生；张灿龙,广东金融学院金融数学与统计学院学生.
粤港澳大湾区在不到1% 的国土面积、不足5% 的全国人口的条件下,创造了13% 的GDP,被外界称为巨大的发展潜力股,并将成为世界经济重要的增长极和动力源.深圳作为大湾区中一个不可替代的城市,在湾区战略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经过数十年的发展,深圳从一个小村庄演变成国际化大都市,并崛起成为与北京、上海相比肩的全国性金融中心.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框架下,深圳市金融业呈现高速增长态势,金融规模稳步扩大,金融改革创新愈发活跃,金融效益全国领先,金融国际化程度逐渐提高.
然而,与世界三大湾区相比,粤港澳大湾区仍面临着一国两制、城市群分布碎片化等诸多挑战.虽然深圳市的金融业发展速度和成果令世界所瞩目,但因为发展面积受限、金融创新人才不足等问题,其发展还存在较大的上升空间.前海是深圳市乃至中国大陆金融创新最为活跃的地区,但与纽约湾区的曼哈顿相比,差距十分明显.在湾区建设框架下,深圳市应如何借助现有优势,利用动力机制助推金融产业繁荣发展是目前急需研究探讨的热点内容,这对粤港澳大湾区发展成为世界一流湾区的探索之路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一线城市,深圳积极发挥现有优势,努力寻找着力点和突破口,在自身金融产业及经济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为打造世界湾区的伟大战略做出贡献.
从内在动力机制看：一是经济总量巨大但仍有发展空间.2000 年, 深圳GDP 为2187.45 亿元, 在短短的十六年时间里,深圳市GDP 已经达到了19492.6 亿元,相较21 世纪初已实现近9 倍的增长,经济总量居全国第四；二,金融业增加值可观但差距明显,深圳金融业增加值在2010-2016 年期间实现翻倍式增长；其中,在2016 年其金融业增加值占全市GDP 的14.8%,其占比位列内地城市第一,这表明金融业已经成为深圳市经济快速发展的核心增长点；金融组织体系较为发达.三,从深圳金融组织体系来看,截至2016 年底,深圳市持牌金融机构达403 家,资产总额高达12.7 万亿元,深交所股票交易额和股票市值分别位居全球第二和第五,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的数量已远远超过上海证券交易所；此外,保费收入8344 亿元,实现深圳保险业高速增长态势.就深圳新金融发展来看,近年来深圳市互联网金融、PE、VC 和金融科技等多种新金融发展态势良好,金融业发展动力渠道更为丰富；四,金融改革创新能力出众.享有“创新之城”和“创客之都”美誉的深圳,在金融改革创新方面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框架下,只有15 平方公里土地的前海,已然成为我国金融创新最活跃的地区之一.
外在动力机制.主要表现为深圳在粤港澳区域地缘区位优势、政府的积极促导行为和基础设施条件较为完善等.然而深圳金融业发展面临着重要的瓶颈问题,如深圳土地、空间资源相对匮乏.
根据金融业发展动力机制的内外层面分析和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北京、上海和深圳等11 个城市的金融业发展动力建立指标评价体系,进行实证检验,得到以下结论.
一是深圳的金融组织体系、经济总量和金融增加值等多方面与北京、上海相差较大.贷款余额/GDP、上市公司数量和保险机构的保费反映了金融组织体系的发展程度,在第一主成分的评价指标体系中占较大权重.通过对比,深圳市这两个指标的数值远大于国内大部分城市,说明深圳市的金融组织体系比国内大多数城市发达.GDP、金融增加值和证券市场总交易额在第一主成分中占一定得到比重,但是比重不大,表明深圳并不是在经济总量和金融增加值方面与北京、上海产生主要差距.值得一提的是在证券市场总交易额这一指标中,深圳市的交易额明显高于北京市的交易额,表明深圳市在证券方面的金融增加值在全国排名第二,该方面优势明显.
二是深圳市的金融业发展在我国排名靠前,其金融业综合能力较强.通过上文理论和实证分析可知,深圳在粤港澳大湾区的规划建设中拥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和较完备的金融体系,其各项金融发展指标在全国名列前茅,金融创新能力突出.虽与北京、上海在经济总量和经济规模、金融增加值方面还存在一定差距,但不可否认深圳市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定位是起主导作用的核心城市,需要不断提升其在湾区规划建设中的战略定位.
