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奏议文体的源流演进与分期，本文是文体类参考文献格式范文跟奏议文体和源流演进和发展分期有关本科论文开题报告范文.
摘 要：奏议是古代上书帝王的一种行政公文,从各类文、史典籍中可以考知,奏议文体经历了尧舜时代敷言以奏、周代言笔未分、秦代上书称奏、汉代定章表奏议四仪、魏晋独立自觉、齐梁成熟、唐宋繁荣发展、明清梳理总结几个阶段.奏议文体的发展过程中,其文体类别名目体现出由简趋繁,又由繁入简的过程；其文体观念经曹丕首发其端,刘勰大力发覆,至徐师曾与吴讷始辨析梳理；其文体结集编撰,始于南北朝,盛于宋代,而至《四库全书》达到全面总结.
关键词：奏议；《 文心雕龙》；文体
中图分类号：I207.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7110（2017）05-0096-07
作为古代文章中的一个重要类别,奏议是古代君主制国家中,基于臣僚上达君主言事议政、陈情谢恩、奏请按劾的需要,而产生的一种上行行政文书.在古代国家政治中,奏议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刘勰称之为“经国之枢机”[1]（P407）.“奏”与“议”是两个不同的词汇,它们所指涉的涵义也各有不同.汉代许慎《说文解字》释“奏”为 ：“奏,奏进也.从从廾从屮.屮,上进之义.”[2]（P215）从许慎的解释可以看出,“奏”是一种臣下对君上的进献行为,但是所献为言、事、或物,并未说明.汉代比许慎稍晚的刘熙,在《释名·释书契》中释“奏”为：“奏,邹也,狭小之言也.”[3]（P95）范文澜先生进一步解释为“臣下自谦,故云狭小之言”.[1]（P424-425）从许慎到刘熙,“奏”的含义由对动作行为的指称,引申为指称动作行为的内容,即所奏之言.《说文解字》对“议”的解释为：“议,语也,从言羲声.”[2]（P52）许慎认为,“议”的原初意义,是“语”的同义词,是一种言语行为,并不专指君臣之言.“奏”与“议”的近义组合,使“奏议”一词有了专指进奏之言,即奏议的含义.
文论史上,奏议作为一类文体的名称,首次被提出,源于魏文帝曹丕的《典论·论文》.曹丕说：“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4]（P313）之后,“奏议”这一概念屡见于后世典籍,并作为一类文体的总称,被各种文学总集、别集与类书进行编选时所普遍沿用.奏议文体的形式、功能、观念在历史上经历了怎样的发展演变？关于此一问题,近年来已有学者就某一方面进行过不同程度的探讨,但是尚缺乏系统、全面的梳理.本文拟从古代各类文献有关奏议的辑录、阐述进行稽考,系统梳理出奏议文体的源流演变过程.
一、先秦两汉：文体的发生与定型
先秦两汉时期,奏议完成了文体的生成与定型.奏议的产生与定型,经历了一个从敷奏以言,到言笔未分,到书奏为主,再到章、表、奏、议四体定型的过程.
