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精准扶贫背景下农村数字化贫困与其治理，本文是关于精准扶贫方面专科开题报告范文和精准扶贫背景和数字化和贫困相关论文范例.
摘 要:精准扶贫极大地消除了传统贫困,正从解决单一的收入维度的贫困问题转向消解教育、健康等更多维度的贫困问题,扶贫方式更加注重 “授人以渔”、智识提升、能力塑造的内生式扶贫.数字化贫困是人类步入数字化社会出现的新型贫困形式,是贫困人口跨越 “数字鸿沟”、抓住 “数字机遇”、分享 “数字红利”、增强 造“血”功能、实现可持续脱贫、防止贫困 “代际传递”的重要障碍.本文从阿玛蒂亚 森的可行能力理论出发,剖析农村数字化贫困的本质和根源.农村数字化贫困的本质是农民数字化知识、素养和技能不足导致其对数字社会经济的参与不足.消除农村数字化贫困亟需以农民数字化能力提升和数字化权利保障为核心,优化教育资源的公平配置,构建全方位的数字教育体系,同时推进农村数字公共服务均等化,创造农村经济的 “数字红利”.
关键词:数字化贫困;精准扶贫;数字化能力;数字公共服务
一、数字化社会的农村数字化贫困问题及风险
十八大以来,精准扶贫工作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效.截至２０１７年末,全国农村贫困人口从２０１２年末的９８９９万人减少至３０４６万人,累计减少６８５３万人;贫困发生率从２０１２年末的１０.２％下降至３.１％,累计下降７.１个百分点① .目前精准扶贫已进入决胜阶段,为实现２０２０年全面消灭绝对贫困的战略目标,保障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顺利实现,扶贫工作从 输“血式扶贫”升级为 “造血式扶贫”,把扶贫和扶志、扶智结合起来,突出 “授人以渔”,激发贫困人口内生动力,从而巩固扶贫成果,防止返贫,实现如期脱贫.
与此同时,我国正快速步入数字化社会.在传统贫困不断被消除的同时,数字化社会下出现的新贫困问题又对扶贫工作提出了严峻挑战.自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世界范围内兴起的以信息和互联网技术为基础的数字化革命使得人类进入应用数字技术从事生产、生活、交往的 “数字化生存”状态② .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等数字技术成为新常态下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共享经济、智慧物流、智慧医疗等数字经济新业态蓬勃发展;基于数字技术的网络购物、移动支付、共享出行、即时通讯、网络游戏等正在改变着人们的日常生活行为;数字商务、网络课堂等为人们提供了更多学习和工作方式;数字政府、智慧城市、智慧社区等推动了政府和社会治理创新.
在这种数字化生存环境中,拥有从事生产、生活和交往的数字化知识、素养和技能是个人获得生存与发展机会的关键.在数字化社会发展过程中,不同社会群体面临着信息基础设施分配、数字技术开发和应用以及数字信息获取、处理能力的不平等.正因如此,数字技术强大的渗透性和数字资源应用的广泛性在推动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便利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贫困现象———数字化贫困.近年来,随着 “宽带中国”“互联网＋”和 网“络扶贫行动计划”的实施,农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逐渐加快,互联网设备不断普及.截至２０１７年,中国网民规模达到７.５１亿,占全球网民总数的五分之一.我国互联网普及率为５４.３％,超过全球平均水平４.６个百分点.我国网民中农村网民占比２６.７％,规模为２.０１亿;城镇网民占比７３.３％,规模为５.５０亿.我国农村互联网普及率上升至３４.０％,但远低于城镇的６９.４％.同时我国移动互联网快速普及,手机网民规模达７.２４亿,网民使用手机上网的比例达到９６.３％①.一方面,城乡之间在数字化技术和设备 “物理接入”上的传统 “数字鸿沟”依然较大;另一方面,长远来看,随着农村互联网高速发展,尤其是移动网络和智能手机普及,传统 “数字鸿沟”总体有缩小趋势.
