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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公共文化研究生毕业论文范文 跟公共文化服务对农户幸福感的影响对22省43村638个农户的调查有关硕士论文范文

分类:论文范文 原创主题:公共文化论文 发表时间: 2024-02-21

公共文化服务对农户幸福感的影响对22省43村638个农户的调查,该文是关于公共文化硕士论文范文与农户幸福感和调查和文化相关研究生毕业论文范文.

息 晨,纪承名,陈前恒

摘 要 文章通过我国22个省43个村庄和638个农户的调查数据,探讨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程度对农户幸福感的影响,并使用生活满意度法估计村庄公共文化服务的货币价值.研究发现:村庄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程度对农户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每增长1个百分点带来的农户幸福感的增长,相当于农户家庭年总收入提高0.614个百分点带来的幸福感增长.建议加强村庄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丰富农民的精神世界,进而增进农户幸福.

关键词 公共文化服务 生活满意度法 家庭幸福感 货币价值

引用本文格式 息晨,纪承名,陈前恒. 公共文化服务对农户幸福感的影响——对22省43村638个农户的调查[J]. 图书馆论坛,2017(9):70-78.

0 引言

追求幸福是每个家庭的权利,也是实现人生价值的驱动力.不断改善和提升我国2亿多个农户的幸福感,不仅有助于促进农村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最终目标.因此,破译中国农户幸福感的是最值得研究的课题之一.1950年代以来,心理学家就影响人们幸福感的因素展开了研究,经济学家对幸福感影响因素的探讨则要晚一些.1974年,理查德·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提出了“伊斯特林悖论”(Easterlin Paradox),即在一个时点上,收入和居民幸福感之间呈正相关关系,但随时间推移,幸福感并不随GDP或收入的增长而持续增加[1].此后,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关注幸福感研究.现有文献多从经济、政治、文化等视角探讨人们幸福的源泉.经济因素与幸福感之间关系的研究颇丰,学者们主要围绕绝对收入、相对收入、收入增长等对幸福感的影响展开探究.大部分研究表明,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一个时点上,富人比穷人拥有更高的幸福感[2-5].当收入处于某一水平之下时,收入增长对幸福感有正向影响;一旦收入超过这一水平,收入增长对幸福感的影响就变得不显著[6].相对收入对幸福感影响的研究结论不尽相同.McBride、Ferrer-i-Carbonell、Luttmer的研究发现,相对收入对幸福感具有负向影响[7-9].Senik、Kingdon & Kinght、Rallion & Lokshin、陈钊等人的研究则表明,相对收入对幸福感具有正向影响[10-13].Akay & Martinsson对埃塞俄比亚北部农村极端贫困居民的研究发现,相对收入对于极端贫困居民的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14].

政治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也引起了研究者的兴趣.Frey & Stutzer通过使用瑞士居民的大样本调查数据,对和居民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15],研究发现,直接权利指数与居民幸福感之间呈显著的正相关,该指数每上升1个百分点,幸福感上升2.8个百分点.他们在控制了其他影响因素后发现,直接权利指数对瑞士本地居民幸福感的影响系数是居住在瑞士的外国人(他们没有政治参与权,但同样受瑞士政治决策的影响)的近3倍,也就是说,化带来的幸福感中的三分之二源于公众参与政治决策过程.陈前恒等基于中国的调查数据,探讨了村庄与农户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发现村庄发育程度对农户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16].

对文化因素之于幸福感影响的研究,学者们着重探讨不同的文化传统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Uchida等人研究发现,不同的文化传统对居民幸福感有不同影响[17-18].然而,研究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程度对居民幸福感影响的文献非常罕见.本文旨在通过使用一项具有全国代表性的农村调查数据,探究村庄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程度对农民幸福感的影响,重点回答两个问题:第一,村庄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程度对农民幸福感有影响吗?第二,如果存在正向影响,村庄公共文化服务的货币价值如何?本文创新之处是使用生活满意度法(Life Satiaction Approach,LSA)研究村庄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程度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并对其货币价值进行测量,以拓展生活满意度法的使用领域.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笔者认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在4个方面影响着农村居民幸福感.