“奏”成为奏议一类行政文书的指称,其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刘勰在《文心雕龙》“章表第二十二”与“奏启第二十三”中对此做了清晰的勾勒,现摘录如下：
夫设官分职,高卑联事.天子垂珠以听,诸侯鸣玉以朝.敷奏以言,明试以功.故尧咨四岳,舜命八元,固辞再让之请,俞往钦哉之授,并陈辞帝庭,匪假书翰.然则敷奏以言,则章表之义也；明试以功,即授爵之典也.至太甲既立,伊尹书诚,思庸归亳,又作书以赞.文翰献替,事斯见矣.周鉴二代,文理弥盛,再拜稽首,对扬休命,承文受册,敢当丕显,虽言笔未分,而陈谢可见.降及七国,未变古式,言事于主,皆称上书.秦初,改书曰奏.[1]（P406）
昔唐虞之臣,敷奏以言；秦汉之辅,上书称奏.[1]（P428）
按照刘勰的认识,尧舜时代,臣下以言语上奏君主,不用书翰的形式.作书上奏的形式始于商代,商丞相伊尹作书教导君王,这可以从《尚书·伊训》“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见厥祖,侯、甸群后咸在,百官緫己以听冢宰.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训于王”[5]（P121）的记载中得到佐证.周代时,上奏君王兼用口头言语与文字书翰形式,范文澜先生认为,《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对晋文公三辞从命的记载,以及清代郝懿行对此进行的考证,可以证明刘勰此一认识所言不虚[1]（P421）.战国时代,以言语与书翰上奏君王的两种形式,统称之为“上书”,由这一名称的变换,我们可以据此推断,其时书翰上奏已经占据主要地位.秦时,“上书”这一名称改为“奏”.从“奏”这一名称作为奏议文体指称发展的历史来看,“奏”立之虽晚,但臣下上奏君王的行为,几乎与君主制体制的建立同步,只是上奏的形式,经历了一个由单纯口头言语而至言语书翰并用,直至书翰占主导地位的漫长发展过程.奏议的内涵由言语而向书翰倾斜的变化,其中既有文字使用逐渐普及的原因,也有以君主为中心的政体日益发展壮大的因素.
在汉代,“奏”不再是秦时奏议类文体的总称,而成为奏议文体中一类的指称,与此同时,“议”也开始成为一类奏议文体的指称,与“奏”“议”并列相称的,还有“章”“表”.可以见出,汉代官僚政治体系较之前代更为庞大,政务也更为复杂.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认为：
汉定礼仪,则有四品：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议.章以谢恩,奏以按劾,表以陈请,议以执异.[1]（P406）
刘勰此一说法不知出于何种文献.事实上,明刊本程荣校注汉代蔡邕所著《独断》中,这样记载：“凡群臣上书于天子者有四名：一曰章,二曰奏,三曰表,四曰驳议.”蔡邕对“驳议”的解释为：“其右疑事,公卿百官会议,若台阁有所正处,而独执异意者,曰‘驳议’.”[6]（P850-878）两相对照,可以见出：“议”与“驳议”意义相同,刘勰只是出于行文需要,将“驳议”简称为“议”；“章”“表”“奏”“议”的区分,是汉人的文体观念,并非出于刘勰.
“章”“表”“奏”“议”四种文体,在上奏君主时,执行着不同的功能：“章”用来表达对君主的感恩,“表”用来向君主陈述事情,“奏”用来向君主劾验政事,“议”用来向君主表达不同于他人的政见.
汉代奏议名称的增多、分类的细化,体现出汉代人对奏议各种文体的功能,已经有明确认识.然而汉代奏议文体观念并未走向独立自觉,这一点可以从《汉书·艺文志》对书籍的分类得知.《汉书·艺文志·六艺略》“书”类录有“议奏四十二篇”,“礼”类录有“封禅议对十九篇”“议奏”三十八篇,“春秋”类有“议奏三十九篇”“奏事二十篇”.[7]（P1705-1744）可见,班固认为,奏议还从属于史书与经书,并未进行独立划分.纵然如此,蔡邕对奏议“章”“表”“奏”“议”四体的界分,仍然奠定了奏议文体的基本格局,对后世奏议文写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二、魏晋：文体观念的独立自觉
三国两晋时期,奏议文体观念走向了独立自觉,其标志为曹丕《典论·论文》与陆机《文赋》对奏议文体美学特征的概括.
