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得人和得君：李鸿章和晚清官场生态，本文是生态方面自考开题报告范文跟李鸿章和官场生态和官场有关本科论文怎么写.
李鸿章一直被后人视为晚清的“国家重臣”,确实,看起来似乎内政外交都离不开他一力担当——对内领淮军,督直隶,办洋务,建北洋；对外战日本、战法国、战英国,几乎是哪里要签和约（《马关》《辛丑》）,哪里就有他.
然而,李鸿章真的很“重”吗？究竟又有多“重”？
论职务,他位居文华殿大学士、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一等肃毅伯,被朝野视为“北洋领袖”,被慈禧目为“再造玄黄之人”.然而,这一切都只是表象.论结果,他一生被保守派骂作汉奸,被清流党骂作汉奸,被义和团骂作汉奸,被清国子民骂为汉奸.
要分析李鸿章究竟有多“重”,不妨从传统的儒家政治道统来分析,也就是“得人”与“得君”这两个层面.
【得人：李鸿章的无奈】
“为政在得人”,这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一句经典,《帝范·求贤》云：“君人御下,统极理时,独运方寸之心,以括九区之内,不资众力何以成功？必须明职审贤,择材分禄.得其人则风行化洽,失其用则亏教伤人.”这与李鸿章的老师曾国藩所说：“成大事者,以多得替手为第一要义”的意思一致.
“丈夫只手把吴钩”,一生以敢任事著称的李鸿章也早早地留意人才,他能够在接过曾国藩之命后短短的时间内组建起属于自己的淮军,即是因为延揽到张树声、刘铭传、吴长庆、潘鼎新等人.
然而,李鸿章最致命的缺点就在于用人唯亲,只要出身淮军,稍有才干,足够忠诚,无论贤愚,都能得到李鸿章的青睐重用,即使出了事,也会得到其庇护.他不惜为僚属、旧部、同乡徇私枉法.淮军旧部杨宗濂被参革职后,李鸿章惜其才可用,指使他向醇亲王“报效二万金”,得以官复原职,“交北洋委用”.虽然在北洋武备学堂创办过程中,杨宗濂总其事,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由于择人不分贤否,李鸿章反过来受其所累.如《清史稿》就称他：“好以利禄驱众,志节之士多不乐为用,缓急莫恃,卒致败误.”其女婿张佩纶也直白地说：“合肥素仁厚,止以喜用小人之有才者,晚年为贪诈所使,七颠八倒,一误再误.”
毫无疑问,李鸿章能够在晚清官场上崛起,离不开其所得之人的帮助.然而,好用小人,志节之士不乐为用,这能说李鸿章得人吗？熟读经史的李鸿章不会忘记唐太宗对侍臣所说：“为政之要,唯在得人.今所任用,必以德行、学识为本.”“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才,必难致治.”“能安天下者,惟在用得贤才.”（《贞观政要·择官》）
好用小人,虽然与唐太宗重在得贤才的主张悬隔,倒也并非全错.倘若能做到太宗所言：“无曲直长短,各有所施.智者取其谋,愚者取其力；勇者取其威,怯者取其慎.良匠无弃材,明主无弃士.不以一恶忘其善；勿以小瑕掩其功.割政分机,尽其所有.”也不失其得人之法.换句话说,至少要像高泰进谏苻坚所说：“治本在得人,得人在审举,审举在核真,未有官得其人而国家不治者.”要对所用之人予以审举核真,否则志节之士自然远离.
刘邦得到萧何、张良、韩信三个人,成就了大汉帝国.李鸿章不是刘邦,于得人方面甚至无法望其项背.对1890年代的中日战争,李鸿章的女婿兼幕僚张佩纶认为“陆军无帅,海军诸将无才”.虽然甲午之败不能全然怪罪于李鸿章,但导致陆军无帅、海军无才的局面,他难辞其咎.
