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谈《唐代进士行卷和文学》的治学方法，本文是文学有关大学毕业论文范文跟治学和治学方法和《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方面专科开题报告范文.
摘 要:《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善于以小见大,坚持在广博的材料基础上开展考据与批评,论证严谨科学,材料丰富可信,在文学史研究方法论上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关键词:《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 治学方法
《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全书共分为九章,以分析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之间的关系为目的,对行卷之风的由来及内容、举子与显人对待行卷的态度及其与文学发展的关系等内容,做了细致的考据与批评,论述严谨,观点鲜明,体现了程千帆先生特有的治学态度和方法.因此,本文拟从以下三个方面,对《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的治学方法予以探讨.
一、以小见大的问题意识
程先生曾指出,治学首先要有问题意识,“要先在检查文献的基础上提出问题,”［1］程先生提出的问题往往都是从小而具体的问题出发,将这些问题放在大背景下逐一进行考察,进而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这一点,可《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中略窥一斑.
从成书缘由来看,程先生在翻译陈寅恪先生的《韩愈与唐代小说》中注意到了该书所提及的“行卷”现象,在此基础上,他撰写了《王摩诘〈送綦毋潜落第还乡〉诗跋》,对“唐代进士科之贵重,举子及第之不易,落地后之艰难及每年忙于准备新的行卷等各种情况”［2］作了周密的考证和详细的论述.之后,他立足于王维的诗跋,以行卷与文学的关系这一问题为切入点,将行卷置于唐代科举的大背景之中进行分析研究,撰写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一书.可以说,《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全书的撰写“就是从王维的那首诗《送綦毋潜落第还乡》引发而来的.”［3］
从撰写方式来看,程先生在全书第一章《问题的提出》中,率先分析了《唐书》《通典》《册府元龟》等史籍资料中关于进士科举的记载,指出这些史料“大都详于这种制度的叙述和评价,而对基于这种制度而形成的一些风尚,则较少涉及”.［2］同时,他归纳总结了前人及当代学者对唐代进士科举与文学关系论述,并指出这些研究“还没有全面论及行卷这种风尚与文学发展的关系问题”.［2］程先生正是在大量检阅文献的基础上,发现问题,直面问题,明确指出全书着重解决“行卷这种风尚与文学发展的关系”［2］这一问题,为论证的展开指明了方向.
从论证过程来看,程先生往往把研究具体的现象作为出发点,以此来解决较为宏观的问题.例如,第六章《行卷对唐代诗歌发展的影响》并非着重于论证行卷与浩如烟海的唐诗之间的关系,而是选取了“在编辑过程和去取宗旨都发生过异说、引起过争论的唐诗总集——《唐百家诗选》”［2］作为切入点,对《唐百家诗选》的成书、编辑材料的选取等问题所引起的争论进行了考证,以此来说明行卷对唐诗发展的影响,进而得出了“行卷之诗,确有佳作；行卷之风,确有助于诗歌发展”［2］的结论.
由此可见,以小见大的问题意识、善于从独特的角度发现问题、通过对个别问题的研究进而得出具有普遍价值的结论,是《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在治学方法上的突出特点.
二、以材料为基础的考据与批评
程先生在研究论证中,往往在大量占有材料的基础上,通过考据与批评相结合的方法来解决问题.这一学术研究方法在《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一书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全书对相关材料进行了穷尽式地搜集,通过严谨地考据选取了可靠的材料作为观点的有力支撑,使结论更加令人信服,堪称考据与批评完美结合的学术典范.
（一）对材料进行考据
程先生一直提倡：“从事于一个专题研究,材料是基础.必须从搜集材料开始,然后进入整理材料,即由低级阶段进入高级阶段.”［4］他曾在谈及《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一书时说：“此稿写成已数年,数年中,我读书时也常注意这方面的材料,但所获甚少,有,则多半是相同的,似无须屋下架屋,都抄进去”,［1］“唐人杂记,差不多全部看过,搜采过.遗漏的材料不敢说没有,但不会多”.［1］《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一书引用文献达八十余种,引述近人论著三十余种,为解决行卷与文学关系这一问题提供了较为全面的材料依据.当然,材料搜集只是开展研究的一部分,最终目的是要在整理材料、对材料去伪存真、分析考辩的基础上,提炼观点、解决问题.