但是,传统数字鸿沟的缩小和新兴经济 “数字红利”的出现,并不能掩盖城乡之间在数字化技术与设备使用方面的 “新数字鸿沟”的扩大及其所加剧的农村数字化贫困问题.首先,农村人口的数字化教育严重短缺,致使农村人口的整体数字化知识、素养和技能较低,无法正确运用数字化产品和服务,成为数字化时代的新文盲.随着义务教育普及,在传统文盲逐渐减少的同时,“数字文盲”问题日益凸显.特别是农村的经济贫困人口、失业人员、留守儿童和老年人等更容易成为数字贫困群体.目前仍然有６６％的农村人口没有连接互联网,其中６０％是因为互联网知识与应用技能的缺乏 ②.与经济贫困不同,数字化贫困者常常意识不到自身处于数字化贫困状态.其次,农民数字化技术和资源的应用意识和能力欠缺,导致数字经济参与程度不足.大多数农民的数字化应用水平较低,仅停留在新闻浏览、娱乐等层面,将数字化技术、设备和服务用于促进农业生产和改善生活方面严重不足.例如,２０１７年,城乡网民在即时通信使用率方面差距仅有２％,但商务交易类、支付、理财等应用使用率方面差距较大③.广大农民缺少足够能力将数字化设备、技术和服务转化为实际生产力,增加自身就业机会和提高家庭收入,反而成为数字化经济浪潮中的相对受损者.再次,农民对数字化信息辨别能力不足,容易落入隐私泄露、网络诈骗、网络陷阱,造成财产损失和人身威胁,或者沉迷于网络娱乐,耽误生产、学习和生活,成为数字化技术的受害者.尽管农村居民使用数字化资源的普及率和参与度低于城镇居民,但其遭受的网络安全问题依然严重.农村网民遭遇电脑或手机中病毒或者木马的比例为２５.２％,*或者被盗占比为２４.１％,在网上遭遇消费欺诈的比例为１６.７％①.另外,农民难以在网络世界中表达情绪、意见、诉求和偏好,成为数字化公共参与的缺席者,难以完全以利益表达主体的身份进入大数据时代的经济和扶贫决策视野.这些农村数字化贫困问题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风险:
第一,农村数字化贫困通过马太效应拉大城乡差距和加剧社会不平等.农村数字化贫困与经济贫困可以相互强化,使得经济富人成为数字强者,经济穷人成为数字弱者,强化 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从而引发新的社会分化和新一轮城乡经济分化,形成新的城乡二元结构,使得数字化贫困问题成为当代社会不平等的主要来源.
第二,农村数字化贫困限制了农村人力资本开发,不利于经济转型升级和乡村振兴.我国经济处于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关键期,依托数字化技术的新兴产业不断涌现,同时数字化技术与传统产业逐渐深度融合.无论数字化技术革新的传统产业,还是知识和技术密集型新兴产业,都对员工数字知识技能的要求越来越高.然而,庞大的农民工群体正被数字化贫困所累,缺乏足够的数字化教育,不具备数字化能力,无法满足产业升级对数字化知识和技能的要求.同时,“乡村振兴”战略实施的关键在于推进农业现代化,而构建现代农业必须用现代科学技术服务农业生产,需要依托数字化技术打造智慧化农业生产、经营和服务体系.因而,现代农业需要具备数字化知识和技能的新型职业农民和新型农业经营者.但是广大农民面临着数字化贫困问题,缺乏职业化的数字教育,难以提供现代农业要求的人力资本.
第三,农村数字化贫困问题限制了农村数字贫困人口参与社会经济活动,陷入孤立无助境地,缺乏改变生活的机会,从而造成新的社会排斥,使其难以彻底脱离贫困状态.一方面,农村数字贫困人口难以融入数字经济和分享数字红利,难以在数字经济浪潮中利用数字化能力进入新的生产部门,适应新的就业结构,实现充分就业和提高收入,被边缘化为数字化经济中的弱势群体,进一步加大了内生式脱贫的难度,加剧了返贫的风险,甚至长期陷入经济贫困与数字化贫困的恶性循环.另一方面,数字化贫困剥夺农村信息弱势群体公共参与的权利.由于农村数字贫困人口无法使用数字化公共服务,诸如数字政府、网络教育等不断兴起的在互联网上运营的公共活动和公共服务,容易丧失为自己争取权利和谋取利益的机会.
