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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诗歌类论文范本 和天平倾向于哪一侧:90后诗歌或同代人写作相关硕士论文开题报告范文

分类:论文范文 原创主题:诗歌论文 发表时间: 2023-12-30

天平倾向于哪一侧:90后诗歌或同代人写作,本文是诗歌方面硕士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天平倾向和90后诗歌和写作相关硕士论文开题报告范文.

田田13岁了.

13岁意味深远:青少年,看PG13的电影,独自外出,随时会坠入情网.让父母最头疼的,是第二次反抗期的开始.心理学家认为,第一次反抗期在3岁左右——行动上独立;第二次反抗期在15岁左右——思想意识上独立.

我还没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下一代怎么个活法?这是他们自己要回答的问题.

——北岛《诗人父亲眼中的“90后”女儿》

诗人、父亲、女儿、90后、反抗期,这似乎构成了意味深长的两代人之间的天然隔膜.关于90后诗歌或同代人写作我想强调罗兰·巴特所说的“同时代就是不合时宜”.尼采在《不合时宜的沉思》中做出了类似的精神性回应.而茨维塔耶娃对里尔克的评价正是:“里尔克既不是我们时代的定购物,也不是我们时代的展示物,而是我们时代的对立物.”这就是隐喻意义上一代诗人与时代的特殊关系,依附与距离、一致性与异质性的共置.

寻找或显或隐的一代人精神面影的时候,我们习惯于整体和共性特征的雕琢,却往往忽视了那些不流世俗、不拘一格、不合时宜的“转身”而去的个体、自我放逐者、狷狂者和匿名者.认同就必然会削去否定性的一面,反之亦然.强化同时代人的特点和差异性的同时总会不由自主地割裂与其他代际和同时代人的内在性关联和隐秘的共时结构,尤其是对于不同的美学趣味的“当事人”而言更是如此.阿甘本在《何谓同时代人?》中开篇追问的是“我们与谁以及与什么事物同属一个时代”.那么,今天这些疑问仍然不会终结.我们必须追问的是在“同时代”“同时代性”或“一代人”的视野下一个诗人如何与其他的诗人区别开来?一个真正的写作者必须首先追问和弄清楚的是“同时代意味着什么?”“我们与谁以及什么同属一个时代?”同时代人就是不合时宜的人,是持有某种断裂、分裂甚至歧异的个人观念.这一不合时宜并非是故作姿态,而是诗歌本体性的最基本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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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后写作群体很容易在阅读和评价中、在目前综合的推动机制下被评估为“新人”——文学新人、文学新一代、文学新生力量,“作为中国诗坛未来的传承者,90后诗人肩上的担子可谓重了不少:既要成为卫道者,捍卫诗歌的传统,同时又要做一位优秀的诗人,在多元化的文化中,为诗歌寻找一条更新、更宽广的发展之路”(《新作文》策划的《90后诗人访谈》),“90后长大了,文学新生力量悄然崛起”(《文汇报》).那么这个“新”可以延展为特性、差异性、独特性、异质性、实验性、新的先锋性等.

