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居民消费需求的影响，本文是影响研究类论文写作参考范文跟消费需求和居民消费需求和年龄结构方面电大毕业论文范文.
[ 摘 要] 在研究供给与需求的关系时,很少有学者利用微观数据以人口转型对消费需求的影响为切入点,本文首先分析了现阶段产业结构与消费结构的耦合程度,发现当前消费结构在引导产业升级上存在明显的滞后效应,证实了我国加快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必要性.为了分析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居民消费结构的影响,本文利用2014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数据,以M&W 分解模型为基础,分析不同年龄别代表性消费者的消费特征,发现了中国居民的消费特征与生命周期假设不一致,呈现出阶段性、周期性波动,证实了我国也存在世界各国普遍发生的“退休消费之谜”问题,代表性消费者的消费行为通常是以家庭效用最大化为目的,并提出了产业结构调整需要尊重消费结构变动趋势,发挥良好的引导作用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关键词] 消费需求；消费结构；年龄别消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 中图分类号] F207 ［ 文献标识码］A ［ 文章编号］1000-4211(2018)03-0071-015
长期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主要依靠投资和出口两驾马车拉动,但近些年的社会热点新闻反复提到的 “中国人赴海外购买电饭煲等”现象反映了我国消费市场还有巨大的潜力没有得到有效释放.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解决中国经济“两难”问题的良方,2020 年,我国将全面进入小康社会,小康生活的主要特征是家庭消费由生存需求向享受与发展需求发展,人们对教育文化、卫生保健等人力资本型消费的追求日益增长,产业结构的调整只有与微观个体的消费需求相耦合,尊重消费需求的变动趋势,才能发挥良好的引导作用.
一、文献综述
根据已有的文献,莫迪利安尼（1963）的生命周期假说最早提出了在生命周期的不同阶段,个人的消费需求存在较大差异,当人口年龄结构发生变化时,消费率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基于此假设,不少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研究了人口年龄结构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相关的实证研究主要分为三类展开：
第一类研究主要是利用宏观数据分析人口老龄化、人口少子化对消费总量的影响变化,这类文献通常选用时间序列数据或者截面数据,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找出人口年龄结构与消费支出之间的关系,由于样本选取和计量方法的差异,对于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对消费需求的影响结论不尽相同,有学者通过GMM 动态面板估计发现少儿抚养比对居民消费具有负面影响,老年抚养比对居民消费影响并不显著,有学者的实证结果则相反（李文星等,2008 ；罗光强,2013）.
第二类研究多采用标准人消费系数折算法,试图估算出不同年龄段人口的消费量.假设某一年龄段的人口为标准消费人,通常会选取劳动年龄段人口为标准消费人,将少年儿童和老年人的消费量折算为标准消费人的消费量,加总后能够换算出生命周期不同阶段的消费量.国内不少学者利用这种方法推测出老龄人口消费支出总量以及银发产业的市场规模（李建民,2001 ；王金营等,2006 ；胡乃军等,2014 ；Yong Cai.,2014）.
第三类研究分析了人口年龄结构与微观家庭消费模式的关系,由于消费行为与其他的人口学事件不同,往往是以家庭户为单位展开的,因此学者们为了得到年龄别的消费模式进行了不同的尝试.有学者以户主的人口学特征替代整个家庭进行估计（Dalton,2008）,但受到了不少学者的质疑,认为用个体代替家庭会导致年龄别的消费模式产生较大误差.有学者通过计量模型将家庭需求分解为个体,Mankiw 和Weil 最早采用了这种方法研究美国人口转型对住房消费的影响,他们通过构建分年龄别的计量模型将家庭住房需求分解为个体.随着国内微观数据库的开发与积累,国内不少学者在Mankiw&Weil 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了拓展,估计出了分年龄别的消费模式以及预测了未来消费需求的变动（米红等,2014 ；朱勤,2015,2016）.
