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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证研究类有关论文范例 跟员工家庭幸福观多维取向与其影响因素的实证有关研究生毕业论文范文

分类:毕业论文 原创主题:实证研究论文 发表时间: 2024-01-19

员工家庭幸福观多维取向与其影响因素的实证,该文是关于实证研究专科毕业论文范文跟实证研究和幸福观和取向类自考开题报告范文.

摘 要: 本文根据四川省妇联2015 幸福家庭的调查数据,对员工家庭幸福观是否存在多维取向及其构建过程中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实证结果表明,员工的家庭幸福观确实是多维取向的,教育程度、居住稳定性、社团支持等影响因素对其家庭幸福观多维取向具有显性正向作用,并在1% 水平上显著.因此,在构建员工家庭幸福观评价指标时要参评以上三个因素;企业在开展员工帮助计划时,要重视员工人力资本差异性,并与其他社会组织紧密配合,事半功倍提高员工的家庭幸福感.

关键词: 员工家庭幸福观多维取向影响因素

一、问题由来

幸福作为一种生命存在方式和社会心理感受状态,个人是否感到幸福,主要取决于当事人主导需要是否得到满足.幸福观,主要指当事人对幸福是什么的根本看法,它是当事人认定哪些需要具有主导、优势性,从而确立的一套自身评价标准,即幸福观是主观幸福感的内在价值判断核心.主观幸福感,指当事人根据自身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评估,其内涵主要包括情感平衡、生活满意度两大层面,情感平衡是一种情绪情感的综合体,生活满意度是当事人对其生活的综合判断,二者形成都要受到其工作、家庭、婚姻、生活的全面影响.

当今,随着经济利益诉求日趋多元化,企业员工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多元性凸显,其主导需求之间的矛盾冲突也日益明显,职业倦怠、高离职率及其内部之间冲突也随之提高,除了直接受到组织内部因素影响外,还与其家庭幸福观有着极大关联.因此,提升员工主观幸福感不仅仅局限于工作满意度,还应当积极关注员工的家庭幸福建设.员工在判定家庭幸福时的多维取向,以及幸福观会受到哪些人文及社会因素的影响,这些问题对企业提升“幸福管理”模式的着力点选定,比如员工帮助计划(employeeassistanceprogram,EAP)项目开展有着重大指导意义,这也对幸福评价指标体系构建有着重大理论意义.

二、文献及假设

1. 幸福观多维取向

近年来,关于幸福的学术研究主要集中于“幸福观”及“主观幸福感”.江传月在文献综述中表明,现当代西方典型的幸福观有禁欲主义、享乐主义、功利主义、马克思主义.禁欲主义强调精神层面满足的唯一性,排斥生命本身的满足,属于单维度,因与人性相背离,故被民众抛弃.目前占主流的是享乐主义和功利主义,前者强调快乐就是幸福,无论是生命本身上的,还是精神上的,并且精神层次的快乐更高;后者强调精神上或道德上的自我完善才是幸福,但并不排斥生命本身因快乐而带来的幸福感;二者都强调幸福内涵的二维性.马克思主义幸福观从不同侧面对幸福加以论述,极大地丰富了幸福内涵,不仅认为生理和社会是幸福基础,劳动和创造是幸福之源,还强调生命是幸福载体,其多维性更加明显.王晓钧结合社会情景构建了幸福观取向理论,提出并证实幸福观有社会、个人、积极、消极等4 种取向维度.目前对幸福观取向的调查数据主要来自大学生,居于前3 位的幸福取向分别是身体健康、家庭温暖/ 美满、事业成功/ 自我价值实现.据徐安琪对上海、兰州2200 个家庭的调查数据显示,普通人家庭幸福观可归纳为16 个类别,并通过聚类分析进一步得出家庭幸福感具有感受、关系、条件等3 种取向维度.

由此可见,当事人在判定其家庭是否幸福时,确实存在多维倾向.假设H1:员工在判定其家庭是否幸福时,其评判标准是多维的,即当事人所认可的幸福评判标准数目大于1.

2. 幸福观多维取向的影响因素

由于员工个性及社会化历程具有差异性,对社会影响因素的敏感程度也会不同,对幸福的感知、评价也相异,其幸福观取向也因人而异.多少维度会被当事人选中来构建其幸福评价标准,其人文特征及当事人所受到的影响因素就显得比较重要.