在《典论·论文》中,曹丕首次用“奏议”一词来概括汉代章、表、奏、议四种本同末异的文体,他还对奏议的文体特征进行了精当概括,认为奏议的美学特征在于“雅”.而在论述时更将其置于传统文体“书论”“铭诔”“诗赋”之前,大大提高了奏议的文体地位.曹丕身为一代帝王,敏锐地认识到了奏议对治国理政所具有的重要作用.曹丕的认识,固然与他帝王的身份有关,也当与当时奏议创作的繁盛局面不无关系.对此,刘勰有着生动的评价：
魏初表章,指事造实,求其靡丽,则未足美矣.至于文举之荐祢衡,气扬采飞；孔明之辞后主,志尽文畅；虽华实异旨,并表之英也.琳禹章表,有誉当时,孔璋称健,则其标也.陈思之表,独冠群才.观其体赡而律调,辞清而志显,应物掣巧,随变生趣,执辔有余,故能缓急应节矣.[1]（P407）
三国时期,朝廷言路广开,群臣得以尽逞雄才,他们各自用奏议来施展自己的文学才华,充分发掘了奏议的美学特征.正是在此基础上,曹丕得出了对奏议文体美学特征认识.曹丕认为奏议的美学特征在于“雅”.《论语·述而》说：“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8]（P35）何晏集解引孔安国曰：“雅言,正言也.”[9]（P93）又西晋挚虞在《文章流别论》中说：“言天下之事, 形四方之风,谓之雅.”[10]（P1018）曹丕的文学观念中,奏议的“雅”至少包含,内容言天下政事、言辞准确规范、风格典雅雍容、形式端庄正统这样的美学内涵；只有具备这样的特征,才符合上达帝王之文书的要求.可见,曹丕对奏议文体的认识,已经摆脱了文体外在的形式特征,而上升到审美内蕴层面.同时,从美学特征上区分四科八种文体,说明至少在曹丕的观念中,奏议文体已走向独立.另据陈寿《三国志》记载,曹丕曾对当时文人的奏议文章进行过点评,比如：“孔璋（ 陈琳） 章表殊健,微为繁富.公幹（ 刘桢） 有逸气,但未遒耳.”[11]（P602）由此亦可见出,曹丕的奏议文体观念已经具备了独立自觉性.
西晋时,陆机在《文赋》中,对奏议的美学特征进一步阐发,他说：
诗缘情而绮靡,赋体物而浏亮,碑披文以相质,诔缠绵而悽怆,铭博约而温润,箴顿挫而清壮,颂优游以彬蔚,论精微而朗畅,奏平彻以闲雅,说炜晔而谲诳.[12]（P99）
陆机将奏议的美学特征概括为“平彻”“闲雅”两个方面,显然比曹丕的“雅”更深入了一层.陆机不仅注意到了奏议这种上达君王的文体,在述事言情时需要注重表达形式的典雅,以不致冒犯君臣之礼、尽显行政文书雍容庄重的特点；更捕捉到了其抒发感情需要平缓温润、不宜激越起伏,说理需要明白透彻、不宜迂回晦涩的特点.
可以佐证西晋时奏议类文体独立的另一标志,是挚虞所编的《文章流别集》.可惜这部最早专论文体的著作,在后世流传中已经亡佚,仅有《文章流别论》一文留存至今.在这一篇文章中,专论诗赋,并未涉及别体,实为憾事.
三、南北朝：文体理论的成熟
南北朝时期,奏议文体观念走向成熟,其首要标志为刘勰《文心雕龙》的出现.《文心雕龙》中,刘勰首次利用专章对奏议进行了系统、深入地论述,空前深化了人们对奏议文体的认识.《文心雕龙》对奏议的阐述,出现在卷五“章表第二十二”“奏启第二十三”和“议对第二十四”中,“书记第二十五”中亦略有涉及,在所有论及的20种文体中占据4 种.《文心雕龙》对奏议文体研究的成果,举凡有四.第一,对奏议发生发展的历史源流进行了系统梳理,刘勰提出了尧、舜、禹时敷奏以言,商时伊尹始作书以奏,周时言笔未分,秦时改书为奏,汉定章、表、奏、议四仪,魏时章表文理迭兴,晋时笔札理周辞要而章表莫顾的宏观综论.第二,对奏议各类文体名称进行了微观厘析,他认为奏议在战国时称“上书”,秦始改称“奏”,两汉时生发出“章”“表”“奏”“议”四种,在此基础之上,他又发现魏时笺记中开始用“启”指代奏议,而两晋以来,“启”与“章”“表”并相沿用,他还从文献中稽考出,因密奏而采用皁囊封板,因而奏又有“封事”一名,他又从汉代举贤良时实行对策一制中,析出“议”的二种别体“对策”“射策”,他也准确地指出,后来的奏议文体“弹事”,源于用于按劾的“奏”.第三,对每一类奏议文体的功用、特点作了精当概括,他说“章以造阙,风矩应明”“表以致禁,骨采宜耀”“奏之为笔,固以明允笃诚为本,辨析疏通为要”“议之言宜,审事宜也”等等[1]（P437）.