尽管已有的文献从宏观层面和微观层面都分析了人口转型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但通常都是以消费总量为研究对象,而忽视了消费结构.此外,往往将生命周期划分为少年儿童、劳动年龄、老年三个阶段,掩盖了不同年龄下的消费者的行为差异.基于此,本文利用2014 年中国家庭数据,在Mankiw&Weil 模型基础上,分析了5 岁组年龄人口不同类型的消费模式,比较不同年龄段群体之间的消费差异,让供给侧的产业结构与市场的实际消费需求更相符合.
二、我国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耦合程度
产业结构只有与消费结构耦合性较高时,才能更好的发挥消费这架马车的作用.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的消费结构与上世纪末出现了较大的转变,随着经济水平的提高,我国的恩格尔系数在不断的降低,人们在食品上的消费比重越来越低,城镇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从2005 年的36.7% 下降至2015 年的34.8%,农村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从2005 年的45.5% 下降至2015 年的37.1%.消费结构的变动很好的反应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城镇家庭居民消费结构变动最大的是居住支出,从2005 年的10.18% 增加至2015 年22.09%,农村家庭居民消费结构变动最大的是居住、交通通信和医疗保健,分别由2005 年的14.48% 增长至2015 年的20.89%,9.5% 增长至12.6%,6.57% 增长至9.17%,
消费结构是指各类消费支出在消费总支出中所占比重以及相互间的质和量的关系,它直接反映了消费水平、消费特色和消费发展趋势.从消费结构来看,21 世纪以来,我国除了食品以及交通通信的比重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外,衣着、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险等产品及服务的消费性支出并没有出现较大的波动,而居住、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甚至出现了比重降低的趋势.为了更加深入的研究我国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的耦合性,本文利用耦合度模型分析我国消费结构变动所引起的产业结构变动步伐是否和谐一致（文启湘,冉净斐,2005 ；马德君等,2014）.具体方法如下：
首先建立产业结构与消费结构的耦合度指标集.由于八大类的消费支出与三次产业都息息相关,因此,本文将2010 年居民人均消费支出项目分别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第三产业之比作为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耦合度的标准指标,2015 年的指标为基础指标,随后通过指标权重赋值法来确定每一类消费的指标得分,最后进行耦合度评价.具体步骤如表1所示.
根据数据处理得出的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的耦合度可以看出,在不考虑政府消费的情况下,居住、其他用品及服务与产业的耦合度较高,分别为0.88、0.86,进入21 世纪以来,我国房地产产业出现了急剧的膨胀,产业的转变在消费结构上得到了明显的体现.食品、衣着、生活用品及服务、教育文化娱乐与产业的耦合度在0.5-0.8 之间,说明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之间有一定的耦合度,但耦合程度并不高.而交通通信、医疗保健与产业结构严重的不和谐,其耦合度皆低于0.5.就交通通信来看,我国的交通通信对第二产业的消费需求是2010 年的2.63倍（1/0.38）,对第三产业的消费需求是2010 年的1.6 倍(1/0.60),这说明我国交通通信的产业发展远远落后于消费需求.医疗保健与产业的耦合度更低,仅为0.31,从消费结构与三次产业结构的无量纲系数可以看出,我国的医疗保健对第二产业的消费需求是2010 年的6.25倍（1/0.16）,对第三产业的消费需求是2010 年的2.43 倍(1/0.41),由此可以看出,医疗保健短短的五年里,人们的需求得到了急剧的膨胀,而产业的发展远远滞后于人们的需求,尤其是与医疗保健相关的制造业的发展供给远不足需求,从这一点上凸显了我国供给侧改革的急迫性,也突出了我国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的必要性.值得说明的一点是,最终消费包括居民消费和政府支出,在部分行业中,我国政府支出要远高于居民消费,因此本部分所预测的产业耦合度仅反映了家庭消费需求和产业结构之间的和谐度,并不代表最终消费与产业结构的耦合程度.
