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身份转换和概念变迁19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漫议，本文是中国文学硕士学位毕业论文范文跟中国文学和概念和变迁相关专科开题报告范文.
通常称1949年“至今”的中国文学为“中国当代文学”.这个概念更狭义的内涵是指1949年“至今”以中国内地发达地区汉族（包括少数汉化的少数民族）作家为主体、运用汉语写作（或将一部分本来少数民族语言的作品译成汉语）、主要关注发达地区汉族主流社会之主流话题的文学写作.该术语有时也用来指称当下十几年的上述文学创作.长期以来,海内外关心中国文学的人士并不觉得这个说法有何不妥.
但1990年代之后,此概念越来越受到质疑.这首先是因为,“中国当代文学”在时间和空间两方面都发生了持续的扩张、位移和修正.比如,“中国当代文学”时间的上限和下限就不断向前和向后伸展,内部不同时段的文学史意义也不断被改写,而无论中国大陆内部还是“海外”皆不断涌现过去往往被忽略的“新”的文学空间.
所有这些都需要对“中国当代文学”概念的内涵与外延进行重新界定,这也是最近三十年海内外学术界全力以赴进行的一项复杂学术操作,但不管中国当代文学的时空如何变化,作家的主体地位始终不会改变.文学史的时空之所以不断被改写,其目的无非也是要更加清晰更加具体地对作家主体进行文学史定位.换言之,借助中国当代文学史研究不断拓展的时空概念,关于中国当代作家的主体身份,我们可以（也应该）获得比以往更为清晰的认识.
本文尝试将文学史时/空研究的成果落实到作家主体,考察1990年代以来那些活跃的和代表性的“中国作家”的身份变化如何深刻改写了“中国当代文学”的固有概念.
一、1990年代以来中国作家身份
的七种类型
1.首先是来自台湾、香港、澳门地区的中文作者的创作.以往称之为“台湾文学”“香港文学”和“澳门文学”,亦即存在于中国台湾、香港和澳门地区的中国文学.出于“政治正确性”的考虑,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作、教材的作者与编者都已经明确意识到,有必要将这三个地区不管是中文还是非中文的文学创作与新加坡、泰国、马来西亚等地的“华文文学”区别开来,最终纳入“中国当代文学”版图.道理很明白,“新马泰”等地活跃的“华文文学”主体是当地华人,他们早已成了所在国的国民,而台、港、澳三地作家,按照“一个中国”的政治表述,都应该是“中国人”.
但是,如何克服物理和文化政治的时空隔阂与差异,阐明这三个地区的文学与中国大陆主流文学的有机联系,至今还是一项繁难的工程.目前大部分教科书或专著都仅仅用“拼贴”的办法将它们勉强塞入“当代文学”总体框架,总是不能令人满意.
2.生于中国、长于中国、用中文写作中国故事的海外华人作家如北岛、严歌苓、张枣、李笠、肖开愚、陈谦、张翎、陈河,或者用中文以外的语言写作的海外华人作家如张戎、巫宁坤、哈金、欧阳昱、裘小龙、李翊云、郭小橹等（英语）以及高行健（法文）.他们是1980—1990年代以后涌现的“新移民”或“离散”作家的杰出代表,巫宁坤、严歌苓、哈金、裘小龙、李翊云移民美国,张戎、郭小橹移民英国,张翎、陈河移民加拿大,高行健移民法国,肖开愚、张枣移民德国（张枣一度回国,死于德国）,欧阳昱、黄惟群、张劲帆、田地、刘海鸥、辛夷楣等移民澳大利亚,李笠移民瑞典.
这里提到的“新移民作家”只是冰山一角.事实上在世界各地,中国新一代移民都有数目极其庞大、创作异常活跃、互动十分频繁的作家群落,即使专业的“海外华文/华人文学”研究者也無法全面占有这方面的资料,而交织在他们中间任何一个作家身上的文化（文学时空）的复杂性往往超过他们的中国国内的同行.
个别“新移民作家”移民之前就已经在国内成名（北岛、巫宁坤、高行健、张枣、肖开愚、裘小龙等）,但移民之后身份改变,或者是“新移民作家”,或者被称为“离散（diasporic）作家”.这两种身份似乎意味着他们都不再属于“中国当代文学”范畴.但问题是这些作家移民之后仍然和中国大陆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如何“正确地”描述他们的文化身份,一直是困扰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者的难题.最突出的例子就是高行健究竟是作为中国作家还是法国作家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是中国作家吗？但他拿的是法国护照.他是法国作家吗？但他的《灵山》动笔于移民之前,修改于移民之后,内容则完全是移民之前在中国的生活.英国的张戎、郭小橹,美国的哈金、裘小龙,澳洲的欧阳昱,情况也基本相同.哈金甚至说,他的理想就是写出“伟大的中国小说”！一个“美国作家”会在乎他的作品是否“伟大”,但不会在乎他的作品是否属于“中国小说”.