三是深圳发展腹地面积受限,金融人才匮乏,金融持续发展受阻.深圳市在粤港澳大湾区中具有良好的地理位置优势,基础设施较为完备,但由于其发展的腹地面积有限,无法与房地产需求不断增长的现状相适应,导致深圳人才资源匮乏,金融业发展动力的可持续性减弱.另外,虽然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鼓励和支持深圳市金融业创新发展,但在新时代的背景下,政府还需继续发挥积极促导作用,带动教育业、保险业和医疗业等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产业发展,增强对金融人才的吸引力.
基于以上结论,现提出以下展望：
首先,优化粤港澳合作模式,共同发展世界级大湾区.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是国家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战略,旨在是使港澳行政区能充分发挥其优势,与大陆进行优势互补,进一步发展国家经济.因此,粤港澳大湾区需要以深圳市的创新,香港的金融,澳门的服务这三个特色来展开合作,去优化合作模式.例如,可以通过深圳的创新和香港的金融优势发展“科技+ 金融”产业,升级金融体系,提高粤港澳大湾区金融创新能力.
其次,增强深圳金融辐射能力,深化邻域之间的金融合作交流.深圳市当前金融发展面临着一个不可避免的障碍,即发展腹地面积不足,而发展腹地面积并不是马上能解决的问题,无论选择填海还是选择合并其他城市的县市,都需要较长时间.为避免阻挡粤港澳大湾区和深圳市金融业的发展步伐,最佳方法是扩大深圳市金融的辐射范围.具体而言,由于东莞清溪、塘厦、凤岗三个镇和惠州的淡水镇与深圳行政地域相近,深圳向东可以引领惠州等地的金融发展,向北可以引领东莞等地的发展.
最后,加快深圳内部金融发展,提高经济总量.该展望的实现主要着重于金融增加值、金融人才队伍方面的发展.在提高金融增加值的问题上,以创新为驱动力推出具体措施比较符合深圳当前所处的状况.深圳市政府在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背景下应当出台相关的金融创新政策,加大对与金融科技产业的研发投入,推进金融服务和金融产品的创新,鼓励和引进多种形式的金融资本,大力发展互联网金融.同时,深圳在人才引进方面应该做好以下的策略：一是构建合适的金融环境,以“金融产业聚集”和“金融创新”为驱动力,改善金融行业环境,以增强对人才的吸引力；二是优化生活环境,比如适当减轻金融人才的生活负担,注重高水平医疗、教育的发展；三是加强金融人才政策优惠的力度和针对性；四是提高公平性和开放程度,营造更加优良的城市文化氛围.
梁士伦 丘书俊
商事制度改革：中山实践与思考
作者简介：梁士伦,电子科技大学中山学院教授、兼中山市经济研究院院长；丘书俊,男,中山市经济研究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近年来,中山市全面实施商事制度改革,加强与国家、广东省相关改革方案的紧密对接,出台了一系列工作方案和实施办法.为保障商事制度改革顺利进行,激发市场活力,中山市于2013 年7 月成立了以相关市领导牵头负责的商事登记改革领导小组,负责统筹全市商事制度改革工作,制定和落实各项改革政策与措施.在中山市商事登记改革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各职能部门通力协作,围绕商事制度改革及后续监管,先后出台了《中山市商事登记改革工作方案》、《中山市商事登记改革实施办法（试行）》、《中山市商事登记前置改后置审批事项目录（试行）》、《中山市商事登记制度改革后续市场监管工作方案》、《中山市全面深化商事制度改革方案》等政策文件, 加快构建职责清晰、程序规范、配套齐全的商事制度改革政策体系, 营造有利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制度环境、市场环境.