是否晚清没有人才？这一点,他的老师曾国藩早有论证：“山不能为大匠别生奇木,天亦不能为贤主更生异人”,“人才以陶冶而成,不可眼孔甚高,动谓无人可用.”对于晚清的人才,袁世凯有“天下翰林三个半”之说,这三个分别是张佩纶、徐世昌、杨士骧,半个则是张謇.
张佩纶是晚清名气最大、招忌最深的清流党人,生平受清流党骂得最狠、也最厌清流的李鸿章独独不忌张佩纶.张于光绪年初入李鸿章幕,李鸿章非常喜爱张佩纶之才,先是让其参议天津海防,中法战争中署船政大臣,不料遭致全军覆没,被褫职遣戍察哈尔察罕陀罗海.获释后,再入李鸿章幕,娶李鸿章小女儿菊藕为妻.甲午战争中,遭御史弹劾其干预公事,被勒令回籍.1901年,李鸿章保荐其随办和约,张佩纶再度北上入李幕.
三度入幕且成为女婿的张佩纶其实与李鸿章存在很大的分歧.除了他的清流身份树敌太多外,张佩纶还是一个坚定的主战派,在中俄交涉中也与李鸿章意见不一致.虽然李鸿章视其为奇才,多次延揽在身边,但对自己办事并无裨益.
另一个例子是袁世凯,袁世凯受恩于李鸿章,又出身淮军,甚至吴大瀓也在李鸿章面前力赞袁世凯：“公向谓张幼樵（张佩纶）为天下奇才,我见天下才非幼樵,乃袁某也.”但李鸿章却未能得袁世凯之力,甲午战后,袁世凯改换门庭,谨事荣禄.
凭心而论,李鸿章的识才、惜才、得才之心,并不逊于曾国藩,即使是出身淮军,后来站到李鸿章的对立面——翁同龢阵营的张謇也心存感佩.1911年,张謇在致东三省交涉使韩国钧信中说：“方壬午、癸未之间,下走参预吴武壮公援护朝鲜,即上书直督,请达政府,于朝鲜则援汉玄菟、乐浪郡倒,废为郡县；或援周例,置监国；或置重兵,守其海口,而改革其内政；或令其自改,而为练新军,联合我东三省为一气.于日本则三道出师,规复琉球,时张靖达公回粤,李复督直,嗤为多事,搁置不议.”足见壬午、癸未年以来,历历诸事,一路演变,大不尽人意,甲午之役更令国家元气大伤,于张謇而言,可谓无一时不能忘记.但另一面,李的雅量,李罗致人才的胸怀和眼光,也让张謇深为所动,他在《论出处及韩乱事致袁子久观察函》中坦言：“金州往事,令人有感慨遗世之心.七月南还,矢意韬戢.方道出沪上时,见故人束畏黄为南皮见辟之书,即自奏记,敬谢不敏.迨九月,漱兰年丈又复劝驾,重以前说申辞.诚不知中间执事于謇遣使命舟,并渤海而踪迹之,如是其勤勤可感也.”
对于栽培人才,李鸿章可谓用心.同治九年（1870年）以秀才身份入李鸿章幕,协办洋务的盛宣怀,是一个奇才,李鸿章盛赞其“志在匡时,坚韧任事,才识敏瞻,堪资大用.一手官印,一手算盘,亦官亦商,左右逢源”.他也没有辜负李鸿章,一生创造了11项“中国第一”：轮船招商局、电报总局、京汉铁路、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北洋大学堂（天津大学）、中国通商银行等,被誉为中国实业之父.
这些影响巨大,惠及后世的成就,莫不与李鸿章的支持扶植密切相关.但后人习惯于将这些成就都记在盛宣怀一人身上,相反,在招商局经营期间,刘坤一等人弹劾盛宣怀“工于钻营,巧于趋避”的恶名,责任倒落在了李鸿章头上,总理衙门责其对盛宣怀严加考察.或许是基于这方面的原因,加上盛宣怀大胆率性和富于冒险的办事风格,使得李鸿章对其颇不放心,以至于直到1884年,李鸿章才让他署理天津海关道.李鸿章信任盛宣怀,他不放心者乃在于他了解盛宣怀没有经验、急于求成的弱点.