我举高行健、张戎、郭小橹、哈金、裘小龙、欧阳昱为例,因为他们六位都能够以所在国语言写作、被所在国文坛深度接纳.他们尚且有这种身份认同的问题,其他“新移民”或“离散”作家身份认同之复杂性就更加可想而知.
史书美（Shu-meiShih）试图将上述台、港、澳地区与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和1990年代以后欧美各国的“华人新移民作家”的创作一劳永逸地概括为“华语语系书写（Sinophone）①,这个概念因明显模仿Francophone和Anglophone而颇受争议——海外华语文化圈与中国大陆的渊源,与作为宗主国的英、法两国主流文化及其殖民地文学的关系,毕竟有着本质区别.但如果将史书美的概念稍加修正,比如更多留意台港澳三地“中国文学”与东南亚“华文文学”的差异,更多留意台港澳三地“中国文学”、东南亚“华文文学”与北美、欧洲及大洋洲“新移民”或“离散”华文及华人作家之间的差异,更多考虑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华人及华文文学与中国大陆文化及地缘政治的联系,比如,考虑到1990年代“新移民”或“离散”作家与中国大陆之间固有的纽带,考虑到东南亚（新马泰）华文写作的现代传统及本地化发展与中国大陆主流文学的继承、影响和疏离关系,考虑到香港、澳门回归之后两地文学的未来发展之可能性,则“华语语系书写”这个概念对上述不同地域华语及华人文学的连带关系的强调,还是有一定的启发性.最近王德威教授借助海德格尔“在世界中存在”的哲学概念提出“世界中的中国文学”以及“众声喧‘华”的说法②,也是想解开上述多线错综的死结,提出一个更具开放性、包容性和流动性的描述框架.
3.有些中國作家（如余华）许多随笔最先以英文在国外发表,然后翻译成法文出版,再部分地“回译”成中文在大陆和台湾发表或出版,比如《十个词汇里的中国》最初以英文在美国发表,后出法文版和台湾繁体字版,2015年部分章节以《我们生活在巨大的差距里》为题在大陆推出中文简体字版,但完整的中文版至今还是台湾麦田出版社的繁体字版.
也有些作家的长篇小说仅仅在中国大陆以外出了中文版（阎连科长篇新作《四书》目前只有2011年台湾麦田出版社繁体字版）.
1991年至1993年,回族作家张承志则在日本以日语出版三本有关他的红卫兵经历和中国穆斯林问题的著作（《红卫兵の时代》《回教から见た中国》《殉教の中国イスラム：神秘主义教団ジャフリーヤの歴史》）,迄今为止始终拒绝将这三本书“回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还有些中国作家的长篇小说最初应英国出版商约稿而以英文完成,后来才亲自翻译成中文在国内出版,如上海作家谈瀛洲《灵魂的两驾马车》（2015）.
张承志的回忆录、小说、学术研究的杂糅性著作、余华的随笔、阎连科的《四书》等尽管在大陆以外出版,但并不妨碍中国国内的读者和批评家们对这些作品的关注、阅读和评论（乃至激烈的争论）.换言之,它们仍然被包含在“中国当代文学”范畴,只不过它们和“中国当代文学”的现存体制之间存在着某种难以厘定的局部疏离关系.
还有一种情况：个别中国当代作家的创作一直受海外专家学者的高度推崇,其作品外文翻译的比率远远高过其他国内同行,但在国内文学界始终“叫好不叫座”,无论专家的研究还是读者的接受都十分冷淡.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山西作家曹乃谦.曹乃谦1980年代中期就登上文坛,而真正蜚声海外则是1990年代以后.他作为一个中国当代作家身份的复杂性,也只有放在1990年代以后的文化语境中才容易被理解.