已有的幸福观影响因素研究,多数聚焦于被访者的性别、年龄、婚姻、受教育程度、职业、经济收入、社会支持等方面.比如Wilson 于1967年就详细探讨了以上因素与幸福观的关联性.任志洪等在幸福影响因素综述中发现,其客观因素主要集中在家庭环境、生活事件、经济、社会支持等方面.柯燕等在对500 名武汉市市民的调查数据分析中得出,居观幸福感受到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共同影响,其中客观因素可通过影响主观因素,从而使其对居民幸福观影响更为显著,特别是制度因素.徐安琪在探讨经济因素对家庭幸福观的影响机制研究中发现,经济收入并非是影响家庭幸福观的主要因素.故“经济收入”就不纳入本文探讨范围.罗楚亮、陈钊、严静等研究了户籍对人们幸福观的影响,其中严静还研究特殊家庭(比如留守、残缺家庭)的幸福观.魏丹等在对家庭幸福影响因素研究中,发现年龄、社会性别观念对家庭幸福影响显著.因此,本文在确定影响幸福观自变量时,年龄、教育、户籍、性别、职业、社会支持、家庭结构等因素也会纳入本文研究范围.结合四川2015 幸福家庭调查问卷,本文确定的影响因素为年龄、户籍、受教育程度、职业正规性、居住稳定性、社会性别意识、社团支持等七个层面.

(1) 年龄与幸福观多维取向.随着年龄增加,个人生活阅历就越丰富,对什么是幸福的认知也越深刻,能更有效地结合自身标准对幸福去伪存真,其幸福观构建层面也会随之而减少,并且年龄越大,其减少效果就越明显.

假设H2:随着员工年龄增加,其家庭幸福观多维取向会随之减少.(2) 户籍与幸福观多维取向.相对农村而言,城镇更是某个区域的经济、文化、政治中心,其居民更容易受到新思想观念、新生活方式的影响,在其幸福观构建过程中也有更多机会受到影响,其幸福观多维取向的可能性就有可能.

假设H3:相对农村籍员工而言,城镇籍员工的家庭幸福观多维取向更明显.

(3) 受教育程度与幸福观多维取向.一个人受教育程度越高,意味着他接受到的他人知识经验越多,学习过程中不断内化的知识经验也丰富,他越有可能从不同层面对幸福观加以考察,其家庭幸福观层面就越多样化.

假设H4:随着员工受教育程度的增加,其家庭幸福观多维取向会随之增加.

(4) 职业正规性与幸福观多维取向.职业正规性取决于劳动者就业单位性质.一般而言,在我国政府机关、事业单位、国企就业,其职业就很正规,工作稳定性高;而在民营企业、个体工商户、外出打工者等因不正规,其工作稳定性较低.职业越正规,其收入、福利、社会保障等就越具有稳定性,其家庭建设也更具有可预见性、规划性,其顾及的家庭幸福层面有可能就越多.

假设H5:员工从事职业越正规,其家庭幸福观多维取向更突出.

(5) 居住稳定性与幸福观多维取向.居住稳定性是相对于离家在外时间长短而言的,如果某人经常性出差或者长期在外,可能会对其家庭结构完整性带来损伤,导致家庭部分功能不能有效发挥,比如养老、抚育后代及夫妻情感培育等,从而导致当事人幸福观构建片面化.

假设H6:员工的居住稳定性越强,其家庭幸福观多维取向就越明显.(6) 社会性别意识与幸福观多维取向.社会性别意识,主要指男女所呈现的性别差异是由社会文化所建构,而不是由自然生理差异决定.当面临男女差异性比较明显时,社会性别意识越强的人,就越有可能从社会制度、权力结构、家庭、就业、教育等诸种制度因素层面来考虑、处理问题,其幸福观层面更有可能涉及到男女平等、包容和谐等层面.

假设H7:员工的社会性别意识越强,其家庭幸福观多维取向会随之增加.

(7) 社团支持与幸福观多维取向.社团支持来源是多方面的,本文关注的是社团是妇联.妇联作为党和政府联系妇女群众的桥梁纽带,积极开展“幸福家庭”等一系列主题活动,极大促进了家庭文明建设,也扩充、提高了个人家庭幸福观层面.

假设H8:社团支持越能满足员工需求,其家庭幸福观多维取向就越显著.

三、实证研究设计

1. 数据来源及说明

本文数据来自于四川省妇联2015 年开展的幸福家庭调研,调查问卷自制,采取分层随机抽样,共获取1000 份问卷,经整理剔除指标缺失问卷,共获取935 份有效问卷,Cronbach 系数值为0.783,所获数据具有较高可靠性.

2. 研究变量

(1) 因变量及符号代码.“幸福观多维取向”问题项是“如果您家庭很幸福,幸福主要取决于____ 个方面”,问题选项为“A. 自己有住房、B. 有较高收入、C. 子女成才、D. 家人关系和睦、E. 心态好、F. 家人健康、G. 邻里关系和睦、H. 其它”,本文把该问题项认定为因变量“幸福观多维取向”,变量代码用TH 表示.