农村数字化贫困问题既是城乡 “数字鸿沟”和经济贫困的社会结果,又是数字社会中农村贫困人口抓住 “数字机遇”、跨越 “数字鸿沟”、摆脱贫困状态的重要障碍.因而,农村数字化贫困应该成为精准扶贫的重要对象和精准脱贫的重要内容.
二、数字化贫困的实质:可行能力的视角
数字化贫困是一个与 “数字鸿沟”“数字不平等”紧密关联,但又不完全相同的概念. “数字鸿沟”和 “数字不平等”将数字化社会划分为信息穷人与信息富人两大社会群体,强调两大群体之间在信息技术、工具获取和接入互联网方面的差距,重视物质层面和经济维度的因素和影响.数字化贫困不仅是社会群体间差距的问题,更是一种数字化社会的贫困问题,是与收入贫困、知识贫困等相并列的一种新贫困形式.另一方面,它不仅是物质和技术贫困问题 ,其实质是阿玛蒂亚 .森所提出的能力贫困问题 .按照森的定义 ,一个人的 “可行能力 ”是此人有可能实现的所有功能性活动组合 .换言之 ,可行能力是一个人能够完成各种可能的功能性活动以实现有价值生活的实质自由 ①.功能性活动是一个人认为值得去做的多种多样的事物 ,既包括物质层面的吃、穿、住、行等 ,又包括接受教育、体面生活、社会参与等 .因而,“贫困在本质上是能力的剥夺 ,更确切地说是 ‘可行能力 ’被剥夺的状态 ”②.
数字化贫困的实质是一种数字化社会中的 “能力贫困 ”,即贫困者的数字化可行能力不足或者被剥夺状态 .数字化的可行能力就是将社会的数字化资源转化为具有客观价值的功能性活动的能力 .例如 ,农产品的互联网销售是农民具有客观价值的数字化功能性活动 ,其相对应的可行能力就是农民个体将所掌握的数字化设备和技术转化为实际的产品网络销售的能力 .可行能力实际上是完成一系列功能性活动所必需的各种能力的集合 ,同时它也是一个具有开放性的能力集合 ,因而可行能力清单不是绝对固定的和一成不变的 .这不仅是为了增强该理论方法的广泛适用性 ,更重要的是 ,列出可行能力清单需要考虑特定的社会情景、文化环境等具体因素 .③数字化可行能力就是一种在数字化社会情景下 ,人为了生存和发展而要完成一系列数字化功能性活动的特定能力 .数字化功能性活动同样是多元化的 ,包括生产性的、生活性的、交往性的、决策性的和社会参与性的活动等不同类型 .数字化的可行能力清单应该是满足不同类型数字化功能活动所需的数字化能力的集合 ,而且同样是具有包容性、适用性和灵活性的理论框架 .本文认为通用的数字化可行能力清单主要包括以下层次和内容 :
三、农村数字化贫困的成因
农村数字化贫困作为一种可行能力的贫困问题 ,反映的现实情况就是农民个体的数字化能力不足以使其完成数字化的功能性活动 ,从而摆脱贫困状态 .农民个体的数字化可行能力受到多维度、多层面的因素影响 ,既包括宏观的结构性因素 ,又包括中观的政策性因素、市场性因素、社会性因素 ,还包括微观的个体性因素等 .不同层次和维度的影响因素相互作用 ,造成了农村数字化贫困 .
(一)结构性因素的限制作用
农村数字化贫困形成的结构性因素是那种相对稳定的、宏观的以及仅凭个人行为和个人努力无法改变的社会资源、财产和权力的分配状况 .农村的数字化贫困不仅是农民的个人特征、意识、思维和行为导致的结果 ,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结构性贫困 .经济发展水平、社会阶层结构、教育资源分配等诸多结构性因素共同限制着农民个体的数字化可行能力 .