4.有些中国作家身处（或暂住）“边地”、或离开“边地”之后书写关于“边地”故事,如张贤亮根据他在宁夏长期生活经验创作的大量作品,王蒙1970年代在新疆创作的长篇小说《这边风景》,回北京后完成的短篇小说集《在伊犁》,张承志追述清代回民受难和回教教派之一“哲合忍耶”代代传承的长篇小说《心灵史》,马原关于西藏的长篇和短篇故事,藏族作家阿来关于民国时期川藏交界地“土司”家族的历史故事《尘埃落定》,汉族青年作家刘亮程、李娟的新疆书写,陕西作家红柯、甘肃作家徐兆寿的作品,以及北京作家宁肯关于西藏的《天葬》（2009）,以网络作家起步而逐渐步入严肃文学阵营的安妮宝贝的《春宴》,电视节目主持人李蕾的《藏地情人》等关于云南和西藏的写作,还有藏族作家次仁罗布史诗性巨著《祭语风中》对20世纪50—80年代西藏社会各阶层生活变迁的汉语书写.
将这些作品和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些汉族主流作家（如碧野、冯牧）以及“现代”作家（沈从文、艾芜、周文、无名氏）的“边地”写作略加比较,可以发现回族作家张承志、藏族作家阿来、次仁罗布90年代以后的边地写作与边地的历史、文化、习俗、宗教的联系更加紧密,而精通维吾尔语、长期生活在新疆的王蒙的新疆写作也与他的前辈作家碧野、冯牧等大异其趣.
5.有些少数民族作家过去习惯用汉语写作,但1990年代以后逐渐回归本民族语言的写作,像新疆维吾尔族作家阿拉提·阿斯木,延边自治州朝鲜族作家郑世峰.据新疆作协主席阿扎提·苏里坦介绍,维吾尔族作家用维吾尔文写作的占百分之九十九③,藏族作家情况基本相同,像扎西达娃、次仁罗布等能用熟练的汉语写作并受到主流文坛好评的作家实在屈指可数.
上述五类作家,又可大致分为两类.一是海外华文/华人作家（包括“新移民”或“离散”作家）,一是居住在国内的汉语和民族语言并用的双语或多语作家.这五类作家的某些作品（并非他们的全部创作）未必都能纳入过去占主流地位的“中国当代文学”范畴.
6.还有一种情况也和语言有关,但并不牵涉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的张力,而是有关汉语写作内部的等级秩序问题,这就是有些中国作家从主流的普通话书面语写作转向方言土语写作,或者尝试方言土语和普通话书面语混杂的写作.考虑到中国当代文学所奉行的基本语言政策,这类写作也可说是主流语言文化之外的一种边缘或“边地”写作.
从中国文学一般所谓的“现代”时期（1917—1949）开始,除极少数作家理论家之外,完全采用方言土语进行写作是不被鼓励的.1958年全面推广普通话以后,大幅度方言土语写作更加受到严格限制,尽管这与1940年代初“民族形式”讨论和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之后大力倡导的学习“群众语言”之间有明显矛盾,但“当代文学”的语言政策毕竟与“一体化”之初的设想不可同日而语.然而1990年代以后,越来越多的作家纷纷踏入胡适在1920年代中期倡导的“方言文学”这一禁区.其中有些作家如贾平凹《古炉》和金宇澄《繁花》还颇受欢迎.但更多的方言写作在图书市场和现存的主流文学评价体系中仍然不受欢迎,甚至惨遭失败——尤其当他们完全采取方言土语写作的时候,比如一直坚持大量运用山西“雁北方言”写作的曹乃谦（当然曹乃谦在国内文坛的被冷落,方言写作只是原因之一）.尽管胡适1920年代中期希望在吴方言和粤方言中产生优秀的“方言文学”,尽管1990年代和“新世纪”在广州、上海两地保护“粤语”和“沪语”的呼声很高,但大规模方言写作在目前的语言政策（Languagepolicy）框架内是不可能实现的,只能也处于内部的“边缘”和“边地”位置.
7.最后但绝非不重要的是网络写作.这是相对于传统主流文学的又一类型的边缘或“边地”写作.不过学者们时常抱怨研究网络文学太难,网络写作通常都是“海量”而且极其纷乱,茫无头绪.这里暂且提出两位走红的网络为例——“杨卡洛夫队长”和“君达乐的慢先生”——显然都是化名,其中一位可能毕业于澳大利亚某所不太知名的大学.他们都在青海西宁注册博客,文体非常驳杂,关注问题也极其广泛——大多与时下敏感话题有关.他们扮演无所不知的先知角色,风格上明显受王朔和王小波影响,但读者数量显然要超过1990年代中国青年亚文化的两位“王”姓代言人.当然博客微信假托王朔等名人发表作品非常多,这似乎继承了中国古代假托名人发表作品的风气.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情况是,许多原来的网络一旦走红,就会选择“下线”,在纸质媒体和传统出版的市场站稳脚跟,逐渐汇入主流文学圈.所以网络上的“边缘写作”“边地写作”状态很不稳定,而最大的特点,无疑还是作者身份的假名和匿名状态.