从中恰恰可以发现,尽管李鸿章得人不计贤否,但在用人上并无私心,假如有私心,他完全可以更早地提拔盛宣怀等人.他不结党,只要对自己所办的事业有益,而不在官场上相互攀援成势,这正是他可贵之处.也正因为如此,在权力斗争中,他所得之人没有一个能成为他的奥援,他宁可作“孤臣”,也不作把控天下的权臣.
据傅德华考,在一份光绪二十七年九月下旬（1901年11月上旬）《李鸿章致盛宣怀遗书》中,李鸿章赋诗赠盛宣怀等上海朋僚：
四十年来百战身,几回此地息风尘.经营庶富羞言我,纽握机权耻授人.
尽一分心酬圣主,收方寸效作贤臣.请君努力艰难日,莫误龙华会里因.
诗中李鸿章总结自己“四十年来百战身”的经验,希望他信得过的朋僚能引以为鉴.他认为,身为朝廷命官,要做到“负土能胜任”,就应学会“攘丹睐内典,媚奥问宣尼”的本领,并懂得“尽一分心酬圣主,收方寸效作贤臣”,以及“怀清防利欲,美玉保无疵”的道理.
得人不易,不任事不知其中之艰苦.李鸿章的老师曾国藩就曾对其九弟吐露心结：“近世保人亦有多少为难之处,有保之而旁人不以为然反累斯人者,有保之而本人不以为德反成仇隙者.余阅世已深,即荐贤亦多顾忌,非昔厚而今薄也.”左宗棠同样发出“天下事不难办,总是得人为难耳”（《左宗棠全集》家书诗文卷,岳麓书社1996年版）之叹.久历宦海的李鸿章自然不会不明白,但他不像曾国藩那样“以方寸为严师”,相反,他不要求所得之人做道德楷模,也不指望他们承继自己的衣钵.因此,即使反受其累,李鸿章也不在乎,“受尽天下百官气,养就胸中一段春”.
可以说,未能得人,是李鸿章一生最大的败笔,也是他一生的清白.“秋风宝剑孤臣泪”,晚年以“孤臣”自许的李鸿章,不能不令人付之以同情之一瞥.
【得君：李鸿章的悲哀】
深受儒家文化熏染的大臣,大多有“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要实现这一抱负,除了“得人”之外,还要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得君”.
梁启超在《李鸿章传》中记叙了李鸿章欧洲之游,在德国会见前宰相俾斯麦,“欲中国之复兴,请问何道之善”.李鸿章问：“为大臣者,欲为国家有所尽力.而满廷意见,与已不合,群掣其肘,于此而欲行厥志,其道何由？”俾斯麦回答说：“首在得君.得君既专,何事不可为？”
李鸿章又问：“譬有人于此,其君无论何人之言皆听之,居枢要侍近习者,常假威福,挟持大局.若处此者当如之何？”俾斯麦沉吟良久说：“苟为大臣,以至诚忧国,度未有不能格君心者,惟与妇人孺子共事,则无如何矣.”
李鸿章被称作“东方俾斯麦”,与俾斯麦和美国第18任总统尤利西斯·格兰特合称为“19世纪世界三大伟人”, 然而,两个俾斯麦的这番对话,听来令人唏嘘：德国俾斯麦是因为不得德皇信任,而遭威廉二世解职；东方俾斯麦也刚刚被慈禧“晾”了许久后才起复.二人的官场经验竟然如出一辙——“得君”,奈何李鸿章却多了一层尴尬：他要“与妇人、孺子共事”.