那么是否新一代的出场就意味着文学也随之“升级换代”呢?就如我们熟知的“后来居上”和“未老先衰”往往同时出现,有多少亮光就必然会有多少阴影.《诗刊》社编选的90后诗选《我听见了时间》(上下册,中国青年出版社2018年1月版)的副标题就是“崛起的中国90后诗人”.似乎,新一代就必然与“崛起”黏合在一起.我们总是期待着“文学新时代”和“新”的写作景观和焕然一新的写作者的出现.90后诗人徐威在一篇文章的开头就指出“90后诗人及作品作为‘新的一代’在诗坛涌现”(《90后诗歌的现实书写》).与我们迎面相撞的正是那个“新”字.我们往往在线性的时间惯性导致的认识论中指认诗歌是属于未来的,新的文本是由一代一代更年轻的崭新的写作者来完成的.历史上,诗歌的“新时代”“新口号”“新宣言”“新主义”“新浪潮”简直是铺天盖地.比如1986年的现代诗群大展就涉及到几百个诗派、上千个诗歌社团组织,而每一个人、每一个小团体无不极力标举自己的创新、反叛、反抗、怪诞.反常成为圭臬,追新逐异成为新生代诗歌的驱动力.新,成为80年代先锋诗歌所推崇的唯一中心.然而这场无比热闹的诗歌运动很快悄无声息、烟消云散.而经过几十年的沉淀,当年留下来的流派和宣言几乎淹没无闻,最终留下的只是几个响当当的优异的诗人和过硬的诗歌文本.这就是诗歌(文学)的内在规律.一定要强调的是文学从来都没有进化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写作命运.仅此而已.历史已经反复证明,诗人只能靠文本说话,而不是概念、操作、运动和事件.一代人中也只有极少数一部分极其优异的强力型诗人能成为诗坛的恒星,剩下的是流星、流萤、灰尘和稗草.甚至在极端的历史时期,文学会成为空白,写作者集体交了白卷.

从长远和整体性来看,一个时代也许只是一瞬,但就是这一瞬间却与每个人乃至群体、阶层和民族发生密切而复杂的关联,“诗人——同时代人——必须坚定地凝视自己的时代”(阿甘本).而对于当代诗人而言,最大的挑战必然是时间所带来的“未完成性”.这不只是与个体时间、命运遭际、现实渊薮和历史法则有关,也与当代汉语写作的当代性有关.从动态景观来看,一个个阶段构成了新旧交替.尤其是从20世纪以来,几乎构成了时时维新的时代.与新时代相应必然发生一系列连锁的先导性反应,比如新文化、新思想、新文学、新诗、新青年、新民说,等等.这些位于中心地位或周围区域的“新”构成了一个时代的驱动力.与此相应,时代的新变,新现实、新思潮、新动向、新生活、新题材、新主题,都对文学以及诗歌提出了必然性要求.既然每个人都处于现实和社会之中,既然新的甚至日新月异的景观对写作者提供了可能,甚至这一过程将是文学史历史化进程的一部分,那么写作者就有责任有必要对此予以承担.

在中国流行的传记阅读和社会学批评的视野下,评骘者和摇旗呐喊者都很容易投身于活动、运动和事件的喧闹中(一代人内部的自我加冕),在强化了成长环境、青春人格、校园文化、文化生态、社会语境的同时而导致对文本阅读的僭越,发生机制、发展合力等内在动因却往往被另一种向外打开的社会化的合力、共谋和助推器所遮蔽或者整体取消.由此值得强调的是,70后和80后都带有运动和事件的成分,也就是狭义和运动化意义上的70、80后与“出生于1970年代”“出生于1980年代”的指涉并不相同.那么在评述“代际”“同时代”和运动推动下的命名概念的时候,其给评论者提出了更多的复杂化的要求.而90后却并不存在前两者的运动成分,尽管不排除个别诗人的造势和占位,但是整体上看90后和“出生于1990年代的诗人”是合一的互指的.

有意思的是从“影响”的角度来看80后更为关注90后的发展动向,反过来也是如此,二者之间似乎存在着一种显豁的亲缘关系,“他们这一集体的诉求远远比不上‘80后’风光,其人数又少之又少.但也不乏这一年龄段的精英作者,他们的作品的骨架基本是从模仿中慢慢硬朗起来的.总体来说,他们的写作题材更加‘不疼不痒’,甚至出现了不乏与自身的体会相背离的作品,但也见证了他们争取话语权的努力.与‘80后’相比,他们成年年代的文化氛围似乎更宽容,社会经历也更浅显,正因为如此,他们的诗表现出一种‘不现实”’.这段话出自出生于1 985年的诗人喑篱(201 1年).而的人也更愿意将比邻的80后和90后进行比较——“‘90后’将把‘80后’给灭下去”(曾于里).尤其是出生于80年代后期和出生于90年代前期的人群更具有“谱系”的亲近性,当然个体写作的精神资源具体到写作实践是相当复杂的.写作也并非总是“先来后到”的想当然的文学史秩序和论资排辈的文坛法则,当年不是有诗人高喊“我是我自个儿的爹”吗?即使是在一代人内部,其差异甚至对立、龃龉、割裂的声音同样存在,“90后写作正如杨克老师说过的,内容整体比较‘阳光’一些,路子比较正统.很少有像80后那么玩颠覆的,而且‘弑父’.隋结不像上几代那么浓.但说实话,目前为止90后的创作质量远不如上几代诗人”(李唐).