第四,对历代代表性文人的奏议作品特点,进行了精彩点评,比如他说“左雄奏议,台阁为式；胡广章奏,天下第一”“文举之荐祢衡,气扬采飞；孔明之辞后主,志尽文畅”“傅咸劲直,而按辞艰深；刘隗切正,而劾文阔略”.[1]（P423）
需要说明的是,《文心雕龙》在论述奏议文体行文中,提到“自汉以来,奏事或称上疏”[1]（P422）、“自晋来盛启”[1]（P423）,“上疏”是对奏议行为的另称,并无新义；“启”是汉代由“表”而发展出来的新的奏议文体,专门用于启发帝王,“启者,开也,高宗云：启乃心,沃朕心,取其义也”[1]（P423）.另外,刘勰在“议对”一节中提到的“对”,又称“对策”“射策”,是汉代荐举制度的产物,基于皇帝问政对答而产生,是奏议文体中派生出的小类.刘勰对奏议的大力发覆,标志着奏议文体观念在魏晋自觉的基础上,走向了成熟.
南北朝时,足以证明奏议文体观念高度成熟的另一标志是,与刘勰同时稍晚的梁昭明太子萧统,在编选文学史上第一部文学总集《文选》时,首次明确地对奏议进行了细致的文体分类,并依类分别选文.《文选》对奏议的选录,有第三十七、三十八卷中的“表”20 篇,第三十九卷中的“上书”7篇、“启”3 篇,第四十卷中“弹事”3 篇、“牋”9 篇,第四十五卷中“对问”一篇.[13]（P24-27）需要说明的是“牋”这种文体,“牋”与“笺”是异体字,刘勰认为：“秦汉立仪,始有表奏,王公国内,亦称奏书”“迄至后汉,稍有名品,公府奏记,而郡将奏笺”[1]（P456）.
可见“笺”是由于上奏官员的品级而衍生出来的一个概念,“表奏”“奏记”“奏笺”在性质上是相同的.萧统对奏议进行的文体分类与作品遴选,充分说明了在他的文学观念中,认为奏议具有文学性,与诗、赋等韵文文学样式一样,符合《文选》“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的编选标准.同时也说明,奏议各体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各自鲜明的特征,可以使之进行明确的类别区分.《文选》编选奏议的文学实践,是奏议文体自身充分发展,与文人观念高度成熟共同作用的结果.
南北朝时,奏议文体观念高度成熟的又一标志是,首次出现了诸多奏议总集与别集.据《隋书·经籍志》记载,至唐时已亡佚,但梁时尚存世的奏议总集有：《汉名臣奏》三十卷、陈长寿《魏名臣奏》三十卷、《晋诸公奏》十一卷、《杂表奏驳》三十五卷、《汉丞相匡衡、大司马王凤奏》五卷、《刘隗奏》五卷、《孔群奏》二十二卷、《晋金紫光禄大夫周闵奏事》四卷、《晋中丞刘邵奏事》六卷、《中丞司马无忌奏事》十三卷、《中丞虞谷奏事》六卷、《中丞高崧奏事》五卷、又《诸弹事》等十四部.[14]（ P1088） 上列奏议总集与别集虽已亡佚,但是藉此可以一窥其时奏议文体观念先进之况.奏议总集与别集的出现,说明至南北朝时,奏议这一文体观念已经完全成熟,同时也开启了后世总集、别集编撰的先河.