(1)农村公共文化服务保障了农村居民的相关权利,对其幸福感产生影响.文化权利是基本人权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的发展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农村公共文化服务的提升更大程度地尊重了农村居民的发展权,能够促进其更加全面的发展.自由是天赋权利,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提升尊重和保障了农村居民的文化自由.农村居民自身的相关权利得到保障后,自身的幸福感将会有所提升.

(2)提升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能够满足农民的文化需求,对其幸福感产生影响.与经济需求相同,文化需求是农民基本需求之一.文化需求的满足对农民丰富内心世界、促进个人发展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基本需要的满足对于农民幸福感的影响是基础性的[19],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水平的提高意味着村庄有更强的文化供给能力,满足农村居民文化需求的能力更强,这将提升农村居民的满足感,进而提升农村居民的幸福感.

(3)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影响农村集体幸福感进而对农民个体的幸福感产生影响.第三点和第二点是联动的,农村居民因为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满足了自身的文化需求,个体对集体的认同感提高,个体文化满足程度的提高将带来集体文化大环境的改善,其将进一步反过来促进个体的文化素质发展,提升个体幸福感.

(4)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可影响农民面临生活环境变迁时的应对行为,进而影响其幸福感.现代社会生活环境不断变化,人们面对环境变化会采用应对或适应两种行为.应对是一种积极的心理行为,如理性精神、精神信仰,采用应对行为的人都具有较高的幸福感[20].伴随农村公共文化服务水平上升,更多农村居民可采用应对的方式面对生活环境的变迁,从而提升自身的幸福感.例如,农村居民可通过看电影、文艺演出等文化活动缓解农村人口外流造成的内心空虚感;通过看报、读书等加强与外界的联系,减少自身的孤立感和疏离感.当然也有一种可能,农民在加强与外界联系之后,发觉自己的生活环境比外界差,反而导致幸福感下降.

基于上述分析,提出本文研究假说:村庄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程度对农户幸福感有正向影响.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方法

一些研究使用生活满意度法估计某些非市场物品的货币价值,如空气污染[21-23]、噪音[24]、自然灾害[25-26]、犯罪[27]、村庄[16].采用生活满意度法估计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货币价值的研究则较少见.下面介绍生活满意度法的原理.

假定农户幸福感的决定函数为:

SWBi等于F(Ci,Ii,Zi)

其中,SWBi为i农户报告的幸福感,Ci为i农户所在村庄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程度,Ii为i农户2015年的家庭总收入,Zi为一组代表农户与村庄特征的向量.

简化上式以估计村庄公共文化服务的货币价值,得到:

SWB等于F(C,I)

对上式取全微分,得到:

假设农户幸福感不变,考察单位村庄公共文化服务变化对应的农户年总收入变化.令dSWB等于0,可得村庄公共文化服务的边际成本(MC)为:

上式中的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边际成本(MC)可视为村庄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程度的边际价值(MV).

幸福经济学相关研究认为,幸福感与效用相似,公共文化服务与收入对农户幸福感影响均具有边际递减特征.本文中对二者取自然对数,反映其具有边际递减的特征.本文用于实证估计的模型可表示为:

SWBi等于a0+a1ln(Ci)+a2ln(Ii)+ZiTb+εi

上式中,a0为常数项,a1为取对数后村庄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程度对农户幸福感影响系数,a2为取自然对数后农户家庭年总收入对农户幸福感影响系数,b为所选取的特征向量对农户幸福感影响系数向量,εi为随机误差项.

进而可知,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边际价值为:

即村庄公共文化服务程度每提高1个百分点,带来的农户幸福感的增加相当于农户家庭年总收入提高

个百分点带来的农户幸福感的增加.

幸福经济学研究主要采用两种方法估计各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一是把幸福感视为基数,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进行估计; 二是把幸福感视为序数,采用有序概率模型(Ordered Probit Model 或Ordered Logit Model)进行估计.因为OLS方法估计出的结果具有直观的特点,所以本文首先把幸福感视为基数,采用OLS方法进行估计.

2.2 数据来源

本文采用的数据来自笔者于2016年1~2月针对全国22个省进行的调查.调查均采取面对面访谈形式,调查对象为河北、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2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2个县的43个村庄.除广东抽取1个县1个村庄外,其余每省(自治区、直辖市)均抽取1个县2个村庄.每村随机抽取15个农户进行调查,共获取了645份农户问卷.村庄调查问卷包括村庄2015年经济活动、社区基础设施、社会服务供给,以及政治、人口与村庄治理等.农户调查问卷涉及农户2015年的生产生活情况、文化生活、政治参与、幸福感等.剔除未报告幸福感的7个农户,最终用于研究分析的农户数量为638户.