我们谈论一代人写作的优点和缺点的时候,似乎忘记了这些优点和缺点同样会在其他代际的写作者那里出现,只是程度和方式会有所区别,“与任何一代相似,与任何一代不同”(南往耶).谈论整体往往会大而无当.但是,同样不可避免的是每个诗人和整体性意义上的一作者都会在文字累积中逐渐形成“精神肖像”.这会折射出不同的时代景观、社会心态、阶层*以及诗学趣味.我想到当年苏珊·桑塔格描述的本雅明的那副肖像,“在他的大多数肖像照中,他的头都低着,目光俯视,右手托腮.我知道的最早一张摄于1 927年——他当时35岁,深色卷发盖在高高的额头上,下唇丰满,上面蓄着小胡子:他显得年轻,差不多可以说是英俊了.他因为低着头,穿着夹克的肩膀仿佛从他耳朵后面耸起;他的大拇指靠着下颌;其他手指挡住下巴,弯曲的食指和中指之间夹着;透过眼镜向下看的眼神——一个近视者温柔的、白日梦般的那种凝视”(《在土星的标志下》).无论是对于新一代的90后还是更为年轻的00后(已经被90后们冠名为“新新一代”了),我们总会怀着整体意识去勾勒他们的诗人形象或精神肖像:目眩五色的隐喻派、无所不能的口语技师、愤青、年轻的怀乡者、地质构造和山水自然的冥想者、时下景观的自恋症、转身拟古的人、新媒体狂人、二次元新人类、自白书、读心术、自嗨派、见证人、旁观者、梦想家、夜游人、隐逸派、游吟诗人(有时候被城市街区的共享单车和旅游区的敞篷车所误解和冒犯)、民间派、公知(特立独行的思想者)、地下写作者、异质感的眼光、天生的先锋派、套用和仿写的知识引文(青年往往在写作的最初阶段具有互文的大脑)、亚文化青年、青春期歌德、酒吧、浮世绘的沉迷者、史诗憧憬者、地方风物考辨和凝视者、自我获启的天才、时代车窗的擦拭者、纯诗的炼金术士、反诗练习者,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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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纯从代际来研究复杂的中国诗坛确实是一件费力不讨好的事情.

我粗略估算了一下,批评家和文学史家给1978年以来的中国诗歌的命名不下100个.而今天看来,它们大都是短命和失效的.而“朦胧诗”之后的代际概念,比如第三代、新生代、第四代、中生代、70后、中间代、新世代、新世纪、晚生代、85一代、80后、90后甚至00后,等等,都呈现了一些研究者们投机取巧的平庸无奈.但也必须强调的是作为一种方法论和研究视角,代际仍然有其不可替代的重要性.当然,如果以“同代人”来代替严格意义上的“代际”可能会更讨巧和便利,“或许,真正的‘同时代’诗人,未必只共享区区十年或数十年光景的断代.无论是‘90年代诗歌’的作者,还是出生于90年代的诗人,在这些共同跨越了新旧两个世纪的人们中间,大概‘只有那些允许自己为世纪之光所致盲,并因此而得以瞥见光影、瞥见光芒隐秘的晦暗的人,才能够自称是同时代的人”’(茱萸《瞥见世纪之光的晦暗》).