一、中山市商事制度改革取得的成效
一是推进商事登记便利化,社会创业活力不断激发,全市市场主体总量尤其企业数量保持快速增长,商事制度改革在激发市场活力的同时也促进产业结构不断优化.二是推行“互联网+ 商事登记”服务模式,企业办事效率明显提高.中山推行“互联网+ 商事登记”服务模式,逐步实现全程电子化登记对各类商事登记主体和各类登记业务的全覆盖,企业办事效率明显提高.三是强化事中事后监管,市场监管体系日趋完善.逐步理顺了许可审批部门的监督职责,引导各职能部门转变市场主体监管思路以适应新的市场机制,为市场秩序安全高效运行提供了有力保障.四是加强市场主体管理,信息平台初步建立,逐步实现公示信息及时对接、共享和传递.五是稳步推进个体工商户登记制度改革试点,个体经济转型升级成效凸显,市场主体结构不断优化.
二、中山市商事制度改革存在的问题
一是企业营商便利度仍待提高.根据省工商局发布的《2017 年度广东各市开办企业便利度评估报告》,中山开办企业便利度在全省21 个地市中排名最后,与自身经济地位极不相称,亟待深化商事制度改革.二是相关配套细则有待完善.全面推进改革以来,中山市出台了多项配套文件措施,实际操作起来仍有一定难度,较多的具体规定和操作细则需在今后的实践中进一步修订、补充和完善.三是部门协同监管体系尚未真正建立.商事制度改革是对市场主体监管体系的一次重构,是涉及包括工商、税务以及行业监管等各个职能部门监管责任、监管方式的重大调整,对相关部门的对接、协调提出了更高要求.四是政府职能转变还不到位,监管缺位、监管错位、监管越位的情况仍然存在.
三、中山市深化商事制度改革的建议
（一）大胆创新体制机制.商事制度改革要结合新时代高质量发展要求和国家、省机构改革实施进展,长远谋划商事制度改革的进一步举措,按照简政放权、推进职能转变、建设法治政府的要求,创新工作方法,着力构建新型准入登记和市场监管体制机制,建立统一的登记、审批、监管机构,实现一颗印章管审批、一个部门管市场, 形成职责明确、衔接顺畅的政府治理体系.（二）持续推进商事登记便利化.进一步加大简政放权力度,精简行政许可事项,全面推行全程电子化商事登记和电子营业执照,力争实现“不见面的审批”.全面推进“证照分离”改革,全面提升企业营商便利度.加快建设数字政府,打造“互联网+ 政务服务”体系,加快实现办事.
（三）构建高效的事中事后监管体系
整合工商、质监、食药监等部门的职能建立统一的市场监督管理机构,根据“谁审批谁监管,谁主管谁监管”的基本原则,完善各职能部门后续监管方案,包括监管职责、监管依据、监管措施、救济处理机制等,最大程度实现商事主体后续监管的标准化、规范化.
（四）完善商事制度相关配套措施
把改革的顶层设计和具体实施结合起来,详细制定各部门的权利清单、责任清单和公共服务清单,明确各职能部门主要职责及其边界事项, 并建立权责清单动态调整机制、抽查制度、责任追溯制度,保证权责清单的实效性和有效性.
（五）建立社会监督共治模式
完善信用奖惩制度,强化信用监管,将诚信理念融入到商事主体经营管理各个环节中.推动行业协会建设,通过政府购买服务方式,逐步将部分职能事项转移给有资质能力的社会组织.加大对审计、验资、信用评级等机构培育扶持力度,充分发挥*机构的专业作用.培养、提高公民和媒体参与市场监督的意识,鼓励社会公众和媒体利用商事主体信息公示平台.
许兆欢 邹莹 文豪
“一带一路”背景下后发地区“以海
兴市”探索与实践——阳江视角
作者简介：许兆欢,阳江市社科联,研究类高级经济师、助理研究员；邹莹,民建阳江市委会副主委、阳江市阳东区政府副区长；文豪,广东省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副教授.
作为沿海城市,阳江发展海洋经济的条件得天独厚,提出了“建设海洋强市,实现蓝色崛起”的发展战略,理应主动对接“一带一路”建设,以蓝色经济引领后发崛起.
