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略论科技大师和文艺大师生成的学科背景，该文是关于文艺专科毕业论文范文与文艺和学科背景和科技大师类开题报告范文.
杨丽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外国语学院,北京100191)
摘 要：本文从科技与人文的关系入手,系统审察了古今中外的科技和人文大师成才的学科背景,揭示了科技与人文的交融在创新性人才培养方面的重要性,回顾了我国上世纪五十年代高教改革对当今教育的悲剧性影响.本文认为,为了“钱学森之问”、在中国实现培育大师级人才的目标,必须改革我国现有的中学和大学分科教育体制,实现美国式的通识教育.
关键词：钱学森；科技；人文；通识教育
doi:10.16083/j.cnki.1671—1580.2016.06.002
中图分类号：G40-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580（2016）06—0007—04
2005 年,温家宝总理在看望我国著名科学家钱学森的时候,这位新中国杰出的火箭专家颇有感慨地说：“这么多年培养的学生,还没有哪一个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大师相比.”钱老又发问：“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的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它是关于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一道艰深命题,需要整个教育界乃至社会各界共同.“钱学森之问”不仅在科技界起到了振聋发聩之效,而且影响波及了整个文化界.有识之士提出理论界也存在“钱学森之问”,教育界也存在“钱学森之问”,文学界也存在“钱学森之问”.本文从科技和人文学科背景的角度,谈谈中外科技和文学大师的成长之路,以便从一个侧面来回答著名的“钱学森之问”.
一、科学与艺术：一枚硬币的两面
古今中外,科学与艺术的关系问题始终是人们探讨的一个重要课题.中国古代有“六艺”之说,古希腊也有“艺术”之学,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探讨科学与艺术之间的联系.古希腊关于“艺术”的定义尤为广泛,那时的人们不仅把雕塑、绘画、歌唱、文学创作等看作艺术,甚至也把农耕、烹饪、手工制作等专门技艺视作艺术.这种将作为上层建筑的高雅东西与实用技艺相联系的“艺术”思想是古人最早将科学与艺术结合的反映,并在一千多年之后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得以发扬光大.这一时期涌现出来的达·芬奇、米开朗基罗等文艺复兴巨匠,都是科学与艺术合二为一的典范.他们卓越的绘画才能使他们流芳后世,他们在科学发展和技术发明上的成就也同样令后人敬佩不已.
“艺术（诗歌、绘画、音乐等）用创新的手法去唤醒每个人的意识或潜意识中深藏着已存在的情感.情感越珍贵,反映越普遍,艺术越优秀.科学（天文、物理、生化等）对自然界的现象进行新的、准确的抽象.科学家抽象的叙述越简单、推测的结论越准确,越广泛,科学创造就越深刻.科学与艺术的共同基础是人类的创造,它们追求的目标都是真理的普遍性.它们像一枚硬币的两面,是不可分割的.”［1］该论述深刻地揭示了科学与文艺的区别与联系.科学通过定律和定理来探究现实世界各种现象的规律和本质.相反,文艺则通过情感和想象来把握世界,形象地反映现实生活和精神世界.为此,文学家和艺术家们要通过情感,直觉、意念、理想等一系列综合心理活动,才能创作出不朽的、富有感染力的作品.纵观古今中外的文化发展史,那些做出过举世公认成就的科学大师和人文大家,十有是既精通科技、又知晓人文的通才.