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阶层结构分化影响着农民的收入水平和权益保障 ,特别是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农民收入水平提高 ,使得农村家庭在通信、文化、教育等领域的支出低于城镇家庭的同类支出 .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阶层分化对农民收入和教育投资水平的影响会限制农民的数字化工具获取能力和数字化服务的学习能力 .相关实证研究表明 ,西部地区村庄处于数字化贫困状态的居民占比总体高于中部和东部 ,农村经济收入低的家庭居民个人成为数字化贫困人口的概率明显高于经济收入高的群体 ①.另外 ,农村数字化贫困与受教育水平有着密切关系 ,受教育水平高的农村居民 ,陷入数字化贫困的可能性要比受教育水平低的居民低 .然而 ,目前城乡之间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 ,农村优质教育资源仍处于短缺状态 ,特别是数字化教学设施、数字化教学软件和数字化教学人才等数字教育资源严重不足 ,进而制约了农村人口的数字化能力培养 .
(二)政策性因素的支持不足
农村数字化贫困形成的政策性因素是影响农民的数字化可行能力的政府行为 ,主要包括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农村数字教育体系建设、数字公共服务提供等 .近些年来 ,我国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取得巨大进步 ,已建成全球先进水平的信息基础设施 ,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网络大国 ,但是城乡数字鸿沟问题仍然突出 ,农村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任重道远 .尽管在农村公共服务的数字化技术接入上取得了很大进展 ,“智慧农村 ”数字化管理平台和便民中心方便了农民的数字化活动 ,但是针对农民数字化能力提升的教育与培训项目仍然太少 .
(三)市场性因素的供给不足
农村数字化贫困形成的市场性因素是对农民个体的数字化能力产生影响的市场主体行为 .首先 ,农村的数字资源 (工具、服务和技术 )分配存在的供需失衡问题限制了农民数字化需求的满足 .一方面 ,数字化设施和商业服务更多出现在具有人口聚集性和经济规模性的城市空间之中 ,数字化资源已经深深嵌入城市的吃、穿、住、行等基本需求和教育、旅行、娱乐等高级需求之中 ,而农村数字化商业服务还仅限于网络购物、网络娱乐等少数领域 .另一方面 ,针对农民需求和农业生产的数字化资源有效供给不足 .例如 ,农村的数字化信息供给貌似呈现爆炸之势,但是真正能够帮助农业生产和致富的有效信息十分稀缺 ,到处充斥着医药广告、虚假宣传等无效和干扰信息 .其次 ,农村数字化工具的购买、数字化服务的资费和数字化技术的服务影响着农民的数字化资源获取能力 .再次 ,在农村数字化经济中 ,网络诈骗、网络、虚假信息等活动层出不穷 ,加剧了许多农民对数字化活动的不信任感和排斥心理 .
(四)社会性因素的制约作用
影响农民数字化可行能力的社会性因素是来自于社会网络中的家庭、邻里、社区以及其他组织和群体对于数字化活动的认知、态度、规范以及文化等 .农民数字化能力的塑造需要在应用数字化工具、接受数字化服务过程中实现 ,而这一过程对处于 “熟人社会 ”的农民而言,需要家庭理解、邻里认同、社区支持等 .例如 ,在一些 “淘宝村 ”的兴起中 ,正是形成了一定的社区氛围 ,实现了相互间的社会支持 ,促进家家户户从事电商活动 .然而 ,在对数字化活动的传统认知上 ,农村居民认为计算机和互联网是年轻人、文化人的专利 ,农村人或低学历人群、老年人不应该是其主流人群 ;计算机是娱乐工具 ,会耽误农业生产和危害农村青少年学业 ①.这种传统认知不利于农民的数字化活动得到来自于亲戚、邻居、朋友和社区的物质帮助与情感支持 .农村数字贫困者的社会网络同质性高 ,在难以获取外部社会资本支持情况下 ,无法打破社会网络的认知局限与规范限制 ,容易陷入数字贫困的恶性循环 .
(五)个体性因素的消极影响
影响农民数字化可行能力的个体性因素是微观层面的教育水平、知识素养、个人行为、心理、精神、意识等 .数字化贫困的核心问题在于将数字化资源转化为数字化功能性活动的过程 .其他层面因素固然对农民个人的数字化能力具有重要影响 ,但是农民个人是否具有能力将数字化资源转化为数字化功能性活动 ,还要取决于个人对于数字化功能活动的需求程度、接受意愿、使用动机和学习等 .农民教育水平、知识素养等个人特质 ,又影响其对数字化资源的认知和对数字化活动的需求意识、接受程度和学习等 .