“得君行道”的观念有着两千多年的历史传统,自东周以降,伴随着礼崩乐坏,君师分离,士阶层的出现而出现.不过,在孔孟那里,还有不能得君,则以明道自任的自由.到战国末期,法家将尊君推到空前高度,因得君之切可牺牲行道之实.宋代统治者“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激发起儒家士大夫“回向三代”的理想,普遍表现出一种“得君行道”的行为模式.北宋熙宁间,王安石正是得神宗赏识而当国.
李鸿章所处的时局与南宋、明朝万历年间颇有几分近似之处.
宋自南迁之初,朝堂上关于对金之和战,意见始终没有统一过.大儒朱熹的“得君”之路很不顺利,就与他坚定反和的主张有关.因此他始终没有得到朝廷的重用.
相反,与朱熹同时的职业官僚周必大则通过“得君”,成为孝宗时代重要的当权人物,深得孝宗的信任和器重,是当时内政外交的参预与重要决策者之一.他通过助政孝宗,实现自己“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和抱负.
与朱熹坚决主战不同,周必大则提出以守取稳,以“内修”待时机,实现民富国强.他深知在宋金双方国力势均、平衡无法打破,武力无法解决问题的情况下,只能依靠外交途径来解决.这种相对平和的策略,赢得了孝宗的认同,孝宗经常单独问政于他,起到安定君心的作用.
李鸿章同样深处“战难,和亦不易”的尴尬困局中,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中都是主和派,然而以其身份和地位,却不能改变帝后“昧于外情,轻于尝试”的决定,最终败北受辱.“蒙汉奸之恶名,几有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之势”,显然,李鸿章未能“得君”.
以至于陈宝箴、陈三立父子对李鸿章予以痛责：“盖义宁父子,对合肥之责难,不在于不当和而和,而在于不当战而战,以合肥之地位,于国力军力知之綦审,明烛其不堪一战,而上迫于毒后仇外之淫威,下于书生贪功之高调,忍以国家为孤注,用塞群昏之口,不能以死生争,义宁之责,虽今起合肥于九泉,亦无以自解也.”（黄濬《花随人圣庵摭忆》）
作为洋务领袖,李鸿章也意识到改革之必要,然而他也没有张居正幸运.
万历年间,若非有识见、有魄力的李太后,在“主少国疑”的危急关头重用张居正,成为她改革的坚强后盾,哪有张氏得君行道的机会？“万历初政,委任张居正,综核名实,几于富强,后之力居多”.在“夺情”之争中,李太后和明神宗坚决地站在张居正一边,对弹劾张居正的吴中行、赵用贤、艾穆、邹元标等人表示强烈反对：“先生精忠为国的心,天地祖宗知道,圣母与朕心知道.那小人乘机排挤的,自有祖宗法度处治他,先生不必介怀.”
王安石的“得君”和张居正的“得君”,都表现为自上而下的全面的社会改革,都是针砭时弊的改革,这一点李鸿章远远不及.据孙宝瑄日记,戊戌政变之后,慈禧太后召见李鸿章,以弹章示之曰：“有人谗尔为康党.”李鸿章决然答道：“臣实是康党,废立之事,臣不与闻,六部诚可废,若旧法能富强,中国之强久矣,何待今日？主张变法者即为康党,臣无可逃,实是康党！”
这恐怕是李鸿章对变法最意味深长的一种表白,然而,身为老臣的李鸿章不仅没有擎起变法的大旗,反而落到后生（康、梁）的追随者之列,悲乎？虽然李鸿章是晚清最早提出改革的重臣,其性质和意义与康、梁倡导的变法并无异趣,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后人称他为开启近代化的改革者,但是其风头、地位反不如康、梁.
事实表明,慈禧并非坚决反对变法,她对新法还是有所认同的,但前提是不能侵夺她的权力.这一点,李鸿章未尝不知.然而,他为何不能得君以行道呢？最关键的原因恐怕在于李鸿章没有像王安石、张居正那样,有一套施政理论或者改革逻辑.