四、唐宋元：奏议写作的繁荣
唐宋时代,奏议写作进入繁荣期,这与唐宋两朝的开明政治不无关系,但与之形成反差的是,奏议文体观念较前代进展不大.
唐宋两朝,奏议文体创作数量巨大,别集、总集亦大量涌现.关于唐宋时奏议作品数量,据熊碧统计,从各种文史古籍中辑录的唐人奏议有6300 余篇,加上《全唐文补编》中的奏议作品,共计7500 余篇；而据不完全统计,宋代奏议作品仅北宋即有数万篇之巨.唐宋时人热衷于奏议总集、别集编撰,唐代代表性奏议别集,有令孤楚《表奏集》、刘蕡《策》、刘三复《表奏》、韦庄《谏疏笺表》、周慎《辞表状》、张濬《表状》、李磎《表疏》、赵璘《表状集》、黄台《江西表状》共9 种,总集诸如吴兢编《唐名臣奏》,马亹编《奏议集》等共8 种.[15] 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五十五“史部十一”辑录,宋人撰奏议总集有范仲淹《政府奏议》、包拯《包孝肃奏议》、刘安世《尽言集》、陈次升《谠论集》、吕午《左史谏草》、赵汝愚《诸臣奏议》6 种,仅有存目者有李纲撰《李忠定奏议》、明人撰《范文正公奏议》与《朱子奏议》3 种.
唐宋时奏议文体类别多样.伴随着唐宋政治体制日益完善,奏议文体也趋于精细与完备.据梅华研究,唐代张九龄《唐六典》中记载的奏议文体共有“奏抄”“奏弹”“露布”“议”“表”“状”6种,《旧唐书·职官二》记录的当时奏议文体有“表”“状”“笺”“启”“辞”“牒”6 种,其中只有“表”“状”两种可以直接上奏皇帝.[16] 唐宋时期的代表性文学总集,宋人姚铉编撰的《唐文粹》中奏议类文体分为“表奏书疏”（其中含表、书、疏、状4 种）、“制策”“书”“议”几种[17]（ P23）；宋人李昉等编的《文苑英华》分奏议类文体为“策问”“表”“牋”“状”“露布”“弹文”“启”“书”“疏”“议”10 种[18]（ P1-2）；宋人吕祖谦编的《宋文鉴》中,奏议文体被分为“奏疏”“表”“ 笺”“议”“制策”“书”“启”7类[19（] P54-89）.
举凡宋人所辑奏议类文体,基本不脱离《文心雕龙》与《文选》类目与编排体例,惟有“状”于唐宋多出,“露布”为新出.关于“状”,《文心雕龙》释为：“状者,貌也.体貌本原,取其事实,先贤表谥,并有行状,状之大者也.”梅华认为其有礼仪之“状”与政务之“状”两种：礼仪之“状”用于谢恩、进贡、让官,多被称为“表状”；政务之状多用于议事、奏事、弹劾,多被称为“奏状”.[16] 粗考,“状”其实可概括于“表”之中.“露布”为唐宋时兵部上奏朝廷军情时的文书之称.从唐宋人奏议总集所分奏议门类来看,较之南北朝时期,类目稍细,这与唐宋政体庞大、政务繁杂而导致奏议种类增多有关.
从史书所列奏议类书目来看,唐宋时期对奏议类书籍不够重视.《旧唐书·经籍志》不收奏议总集与别集,《新唐书·艺文志》所载奏议总集有《汉名臣奏》《 廷尉驳事》《 南台奏事》《汉朝议驳》《汉名臣奏事》《晋驳事》《晋弹事》等寥寥数部,置于刑法类书目之中.[20]（ P975）元人较之唐宋,对奏议类文体较为看重.《宋史·艺文志》“别集”类,文人别集下多单列奏议一小类,体现出元人奏议文体观念的进步.