假名、匿名的古代白話小说后来成了五四以降一超独霸的文体,当下假名和匿名的网络写作是否也会在现存文学体制衰微之后,一跃而成为未来中国文学的主流呢？
二、可能得出的几点结论
如前所述,1990年代之前,“中国当代作家”基本指国籍上是中国人（汉族、汉化的少数民族或作品被译为汉语的少数民族语言的作者）,关注主流社会历史、现实与文化,不管他们住在何处.这个意义上的“中国当代作家”自己会认为（或被认为）属于BenedictAnderson所谓“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community）,一个巨大的无所不包的“中国当代文学”范畴.在“政治正确性”上,未被翻译的少数民族语言的创作也应属于“中国当代文学”,但绝大多数主流文学读者和研究者都不会（也无力）关注这一部分文学创作.
可是现在,以往各种《中国当代文学史》著作或教材所叙述的传统意义上的“中国当代作家”的身份已发生巨大变化,传统的“中国当代作家”当然还有,但并非全部.他们只是他们自己,不能代表其他身份类型的中国作家.后者也是政治或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他们或许既用汉语也用其他语言（外语和少数民族语言）写作,而且很可能关注主流社会之外其他族群的生活,作品的出版空间也早已超越了国界和敏感地域的边界.
换言之,“中国作家”或“中国当代文学”的概念因作家身份的多样化,正经历着一系列挑战,以至于分化或衍生出诸多不同范畴.它们中间某些部分固然可以继续被纳入“中国当代文学”,但“中国当代文学”概念本身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也就有“改写”的必要.与此同时,另一些作者可能暂时或永远也难以纳入“中国当代文学”范畴,但谁也无法否认,他们和“中国当代文学”仍然息息相通.如何在这种复杂联系中重新思考“中国当代文学”的内涵与外延,是当前“中国当代文学”研究无法回避的基本问题.
比如Sinophone总有这样那样的中国或汉语背景,大多数Sinophone作者（“新移民”或“离散”作家如张戎、郭小橹、巫宁坤、高行健、哈金、严歌苓、欧阳昱、肖开愚、李笠、陈谦、张翎、陈河、裘小龙、李翊云等）在文化上都具有双重乃至多重身份,我们很容易在他们身上看到夏志清所谓“感时忧国”（obsessionwithChina）的意识.
另外更值得重视的是,他们中间绝大部分在中国国内拥有主要读者群和图书市场,严歌苓、陈谦、张翎、陈河、李翊云等还经常回国居住、讲学、与读者互动并寻找创作灵感,而张枣、欧阳昱等干脆回国短期或长期工作.还有一些“新移民”或“离散”作家甚至放弃已经取得的外国国籍或永久居民的身份,恢复中国国籍,叶落归根,彻底回国居住——但他们的文化身份因此不仅没有“净化”和“单一化”,甚至显得更加复杂.这种情况,仅上海一地就有曾经移民澳洲而后彻底回国的作家刘观德、批评家朱大可,以及80年代初移民美国、“新世纪”回国、最后老死故乡乌镇的著名作家木心,还有目前仍然十分活跃的画家兼作家陈丹青……
另一方面,一些高度汉化的少数民族作家也可能继续拥有文化上的双重身份,如郑世峰、阿拉提·阿斯木和次仁罗布.他们的写作在汉语和民族语言之间不断移动.即使他们完全固定地采取一种语言写作,这种语言也会混杂另一种语言及其文化因素.王蒙《这边风景》就有专家认为在语言上有“回汉混搭”性质.过去学术界注意不够的中国作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内部双语或多语写作的现象,越来越成为中国文学不容回避的一个重要问题.
中国当代作家文化身份上的复杂性还表现在语言之外.