消费结构在推动产业结构升级转化方面,滞后效应较为明显,产业结构的优化,需要符合市场需求的结构.消费结构的特征与人口年龄结构呈现出较高的相关性,如青少年对学校教育的消费较多、中青年人口对住房以及家电、其汽车等耐用消费的需求较大,老年人对老年公寓、旅游休闲、医疗服务与长期照料的消费需求比较突出等.人口转型过程中,消费需求的变化可推动一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如果能及时调整产业结构以适应消费需求的结构变化,更好的满足人们的物质文化生活需求,那么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拉动内需,发展经济.基于此,本文将利用2014 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 F P S）的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分析不同年龄群体的消费特征以及其对产业结构的影响.
三、人口转型对消费需求影响的实证研究
（一）数据选取
本文利用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I S S S）2014 年开展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以下简称CFPS2014）的微观数据进行分析.数据包括中国25 个省,直辖市,自治区（不含港澳台、新疆、西藏、青海、内蒙古、宁夏、海南）中的家庭户和家庭户中的所有家庭成员,总样本包括13946 个家庭,57739 个个体,家庭规模为4.14 人／户.本研究主要涉及C F P S2014 数据库中家庭的总消费和消费结构等经济信息以及家庭成员的性别、年龄等人口学特征,通过对总样本的提取,剔除全年收入及全年消费为空值的家庭,最终得到有效样本10756 户家庭,40181位家庭成员,户均3.73 人.与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年龄结构对比,2010 年中国的人口年龄结构分布呈现出“双驼峰”的特,20-24 岁与40-44 岁年龄组的人口最多,本研究最终选取的有效样本人口峰值在25-29 岁与45-49 岁,峰值时间正好间隔一个５岁的年龄组,说明了本次研究所采用的样本能够有效反映全国基本情况.
C F P S2014 数据库对家庭成员的消费信息进行了详细的调查,本文按照国家统计局编制的《居民消费支出分类（2013）》,将调查问卷中的消费信息分为八大类,分别是食品烟酒,衣着,居住,生活用品及服务,交通和通信,教育、文化和娱乐,医疗保健,其他用品和服务八个方面.根据样本的描述性统计分析,除了食品烟酒外,其余七大类消费样本的标准差均小于平均值,说明了不同家庭的消费水平存在明显的变异性,其中,居住,交通和通信以及医疗保健的变异性最大.从均值来看,八大类的消费支出水平排序依次为食品烟酒,交通和通信,居住,医疗保健,教育、文化和娱乐,其他用品和服务,衣着,生活用品及服务.
（二）研究方法
影响消费的因素有很多,凯恩斯经典的消费理论认为,收入是影响消费的重要因素,也有学者发现代表性消费者的受教育程度也对消费有着重要的影响（周弘,2011）,义务教育阶段的延长、遗产税等政策的推行等等都将影响着居民消费水平的变动（王霞,2012）.本文的目的是为了了解不同年龄人口的消费水平,预测出未来人口变动所引起的消费需求变化趋势.因此,仅把不同年龄的家庭成员纳入到模型中.与其他经济行为相比,消费的数据难以统计,尤其是个人的消费更加难以区分,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很难区分家庭消费决策的实际受用人.为了区分不同年龄别的消费特征,本文借鉴Mankiw and Weil（1989）家庭住房需求分解为家庭个体层面的方法,具体来说,假设每一年龄别的消费者都具有一定的消费需求,家庭的总需求等于每位成员的需求之和.M & W 模型为研究年龄别消费结构提供了合理的研究方法,首先统计每个家庭中不同年龄组的人口规模,将家庭户对k 类商品的消费总额分解为每位家庭成员的消费需求之和.考虑到总消费和各项消费的离散度较高,为了建立更具解释力的模型,本文最终对家庭户的消费总量和各类型的消费水平中的0 值替换为1,然后取自然对数,减少样本中异常值对回归估计的影响.具体模型如下：
（三）结果分析
本文利用C F P S2014 年的数据,在M & W 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了修正,分别对总消费、八大类消费进行了模型估计.模型中年龄别消费系数仅表示年龄ｉ的代表性消费者的支出水平,并不是决定消费支出的年龄效应,还包括不同个体在收入、教育等社会经济特征方面存在的差异,所以没有再将收入、教育等因素作为自变量纳入到模型中.