唐宋元时期,没有出现像《文心雕龙》那样列专章论述奏议文体的著作,因此,此一期奏议文体创作与总集、别集编撰虽空前繁盛,但因缺少文体论著出现,无法窥知时人在奏议文体观念上的新进.
值得注意的是,从元人马端临《文献通考》来看,作为文体总称的“奏议”一名,在唐宋两朝时,已经被大量使用.这也说明了,在文体门类日益繁杂的唐宋时期,人们对奏议文体的认识,出现了舍末求同的趋向.
五、明清：文体的全面梳理、总结
明清时期是奏议文体的总结期.明清处于封建社会的最后阶段,各体文学的发展均已趋于成熟,文人站在传统文化的巅峰,气魄恢宏地对各体文学进行了系统梳理与总结,奏议也不例外.明清奏议文体的总结,突出地体现为三个方面：
（一）通代奏议总集的出现.明成祖永乐十四年,黄淮、杨士奇等奉敕编撰了第一部通代奏议总集《历代名臣奏议》.该书分64 门350 卷,辑录了商、周以迄宋、元历代名臣的奏议九千余篇.《历代名臣奏议》超越了以往奏议总集以断代或专集编写的方式,总揽明之前所有各代名臣奏议,搜罗备至,表现出奏议文体观念前所未有的高度.它收录了很多传世文集未载以及不少无文集传世的前人奏议,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与文学文献辑佚和补阙的价值.《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其为“虽义例芜杂,而采摭赅备,固亦古今奏议之渊海也”[21]（P41）.除《历代名臣奏议》以外,明清两代通代奏议总集,还有明代黄汝亨编《古奏议》、清代曹本荣辑《奏议稽询》等.
（二）《文章辨体序说》《文体明辨序说》等文体专论的出现.奏议文体的系统梳理、辨析与总结,发端于明代吴讷的《文章辨体》.《文章辨体》成书于明英宗天顺八年（1464）,该书将历代文体总分为59 类,涉及奏议类文体7 类,包括“制策”“表”“奏疏”“议”“论谏”“弹文”“书”,并对每一类文体的源流与功能做了仔细辨析.比如,《文章辨体》析“奏疏”一体为：
按唐虞禹皋陈谟之后,至商伊尹、周姬公遂有《伊训》《无逸》等篇,此文辞告君之始也,汉高惠时,未闻有以书陈事者.迨乎孝文,开广言路,于是贾山献《至言》,贾谊上《政事疏》.自时厥后,进言者日众.或曰上疏,或曰上书,或曰奏劄,或曰奏状.虑有渲泄,则囊封以进,谓曰封事,考之于史可见矣.昔人有云：“君臣相遇,虽一语而有余；上下未孕,虽千万言而奚补？为臣子者,惟当罄其忠爱之臣而已尔.”信哉！ [22]（P39）
吴讷对奏议之“奏疏”一体源流的考辨与举隅,大致不出刘勰《文心雕龙》之说,只是行文更加具有学理意味.难能可贵的是,他将“奏疏”一类奏议在历史上出现的各个不同名称串联并举,使后人能对同属一类、但名目繁杂的文体正本清源,不至于混淆迷乱.成书于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的《文体明辨》同样对奏议文体进行了总结梳理.《文体明辨》分古今文体为127 类,其中包括“上书”“章”“表”“笺”“奏疏”“露布”“书记”“策问”“策”“论”“议”“问对”“谥议”13 种属于奏议性质的文体,为历来分类繁多之最.《文体明辨》文体分类过多过细,只见其异,不见其同.因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价该书说：“千条万绪,无复体例可求.” [23]（P177）但该书对于奏议文体研究的价值在于：在吴讷《文章辨体》的基础上,综凡历代奏议出现的各类名目,皆依体辨析源流,并述文体特点,旁搜僻取,毫厘不漏.比如奏议之“书记”一类,徐氏释之为：