2.2.1 农户幸福感

农户调查问卷中,通过问题“若评价一下2015年您自己日子过得是否满意,您给自己打多少分?给自己家打多少分?”分别获取被调查者对自己与其家庭2015年的幸福感.调查发现,被调查农户能清楚地评价自我幸福感与家庭幸福感,并能说出二者区别.本文选取被调查者报告的家庭幸福感数据进行分析.上述问题分数为1~10分,1分代表农户幸福感最低,10分代表农户幸福感最高.638个农户幸福感平均值为7.34,幸福感为8分的农户最多,比例达26.33%;幸福感在5分(含)以下的农户比例为20.7%.各分值百分比分布情况见表1.

2.2.2 村庄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程度

村庄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程度是本文关注的自变量,笔者通过选取三个一级指标构建此综合指标,三个一级指标分别包含若干二级指标.本文选取的三个一级指标分别为:村庄公共文化基础设施供给情况、村庄文化娱乐类民间组织发育情况与村庄文化活动开展情况.村庄公共文化基础设施包含的二级指标为:村中是否有图书室(馆)或文化站(中心),村中是否有体育健身场所和村中有无戏(舞)台.村庄文化娱乐类民间组织发育情况对应的二级指标为:村中是否有老年协会、秧歌队、棋牌协会等社团.村庄文化活动开展情况包含的二级指标为:2015年村中是否放映过电影、2015年村中是否举办过戏剧、歌剧晚会.

对二级指标均赋予相同的权重.第m村庄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程度Cm可由Cm等于∑n(pmn /6)计算得出,其中pmn表示第m个村庄第n个指标的得分.对于第m个村庄,当村中有图书馆(室)或文化站(中心)时,pm1等于1;若没有时,pm1等于0(以下同理);当村中有体育健身场所时,pm2等于1;当村中有戏(舞)台时,pm3等于1;当村中有老年协会、秧歌队、棋牌协会等社团时,pm4等于1;2015年村中放映过电影,pm5等于1;2015年村中举办过戏剧、歌剧晚会,pm6等于1.

上述计算得到的Cm值介于0~1,可通过放大相应的倍数使其介于0~100,以期更好地解释结果.

43个样本村有42个村设有图书馆(室)或文化站(中心),占97.67%;21个村设有体育健身场所,占48.84%;有5个村有戏(舞)台,占111.63%;17个村有老年协会、秧歌队、棋牌协会等社团,占39.53%;有36个村庄在2015年放映过电影,占83.72%.2015年43个村平均放映电影7.34场;在2015年有21个村庄举办过戏剧、歌剧晚会,占48.84%.2015年43个村平均开展戏剧、歌剧晚会1.64场.

43个样本村中Cm最低得分为0分,即对于分析所选取的6个二级指标,该村得分均为0分.所有样本村公共文化发展程度均值为55.04分,不同地区样本村间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程度差异较大,但多数处于中等水平.

2.2.3 农户家庭年总收入

638个样本农户中,2015年最低家庭总收入为180元,最高家庭总收入为10024.40元,所有家庭年总收入均值为56294.47元,家庭年总收入差距较大.

2.2.4 控制变量

本文在幸福感的决定方程中加入两组控制变量,一组变量反映农户特征,另一组变量反映村庄特征.反映农户特征的变量包括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年限、家庭人口负担率、是否有过互联网金融行为、是否借过钱等;反映村庄特征的变量为村庄到乡镇距离、村内主要道路是否有路灯、村中是否有小学或教学点、村中是否有卫生室、村庄规模、村中是否有理财小组等.

反映农户特征的变量中,户主平均年龄为51.77岁;户主平均受教育年限为7.13年,81.50%的户主受教育年限不足9年(含9年);家庭人口负担率由(家庭劳动力人数/家中常住人口数)测量.样本农户家庭人口平均规模为2.21人,平均家庭人口负担率为0.57.本文中的互联网金融行为指农户通过网络买卖物品(自主或委托他人),或使用支付宝等网络支付平台,或利用互联网众筹,或通过互联网平台借贷(P2P).共121个农户有过互联网金融行为,占18.97%;共263个农户在2015年向他人或机构借过钱,占41.22%.