阳江最大优势和潜力在海洋,“以海兴市”有自信和底气.阳江海域辽阔,“蓝色”面积是陆域面积的1.4倍,有1.23 万平方公里.全市海洋资源涉及面广、门类齐全,其中最为突出的是港口资源、渔业资源、海洋旅游资源和潮汐风电能源.经过多年努力,阳江海洋经济保持快速发展势头,海洋经济生产总值由2012 年的250.11 亿元增加到2016 的490 亿规模,占全市生产总值的37.1%,产业贡献优势逐渐凸显,已成为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
纵观世界主要海洋国家的兴衰轨迹,向海而兴,背海而衰,是一条亘古不变的铁律.自从海洋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多次强调政府要切实加强海岸带可持续发展研究,促进海洋资源合理开发和海洋产业发展.对此,我们应把握机遇,多措并举,主动对接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坚定不移地推进阳江向“海”发展.
（一）主动对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 突出“错位发展”.阳江扼粤西要冲,是广东海洋经济综合试验区先行区,加入珠中江经济圈,纳入珠江西岸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带,其海洋经略与广东省区域经济平衡及粤西崛起紧密相关.随着阳江核电站、阳西电厂等重大项目的落户和临港重工业快速发展,培育海洋产业发展新的增长极,推动产业转移园区建设,调整和优化海洋产业空间布局,将是阳江向海经济发展亟待解决的问题.要紧抓阳江纳入“珠中江”经济圈和珠江西岸先进装备制造产业带的契机,积极主动对接珠三角,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发展.重点依托“一湾两岸”,规划临港工业园区建设,争取国家、省布点重大产业项目,推动重化工业向阳江港西岸发展.在交通设施上,谋划构建立体交通体系,加快融入粤港澳大湾区; 在城市功能上,加快发展城市经济和现代服务业,提升承接产业转移综合配套能力; 在生态环境上,建设大海陵湾“美丽海湾”,打造海洋生态示范区,推动“以海兴市”纵深、向高质量发展.
（二）大力实施港口带动战略,主动对接服务“一带一路”建设 .“以港兴城,港为城用,港以城兴,港城相长,衰荣共济”,是世界港口城市发展演变的普遍规律.阳江要高起点、大规模加强以港口为核心的基础设施建设,按照专业化的要求,规划建造一批深水码头.积极探索港口投资、经营多元化,吸引船舶公司和货主参与港口的建设和经营,促进港口建设发展.要将阳江港建成“一带一路”的重要节点港口,力争建成为拥有多个10 万-30 万吨级泊位的港口,并开通多条国际货运航线,尤其是加强与欧美以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对接,提高外向型经济发展水平,推动阳江经济跨越式发展.
（三）抢占海洋科技制高点,加快培育海洋战略性新兴产业.尽快建立以政府投入为引导、企业投入为主体和广泛利用社会资金的海洋投融资体系.加快培养和引进海洋工程装备制造、船舶修造、风电设备安装制造等阳江紧缺的高端技术人才.引导企业走产、学、研一体化专业化发展道路,鼓励涉海企业和海洋科研机构成立技术产业创新战略联盟,组织开展海洋生物医药、海洋新能源、游艇及海洋装备设计研发制造等领域的研发和科技攻关,建设一批海洋科技成果高效转化示范基地,形成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海洋科技创新成果.
（四）着力构建现代海洋渔业体系,做大做强传统优势产业.目前,海水养殖、捕捞和加工业在阳江海洋经济中依然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应努力推动传统优势产业做大做强.大力发展现代海水养殖、远洋渔业,加快推进国家级中心渔港和国家一级渔港建设,建设外海远洋渔业生产基地,积极发展深蓝渔业,建设水产品精深加工园区、物流中心以及大型专业化水产品批发市场,构建养殖、捕捞、加工出口、物流、休闲观赏渔业等产业链完整的现代渔业产业体系.
（五）挖掘“南海Ⅰ号”效应走高端化、精品化路线,摆脱传统低层次旅游.滨海旅游业是阳江海洋经济最大的亮点,要紧扣海洋文化主题,大力发展海洋文艺演出业、海洋影视制作业、海洋文化创意业和海洋数字出版业等新兴产业,打造具有阳江特色的海洋文化品牌,促进海洋文化产业与现代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的融合,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要深入挖掘阳江航海史、贸易史,加强对海洋文化资源的探索与研究,进一步创新、丰富有关南海I 号等海洋历史文化题材故事,鼓励海洋文化艺术创作.做好“南海I 号”史迹点参与海上丝绸之路世界文化遗产申报项目.策划以“南海I 号”等景点为主的海上观光旅游,开辟广州、深圳、珠海等重要港口城市赴海陵岛的定期邮轮航线,使游客能够在游历中回顾历史.同时,权利推进“以海兴市、绿色发展”山海联动发展战略,以打造“国际知名休闲旅游度假胜地”为目标,全面推进全域旅游品牌.