在古希腊和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涌现出许多融科技和人文为一体的大师.古希腊时期的亚里斯多德,既精通文学、哲学、政治学,又知晓物理、气候、动物等自然科学.文艺复兴时期的达·芬奇,既是著名的画家、雕刻家、音乐家和作家,又是数学家、解剖学家、建筑学家、地图学家、植物学家.即使在学科分工高度细化的现、当代,许多杰出的科技大师也仍然在文艺方面具有很高的造诣.美国人罗伯特·伯恩斯坦曾经从科技与艺术的关系视角研究过现、当代150 位科学家的传记,结果得出这样一个有趣的事实：几乎所有的科技大师都同时是提琴家、诗人或者画家.爱因斯坦不但提出了改变世界进程的相对论,而且对音乐的酷爱超过一般人对音乐的纯欣赏性质.关于艺术对科技创新的影响,马林纳曾经说过这样的话：“在这个协会里既有西服革履的科学家,又有留着长发、衣着不整的艺术家.我们当时搞火箭时萌生的一些想法,就是在和艺术家们交谈时产生的.”［2］《科技日报》也曾在1987 年对钱学森、苏步青等30 位中国一流科学家的业余爱好做过研究,发现他们在音乐和文学方面都有高深的造诣.汪德熙教授不仅在、氢弹研制方面做出过重大贡献,而且还是一个集钢琴调制和演奏为一身的钢琴家.同济大学教授陈从周不仅是我国名闻遐迩的建筑学家,他在古体诗歌创作方面也造诣颇深,赢得我国古体诗歌界的好评.提起钱学森,不论是科技界还是文艺界都不陌生.作为我国火箭之父的钱学森,自幼就受到很深的文艺熏陶.虽然在北京师大附中念的是理科,钱学森却对水彩画和小提琴情有独钟.在上海交大读本科期间,钱学森参加过学校的管乐队,在杂志上发表过如何欣赏贝多芬和莫扎特作品的文章.即使在引领我国的科研人员从事火箭研究的繁忙时期,钱学森也不忘抽空与中国文艺界的朋友交往,与他们探讨文艺创作的规律问题.钱学森指出：“既然文学创作中要运用抽象（逻辑）思维、形象（直感）思维和灵感（顿悟）思维,那我国几千年古老的文学作品不就是三种思维的结晶吗？我们为什么不从中国的赋、诗、词、曲及杂文小品中学习探讨思维学呢？”［2］谈到文艺的形象思维,钱学森顺手拈来地拿中国的对联作为例证.他说：“五月黄梅天,三星白兰地”是比较低级的对联,和周恩来在游长沙橘子洲时所写的对联就比较复杂.的上联“桔子洲,洲旁舟,舟行洲不行”通过谐音关系表现舟在橘子洲中的行驶.时隔多日后周恩来在游天心阁时出的下联“天心阁,阁中鸽,鸽飞阁不飞”也是利用谐音的关系.钱学森认为,思维跨度最大的对联是清代名士纪晓岚与江船武夫的那一副.武夫的上联“两舟并行,橹速不如帆快”利用古人鲁肃和樊桧的谐音来阐释文不如武的道理.纪晓岚的下联“八音齐奏,笛清怎比箫和”则拿古人狄青与萧何的谐音来表现武不如文的思想.钱学森对中国的对联耳熟能详,也着实令那些研究我国对联艺术的专业人士惊叹不已.以钱学森为代表的科技大师所从事的文艺活动,在我国当下的理工科大学的院士们看来似乎有些不务正业.深得创新型人才成长规律的钱学森曾经这样表述科学与文艺的关系：科学研究依靠的是创新的逻辑思维和严谨的科学验证,但是其起点往往开始于一个猜想.而这个猜想又往往是通过不同事物之间的大跨度形象思维和联系而被激发出来的.形象思维正是文学和艺术家思维和创作的方法.换句话说,科学研究萌芽于艺术的形象思维,发展于以严密的数学推导和计算为代表的逻辑思维,而终结于周密的实验验证.一言以蔽之,科学工作就是先“文艺”后“理工”.正是基于这种对科技和人文创作规律的深刻洞察,以及古今中外的大家们将科学与文艺相结合而做出的巨大贡献,钱学森对曾经来拜访过他的温家宝总理说：“一是大学要培养杰出人才；二是教育要把科学技术和文学艺术结合起来.”钱老的话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许多科学前辈的共识.中科院院士、华中科技大学前校长杨叔子先生早在1993 年就强调文理科的发展.他说：没有一流的文科,就没有一流的理科；没有一流的理科,就没有一流的工科.大学生首先要学会做人,其次要学会思维,第三是学习知识和技能；一个国家没有科技,一打就垮；没有人文,不打自垮.
对于文艺的创新和发展,钱学森也有精辟的见解.人文艺术家不能是“科盲”,必须懂得一定的科技知识.只有掌握一定的科技知识,人文艺术工作者才会对社会现象和本质形成正确的认识,然后上升到形象思维,创作出具有一定水准的文艺作品.因此,人文艺术工作的规律是先科学而后艺术.俄国短篇小说大师契可夫是医生,鲁迅早年是学医的.这些科学方面的经历对他们日后成为小说家具有重要的影响.契可夫和鲁迅都能像外科医生那样,冷峻地观察和解剖病态的社会,从而成为文学大家.