尽管每一个诗人都有不可规约的个性和各自不同的写作方向,但是作为一代人或同时代人,一些共性的“关键词”最终还是会凸显和袒露出来.《江南》杂志2018年第1期推出的关于90后作家的专题和调查强调的正是“伴随着互联网兴起长大的90后,成长环境的确和70后已经有了天壤之别.他们的成长,携带着全新的时代基因”.但我想说的是,任何一代人的写作成长史都是利弊同在、好坏参半,包括具体到90后的校园生态、阅读空间、传媒革命、社会文化环境、全球化交互、生活观念、价值判断等.在文化封闭的年代很多写作者是故意掩盖自己笨拙幼稚的成长史的——正如鲁迅深刻批评的“听说:中国的好作家大抵‘‘悔其少作’的”(《集外集·序言》),而文化开放年代则竭力张扬和鼓吹自己光鲜的写作成长史,二者在本质上无非是以五十步笑百步而已.

1 988年,四个年轻诗人编选了一本红色封皮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歌大观》并说出了一句铿锵有力的话——“历史将收割一切”.那么,30年后的今天,我们又迎来了一个“新时代”.那么“新时代”对于新一代的新诗人意味着什么?新的历史将会收割什么呢?总有些是真金,总有些是稗草灰烬.再坚固的建筑也会坍于一瞬而烟消云散,但是从精神世界的维度和人类命运共同体来说,文化和文学形成了一种穿越时间的传统.我们所期待的,正是能够穿越一个阶段、一个时期、一段历史的经受得起时间淬炼的新异的精神传统.而新世纪、新时代、新世代、新一代所形成或正在形成的精神传统也许正是我们所期待的,“如果传统的方式仅限于追随前一代,或仅限于盲目地或胆怯地墨守前一代成功的方法,‘传统’自然是不足称道了.我们见过许多这样单纯的潮流很快便消失在沙里了;新颖总比重复好.传统是具有广泛得多的意义的东西.”(艾略特)由此来看,评价一个诗人尤其是一代人的才能不是凭几个评论家的文章以及几本诗集、诗选和所谓的“诗歌大展”就能说了算的,必须放在历史和美学的双层装置以及谱系、关系、场域中予以综合评价.

90后的诗歌写作群体已经非常庞大且在持续增生中,“最后收到一千六百多份来稿,虽然可能不足90后诗作者的冰山一角”(贾假假).要谈论以90后为空间的风格迥异、水平参差且精神背景远为不同的诗人及其诗作,这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确实出生于1 990年代的诗歌写作者,从目前的数量上来看已经超出了我们的想象,而大量的诗歌写作者(真正意义上的“诗人”不同于“诗歌写作者”,后者反倒是对前者形成了遮蔽,尤其是在公众世界的集体印象里)也使得真正意义上的强力诗人和代表作被埋没,另一个与之相反的现象则是大张旗鼓的自我美化.诗歌越来越成为少数几个诗人朋友之间的互相阐释和相互吹捧,而在更大的范围内的有效的诗歌阅读和评价则需要重新审视.

