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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经验方面论文怎么写 和《救荒活民书》的历史经验和现实方面专升本论文范文

分类:毕业论文 原创主题:经验论文 发表时间: 2024-03-03

《救荒活民书》的历史经验和现实,本文是关于经验方面自考毕业论文范文与《救荒活民书》和现实启示和历史经验有关参考文献格式范文.

摘 要:《救荒活民书》是南宋董煟所著的荒政专著,该书系统总结了历代荒政之策,评价了先贤的治灾之思,对后世影响较大.该书将“以民为本”作为荒政原则,系统性提出了救灾的对象识别、组织实施、救灾导向、生产恢复等多种策略,具有较强的现实价值,尤其是对当前我国的精准扶贫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要充分借鉴《救荒活民书》体现的救灾经验,继续秉承“以人为本”的扶贫原则,充分利用好“市场之手”,重视发展生产继续提升“造血能力”,形成社会扶贫的合力,有利于精准扶贫战略的推进与实施.

关键词:精准扶贫;《救荒活民书》;市场导向;以民为本

中图分类号:S-09文献标志码: A文章编号: 1004-390X(2018)05-0107-06

《救荒活民书》是南宋董煟所著,该书主要阐述了历代救荒实例与制度,描述了宋代救荒制度以及宋代名臣的救荒思想及其实践等.宋代作为一个灾害频发的王朝,对“救荒之政”尤为重视,探索了一套完整的救荒之政.

  “救荒”与“扶贫”二者虽有本质之别,但其“活民”思想却有异曲同工之处.《救荒活民书》本着“以民为本”的救荒思想,其救荒用人、赏罚、安排、引导等诸多策略,对我国精准扶贫具有一定的启示.“立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实现中华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1],充分借鉴《救荒活民书》的思想智慧,推进我国精准扶贫的战略实施,具有较强的现实价值与意义.

一、董煟及《救荒活民书》思想

(一)董煟及《救荒活民书》

  董煟,字季兴,南宋治荒名吏.绍熙四年(公元1193年)进士.曾在瑞安(今浙江省)任知县.任职不久即遇大雨,灾情十分严重.董煟本着“活民”思想,一面上报朝廷请求救济,一面组织官员实地考察制定救荒之策,终平复灾情.后董煟根据自己的救灾实践和心得撰写了《救荒活民书》“立救荒策,民赖以苏.宁宗召褒之……进《救荒活民书》”[2].宁宗褒奖其“忠惟报国,诚在爱民”,赐通仪郎,并下诏书命令将此书刊行各郡县.清纂修的《四库全书》收入了董煟的《救荒活民书》,乾隆帝极力推崇,认为此书“实有经济,与同时空谈性学者殊”[3],随即刊发颁行全国实施.邓云特在他编著的《中国救荒史》中,对董煟和他写的《救荒活民书》在中国救荒史上的重要地位和贡献给予很高的评价[4].

  董煟的《救荒活民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考古以证今”,记录了历代的救荒之策,并给予了评价;第二部分“条陈今日救荒之策”,描述了宋代的救荒之法,主要包括“常平、义仓、劝分、不抑价、禁遏籴”几个部分;第三部分“备述本朝名臣贤士之所议论施行”,主要对宋代大臣关于救荒思想及其实践的描述和评价.

(二)《救荒活民书》的主要思想

  1.荒政指导原则:以民为本施惠于民

  《救荒活民书》认为,救荒异常重要.处置得当则可赢得民心,而处置不当,则会失去民心,进而民怨沸腾,流民四起,关乎国家治乱.“水旱灾伤而不知以民为念,其祸必至”[5],正如“灾伤之民救之于未饥,则用物约而所及广”[6].“仓谷本以备荒,发之无罪.不敢发者……而坐视民死,可谓有人心乎?”[5],“救荒无术则民有流离饿殍转死沟壑之患” [5].一旦荒政处理不善,必当流民四起,“民必思乱,其祸有不可测者” [5].

  《救荒活民书》极力推崇历代施行仁政的救荒之政.董煟认为唐太宗以人为本的荒政之策“真至治不世出之主哉”.反之,唐僖宗广明年(880年)由于治灾不力,以致灾民四起.“乾符中大旱,山东饥……怙权用事……王仙芝、黄巢起”[7].统治者救灾不力,民怨沸腾,所以董煟极力强调救荒之重.与此同时,汉初休养生息的政策也备受董煟推崇.“汉文帝后元六年,大旱蝗,弛山泽、发仓庾以济民”[5],对此,董煟评价说:“汉家救荒,大抵厚下”[5].正所谓“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8],百姓生活是否富足,与统治密切相关.所以董煟认为“王者以天下为家,不以私藏为意也.高宗拨内库钱除被水下户之积欠,且曰本是民间钱,却为民间用,复何所惜,真王者之度欤!”[5].