二、科技和人文学科的相互作用
为什么古今中外的科技大师们热衷于在业余甚至专业时间内从事人文学科的学习和研究？为什么古今中外的人文大师们都有深厚的科技背景？他们正是体悟到了两类不同学科在人才成长方面的相互作用.钱学森指出,人文学科“对启迪一个人在科学上的创新是很重要的.科学上的创新靠严密的逻辑思维不行,创新的思想往往开始于形象思维,从大跨度的联想中得到启迪,然后再用严密的逻辑加以验证.”［3］钱学森关于工程技术方面的许多创新性思维,有许多是在听夫人蒋英女士弹钢琴时想出来的.对此,钱学森不止一次地在各种场合谈及.钱学森的这种论述,不只是源于自己的经验之谈,而是有科学依据的.科学研究发现,一个正常人的大脑由两部分组成,左脑和右脑.人类的左脑主管理性和逻辑思维,人类的右脑主管感性和形象思维.一个在科技和人文方面取得卓越成就的大师,往往是把左右脑运用到极致的人.一个只善于用左脑或右脑的人,都是一个智力残缺的人,是无缘成为科技和人文大师的.
哲学,作为指导人类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人文学科,与科技的联系最为紧密.一方面,科技的每一步发展,都成为哲学发展的基本元素,正如列宁所言：“哲学史,简略地说,就是整个认识的历史.”另一方面,科技的发展必须受制于正确哲学观的指导.恩格斯说过：“不管自然科学家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他们还是得受哲学的支配.问题在于：他们是愿意受某种坏的时髦哲学的支配,还是愿意受一种建立在通晓思维的历史和成就的基础上的理论思维的支配.”一种建立在人类古今正确思维基础上的哲学观,能够催生科技的巨大发展.1955 年1 月15 日,主席在会见中国著名物理学家钱三强时曾问到原子分成中子和质子以后是否还可以再分的问题,钱三强基于当时关于原子研究的进展状况回答道,原子被分成质子和中子等基本粒子后,已不能再分.主席却高屋建瓴地说：“以哲学的观点来说,物质是无限可分的.质子、中子、电子也应该是可分的.一分为二,对立统一嘛！现在实验上虽然还没有证实,将来实验条件发展了,将会证明它们是可分的.”［4］后来的事实证明,的论断在物理学界的研究中得到正确的验证.在一次国际物理学大会上,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美国物理学家格拉肖提议,“把构成物质的所有这些假设的组成部分命名为‘毛粒子’（Maons）,以纪念已故的,因为他一贯主张自然界有更深的统一.”相反,以提出“万有引力定律”而闻名于世的英国物理学家牛顿,由于在晚年相信了唯心主义的神学,并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论证上帝的存在,结果荒废了自己的事业.
文学的繁荣,也离不开科技的发展.其中,与科技发展联系最为密切的文学范式就是科幻小说.没有科技的发展,恐怕在古今中外的文学史上就不会有科幻小说这一文学的奇葩.英国小说家赫伯特·维尔斯的《时间机器》、美国小说家库尔特·冯尼古特的《第5 号冰》、中国小说家童恩正的《珊瑚岛上的死光》等脍炙人口的科幻小说作品,都是根据当时的科技发展成就虚构出来的.例如,美国科幻小说家迈克尔·克赖顿的著名小说《死城》,就是作者在阅读了大量科技文献的基础上创作出来的,写作过程中甚至还曾得到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和美国国家航空和航天管理局的科学家的协助.