梁启超评李鸿章“不学无术”一语,大概指的就是李鸿章所缺的“学有本原”.李鸿章不是儒学,不是理学家,更不是思想家,也谈不上战略家.他临终前上表称：“惟冀稍延余息,重睹中兴.赍志以终,殁身难暝.”他确乎有中兴之志,也不乏中兴之略,懂得“古今国势,必先富而后能强,尤必富在民生,而国本乃可益固”,“尤以人才为亟要”.然而,他缺乏一套变法思想,无法触动僵化的体制.
李鸿章从来没有真正的“得君”,他不仅没有进入中枢,而且也从来只是一个办事得力的人.所谓再造玄黄,大概就是指这个.身为督抚,看起来位高权重,但因为大清从来没有过权力下移督抚的先例,到了戊戌之后,汉臣督抚更是被旗人视为“汉奸”.在内事上他没有左右甚至影响决策的权力,外事上也不过是朝廷对洋人的“挡箭牌”.
在晚清,与李鸿章齐名的人物,一是左宗棠,二是张之洞.左、李之间,龙争虎斗,剑拔弩张,帝后均没有支持李鸿章；李、张之间,处世不同,势成对立,梁启超云：“之洞于交涉事件,著著与鸿章为难,要其所画之策,无一非能言不能行.鸿章尝语人云：不图香涛作官数十年,仍是书生之见.”晚清有言,“李合肥开目而卧,张南皮闭目而奔”,在新旧之间进退两难的张之洞虽谈不上与李鸿章处处为难,但二人之争确是事实.
在晚清,与李鸿章同为“大佬”级别的人物,一是李鸿藻,二是翁同龢.二李之间,名字相近,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人,有些读者可能误以为二人是同族兄弟,实则一乃安徽人士（李鸿章）,一乃河北人士（李鸿藻）.二人既无血缘关系,又是政敌.一为清流领袖,一为洋务领袖；一为主战首脑,一为主和大臣；一个持躬俭约,持体守正,一个爱财出名,矜持傲慢.然而,李鸿藻却能“得君”,位居军机要职、总理衙门大臣,三朝阁老.李鸿章虽有“宰相”之名,却并无宰相之实,始终是一介外臣.李、翁之间,更是一对死对头.他们唯一能并列一起的,就是一副对联：“宰相合肥天下瘦,司农常熟世间荒.”下联指的就是翁同龢,他做过户部尚书,故称司农,江苏常熟人,状元出身,两代帝师,先后担任同治和光绪帝师,又位居户部尚书、军机大臣、总理衙门大臣,是名副其实的宰相.
翁同龢恨李鸿章,是公开的秘密,据说是因为当年身为曾国藩幕僚的李鸿章代替乃师捉刀,一举参掉了翁氏的哥哥、时任安徽巡抚的翁同书.翁同书虽然由斩立决法外开恩,流放千里,但其父亲却因此气死了.（当然,曾国藩参掉翁同书的奏折是李鸿章捉刀的这个传说值得存疑,没有证据表明是李鸿章所写）但是,掌权之后的翁同龢对李鸿章处处掣肘、倾陷排挤,却是事实——在北洋海军的军费上卡其“脖子”不说,明知北洋海军不敌日本,却率领文廷式、张謇等故意极力主战,好看着李鸿章失败,然后置其于死地,将个人恩怨置于民族利益之上,直接导致北洋全军覆没,甲午大辱.这才有了李鸿章“以一人敌一国”,甚至有“以一人敌二国”之说.
在翁、李争斗中,帝后也没有支持李鸿章,悲乎？这一点,梁启超也有评价：“李鸿章所凭籍过于诸葛,而得君不及之.”
对于自己之不能得君,李鸿章心里非常明白,直言不讳：“今人多讳言‘热中’二字,予独不然.即予目前,便是非常热中.仕则慕君,士人以身许国,上致下泽,事业经济,皆非得君不可.予今不得于君,安能不热中耶？”（吴永《庚子西狩丛谈》,岳麓书社1985年版）
可见直到晚年,李鸿章仍然执念于能否得君.有人将李鸿章归为后党,实则他哪个党都不是.