按刘勰云：“书记之用广矣.”考其杂名,古今多品,是故有书,有奏记,有启,有简,有状,有疏,有笺,有劄；而书记则其总称也.夫书者,舒也,舒布其言而陈之简牍也.记者,志也,谓进己志也.启,开也,开陈其意也；一云跪也,跪而陈之也.简者,略也,言陈其大略也,或曰手简,或曰小简,或曰尺牍,皆简略称之也.状之为言陈也,疏之为言布也.以上六者,秦汉以来,皆用于亲知往来问答之间；而书、启、状、疏,亦以进御.独两汉无启,则以避景帝讳而置之也.又古者郡将奏笺,故黄香奏笺于江夏.厥后专用于皇后太子诸王,其下遂不敢称.而劄独行于宋,盛于元,有叠副提头画一之制,烦猥可鄙；然以吕祖谦之贤而亦为之,则其习非一日矣.故笺者,今人所不得用；而劄者,吾儒所鄙而不屑也.[23（] P129）徐氏论“书记”一体,其源头释义采自刘勰之说,行文语言甚至照搬《文心雕龙》.徐作的价值在于,但凡历史上出现过的奏议文体,均能进行仔细厘析,对于属于同一性质但名目繁多的文体,进行了自觉归类.然而吴讷与徐师曾的著述,均着眼于文体形式特征与功用的源流考辨,至于奏议文体的内在文学特征、美学风格均未涉及,惟《文章辨体·诸儒总论作文法》辑录北宋杨时“大凡为文,须要有温和敦厚之气,章疏告君文字,盖尤不可无也”[22]（P13）一语,可以略窥见北宋人对奏议的美学评价.至清代,奏议文体在明代探讨的基础上,出现了由繁入简、众支合流的趋向,其标志为清代文章总集姚鼐《古文辞类纂》的成书.姚鼐在该书中将历代文章体式分为论辨、序跋、奏议、书说、赠序、诏令、传状、碑志、杂记、箴铭、颂赞、辞赋、哀祭等13 类,奏议作为一类文体的总称,得以囊括历史上出现过的名目繁多,但均指向帝王的上行行政文书.在“奏议”一类文集前,姚鼐为之作序：
奏议类者,盖唐虞三代圣贤陈说其君之辞,《尚书》具之矣.周衰,列国臣子为国谋者,谊忠而辞美,皆本谟诰之遗,学者多诵之,其载《春秋》内、外传者不录.录自战国以下,汉以来有表、奏、疏、议、上书,封事之异名,其实一类.惟对策虽亦臣下告君之辞,而其体少别,故置之下编,两苏应制举时所进《时务策》,又以附对策之后.[24]（ P56）
姚鼐第一次以略末求同的眼光,注意到表、奏、疏、议等众多奏议文体,其文体内在性质,都是因上书帝王的行政行为而产生出的实用文体；历史上之所以出现不同名称类别,是因为其上奏内容、形式、材料载体不同而形成的,这种外在特征不应该成为区分文体的标准.客观地说,姚鼐的眼光是非常独到的,他认识到了奏议文体功用与审美的统一,体现出文体观念的进步与回归.《古文辞类纂》对奏议文体梳理、总结的做法与观念,一直延续至今.
（三）大型丛书《四库全书》对奏议文献的辑录以及对奏议文体观念的阐述.清代乾隆年间,《四库全书》在卷五十五“史部十一”“史部十二”中,对历史遗留至当时的奏议专集、总集全部进行了辑录,其中包括宋代赵汝愚《诸臣奏议》、明代杨士奇《历代名臣奏议》、宋代《范文正公奏议》与《朱子奏议》等在内的总集、别集118 种,表现出囊括天下所有奏议文献的恢宏气度.永瑢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诏令奏议”类序中表现出清人对奏议文体的新观念：
诏令奏议类记言记动,二史分司.起居注,右史事也,左史所录蔑闻焉.王言所敷,惟诏令耳.《唐志·史部》,初立此门.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则移“制诰”於《集部》,次於《别集》.夫涣号明堂,义无虚发,治乱得失,於是可稽.此政事之枢机,非仅文章类也.抑居词赋,於理为亵.《尚书》誓诰,经有明徵.今仍载《史部》,从古义也.《文献通考》始以“奏议”自为一门,亦居集末.考《汉志》载奏事十八篇,列《战国策》《史记》之间,附《春秋》末.则论事之文,当归《史部》,其证昭然.今亦并改隶,俾易与纪传互考焉.