强调“先锋”的李海泉将90后诗人写作群体的总体特征归结为民间口语化、校园学院化、作协化、颓荡与废话.在杨克、李少君、刘向东.邱华栋、周瑟瑟、赵思运、朵渔、育邦、泉子、马启代等“前辈”对马晓康等1 5位90后诗人编选的《中国首部90后诗选》所作的推荐语中,我也在热情洋溢的肯定中看到了无论是环境(全球化、外语水平、校园文化、国际影响、国际视野和交流环境)的认识还是写作内部特征(经验、理想、素养、先锋、活力等)的评价都存在着诸多差异.而即使是编选这本90后诗选的1 5位编委对90后诗歌以及普遍意义上的汉语诗歌的认识与理解也千差万别,甚至存在龃龉和矛盾(可参见《中国首部90后诗选·后记》).除了其中的合理性因素产生的差异之外,当然存在着偏差甚至偏见带来的矛盾.就目前来看,有的90后诗人显然对一代人的写作充满了自信,“这是诗歌史上以质量好、文本好、人品好的原则下,90后诗人向诗坛集体亮相的一次机会,所以我花了较长时间把他们最好的诗选了出来,展示给写作诗歌的同行和读者们”,“新世纪以来中国90后诗人已经是中国先锋诗歌的重要力量,所以必须有一本真正代表我们90后先锋诗歌的选本,在最大程度上去除个人成见,让90诗人以整体的姿态发射出一束灿烂的烟火”(李海泉《中国90后先锋诗选·序》),“再次通览稿件,除了一些无法抗拒的小缺失和个人编纂经验生疏外,我还算满意,至少将我目所能及的各种风格的好诗人选进来了”(马晓康《中国首部90后诗选·前言》).年轻人当然是需要自信的,至于文本到了什么程度则是需要审慎认识和冷静分析的,尤其是在这个整体写作水平提升的年价所谓的“好诗”并不难——起码在我看来“好诗”甚至已经不是评价诗歌的重要标准了,关键是这个时代所缺乏的是有难度的具有重要性的诗——它们不完整但具有足够的精神重力和历史词源,而非一般意义上“光滑”“优美”“抒情”或者“粗粝”“口水”“段子”“叙事”的“好诗”.

如果一个诗人在诗歌中也是一个庸人,还有比这更为庸俗可怕的事情吗?我们可以认同一个诗人在生活中的平庸以及享用无知的乐趣,甚至同情他“为历史的热病所耗损”,但绝不接受一个诗歌写作中的“庸人”.具体到当下自媒体时代的多元化和个人化平台,诗人的写作和传播速度都在加速,而他们也急于将那些平庸的诗“”式地分发给编辑以及想象中的读者和评论者,甚至还想在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唏嘘!而无论是作为秘密,还是一种常识,这个时代在裹挟而来的“日常之诗”的趣味中渐渐丧失的正是见证的诗、个性的诗和自我的诗.我想起1 947年加缪在一次演讲中的一段话:“我们生活的年代,受制于平庸而残忍的意识形态,人们已经变得习惯了因所有的一切而感到羞耻.为他们自身而感到羞耻,为快乐而感到羞耻,为受苦或者创造而感到羞耻.这样一个年代,拉辛可能会因为写出了《贝蕾妮丝》而脸红,伦勃朗可能因为画出了《夜巡》而请求原谅,也许会跑到最近的医生办公室.”(李以亮译)是的,当下这个时代,诗人缺乏的正是“羞耻之心——写作的羞耻、精神的羞耻”.诗人有必要在写作中重建自由之身阙如的羞耻之心.诗人的自由和羞耻几乎是并行的,就像光线和阴影的结合体一样.当我们谈论诗歌的常识或秘密,其中不能回避的是诗人的存在感.这种存在感既与整体性的时代有关,又与具体的不能再具体的诗人命运有关.

从目前来看,我们很难说清90后诗歌将来会发展到什么程度,但是就其已经写出的部分来看,他们已经给这个时代提供了精神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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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时代的写作者,或者同时代层面的一代人,都有特殊的诗歌“发生学”机制.