材料的整理过程,实际就是考据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程先生注意校勘字面的讹误、缺脱等现象,使它最大程度地接近原文原意.如第二章《行卷之风的由来》中指出对于《学津讨原》本康骈《剧谈录》中所记载的“时元相国年老”应为“年少”的讹误.
对于相关历史材料进行深入细致的考据,有助于准确地了解历史原貌.如第二章《行卷之风的由来》中,作者提及薛用弱在《集异记》中记载王维曾借用岐王的力量来行卷于公主事,但通过考察科举史,指出行卷之风的兴起“必然是在永隆二年进士加试杂文成为制度以后,安、史之乱以前”［2］,从而证明《集异记》所载内容不足为信.
通过历史事实对观点不同的材料进行考辨,可以增加观点的可信度.第五章《前人论唐代文学与进士科举的关系诸说的得失》中,先列举了严羽在《沧浪诗话·诗评》及王嗣奭在《官天笔记》的相似观点,又列举了王世贞在《艺苑卮言》以及杨慎在《升庵诗话》中与严、王二人不同的观点,并根据“唐人以诗取士,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一篇应考时当场作省试诗和一卷或多卷绝大多数是经过举子们自己精心创作和编辑的省卷和行卷之作”［2］的历史事实,在分析四人观点的基础上指出省试诗、赋对文学起着促退的作用,而行卷的主流则促进了文学发展.
注重文人逸事的考据,善于从小说类文献中虚中见实.程先生善于从小说类文献中,来说明具体的社会现象.《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一书所引用的小说类文献多达二十余种,虽然小说多为道听途说之言,具有虚构性,但它也能在正史之外以独特的体例形式反映出特定时代的社会风貌,通过挖掘小说文献中所蕴涵的典型现象,虚中见实,也可以弥补史料不足的缺陷.如上述《集异记》中王维借用岐王力量行卷一事,虽然故事纯属虚构,但也从侧面反映了“唐人认为行卷之风出现较早”［2］的社会现象.
（二）建立在考据基础上的批评
程先生在晚年回忆自己的学术生涯时说：“我一辈子就是两套本事,既搞考据,又搞批评.”［3］事实上,《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全书绝大多数的结论,都建立在可靠的材料基础之上.
该书善于对考据得出的材料进行深入批评,并从中提炼出令人信服的观点,进而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例如,第二章《行卷之风的由来》中,作者先介绍了“唐代科举考试的试卷是不糊名”［2］这一特殊情况,在注释中考辨了《日知录》“糊名”条、《旧唐书·刘宪传》《新唐书·张说传》和《新唐书·选举志》四条材料,并对《隋唐五代史》以及《国史旧闻》中的讹误进行了辩证；又引用《唐摭言》和《南部新书》的材料来解释“通榜”的重要性；分别引用了《唐摭言》“散序进士”门和《剧谈录》“元相国谒李贺”条两则材料来分析论证行卷只与进士科有关；引用《元次山集》、《唐摭言》“自负”条、《南部新书》《唐音癸签》《旧唐书·韦陟传》《东斋纪事》六则材料说明“省卷”和“行卷”的区别；引用了《陔馀丛考》“进士”条、《登科记考》“永隆二年”、“建中二年”条和《玉海》中的材料进行考证进士科举试诗赋起于何时；还引用《选举议》和《封氏闻见记》“贡举”条两则材料来佐证诗赋在进士科中的重要性这一观点,最终通过这些材料论证了行卷产生和盛行的原因.
全书的论述随着材料的考据层层推进.作者以材料为基础,将相关历史文学现象与理论紧密集合起来,进而提炼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如第五章《前人论唐代文学与进士科举的关系诸说的得失》中,通过分析《太平广记》中“宋济”条载卢言《卢氏杂说》中关于唐宪宗与宋济对话的内容,据此推断出了唐代的举子们都是根据个人专长来准备行卷内容的.