  2.荒政救助对象:以中下主户以及客户为主

  按照一般意义上的理解,农民都应该纳入到救灾保障中,实则不然.主要原因在于:(1)很多非农人口长居于乡村,这些乡村居民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农民,他们从事的是非农职业,诸如工商等.(2)即使是乡村农民,也并不是全部一概保障.其保障的主要对象在于主户与客户.宋代将民户分为两类,即主户与客户.在主户中,又根据占田数量分为富裕、中产、贫下五等.在灾荒中,往往沦为贫困人口.因为灾荒之下,“唯中下户最可悯怜”[9].因此,灾荒之后,“中户转为下户,下户转为贫民,则流离饿死,或为盗贼”[10].“室庐之备,耕稼之资,刍粮之备,百无一有”[11],故救灾主要是保障中下主户以及客户等.

  为此,宋定了贫困线.其具体标准是将乡村五等户中占田 20亩以下的人户称为“贫民”.按照这一标准,宋代贫民,主要是拥有 20亩以下的田地或等值产业的户主.这一贫困线的划定,为后续救灾提供了一定的依据保障.

  3.救荒组织实施:严选官员严明赏罚并重视民间力量的发挥

  (1)救荒需用人得当,严明赏罚

  救荒是否得当,与选人用人关系很大.所谓为政在人,荒政之策需尤为重视救灾官员的任用、考核,严明赏罚.《田锡救荒论》中,有一起因官员救灾不力以致白骨露野,建议皇帝“面责官员,观其何辞以对”[5].《救荒活民书》认为,“相得人,可不至大荒”[5].救荒之时,需要不拘一格用人才.

  在《救荒活民书》中,董煟列举了很多有才干官员的救灾实例.例如,王尧臣替灾民减死的实例表明他有爱民之心.“岁大饥,群盗发民仓廪.吏以法当死,尧臣曰:此饥民求食尔,荒政之所恤也于是全活千余人……”[5].再例如刘彝给米收弃子中,“会江西饥歉,民多弃子于道上.彝揭榜通衢,召人收养,日给广惠仓米二升,每月一次,抱至官中看视.又推行于县镇.细民利二升之给,皆为字养,故一境生子无夭阏者”[5].还有官员拿出自己的俸禄救济灾民的,“仁宗时,扈称为梓州路转运使.属岁饥,道馑相望.称先出禄米……赈民而全活者数万人.降敕奖谕”[5].这些有才干的官员应该得到奖赏,而那些不以民为本的官员则要加以严厉处罚.

  (2)救灾需重视民间力量的发挥

  灾害发生,仅仅依靠政府难以达到良好的救灾效果.董煟认为“天下有田而富之民……遇饥馑……以救饥民,为异时根本之地哉!”[5].他甚至提出“莫若劝诱上户、富商巨贾,俾之出钱,官差牙吏,于丰熟去处,贩米豆,各归乡里,以济小民.”[5].他举了很多官员充分调动民间积极性救灾的实例.例如向经以圭田租赈饥民中,“先以己圭田所入租赈救之.已而富人皆争效慕出粟,所全活甚众”[5].富弼青州救灾中,“官吏皆书其劳……出于至诚,人人为尽力……流民各以远近受粮而归,凡活五十余万人”[5].这些实例,都是充分发挥民间力量,引导民间力量参与救灾的例证,表明《救荒活民书》内的荒政社会力量参与思想.

  4.救荒策略:市场导向与生产恢复并举

  (1)注重市场机制的发挥

  强制劝分等措施会带来一定的问题,为此,董煟建议应该要充分发挥市场导向平抑粮价.董煟认为“惟以不劝劝之”是劝分的最佳实现路径.《救荒活民书》卷二《劝分》云:“官不抑价.利之所在,自然乐趋,富室亦恐后时,争先发廩,则米不期而自出矣”[5].“民户有米,得价粜钱,何待官司之劝?只缘官司以五等高下,一例科配,且不测到场检点,故人户忧恐,藉以为名,闭籴深藏,以备不测”[5].说明按照市场规律,只要有利可图,民户会主动卖米.他举文彦博减价粜米的事例,说:“文彦博在成都,米价腾贵,因就诸城门相近寺院,凡十八处,减价粜米,仍不限其数,张榜通衢.翌日,米价遂减,前此或限升斗出粜,或抑市井价直,适足以增其气焰,而价终不能平,大抵临事须当有术”,他评价说:“臣谓此非特能止腾涌,亦以陈易新之法也”[5].他又举了吴尊路的事例,“吴尊路知通州时,淮甸灾伤,民多流转,惟尊路劝诱富豪之家,得钱万贯,遣牙吏二十六次,和赁海船,往苏、秀收籴米豆,归本处依元价出粜,使通州灾伤之地,常与苏秀米价不殊”[5].他认为,“劝之出米,则愈不出,惟以不劝劝之,则其米自出”[5].说明按照市场规律,可以充分控制,达到救济的目的.