表4 显示了总消费、八大类消费的年龄别支出水平的估计结果,9 个模型的拟合优度在0.132-0.241 之间,尽管调整后的R2 不是特别高,但本文的目的不是精确的估计出参数,而是解释中国家庭消费的生命周期特征,了解市场需求,判断未来的产业结构调整方向.所有模型均通过显著性为0.0001 的F 检验.对参数的t 检验中,在总消费和八大类消费的9 个模型中,存在少数参数不通过显著性检验,在17 个年龄组中,绝大多数年龄组对家庭户的总消费和不同类型的消费都有显著影响.
将估算的分年龄别的系数代入到公式1,可得到不同消费类型的人均支出.图4 显示了2014 年全国分年龄的家庭消费人均支出估算结果.与生命周期理论有所不同,中国居民的消费特征并没有呈现出一个完美的倒U 型曲线,而是表现为阶段性、周期性的波动（余永定、李军,2000）.中国居民的消费水平在35-39 岁达到峰值,而在55-69 岁之间呈现出一个急剧下降的低谷.我国存在强制退休政策,一般来说50-60 岁属于退休年龄段,由图可以清晰的看出,退休后总消费会显著下降,证实了我国也存在世界各国普遍发生的“退休消费之谜”问题（李宏彬,施新政,吴斌珍,2014）.此外,从图4 可以看出,0-4 岁组年龄段的人口平均消费水平较高,这并非意味着是0-4 岁年龄组的人口拥有强烈的自发消费意愿,而是说明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当一个家庭增加一个0-4 岁的人口,家庭的总消费将平均增加2.9 万元.这种消费行为充分反映了中国居民的消费特征,即与国外的消费特征相比,中国代表性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不仅会考虑自身的效用,还会考虑家人的效用.同时,中国计划生育政策自1979 年实行以来,直到2015 年才全面开放二孩政策,消费水平特征也侧面证实了独生子女在家庭中所受到的重视程度.
食品烟酒、衣着、居住、生活用品、交通通信、其他用品和服务六类消费的年龄分布都呈现出一个略微平滑的“W”型,在青少年时期,随着年龄的增长,六大类消费的平均水平将不断降低,进入了劳动年龄时期,六大类消费的平均水平增加至35-39 岁的峰值后,开始逐渐降低,在退休年龄阶段,六大类的消费平均水平呈现出不断下降的趋势,直到80 岁,略微有所回升.
广义的人力资本投资型消费包括教育支出和医疗服务支出,而获取途径来自于微观家庭和政府公共财政支出,本文使用的C F P S2014 中教育文化娱乐和医疗保健的消费支出都是指微观家庭的支出,不包括政府公共财政支出.由图5 可以看出,教育文化娱乐和医疗保健呈现出的消费特征与其他六类有明显的差异.目前,我国实行的义务教育政策仍然是九年义务教育,义务教育年龄段为6-15 岁.与15-59 岁年龄组的教育文化娱乐支出相比,5-14 岁组的该类消费要明显低于15-59 岁.在非义务教育阶段,20-24 岁、45-49 岁的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又在青年阶段和中年阶段到达了峰值.一般来说,20-24 岁的青年要么继续接受高等教育,要么刚进入社会工作,无论是在正规学校接受教育还是在职场进行在职培训,都属于人力资本积累的重要阶段.而从30 岁开始,教育文化娱乐的消费支出也随之增加,反映了我国在职教育越来越受到重视,由此能够推动我国由人口大国向人才大国转变.