反映村庄特征变量中,43个样本村到乡镇距离平均为9.23公里,最远为39公里;15个村庄村内主要道路有路灯,占34.88%;20个村庄有小学或教学点,占46.51%;41个村庄有卫生室,占95.35%.村庄规模指具有本村户籍的家庭数量;截至2015年末,43个样本村平均每村有509.56个农户,所有村庄中农户最多的为1097户.76.74%(33个)村庄有理财小组.本文所选取变量的含义及其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2.

3 实证结果分析与讨论

3.1 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程度对农户幸福感影响

此部分将农户幸福感视为基数,分别构建3个模型并运用OLS估计农村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程度对农户幸福感的影响.模型1没有加入任何控制变量,仅对农户幸福感与其所在村庄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程度进行回归分析;模型2加入了体现农户特征的一组控制变量进行分析;模型3继续加入一组体现村庄特征的控制变量进行分析.

上述3个模型的估计结果由表3给出.

对于模型2与模型3,通过计算模型中自变量间的相关系数,发现两模型中自变量间相关系数绝对值均小于0.4.利用方差膨胀因子(VIF)检验两模型量间多重共线性,结果显示,除年龄与年龄平方项间存在严重的共线性外,其余变量间均不存在严重共线性,VIF值小于10.这表明自变量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问题.

模型1中,农户幸福感与村庄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程度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在1%水平上显著.村庄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程度每提高1个百分点,农户幸福感将提高0.352个百分点.模型2在加入一组反映农户特征的控制变量后,二者仍存在正相关关系,其在1%水平上显著.村庄公共文化发展程度每提高1个百分点,农户幸福感上升0.355个百分点.模型3再次加入一组反映村庄特征的控制变量后,二者仍存在正相关关系,显著性水平不变.村庄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程度每提高1个百分点,农户幸福感上升0.327个百分点.

模型2与模型3中,各变量系数与显著性程度基本一致,主要对模型3的估计结果进行说明分析.农户家庭年总收入与农户幸福感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二者在1%水平上显著.家庭年总收入每提高1个百分点,农户主观幸福感增加0.533个百分点.农户家庭收入的提升能够更好地满足农民的物质需求,提升了农户幸福感,这与Easterlin的研究结果一致[6];户主受教育年限越高,农户幸福感越强,这与Blanchflower & Oswald、Ferrer-i-Carbonell及Fahey & Smyth研究结果一致[3-4,28].从村庄文化服务角度考虑,文化程度较高的户主更善于利用村庄中的公共文化服务,户主对公共文化的变化更为敏感,更能通过公共文化感受到幸福.户主对家庭成员起到引导作用,帮助他们体会公共文化所带来的幸福,从而提高整个家庭的幸福感.是否借过钱与农户幸福感之间存在负相关关系,其在1%水平上显著.探讨借债和幸福感之间直接联系的相关研究较少.但Mullis研究发现,家庭净资产(资产减负债)越高,家庭幸福感越高[29].Frey & Stutzer的研究发现,家庭存款越多,家庭农民幸福感越高[30],这为本文研究结论提供了支撑.另外,有理财小组的村庄的农户幸福感高,村庄理财小组作为村庄监督的形式,提升了村民对集体财产支配进行监督的程度,增加了农户幸福感,这与陈前恒等的研究结论相符[16].

3.2 内生性问题

上述结果表明,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程度高的村庄,农户的幸福感高,但二者可能存在反向因果关系,即幸福的农户促进了村庄公共文化的发展.或是分析中可能遗漏了某重要的变量,该变量同时影响了农户幸福感与村庄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程度,使得农户幸福感与村庄公共文化服务发展度之间出现虚假相关.

理论上,幸福的农户促进了村庄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是可能的,文化服务可以由市场或者社会提供.因市场经济促进了农村文化需求多元化,文化供给应当是多元的.但实际中,目前中国农村文化供给体制表现出极强的自上而下的特点[31],由政府统一提供,政府是村庄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方和生产者[32],市场和社会的力量基本被排斥在外.因此,幸福的农户促进了村庄公共文化服务繁荣的情况实际并不存在.本文因为未能找到合适的工具变量,对于研究中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暂时未能予以解决,有待进一步完善.