四、农村数字化贫困的治理路径
农村数字化贫困的本质是能力贫困 ,是在数字化社会和数字化经济中自我生存和自我发展能力的贫困 .乡村振兴的根本在于 “人的振兴 ”.在数字化时代 ,“人的振兴 ”需要提升人自身的数字化能力 ,才能在新经济浪潮中占得先机甚至弯道超车 ,实现脱贫致富 .一味地进行经济 “输血 ”或者设备的物理接入 ,只能暂时缓解贫困状态 ,却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 .因而在政策理念和目标上 ,应改变既有以普及数字化设备为主要目标的技术中心论和以数字设备购买能力为核心的经济决定论 ,转向注重以人为中心、提升应用能力和保障数字化权利为导向的扶贫政策理念 .政府及公共管理部门需充分调动市场和社会的力量 ,激发数字化贫困主体的内生力量 ,形成政府主导、市场与社会广泛参与的合作治理格局 ,并在此基础上创新农村数字化贫困治理的具体路径 .
(一)促进教育资源的公平配置 ,构建全方位的数字教育体系
从农民数字化知识、素养和技能不足角度而言 ,数字化贫困根源在于教育资源配置不平等所导致的数字教育缺失 .全面实施农村数字教育扶贫是消除农村数字化贫困的根本所在 .农村数字教育扶贫首先要求公平、合理地配置教育资源 ,构建包括学前教育、义务教育、普通高中、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网络教育等在内的全方位数字教育体系 ,让广大农村人口享受充分的数字教育 ,积累农村数字化人力资本 ,真正变 “输血 ”为 “造血 ”.
第一 ,优化基础教育资源的公平配置 ,继续加大对农村学校进行补偿性投入 ,配套数字化基础设施和教育设备的同时 ,重点建设针对数字教育的软件资源 .同时 ,对处于 数“字弱势”家庭的学生和农村留守儿童 ,政府应提供补偿性的数字化技术应用指导 .另外 ,政府对农村教师应进行补偿性的数字化应用能力培训 ,培养和配备专业的数字化教育人才 .
第二 ,加强农村义务教育体制改革 ,在扫除文盲基础上 ,防止出现新一代的 “数字盲 ”.数字素养是数字时代的基本要求 ,是与听、说、读、写同等重要的基本能力 .充分发挥教育 “授人以渔 ”的作用 ,提升农村青少的数字知识水平和生存技能 ,增强改变自身命运的能力 ,从而阻断数字贫困和经济贫困的代际传递 .首先 ,进一步健全农村义务教育政府投入保障机制,加大农村义务教育投入 ,并充分发挥社会化办学的优势 ,聚集全社会资源优势 ,为农村青少年的数字教育提供足够的支持 .其次 ,将数字化知识和技术纳入农村基础教育体系 ,建立完善的数字化知识课程体系 ,并加快推进农村中小学校课堂的数字化建设 ,实现数字化技术与教学过程、文化教育与数字教育的有机结合 ,从而培养农村青少年的数字化意识和素养 .
第三 ,政府应加大对农村职业教育的投入力度 ,新增数字化公共资源应向边远、贫困农村地区的职业教育倾斜 .针对农业生产经营的要求 ,发展针对数字化知识和技术的农民职业教育 ,提升农民在现代农业生产、经营、流通和服务中应用数字化技术的能力 ,培养适合现代农业生产体系的新型职业农民 .
第四 ,政府引导市场和社会力量发展帮助农民进行数字知识学习的网络教育和公益培训 .利用互联网重新配置教育资源 ,针对农业生产经营的技术要求和农民群体的生活需求 ,引导市场化的教育机构发展适合农民接受的数字化知识和技术的网络教育 .政府还可以引导社会公益组织和志愿者深入广大农村地区开展多种形式的数字化知识和技术培训 .
(二)推动农村数字化资源发展 ,实现数字公共服务均等化
互联网及相应的数字基础设施和服务正在成为人类生产、生活和发展的必需品 ,其作为公共产品的特征日益凸显 ,就如同基本医疗、义务教育、公共交通等一样 ,需要政府承担数字公共服务供给的主体责任 ,并引导市场和社会的力量共同参与和合作治理 .