在文学生产和传播媒介的近乎革命性巨变的语境之下,90后是空前的“获利者“.文学阅读视野的广度、交互性的便利程度、整体修辞能力的提升以及表达差异性自我的强烈诉求都似乎让我们有理由相信即将看到“崭新”的诗歌风貌和精神景观.但是,在近些年阅读90后诗歌的过程中,我感受到了当年奥登所言的“焦虑的时代”在另一个时代诗人这里的投射,这同样是本土经验使然.在这些诗人这里我看到了犹疑、尴尬、游荡、折返、丧乱和失魂落魄,看到了不安、焦虑以及试图和解和劝慰,也目睹了虚无的故地和乡土的黄昏.当这些如此不可思议地缠绕在一起的时候你能够强烈感受到诗人并不轻松的日常生活和精神生活.似乎,有些读者和批评家已经形成了某种观念性的认识,即90后是消费主义和商品经济、城市化和新媒体影响下的“轻飘飘的写作者”,即疏离了现实关怀,缺乏现实感、介入能力、及物活力和开放精神.我更感兴趣的是这种认识(判断)是如何产生的.即使是在对“现实”“现实感”(以往则聚焦于“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写实主义”“新写实”,现在则是“非虚构”“纪实”)的理解上这也是一种不无偏颇的认识.而这种认识自然会在90后诗人内部产生反弹,“在这些批评与质疑之声中,其中一种便是-90后诗人在对现实与时代的书写上,是否太过薄弱?换而言之,90后诗人似乎太过专注于书写自我,而将社会与时代置之不顾”(徐威《90后诗歌的现实书写》).当然,一个诗人也可以靠直觉和幻梦写作,但是这种直觉和幻梦最终呈现出的不只是一种语言事实,同样是诗人特殊的认识论.那么,诗人的日常经验的缺失如何能够达成诗歌的“个人化”和“现实感”?我倒不想在此耗费时间深究正反两方对诗人与现实(时代)关系的理解以及具体文本的认识上的正反——现实主义的缺失也往往被指认为理想主义和信仰的削弱,而是想到了一个文学史法则.在面对新一代的诗人和写作者的时候那些批评家和过去时的“前辈”诗人更愿意强调的论调正是年轻人的写作太关注自我而忽视现实.无论是当年的“朦胧诗”还是“第三代”都曾遭遇过类似的质疑.而今天看来,他们的诗歌不仅不是忽视现实,反而是太现实、太社会了.甚至在这一点上看来各种向度的“现实”关联反而导致了这些诗歌写作潮流自身的不纯粹和某种程度上诗学建构的缺失.

实际上,现实见证的急迫性和诗歌修辞的急迫性几乎是同时到来又具有同等的重要性.

考德威尔忧虑于完全脱离了社会的为个人经验所迫的诗人窘境,“直至最后,诗从当初作为整体社会(如在一个原始部落)中的一种必要职能,变成了现今的少数人物的奢侈品.”(《幻象与现实》)当下的很多诗人包括90后在涉及到现实和当代经验时立刻变得兴奋莫名,但大体忽略了其潜在的危险.一个诗人总会怀有写作“纯诗”的冲动,也不能拒绝“介入”现实.但是在诗学的层面二者的危险性几乎是均等的.诗人有必要通过甄别、判断、调节、校正、指明和见证来完成涵括了生命经验、时间经验以及社会经验的“诗性正义”.而具体到不同时期的诗歌写作,“诗性正义”因为“当代经验”的变动以及自我能动性而在不断调整与更新.由此需要强调诗人处理的公共生活和焦点现实的前提只能是语言、修辞、技艺和想象力的.语言需要刷新,诗歌中的现实也需要刷新.介入、反映或者呈现、表现都必然涉及主体和相关事物的关系.无论诗人是从阅读、经验和现实出发,还是从冥想、超验和玄学的神秘叩问出发,建立于语言和修辞基础上的精神生活的真实性以及层次性才是可供信赖的.