程千帆先生曾说：“考证与批评时两码事,不能互相代替.但如果将它们完全割裂开来,也会使无论是考证还是批评的工作受到限制和损害.从事文学研究的人,同时掌握考证与批评两种手段,是必要的.”［4］唯有建立在考据所得出的材料基础之上的批评,才能将文章的观点引向深入,才能够有效地解决问题.
三、科学的论证方法
能否合理运用论证方法,决定了解决问题的程度.《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通过归纳、比较、互证、补证以及充分运用注释等多种方法来阐释行卷与文学的关系这一问题,论证过程清晰严谨,行文流畅简洁,是文学史研究的经典范本.
归纳方法的娴熟使用主要体现在从材料中提炼出具有价值的观点.如第三章《行卷之风的具体内容》中,先引用了《南部新书》及《国史补》“叙进士科举”条的内容,在此基础上归纳得出结论：“行卷以每年更新为正常.”［2］
横向比较有利于显示彼此不同现象之间的优劣和差异.如在第四章《举子及显人对待行卷的态度及其与文学发展的关系》中,先从反面列举《类说》、《唐诗纪事》“李播”条、《北梦琐言》等材料来证明唐代应试的举子中存在“文偷、文丐”现象,之后又从正面列举皮日休的《文薮》、罗隐的《谗书》来证明以质量比较高的作品行卷的举子是存在的,进而得出最终结论.大量运用观点相同或类似的材料,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互证,使全书的观点更为可靠.如第三章《行卷之风的具体内容》为了解释“温卷”这一现象,先详细列举了王辟之的《渑水燕谈录》关于“温卷”的相关礼仪的论述,后又列举了《北梦琐言》中“所述情况亦同”［2］的相关材料,通过两者互证使论点更为可靠.
程先生选择材料时,始终注重发现材料的不足,并通过不同材料的补证来解决具体问题.例如,在第二章《行卷之风的由来》,程先生没有简单地引用《云麓漫钞》中的材料来证明唐人用传奇这一文体进行行卷,而是先对材料进行了考辨,指出材料存在“没有将无论是纳省卷还是投行卷这两种不同的事实区别开来的”问题,接着又列举了《元次山集》《唐摭言》《南部新书》中关于举子纳省卷的事例,进一步考证了《唐音癸签》以及《旧唐书》《东斋记事》中的材料作为《云麓漫钞》的补充,以此来说明省卷和行卷的区别.
此外,对注释的灵活运用也是程千帆先生善于进行科学论证的佐证.在本书中,注释承担着多种功能,如阐释文意、考辨词汇、注明版本、对文章内容进行补充说明等重要功能.
以注释来阐释文意,在保证文章简洁流畅的同时,避免了读者理解上的偏差.如第二章《行卷之风的由来》中,为补充说明正文中“将自己的作品送请有地位、有学问的人看,希望得到他们的揄扬或教益处,这也原是古已有之的”［2］的观点,作者在注释中列举了《世说新语·文学》关于钟会的例子,以及“便面急走”这一词语在不同版本中的形式,注明了版本、考辨了词汇,也阐释了文意.
通过注释补充文章内容,既有助于读者的理解,也使文章的论证更加可靠.如第三章《行卷之风的具体内容》中引用了崔颢行卷之首较为轻薄的诗歌《王家》来说明卷首安排的重要性,在注释中列入《王家》全文,使读者既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
总体而言,《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以解决问题为目的,在对相关材料进行审慎考据的基础之上,提炼出了令人信服的观点.该书的出现,不仅解决了文学史上的一个难题,也对后人治学提供了范本.它的成书,是程千帆先生文学与史学深厚功底的体现,同样也是程先生科学的治学思想和治学方法的体现.
参考文献：
［1］程千帆.闲堂文薮［M］.济南:齐鲁书社,1984:326,237.
［2］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20,3,4,63,71,16,54,17,5,21,31,6.
［3］程千帆.桑榆忆往·程千帆全集（第十五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5：46,145.
［4］巩本栋.程千帆沈祖棻学记［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7：51.
作者简介：耿淑娟,博士研究生,民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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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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