第一 ,在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上 ,引入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 .按照 “公益性项目、市场化运作 ”理念 ,鼓励地方政府和社会资本设立农村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基金 ,将农村数字基础设施项目整体打包 ,提高其收益能力 ,并建立运营补偿机制 ,保障社会资本获得合理投资回报 .
第二 ,在扩大数据共享、数字服务上 ,政府应加强与企业、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合作 ,建立农业大数据共享平台 ,对农产品的生产、流通、销售等环节进行动态监测 ,整合农业科技信息、农资供求信息、农产品需求信息、涉农普惠金融信息、保险信息、补贴信息等 ,推动农业数据信息共享 ,帮助农户通过数字化渠道完成农产品交易 .同时 ,引导互联网企业提供更深层更多元的农村互联网应用和服务 ,激发农民多元化的数字化需求 .
第三 ,在数字化技术和知识普及上 ,采取政府向社会购买公共服务的方式 .一方面 ,政府可以与公共性组织合作 ,结合 “智慧社区 ”建设 ,在农村中小学、社区中心、乡村图书馆等公共场所普及数字技术设备 ,并配备数字化技术辅导人员 .另一方面 ,政府向社会公益组织购买数字化技术和知识的普及服务 ,包括电脑、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硬件使用和软件下载、使用等能力 ,例如微信、支付宝等基本数字生活软件和关于农业生产的相关软件的使用 .
第四 ,建立数字援助体系 ,保障农村贫困人口的数字化权利 .在数字化社会 ,数字化权利应当成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 .当个人缺乏数字资源的获取能力和使用能力而导致生产和生活被社会排斥时 ,政府应对其实施援助 ,保障公民参与数字化活动的机会平等 ,以缩小社会群体间的数字鸿沟 ①.建立完善的数字援助体系 ,首先要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其次要设立专门的援助机构或组织 ,建立完善的援助程序 ,构建结对帮扶、定向援助等形式 ,还要完善配套的数字化设备捐赠、数字化技术援助、数字化服务援助以及数字化教育援助等政策 .
(三)引导数字化技术与现代农业对接 ,推动乡村振兴
第一 ,推进农村电商与农业生产的对接 .依托大型电商企业 ,加强农村电商网点建设 ,提高农村电商网点覆盖率 ,发挥基层政府、社会组织和电商企业的积极性 ,开展电商进入农村的综合示范项目 ,为广大农民参与电子商务提供便利条件 ,为提升农民参与数字化经济活动的能力创造机会 ,进而提高农民的就业机会、收入水平 ,降低农业生产的市场风险 ②.
第二 ,推进数字化技术基础上的智慧农业发展 ,为农民创造农业生产的 “数字红利 ”.首先,引入数字化技术 ,打造数字化时代的现代农业 .发挥好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的载体和引擎作用 ,打破农村时空局限 ,消弭城乡数字鸿沟 ,促进农业生产、流通、消费方式智慧化转型升级 .其次 ,运用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技术 ,打造标准化农业种植管理模式,降低农业生产成本 ,提高农产品品质 .再次 ,运用大数据宏观调控农业生产经营 ,有效指导农产业经营活动 ,避免盲目生产和非理性决策 .
精准扶贫工作的深入推进和 “乡村振兴 ”战略的顺利实施处于一个正在兴起的数字化社会之中 ,需要关注数字化革命带来的新贫困形式 .农村数字化贫困的实质是农民数字化能力的不足 ,根本上体现的是农民的数字化知识、素养和技能的缺乏导致其对社会经济参与权利的不足甚至剥夺 .农村数字化贫困群体的数字化知识和能力的不足使其难以获得优质数字化资源和享受均等化的数字公共服务 ,难以深入参与数字经济活动 ,更难以在网络化的公共参与中表达自身的意见和诉求 ,从而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数字化权利 .因此 ,消除农村数字化贫困必须以提升农民的数字化能力和保障农民的数字化权利为核心 ,首先从教育入手 ,公平合理地配置教育资源 ,构建多层次数字教育体系 ,同时推进农村数字公共服务均等化 ,发展数字化下的现代农业 ,从而让广大农村人口共享数字化经济的发展成果 ,最终实现美好生活 .
(责任编辑 :李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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