从分年龄别的医疗保健平均消费水平可以看出,医疗保健的消费呈现出中间低、两头高的U 型,如果将医保报销的支出也统计进来,可能医疗保健的消费会呈现出一个更为明显的U 型图.图说明了,随着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深,医疗保健的消费将进一步增加.2015 年我国全面放开二孩政策,预计将在2015-2040 年将堆积的生育意愿完全释放出来（姚引妹、李芬、尹文耀,2014）,因此,在未来5-10 年,人口老龄化步伐加重,出生人口增加,家庭对医疗保健的支出将进一步扩大.
四、人口转型对消费需求调整的预测
目前,我国经济进入“减速换挡”的新常态,家庭的消费需求也随之发生了变化,不同年龄的代表性消费者的需求也存在较大的差异,人口年龄结构的转型势必会对消费需求产生较大的影响,从而推动产业结构转型.联合国人口署发布的2015 年世界人口展望显示,我国已经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人口老龄化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图6 显示了生育中方案下我国人口年龄结构变动的趋势,预计到本世纪中期,中国60 岁及以上人口将达到4.9 亿,“银潮”将全面来袭,产业结构的调整必须要尊重人口转型的趋势,才能有效的提高经济发展效率.
一般来说消费习惯具有持久性,消费习惯一般形成于初成年期,且最初商品的选择会对人一生的长期消费习惯产生长久影响（Lorenz Kueng, Evgeny Yakovlev,2014）.因此,本文假设消费习惯具有持久性,未来中国年龄别消费结构保持不变,利用2014 年预测的年龄别消费水平以及联合国2015 年的人口预测结果测算不同类型的消费需求,测算公式如下：
C(k,t)等于EXP(αi,k)+βk)N(i,t)（Ckt 指t 年第k 类消费品的支出总额α1k、α2k、…α、分别表示不同年龄段对第k 类产品的平均消费水平,N(it) 表示在t 年第i 岁组的人口规模）由表4 可以看出,如果保持2014 年的消费习惯,在未来35 年里,人口结构转变会导致大部分的产业的消费需求降低,只有医疗保健的潜在需求依然巨大.具体来看,2015-2050 年间,医疗保健相关服务和产品的消费占比的年均增速为0.12%,而食品、衣着、居住、生活用品、交通通信、教育文化娱乐、其他等消费支出在消费占比的年均降幅为0.16% -0.32% 之间,这说明人口年龄结构的变迁会,如果始终保持2014 年的消费水平和消费习惯,将只有医疗保健相关行业受到有利的需求冲击,其他其他类的消费需求都会萎缩,因此,要尽早扭转现有的传统消费观念.
从不同阶段的消费需求变动来看,“十三五”阶段,只有教育文化娱乐的需求出现了小幅下降,而人口红利逐渐消失殆尽,如果教育文化娱乐的消费需求不增反降的话,会推动人口红利向人口负债转变.从“十三五”的市场需求来看,医疗保健的潜在需求仍然巨大,生物医药等新兴战略产业作为医疗保健产品的重要供给者,需要加快发展,将潜在需求转化为现实供给,以消费升级带动产业升级. “十四五”阶段,随着人口结构的变迁,八大类的消费需求也相应发生了变化,教育文化娱乐的需求由“十三五”的下降趋势转变为上升趋势,其他七大类的消费需求随之缩减.2025 年开始,我国进入老龄化的快速通道,八大类的消费需求增速都相应的放缓甚至缩减.2050 年我国65 岁以上人口占比达到27.55%,超级老龄化的到来并不意味着医疗保健市场的需求将无节制的攀升,从预测的结果来看,2040 年以后,医疗保健的市场需求将缓慢降低,市场资金在涌入进新兴战略产业时也应该考虑产业的市场需求变化,要根据人口结构变动所引起的消费需求变动进行调整.通过正确的发展战略选择,根本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减少无效供给,避免造成战略性新兴产业也出现产能过剩现象,真正的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
五、结论与启示
人口转型带来的消费结构转变,需要生产结构进行供给侧改革,与人口需求匹配,消费和供给是天平的两侧,只有平衡好发展的天平才能释放消费者的真实需求,升级产业的有效供给,促进经济社会和谐发展,本文根据以上分析得出四点结论：
第一,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居民消费不足困境主要原因在于产业结构与消费结构不相耦合.从消费结构来看,居民存在较高的医疗保健,交通通信的消费需求,但这部分的消费支出与产业结构的耦合度最低,出现了消费结构与产业结构不匹配的问题.“十三五”期间,人口老龄化与二胎政策的开放将导致医疗保健的需求效应集中爆发,因此,在下一阶段“大健康”产业需要良好的产业政策环境和产业结构规划,不仅在医疗产品方面的供给需要升级,在家庭及社区保健服务、长期护理服务、医疗健康保险等医疗保健服务业方面也需要不断优化.