  (2)以工代赈恢复生产

  仅仅依靠政府的一味救济难以实现可持续的救助.董煟深刻地意识到这一问题,他认为救灾为表策,恢复生产方为长久之计.范仲淹即是其中代表之一.范仲淹知苏州时提出了灾荒之时召民为役的思想.“召民为役”即以工代赈,兴修水利设施带动就业,改善基础设施条件推动生产.又如“熙宁七年正月,河阳灾伤,常平仓赈济,斛斗不足,乞更发省仓.诏赐常平谷万石,兴修水利,以赈饥民”[12].对此董煟曰:“以常平谷万石,兴修水利,以济饥民,此以丁役救荒者也.[5]” 这种以恢复生产的措施,不仅通过以工代赈解决了灾民的无衣食之困,还发展了基层生产,兴修水利,对于推动生产恢复、节约国家救灾成本等都具有一定的启示价值.

  董煟救灾思想,尝试性地突破了“弃百事而专意于待升合之食”的救助困境,创造性地以推动生产、增加就业机会来救灾救助,具有较强的创新性.

二、《救荒活民书》对精准扶贫的现实启示

(一)扶贫需以人为本

  “真扶贫,扶真贫”.当前层面大力推进扶贫战略,但是在不少各地地方政府的扶贫过程中,没有充分体现出“以人为本”的思想内涵,做表面工程,不做实际工作,导致扶贫是“绣花球”.总书记多次强调,“脱贫攻坚工作要实打实干,一切工作都要落实到为贫困群众解决实际问题上,切实防止形式主义,不能搞花拳绣腿,不能搞繁文缛节,不能做表面文章”[13].救灾工作十万火急,要真抓实干,一旦“花拳绣腿”,必当白骨露野,流民四起.扶贫工作亦为当前党和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要“真扶贫,扶真贫”,以人为本,真抓实干,推进我国精准扶贫的战略实现.

(二)扶贫需重视发展生产继续提升“造血能力”

  致贫因素多种多样,其中不乏因懒致贫.扶贫先扶志,脱贫先脱懒,重视生产与就业,不再等待政府救济是扶贫可持续的关键之策.总书记多次强调,扶贫需要发展生产,强调“扶贫先扶志”.《救荒活民书》中列举了多种发展生产之策,这与当前精准扶贫工作要求发展生产一脉相承.《曾巩劝谕赈粜》中,“出粟五万,贷民为种粮,使随岁赋入官.农事赖以不乏.臣同:此策同善”[5].针对部分官员只是一味发放补贴的做法表示了批评.他认为灾民每天都等着政府的救济,自己而不生产,这样的救灾是不持续的.发展生产,促进就业,对精准扶贫具有一定的启示.当前我国精准扶贫的推进要继续立足于村级特色产业,依托优势资源,发展特色生产.努力提升劳动素质与精神文明素质,通过就业能力提升、创业能力改造,提升致富能力,由“输血扶贫”转变为“造血扶贫”.

(三)精准扶贫要用好“市场之手”

  《救荒活民书》中十分注重市场的调节.在《救荒活民书》中,董煟列举众多事例,提出利用市场机制平抑米价,例如卷二《禁遏籴》中提出“非惟舟车辐凑,而上户亦恐后时,争先发廪,而米价亦自低矣”[5].就是对市场的正确利用.当前我国精准扶贫也要充分用好“市场之手”.在当前地方政府的扶贫中,大多数官员认为扶贫是政府唱主角,在资金投入、人员安排、项目推进等,政府当“独当一面”.“政府之手”在扶贫工作中尽管发挥着核心主导作用,但是精准扶贫也要用好“市场之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市场资源配置作用愈发明显,不少地方政府扶贫中,也充分利用了市场的导向,通过“政府搭台、市场唱戏”,对促进地方政府精准扶贫工作作用显著.通过特色产业带动就业创业,充分利用“市场之手”推进社会扶贫成效显著.亿利资源集团的“库布其治沙脱贫模式”,打造了千亿规模的沙漠绿洲经济产业带,走出了一条“生态与生意并举、民生与市场共赢”的精准扶贫新路子,不仅是总书记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绿色发展理念、共享发展理念的生动体现,还是地方政府利用“市场之手”探索出扶贫发展的新模式.“政府之手”与“市场之手”“连台搭戏”“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为提升精准扶贫的层次和水平,一定要用好市场这只灵巧、刚硬的大手.