【得人得君等闲看】
得君之难,荀子早有体会.时隔二千余年,情况并未稍有改变,晚清得君之难,大概只有李鸿章才能感受得到.
作为得君行道的积极践行者,荀子先后游说过齐、赵、楚的统治者,甚至打破了“儒者不入秦”的惯例,游说过秦昭王,均告失败.
顾名思义,得君行道,必须首先说服君主,获得重用.荀子指出：“凡说之难,以至高遇至卑,以至治接至乱.未可直至也,远举则病缪,近世则病佣. ”（《荀子·非相》）荀子认为游说得君的困难在于：游说者的道德学问境界很高,而被游说者的道德学问境界却很低下；游说者所讲的治国之道很高明,而被游说者的头脑却很混乱.正是俾斯麦所言的“妇人孺子”.由于两者之间的差距太大,导致游说者不能开门见山地陈述自己的见解,列举古代的事例可能被认为很荒谬,引用近代的事例可能被认为很庸俗.
掌握了游说技巧的荀子也以失败告终,可见,得君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大难题.
荀子又指出君主有几大弊患：任用贤人去做事,却用不肖之徒去牵制他们；让智者去谋划政事,却与愚蠢的人一起去评论他们；让高洁之士去干事,却和品行败坏之人一起去怀疑他们.这种驭人之道正是导致畸形的官场生态的祸首.
古代的官场,常常是做的不如说的.清初人们痛恨的晚明那种清流之风,到了晚清又死灰复燃.
在得人与得君之间,李鸿章可谓畸轻畸重,两者皆失.得人不易,得君更难.自始以任事担当的李鸿章,面对这种官场生态,也只能是如俾斯麦所说的“无如何矣”：“政府疑我跋扈,台谏参我贪婪,我再哓哓不已,今日尚有李鸿章乎？”
身处这样一种官场,你能说李鸿章有多“重”？他的成绩来得实在太不容易了,遭到了太多不公平的弹劾和责难.正因为不能得君,晚年的李鸿章才自封为“裱糊匠”,才有“当一日和尚撞一日钟”,“裱糊匠又何术能负其责”之叹.他留下的一句诗：“海外尘氛犹未息,请君莫作等闲看.”启迪着后人深思.
（作者系文史学者）
此文评论，该文是适合不知如何写李鸿章和官场生态和官场方面的生态专业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关于生态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参考文献：
1、 改变李鸿章一生的那顿早饭 段奇清“盛年不重来,一日难再晨 ”曾国藩就特别重视人生的每一个早晨,他一辈子早起 “早起”不仅是其家训之一,他也容不得弟子晚起 李鸿章天资聪颖,二十二岁.
2、 李鸿章和石川伍一间谍案真相 黄燕凤清光绪二十年(1894)9月8日,正当中日两国在朝鲜惨烈激战时,一颗“炸弹”却在紫禁城里引起轩然大波江南道监察御史张仲炘弹劾正当前敌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罪名是骇人.
3、 李鸿章和伊藤博文 120多年前的1895年,刚刚过完元宵节,在甲午战争中一败涂地的清政府派大臣张荫恒……人赴日和谈 没想到,日方借口中方代表的授权书里没有写明“全权”二字,拒绝谈判,即使张荫恒说.
4、 试述甲午战争期间李鸿章和军机处的争执 摘 要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李鸿章与军机处在对日策略上产生严重分歧,战前李鸿章主张列强调停,妥协避战,军机处翁同龢……人坚持积极备战 战争爆发后李鸿章坚持消极防御,保船避战,翁同龢……人坚持积极防御,主动.
5、 李鸿章的养生经 李鸿章（18231901年）,在中国晚清历史上是一个颇有争议的复杂人物 然而文弱书生的他,为了能胜军旅、办洋务、展外交,保持充沛的精力,平时非常注重身体锻炼和身心保健 静心读书李鸿章平生爱读书,勤练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