(2) 自变量及符号代码.问卷中主要涉及自变量为年龄段(1等于20 ~ 29岁,2等于30 ~ 49 岁,3等于50 ~ 60 岁),变量符号为PA;户籍(0等于 农村,1等于 城镇),变量代码为DR;受教育程度(1等于 初中及以下,2等于 高中、中职及中专,3等于 大学,4等于 研究生及以上),变量代码为DE;职业正规性(0等于 民营企业、个体工商户、打工人员,1等于 国企、机关事业单位),变量代码为ON;居住稳定性(1等于 常年在外,2等于 经常外出,3等于 经常在家),变量代码为SD;社会性别意识(1等于 弱,2等于 中,3等于 强),变量代码为SS;社团支持采用七分法标识,“1”表示完全无效,“7”表示完全有效,变量代码分别为VA.

3. 实证模型

在构建员工家庭幸福观多维取向及其影响因素模型过程中,以“家庭幸福观多维取向”作为被解释变量,并建立多元回归模型,具体模型如下:

.其中表示员工的家庭幸福观多维取向;表示所有影响的因素自变量;为各自变量的回归系数,表明各自变量对的影响程度及影响方向;为随机误差,表示所选择变量之外的其他因素影响作用.

四、实证数据

1. 变量描述性统计

本文研究对象为所获取的935 位有效家庭户样本,都是企事业单位在职员工,其男女比例为4:6.在所获取变量结果中,“家庭幸福观多维取向”的值为3.60&plun;2.205,大于1;并在表2 中的常数项为1.085,也大于1,并且在1% 水平上显著,即员工所认可的家庭幸福评判标准不止一个,故假设H1 得证.

变量间的Pearson 相关系数见表1,七个自变量都与“家庭幸福观多维取向”相关,其双尾检验都显著,这说明:所有自变量都与“家庭幸福观多维取向”具有线性关系,可以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进行检验.

2. 解释变量对幸福观多维取向的回归分析

由表2 可见,各变量相应的方差膨胀因子(VIF)介于1.035 与1.681之间,都小于10,这表明本文构建的实证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调整后的R 平方值为0.236,说明本文所选自变量能解释因变量“员工家庭幸福观多维取向”的23.6%.本文所涉及的自变量中,“受教育程度、居住稳定性、社团支持”对员工家庭幸福观多维取向具有正向作用,并且在1% 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受教育程度越高、居住越稳定、社团支持活动效果越好,就越能影响员工家庭幸福观的多维取向,即假设H4、H6、H8 得到验证;而H2、H3、H5、H7 因其在10% 水平上不显著,在本研究中并未得到进一步证实,进而排除年龄、户籍、职业正规性、社会性别意识等影响因素.究其原因而言,这些影响因素在本研究中被排除的最大可能是由于调查对象数据来源的地域性,特别是以成都休闲文化为代表的亚文化对本地员工的三观影响较大,从而影响到调查对象对幸福的认知及幸福标准的认定,这有待把地域文化作为调节变量进行后续研究.因此,本文构建的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为:

TH等于1.085+0.334×DE+0.447×SD+0.321×VA+ε

五、结论及建议

1. 研究结论

本文以四川省妇联2015 幸福家庭的调查数据为依据,对员工家庭幸福观多维取向的存在性以及相关影响因素进行了理论及实证研究.本研究发现:

(1) 员工家庭幸福观具有多维取向性,其平均数目为3.6 个,并且构建模型的常数项为1.085.据调查数据显示,居于前3 位的选项分别是家人关系和睦(72.2%)、家人健康(64.7%)、心态好(57.4%).

(2) 在员工家庭幸福观多维取向过程中,受教育程度、居住稳定性、社团支持都会对其家庭幸福观多维取向产生影响,并具有显著正向作用;而其它因素影响作用也存在,但不显著.其中“居住稳定性”对员工家庭幸福观多维取向影响最大,“受教育程度”次之,“社团支持活动”殿后.

2. 建议

(1) 由于受教育程度、居住稳定性、社团支持对员工家庭幸福观多维取向正向影响比较明显,在构建员工家庭幸福观评价指标时,应考虑以上三因素.

(2) 企业在开展EAP 项目时,其着力点越能立足于员工的受教育程度、居住稳定性等特性,其活动有效性就越显著.企业在开展员工“幸福管理”工作时,要特别关注员工人力资本存量差异性,最好对不同人力资本存量采用差异性幸福管理,并同时积极、大力获取其他社会团体的支持,以此为基础来策划、开展EAP 活动项目,事半功倍提高员工幸福感.由于妇联长期致力于家庭建设工作,家庭历来是妇联工作的传统阵地和优势领域,因此,企业在推动员工家庭幸福观构建过程中,在选择合作社团伙伴时,当地社区妇联应该为首选伙伴,并在活动中充分发挥他们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

综上所述:该文是关于经典实证研究专业范文可作为实证研究和幸福观和取向方面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实证研究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论文写作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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