3.3 稳健性检验

此部分将农户幸福感视为序数,采取两种方法检验上述结果稳健性.模型4和模型5分别采用Ordered Probit(OP)模型和Ordered Logit(OL)模型进行检验,表4给出了估计结果.为节省篇幅,模型4与模型5的边际效应列只报告了农户幸福感为10的边际效应,边际效应均未报告稳健标准误.

从模型4与模型5回归结果可知,使用OP、OL方法得出的结果与使用OLS方法得出的结果相比,除系数大小有所不同,系数符号与显著性与之高度相似.模型4与模型5回归结果显示,村庄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程度与农户幸福感之间呈正相关,均在1%水平上显著.这意味着OLS估计的结果——农户幸福感与村庄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程度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是稳健的.

3.4 农村公共文化服务货币价值估计

模型3中,取自然对数后村庄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程度对农户幸福感影响系数为0.327,取自然对数后农户家庭年总收入对农户幸福感影响系数为0.533.据此可估计出,村庄公共文化服务程度提高1个百分点带来农户幸福感的增加相当于农户家庭年总收入提高0.614(0.327÷0.533≈0.614)个百分点带来的幸福感增加.依据模型4估计结果,同理也可估计出,村庄公共文化服务程度提高1个百分点带来农户幸福感的增加相当于农户家庭年总收入提高0.582(0.184÷0.316≈0.582)个百分点带来的幸福感增加.依据模型5估计结果,村庄公共文化服务程度提高1个百分点带来农户幸福感的增加,相当于农户家庭年总收入提高0.547(0.311÷0.569≈0.547)个百分点带来的幸福感增加.可见三种回归方法得到的估计结果大体相同.

4 结语

本文通过我国22个省43个村庄638个农户的截面调查数据,对村庄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程度与农户幸福感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第一,村庄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程度对农户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发展程度越高,农户幸福感越强;第二,使用生活满意度法进行研究发现,村庄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程度提高1个百分点,带来的农户幸福感的增加相当于农户家庭年总收入提高0.614个百分点带来的幸福感增加.

本文的研究发现为促进我国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的必要性提供了理论支持.经济上,改革开放近40年来,我国农民收入增长,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农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求,促进了农民幸福感的增长.政治上,我国自1980年代始在农村地区开展村民自治,农民的政治权利得到了保障,提升了农村居民的幸福感.然而,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相对滞后,导致我国农村地区存在“文化贫困陷阱”[33].而促进我国农村地区公共文化建设,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是打破“文化贫困陷阱”的关键,也是满足农村居民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和提升农民幸福感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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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息晨, 纪承名,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本科生; 陈前恒(通讯作者,chenqianheng@ 263.net),博士,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收稿日期 2017-04-07

(责任编辑:沈丽霞)

综上资料,本文论述了适合不知如何写农户幸福感和调查和文化方面的公共文化专业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关于公共文化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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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共文化服务网络治理:一个基于契约的视角 罗云川1阮平南1,2(1 北京工业大学经管学院北京100124)(2 北京工业大学图书馆 北京100124)摘要文章对公共文化服务网络治理中契约的内涵、关系、构成进行了研究,并对公共文化服务的社会化购.

3、 图书馆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新四化建设以镇江市图书馆为例 陶涛(镇江市图书馆,江苏镇江212001)关键词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新“四化”;图书馆;分析摘要2015年1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其中提出&ld.

4、 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城乡图书馆一体化服务探析 贾晓凤(长春市图书馆,吉林长春130021)关键词图书馆;一体化;公共文化摘要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背景下,文章针对城乡图书馆现有体系存在的布局不佳、数字鸿沟、独立服务……问题,提出城乡图书馆一体化服务的.

5、 手机二维码在智慧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中的应用 关键词手机;二维码;智慧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摘要文章以手机二维码和智慧图书馆的概念及二者之间的关系为切入点,分析了智慧图书馆公共文化服务的特点及手机二维码在智慧图书馆中的体现,最后讨论了手机二维码在智.

6、 基于移动视觉搜索技术的智慧公共文化服务模型* 董 晶 吴 丹 (1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 湖北武汉 430072)摘 要移动视觉搜索应用于公共文化服务符合国家 “互联网”的发展战略 通过对移动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