任何单向度意义上的“整体写作”和“个人写作”都是不可能的,也是存在问题的;而往往是彼此交叉、叠合和相互发现、互动的动态结构.社会性和内在性的咬合和彼此纠正成为每个时代诗歌发展的内在性动力和平衡机制.质言之,无论是从个人精神生活还是从时代整体性的公共现实而言,一个诗人都不可能做一个完全的旁观者和自言自语者.而翻转过来看也是.具体到90后一代,唯新、唯现实马首是瞻的写作者也不在少数,但是真正将目击现场和新时代景观内化于写作的诗人又有多少?一个优秀的诗人并不能因为习惯性的写作而封闭了语言的生成性和诗性的未定性,而是应该进一步强化并拓展.写作的自觉是一个成熟诗人的重要标志,这不只是一种修辞能力,更是精神视域甚至思想能力的对应与体现.对于当下的汉语诗歌而言,既无定论又争议不断.对于写作者来说,可能最重要的就是提供诗歌写作的诸多可能,而这些可能又必须建立于个体写作的自觉基础之上,而非欺世盗名或者自欺欺人的把戏.反之,如果在分行文字中看不到“人”,看不到属于个体的生命状态,而空有阅读、知识、修辞、技术和夹生的言辞,那么这与魔术师手中的魔术袋有什么区别吗——花样翻新最终却空无一物.我评价一个诗人甚至一代诗人有一个基本的标准——在放开又缩进的诗歌空间中有真实可感的生命状态,而生命状态的呈现和凭依又能够紧紧围绕着象征性场景和核心意象展开.在日常景象中发现异象,保留历史的遗像和现实中跌宕起伏的心象正是诗人的责任.

我还是要发出如下的追问.

这个时代的青年诗人尤其是90后诗人能够提供进一步观照自我和社会景观的能力吗?这个时代的青年诗人具有不同以往的精神生活和思想能力吗?在我看来,当下青年诗人的精神能力需要一个长时间段的追踪才能下点印象式的“结论”,但是目前来看一定程度上青年诗人的精神生活和思想能力是需要进行提升和反思的.这不只是这代人的问题,而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就已经出现,“现在的诗人在精神生活上极不严肃,有如一些风云人物,花花绿绿的猴子,拼命地发诗,争取参加这个那个协会,及早地盼望豢养起声名,邀呼嬉戏,出卖风度,听说译诗就两眼放光,完全倾覆于一个物质与作伪并存的文人世界”(骆一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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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那么多疲竭或愤怒的面孔,在他们的诗歌中却没有多少精神深度和思想力量可言.有多少诗人还记得莎士比亚的警告——“没有思想的文字进入不了天堂”.阅读和评价当下的诗歌已经显得如此容易和随意,评价一个诗人的“成就”也是脱口而出.这种极其不负责任的阅读和评价方式显然大大伤害了诗歌,并将那么多的平庸诗人和平庸诗作推向了以自媒体平台为核心空间的受众.阅读当下诗人,我越来越看重的却是其精神成色.我这样说并不是忽视技艺、修辞和想象力在诗歌中的重要性,而是旨在强调当下时代的诗人大体有意或无意识地降低了精神难度.那么多被禁锢的头脑——这与真正意义上的“诗人”(尤其是“有机知识分子”)责任极不相称甚至大相径庭.我不知道这是否是当代诗歌的耻辱.这个时代的诗人所缺乏的正是“羞耻感”和敬畏之心——对语言和精神的双重敬畏.任何一个写作者,无论是面向个体生存的细节——个人之诗和日常之诗,还是回应整体性的历史命题和时代要求——大诗、宏大的抒情诗、叙事诗甚至现代史诗,都必须在文学自律性内部进行和最终完成.对一代人的评价很容易滑向廉价的价值判断而忽视了复杂的多层次、多向度的写作现实和文本事实以及写作者社会身份和现实经验、写作经验的差异(比如有的仍处于校园和学院,有的则早早侧身于时代的熔炉,甚至从未迈进过大学的校门).而多层次和差异性的空间正对应于同样具有差异性的观察者、描绘者,以及相应的抒写类型.