（六）努力拓展企业国际视野,鼓励民间资本“走出去”、开拓海外市场.一方面,要依托阳江海洋资源优势,以培育产业集群、加快转型升级为着力点,积极开展海洋生物医药、海洋新能源、海洋高端装备制造等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产业链招商,通过实施*招商、以会招商、主题招商等方式,广开引资渠道.另一方面,也要支持和鼓励本地企业“走出去”,努力开拓海外市场.“一带一路”所涵盖的国家大多为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普遍处于经济发展的上升期,投资需求强烈,毛利率较高.阳江民营经济外向程度较高,外贸依存度大概是全国的两倍,要鼓励企业把握机遇,以产业联盟、项目合作等形式参与国际竞争.
孙晓说
以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为主攻方向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以广东省惠州市为研究对象
作者简介：孙晓说,广东省社会科学院惠州分院、惠州市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主任、主任记者
产业是经济体系的基础和内核,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头戏和主战场.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内容和关键所在.
一、作为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分工的重要一环,惠州经济体系的突出问题是产业体系问题,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一）实体经济结构不优、效益不高,产业结构较为单一、整体发展水平不高、低端制造业占比较大、战略性新兴产业有待培育等.
（二）科技创新对实体经济出力不够.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科技创新的动力和机制仍不完善；科技创新整体能力不强,原创性研发稀少,产业核心技术掌握不够； R&D 投入总量偏小、强度偏低；企业尚未真正成为科技创新主体,高企数量较少,创新意愿不强,创新能力不足等.
（三）现代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力度不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力度不强、渠道不畅的矛盾仍较为突出,主要表现在个人住房贷款在信贷投放总量中房地产贷款占比大、增速快.银行业的信贷产品和服务难以满足企业,特别是小微型企业、科技创新型企业发展的需求.此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力度不强还表现在,风投公司数量少、规模小、资金弱,对新兴产业的支撑作用有限；产业链金融对产业链的覆盖有限；金融*服务业难以提供全面、高效、配套的专业服务等.
（四）人力资源对实体经济发展支撑不足.惠州的人力资源、特别是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领军人才和高技能人才较为缺乏,创新型企业家群体亟待壮大,创新创业人才有待培育.
二、以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为重点,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
惠州应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着力构建市场机制有效、微观主体有活力、宏观调控有度的经济体制,不断增强经济创新力和竞争力.
（一）狠抓“第一要务”,大力发展实体经济.一是力促民营经济“顶天立地、铺天盖地”.大力实施“企业成长计划”,激发民间投资活力.二是力促支柱产业调整结构、做强做优.充分发挥惠州电子信息和石油化工两大支柱产业在全国、全球产业分工中的重要地位,做强做优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奋力实现向全球产业链中高端攀升.三是力促新兴产业把握先机、融合发展,抢占未来产业竞争的先机.四是力促现代服务业凸显特色、加快发展.将休闲旅游、现代物流、现代金融、文化创意、健康养生等作为发展现代服务业的优势产业.五是力促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价值攀升.服装、制鞋、箱包等是惠州的传统优势制造业,要努力推动传统行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培育一批行业和细分领域的领军企业、“单项冠军”企业,使之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
（二）激活“第一动力”,不断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要坚持把创新驱动发展作为核心战略,加快形成有利于创新发展的市场环境、产权制度、投融资体制、分配制度、人才培养引进使用机制,建立起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建好创新平台.加快发展众创空间、大学科技园、科技企业孵化器.提升自主创新水平.加大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力度,打造创新成果产业化高地,主动承接高端资源和创新要素辐射外溢.营造良好创新生态.创新人才管理和激励机制；加快“双创”平台建设,推动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生动局面.