三、我国文理分科对于人才成长的悲剧性影响
自上世纪50 年代起,我国的高等教育改革参照了前苏联的模式,人为地将建国前的综合大学分裂、重组为理工、师范、医科、农林等单科性大学.典型的例证是曾培养出钱钟书、朱自清等文学大师的清华大学沦为单一的工科大学,辅仁大学重组为“北京师范大学”而成为单一的师范大学.为适应这种大学教育体制,在高中阶段也分成文科和理科.这次教育改革对我国的教育事业产生了灾难性的影响,因为它忽视了从科技和人文艺术相结合的角度培养创新性人才的规律,人为地阻断了创新性人才培养的途径.其恶果在当代的教学实践中已经逐渐暴露出来,并将继续影响我国的教育事业和现代化建设.建国后根据文、理、工、管、医、农等模式重组起来的中国大学,至今没有培养出一位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而与中国建国时间相当、科技水平相当的印度却先后有4 人获得诺贝尔生理、物理、经济和化学奖.即使我们科技界引以为豪的钱学森、李四光、竺可桢、苏步青等大师级人物,也都是在民国时期受过全面的科技和人文教育的熏陶、后来又在西方大学接受系统的科技知识后培养出来的.在中国当下的大学尤其是理工科院校里,人文艺术的氛围相当淡薄.受功利主义的影响,一些工程技术专家甚至瞧不起文科教师,认为他们的工作只不过是空谈,更不用说自觉地将科技和人文艺术结合起来,进行创新性发明,培养创新性人才.这种单一性的科研和人才培养模式,自然是不会象西方的通识教育那样取得硕果的.我们的两院院士增选了一批又一批,但是没有一个能拿到诺贝尔科技奖,关乎国计民生的航空发动机和电脑芯片等原创性科技成果,也始终没有取得突破.我国高校培养出来的硕士和博士,已经远远超过了美国的博士和硕士总量,但是在科技创新性方面,却无法与其相比.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60 多年里,我国的文学创作和人文学科,也没有产生出让世界刮目相看的成果.中国本土的大学没有培养出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不是中国大学培养的结果,而是作家自学和创作实践的产物.中国大学也没有培养出一个在世界上具有一定知名度的哲学家、经济学家、语言学家等.中国没有出过尼采、德里达、海德格式之类的哲学大师,也没有出过索绪尔、乔姆斯基之类的语言学家,以及米尔顿·弗里德曼、劳伦斯·克莱茵等经济学大师.可以说,自建国以后,世界已经听不到我国人文艺术学者在国际上发出的声音.以文学批评为例,在上世纪50 年代到70 年代,我国文学界主要以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文学批评的理论武器,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去拔高作品的意义或指责作品的不足.改革开放后,我们的文学批评放弃了前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转而去引介国外的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后殖义等批评理论.中国和中东国家都曾经是西方的殖民地,然而来自巴勒斯坦的爱德华·赛义德和来自印度的霍米·巴巴建构了著名的后殖义批评理论,而中国的文学批评界,却提不出自己的言说,只会引介别国学者的理论.改革开放后,我国引介的国外人文学科的理论可谓多矣,可是除了我国古代的孔子、老子和“四大古典”名著,外国对我们中国当代的人文领域了解多少呢？
四、结语
19 世纪中叶的文学大师福楼拜预言：“越往前走,艺术越要科学化,同时科学也要艺术化.科学与艺术就像不同方向攀登同一座山峰的两个人,在山麓下分手,必将在山顶重逢,共同奔向人类向往的最崇高理想境界——真与美.”［5］同样,在20 世纪50年代被割裂开来的我国科技和人文教育,也必将在21 世纪这个世界科技和人文高度发达的今天,进行重新的汇合.值得欣慰的是,随着钱学森之问的率先警示,我们正在逐渐认识到科技和人文融合对于培养创新性人才的重要性.从学科背景的角度来看,打破文理分科、实行通识教育势在必行.“美国的科学研究为什么在原创性上表现突出,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美国教育普遍实行的本科通识教育.”［6］美国大学本科的通识教育课程,主要包括人文、社会和自然方面的课程.借鉴美国的教育模式是必要的.但是,怎样在中国所有的单科性大学中打破学科壁垒,实现科技和人文的有机交融,这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工程,需要国家、社会、大学、教育工作者和大学生们共同参与研究和实践.虽然这种学科交融的教育短期内不可能立竿见影地出成效,但是只要我们按着教育和科学的规律办事,咬定青山不放松,我们就一定会摸索出创新性人才的成长规律,从而为我们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出世界一流的创新性科技人才和人文大家.
［参考文献］
［1］李政道.科学与艺术［J］.自然杂志,1997（01）.
［2］涂元季.科学与艺术的结合——一位科学家的独特见解［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科版）,2009（02）.
［3］钱学森.关于创新人才的培养问题［N］.人民日报,2009—11—05.
［4］.同志八十五诞辰纪念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5］宋原放.简明社会科学词典［M］.上海：辞书出版社,1982.
［6］罗利建.答钱学森之问：大师是怎样炼成的［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
该文结束语,该文是一篇关于对不知道怎么写文艺和学科背景和科技大师论文范文课题研究的大学硕士、文艺本科毕业论文文艺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文献综述及职称论文的作为参考文献资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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