此一段文字,可以看出,清人的奏议文体观念有二：一是诏令、奏议同为一类文体,二是奏议归于史部.关于第一方面,张舜徽在《四库提要叙讲疏》中对此解释为：
《汉书·艺文志》曰：“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而《礼记·艺藻》则曰：“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其不同如此,盖古者帝王左右,恒有二史以记其言论行动.记言者亦兼记动,记动者亦兼记言,非必二人各司其一也.故后世言及此者,错举为名,致所传异辞耳.秦汉以来诏令、奏议,录入史传,诏令多在本纪,奏议例归列传,故正史艺文、经籍志,初无诏令奏议一门.《唐书·艺文志》虽有诏令一家,著录一十一部,三百五卷,而附于起居注类,初亦未尝别为一类也.细检公私书目,合诏令奏议二者统标一类,实自《四库总目》始,其后《书目答问》因之.[25]（P88）
张舜徽认为,将诏令、奏议合为一类,是《四库全书》的首创,其根由在于清人认为二者皆出于史官,由此又导致了《四库全书》将其划为史部的行为.事实上,古代言、事不分的时代,诏令、奏议可能皆出于史官,而后来的行政实践中,奏议已多为臣僚进奏,并不为史官专职.不过,清代人将属于上行、下行的两种行政文书诏令、奏议开始合并为一类,体现出重视其“政事之枢机”的文体功能,也使人看到了其政治实践中施受对象同源性这一特点；从实用的角度出发,体现出文体观念的回归.至于《四库全书》将传统划为集部的奏议归于史部的做法,张舜徽认为是出于类书编撰过程中分类的需要,他解释为：
大抵古代诏令、奏议,修辞立诚,故其文多归醇雅,为人所重.用为揣摩之资.《千顷堂书目》移制诰于集部,《文献通考》以奏议居集末,非无故也.上观萧统所撰《文选》,已收诏、册、令、教、表、奏、上书之文；下览姚鼐《古文辞类纂》、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皆以诏令、奏议分立门类,采录尤广.可知昔人重其文辞,由来旧矣.惟为书目者,以“诏令奏议”标目,犹嫌局隘,未足以统括有关之书.故《四库总目》录《名臣经济录》入此类,《书目答问》乃至《经世文编》亦收进矣.[25]（P90）可见,重视奏议的文学性是古人的传统,《四库全书》归奏议为史部的做法,并不影响我们对奏议文体性质的判断.《四库全书》对奏议文献搜罗备至的辑录,以及对奏议文体分类、定性的做法,为后人认识这一文体提供了独特的角度.
综上,在古代君主制社会中,由臣下上达君上言政、陈事、谢恩、按劾等需要而产生的奏议一类文体,随着政务日繁、载体差异而产生出多种多样的文体形态.从源流演变的阶段性角度考察,奏议经历了先秦两汉的定型期,魏晋独立自觉期,南北朝成熟期,唐宋元创作繁荣期,明清总结期五个阶段.从文体观念的演进角度考察,从曹丕强调其政治性到刘勰重视其文学性,再到《四库全书》回归于其政治性,呈现出古人文体观念的复归的轨迹.从文体分类的角度考察,体现出名目由简入繁,又由繁入简的过程.作为一种与古代政治形态密切相关的文体,奏议具有文、史双重性质,因而对奏议的研究,可以从文、史两个角度进行开掘,而这一古代文化宝库,目前还远未充分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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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潘文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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