（三）导引“第一血脉”,促进现代金融更好服务实体经济.要按照提出的“金融要回归本源”“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要求,加快各项改革,切实降低企业杠杆,化解金融风险,提供合理高效的融资服务,为实体经济持续“输血”,全面提高现代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效率和水平.大力发展直接融资.要全力推进上市企业倍增计划.积极组建各类基金.争取设立符合惠州产业发展方面的专项产业基金,组建投向科技前端产业的政策性天使投资基金、创业投资基金.
提升间接融资水平.进一步引入更多金融机构落户惠州,争取上级机构的政策支持和倾斜,让更多信贷资源投入惠州.重点改善对中小微企业的金融服务.积极推进产品、服务和融资模式创新,大力发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和信用贷款.积极发展科技金融,加大金融对创新发展的支持力度.
（四）集聚“第一资源”,加大人才引育力度.一是推出升级版“人才双高计划”“人才双十行动”.在住房补贴、科研经费、职级待遇、人才公寓等推出更富含金量的政策措施.二是搭建人尽其才、才尽其用广阔平台.引导他们投身于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展示才能,开创事业.三是落实以增加知识价值为导向分配政策,完善分配机制,形成知识创造价值、价值创造者得到合理回报的良性循环.四是深化改革人才管理体制机制.制订出台保障和落实用人主体自主权,提高人才流动性,健全人才评价、流动、激励机制,最大限度激发和释放人才创新创造创业活力.
杜元兰
普宁改革开放40年经济发展历程、经验及启示
作者简介：杜元兰,普宁市委党校教研室副主任,经济学高级讲师.
普宁位于广东省东南部,潮汕平原西缘,区域面积1620 平方公里.1978 年普宁全县地区生产总值只有1.88亿元,至2017 年末地区生产总值已达694.6 亿元.经过40 年改革开放的发展,普宁一改昔日贫穷落后山区县面貌,成为一座拥有56.59 万市区人口、建成区面积65.2平方公里颇具规模的商贸名城,经济社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和幸福感不断得到提升.
（一）经济发展是波浪式的发展,必须从过去高速度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所谓“波浪式”发展,就是在经济建设过程中,争取若干个高速发展的阶段,但不是一直向前,而是波浪式向前,发现问题要及时调整、纠错.
（二）要顺应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正确定位发展战略.改革开放初期,普宁凭借土地、劳动力、资本等初级生产要素这些比较优势,主动对接国际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使纺织服装产业、商贸流通业等产业得到顺利萌芽起步,并逐步发展壮大.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壮大,纺织服装产业成为普宁唯一产值上千亿的支柱产业.但由于产业长期在中低端徘徊,导致当前一些企业抗风险能力弱、盈利能力下降,甚至深陷经营困境.今天企业的发展动力必须来源于创新,要在创新中驱动价值成长,积极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使产品和服务迈向品牌化、高端化、国际化.
（三）要坚守生态底线,走绿色发展之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普宁纺织印染行业的无序发展,虽然造就了如今的千亿产业集群,但却把“母亲河”练江及周边土壤严重污染了.要守生态底线,又要促发展,唯一选择就是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走绿色发展之路.以环境保护优化经济发展,只有把绿色发展理念贯穿于普宁经济社会建设的全过程,让资源节约、环境友好成为主流的生产生活方式,普宁才能实现健康可持续发展.
（四）要因地制宜推动区域城乡协调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普宁在汕头经济特区辐射带动下,东部平原工商业发达,形成纺织、服装、中医药、塑料等支柱产业,但环境污染严重,面临产业转型升级和环境恢复与保护压力.而普宁西部山区,经济社会发展相对落后,但环境生态良好,乡村旅游资源丰富,应着力发展乡村生态绿色经济、乡村旅游业等,从而形成经济新的增长点,早日实现山区脱贫致富.此外,财政政策必须形成更加有效的政策体系和制度安排,通过支持实体经济发展、支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等,推动解决发展不充分的问题,同时把人才政策、创新机制作为下一步改革的重点,给予县乡镇（村）智力支持.
（五）政府要更多的致力于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弥补市场失灵,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因此,普宁地方政府要呼应国家简政放权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创新驱动、响应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对接国家发展战略,着力维护公平正义和市场秩序,着力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新格局.政府只有致力于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才能让众多企业可以放开手脚一心一意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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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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