如何整体性地评价90后以及同代人的诗歌写作,这样是可能的吗?这成为我最大的一个疑问.当然也是类似的其他研究者们的狐疑,“生活于当下世界的诗人,在内心中也一直徘徊着某种焦虑与反思的幽灵.因此,一种想要去审视他人尤其是同代人(在此,“同代人”更多的是一个写作上的代际概念,并不宏指那些同处于一个时代空间之内人群的全部)的诗歌写作的意愿,便从内心底层萌发.作为出生于1990年的一位习诗者,这种对同代诗人写作的审视在某种程度上于我来说似乎是不合时宜的,它不可避免地将会带有某种距离或视野所引致的种种偏狭与短视”(马骥文《论同代人的诗歌写作》).茱萸在评述1980年代出生的诗人的时候也不得不感叹“我低估了谈论同代人写作的难度”(《块茎与星丛的诗学》).整体性被取消,总体想象不复存在,假想的单一的中心已经涣散,取而代之的是碎片、个体.我们也不得不接受一个显豁的事实(现象):不断被强化、张扬甚至膨胀的个体主体性都不可避免地成了一个个的“碎片”.个体和碎片却形成了一个个以个体和碎片为基点的中心,人人都是主体和高分贝的发声装置,包括同样碎片化的阅读和评价.块茎取代了时间顺序、空间秩序(中心)和线性法则之后强化的是个体的*——去中心、去秩序、去整合.这同样是值得重新评估的另一种中心论的变体.在“个体”被无限放大的诗歌写作背景下,我们目睹的却是一个个闪亮的或蒙尘隐匿的“碎片”.在这个时代,平心而论,我听到了不绝于耳的诗人对自我和个体的强化,似乎在“个人”之外已没有任何值得谈论和抒写.这种看似合理的无须争辩的“个体诗歌”实际上已然代表了一种可疑的写作姿态,这又是很难避免的.具体到诗歌写作而言,我想追问的是,一个诗人与另一个诗人的区别在哪里呢?是你已经发明了一种新的写作技巧,还是你在诗歌中经历或发现了这个时代别的诗人没有的那种生活遭际和精神生活?在不断强化个体的同时,我们随之看到的景象似乎也不容乐观.茱萸在评述1980年代出生的诗人群体时借用的正是德勒兹的“块茎”和本雅明、安多诺的“星丛”的概念与方法以期强调对认知框架和叙述秩序的突破(参见其文《块茎与星丛的诗学——生于1 980年代的汉语诗人》).茱萸的做法显然是有效的,对于解读个体和文本来说尤其如此,但是最终茱萸同样也不能避免布鲁姆意义上的“影响的焦虑”和“影响的剖析”.尤其是新媒体、自媒体和极其多元的诗歌生产和传播、评价机制在制造出海量的诗歌文本——只是程度和方向不同.茱萸在评述1 980年代出生的汉语诗人的时候也不由自主地以“同代人”“当事人”的身份进行定位,甚至是诗歌史意义上的定位,比如“全方位型的人物”(胡桑)、“总体作者”(王东东),甚至不惜使用“天才”(洛盏)、“常人罕及的全面性的精神储备——无论创作、翻译与批评,他都有着很好的取得巨大成就的可能性”(厄土)等这样“高大上”的字眼.我这样说并不是否认同时代人研究的重要性和有效性,而更大程度上是对我个人关于这方面研究的自我检讨.我深深知道自己当年的《尴尬的一代:中国70后先锋诗歌》的弊端和类似的焦虑.

一代人也只是历史性的一个瞬间.对于正在生成、分蘖的“90后”诗歌我们能做到的也许更多的就是群体性的“展示”,以此来增强阅读者的观感.与此同时,我们又应该持有审慎和开放并存的阅读期待,也许文学并不存在什么可作为文学史家谈资的“时间进化论”.对于前景和问题,对于优劣短长,对于及时性的赞扬或者否定,都需要我们耐下心来先看看他们已经写出的或者将要写出的有没有不同以往之处.也许阿甘本的一句话可以作为某种对于同时代性的诗人和写作者并不轻松命运的提请——“必须以生命换取自己的同时代性的诗人,也必须坚定地凝视世纪野兽的双眼,必须以自己的鲜血来黏合破碎的时代脊骨.”

责任编校邓沫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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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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