第二,中国居民的消费生命周期是阶段性、周期性的波动,并不是一个平滑的倒U 型曲线.中国存在强制性退休政策,因而退休年龄段的人口消费呈现出急剧降低的特征,而长期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使得家庭对独生子女的重视度很高,表现在消费水平上是婴幼儿时期的消费水平显著高于其他年龄组.未来,延迟退休政策,放开生育政策,都会导致这样的“一高一低”问题延迟出现甚至不出现.因此,优化产业结构需要考虑人口政策变化所引起的家庭消费需求的变化.
第三,西方学者对于消费理论的前提假设是以追求个人效用最大化为目的,而中国代表性消费者往往追求的是家庭消费最大化.在上有老下有下的家庭中,家庭消费的预算将进一步向婴幼儿和老年人倾斜,对劳动年龄人口的消费产生挤出效应.根据消费结构的变动趋势,随着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我国居民的消费需求相应缩减,八大类消费需求都在不同程度上降低了.未来我国要进一步完善养老保障制度,释放家庭的消费需求,为产业结构调整营造良好的需求环境.
最后,新兴战略型产业的发展要考虑产业的市场需求变化,从十三五阶段的消费需求来看,新兴战略性产业需要大力发展,但随着人口转型的变迁,不能一味的鼓励发展新兴战略型产业,要根据人口结构变动所引起的消费需求变动进行调整,通过正确的发展战略选择,根本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减少无效供给,真正的满足人们的消费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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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人口年龄结构变动和居民消费关系的实证 摘要 本文分析了人口年龄结构和居民消费的变动趋势, 并对人口年龄结构影响居民消费的机制做出了解释, 基于19782015年数据,发现老年人口抚养比和少儿人口抚养比对消费率有正向促进作用,老年人口抚养比.
2、 养老保险对消费需求的影响 【摘要】扩大消费一直是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的一个结构调整需要,面对高储蓄、低消费的现状,本文从养老保险的角度分析了其与消费需求的关系,并认为应该从政府、社会、民众三个方面加强养老保险的针对性及配套性、丰富.
3、 西藏自治区居民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 总供给和总需求二者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起着不同的作用,经济增长在总供给不足时取决于总需求,包括消费、政府购买、投资和净出口1 其中,消费需求增长比较稳定,因此,研究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十分重要 进入新.
4、 玉米种植面积总体下降消费需求持续增长 习银生硕士,现任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研究领域包括玉米产业经济、农业农村经济政策、粮食安全问题…… 2001 年开始担任农业部市场司玉米市场监测预警分析师,开展玉米产业链研.
5、 改头换面，从消费需求作秀到新市场 不久前,科技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公布了2018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评审立项结果,“黄酒与抗动脉硬化”课题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 而今年期间,大健康产业、健康中国被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