(四)精准扶贫须形成社会合力

  《救荒活民书》中多次强调社会对于救灾的重要性,精准扶贫亦要继续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形成扶贫的合力,广泛动员社会力量扶危济困.近年来,在精准扶贫的工作实践中,取得了一系列工作成效,但是以政府为完全主导的扶贫模式在部分地区依然存在,精准扶贫须形成社会合力.总书记多次强调,扶贫工作要“切实强化社会合力.扶贫开发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要动员和凝聚全社会力量广泛参与.要坚持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等多方力量、多种举措有机结合和互为支撑的“三位一体”大扶贫格局,健全东西部协作、党政机关定点扶贫机制,广泛调动社会各界参与扶贫开发积极性”[13].《救荒活民书》中认为,救灾救助亦可调动社会积极性,该书多次提到社会力量的参与价值,形成了较为完善的社会救助体系.结合当前我国精准扶贫的现实实际,可以得到的启示有:第一,在基础设施建设中,可以充分吸引社会力量,利用PPP等模式,完善道路、医疗、学校等基础设施建设,解决地方政府基础设施建设的财政短板.第二,要依靠龙头企业,打造农村产业链条,形成脱贫攻坚的产业支撑,带动特色产业发展,解决农村就业,促进持续发展. 第三,要将社会各界力量向基层聚集.脱贫攻坚是一场持久战,依靠基层干部是难以实现的,要激发全社会的力量,充分的调动社会资源,激发社会的技术、资金、市场等各方面的力量,尤其是社会科学界、金融界以及教育、文化界等方面的力量,给予精准扶贫一定的金融支持、教育支持和技术支持等等,提升贫困地区的造血能力.

三、余论

  《救荒活民书》是董煟所著的救灾之策,是中国历史上论述最全、影响最深的荒政论著.《救荒活民书》不仅对宋代的救灾政策产生了一定影响,同时还对明代、清代的荒政影响深远.《救荒活民书》内的救荒思想、救荒政策,主要体现了“以民为本”“市场导向”“荒政组织”“生产恢复”等多个角度.我国精准扶贫工作,不仅是对《救荒活民书》内荒政核心思想的延续,更是对《救荒活民书》的发展,充分体现出了以人为本、共同富裕的思想理论内涵.在未来扶贫之路上,要继续秉承“以人为本”的内涵,利用好“市场之手”,形成社会合力,推进精准扶贫目标的实现.

  精准扶贫、乡村振兴是新时期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径之一.在我国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救荒、扶贫、重农等问题也曾引起过足够重视.先秦时期《周礼》曾有言:“夫民之大事在农,上帝之粢盛于是乎出,民之蕃庶于是乎生,事之供给于是乎在,和协辑睦于是乎兴,财用蕃殖于是乎始,敦庞纯固于是乎成,是故稷为大官”[15].两汉、唐宋、明清等朝代亦对农事尤为重视.荒政不仅是救荒之政,更是重农、民本思想的深刻体现.我国在新时代促进乡村振兴,推进精准扶贫,实现共同富裕,与历朝历代荒政思想同根同源.即使扶贫与乡村振兴与荒政等思想其根本目的差异显著,但是我们可以借鉴其可取之处,为新时期我国精准扶贫的战略实现注入传统文化的活力.

  不仅仅是《救荒活民书》,我国历朝历代的荒政,其经验对我国当前精准扶贫都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当前我国精准扶贫虽然稳步推进,但是在实施过程中亦存在诸多问题需要完善.这些问题既有贫困户精准识别的问题,又有部分地区精准扶贫变为“精准填表”的问题,还有个别地区扶贫“受鱼不受渔”的问题.无论是纵观《救荒活民书》,还是历朝历代的荒政思想,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上述问题.例如清代在荒政贫户的精准识别中,按照粮食多寡、房屋优劣、健康好坏等多重指标,按村评价.这种评价标准不仅有完善的细化指标,且体现出了评价的集体与性,具有借鉴意义.再例如明代在荒政实施过程中,结合贫户实际情况, 把灾民分为六等,“曰极贫之民便赈米,曰次贫之民便赈钱, 曰稍贫之民便转贷”[16].每一等级实施不同的救助标准,力争救灾的公平性.当前我国部分地区扶贫乃是“一刀切”,导致扶贫的内部不公平性产生,可以借鉴明代的荒政思想对贫困户进行精准划分,实施不同的救助方案.明清时期,对于灾民的救助,亦以工代赈、发展生产,贷粮贷种再生产等“救之以渔”,这对部分地区精准扶贫只输血不造血具有较强的启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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