回族作家张承志《心灵史》被他的一些回族同胞奉为圣者之书,但另一些作品又显示了他作为前期红卫兵领袖和激进知识分子批判者的思想情结.张承志希望他的读者们相信,他既是回族过去的伊玛目（阿訇）合格的继承者,也是大多数现代中国作家尊为精神之父的鲁迅的少有的知音.他甚至推测鲁迅身上有“胡人”血统,以此缓解他本人的身份认同的错乱,因为他曾经毫不掩饰对1980年代中期以后汉族聚居区过分世俗化的抨击,甚至宣称自己的“根”在西亚的阿拉伯而不在中国.但是,随笔《美文的沙漠》又说他恰恰是通过司马迁、鲁迅的作品而深深爱上了汉语,并因为能够以汉语为自己的母语而感到骄傲.最近十来年,张承志不仅是中国国内一部分伊斯兰同胞的精神领袖,而且像已故的美国学者爱德华·赛义德（EdwardW.Said）那样,张承志正在汉语世界充当中东乃至全世界伊斯兰的孤独的代言人（张承志的“经名”也是“赛义德”,意即“领导人”“先生”或“圣裔”）.
当王蒙和马原的作品所描绘的世界介于汉族主流社会和少数民族生活世界的时候,他们的文化身份也是双重的,只不过他们不像张承志那样激烈地张扬出来而已.许多维吾尔群众（包括一些政治领袖如司马义·艾买提、阿扎提·苏里坦）称王蒙为“好兄弟”,但众所周知,王蒙更是中国当代主流文学界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之一.
考虑到上述独特的海外发表和出版方式,余华和阎连科在文化身份上也有多副面孔,这也决定了他们在不同场合的发声会传达不同的信息.
所以,研究中国当代作家的不同文化身份,尤其在这些不同文化身份之间维持建设性的对话关系,较之无视或夸大他们的不同文化身份之间的差异与对立,显然更为重要.
比如有些中国作家生活在中国,却能从事双语、多语和跨文化写作.另一方面,许多“新移民”和“离散”作家却只能用用中文写作,只能写关于中国的故事,只能反映跟他们的身份相同的“新移民”的海外生活,只能在海外中国社区发表,甚至只有回到中国才能获得真正的读者,因为他们很难融入所在国的主流文化.
也有另一种情况.欧阳昱的英语诗歌在澳大利亚非常成功,其受欢迎的程度甚至超过本地的西人作者.尽管如此,他还是承认他不属于澳大利亚.他有一首诗《坐》这样形容旅澳生活的孤独感：
不为什么
坐在这里
永远都不可能入诗入纸的人就会把你打死
不为什么
坐在这里
天就会把你打死.
另一首《双性人》更直白地说：“我的姓名/是两种文化的结晶/我姓中国/我叫澳大利亚/我把他直译成英文/我就姓澳大利亚/我就叫中国/我不知道祖国是什么意思/我拥有两个国家.”欧阳昱的文化自觉（或者说迷惑）比起那些根本不懂英语或稍微能够写一点英语、得到一點英语世界真真假假的称许就自以为可以“去中国”而融入“世界”的作家,要真诚得多,也深刻得多.所以我认为,大多数“新移民”或“离散”作家仍然是中国作家,只不过生活在海外而已.如果将来他们决定回国,就会和从来没有移民经验的国内作家有很好的交流——如果不能说他们之间毫无差别的话,因为毕竟移民经验是国内同胞所没有的.这种情形就像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回国之后发生的尴尬.④
换言之,当我们讨论中国当代作家身份认同的复杂化时,应该记住他们中间某些人只不过是五四时期周氏兄弟所说的“住在中国的人类”⑤,他们的心灵始终向着世界开放,而另一些中国作家则只拥有某种需要具体分析的“中国的迷思”（obsessionwithChina另一种译法）,不管他们住在何处,也不管他们获得了怎样外在的身份.
2016年8月24日初稿
2018年1月1日修改
【注释】
①史书美：《视觉与认同：跨太平洋的华语表达》（VisualityandIndentity：SinophoneArticulationsacrossthePacific）,BerkeleyandLosAngeles,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2007；2013年台北联经繁体字版.
②王德威：《“世界中”的中国文学》,载《南方文坛》2017年第5期.
③《民族文学的书写与构建——阿扎提·苏里坦文学评论集》,82页,作家出版社2016年版.
④金燕：《倒转红轮——俄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回溯》,关于索尔仁尼琴回国的叙述,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⑤这个说法最初由周作人在与日本作家武者小路实笃通信时提出,鲁迅在《〈一个青年的梦〉后记》中加以援引,见《鲁迅全集》（10）,190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郜元宝,复旦大学中文系）
总而言之:本文论述了关于对不知道怎么写中国文学和概念和变迁论文范文课题研究的大学硕士、中国文学本科毕业论文中国文学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文献综述及职称论文的作为参考文献资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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