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杨献平：从敦煌到乌鲁木齐，本文是敦煌类有关自考毕业论文范文和杨献平和敦煌和乌鲁木齐相关论文例文.
每一个艺术从业者,内心永远都盛放或者梦想建造一座自己的“敦煌”,“敦,大也；煌,盛也”.这一个偏远之地,它所承载和挥发的,似乎从莫高窟诞生的那一刻起,就开始向世界发出耀眼的光芒,并且一再无声地引导所有心有高渺大境和艺术创造力、思想见识超群的人们,无论何时何地,敦煌就是伟大艺术和灵魂的官阙,也是每一个人精神和心灵的有形参照.敦煌之大、之深厚,远非我们现在已经看到和知道的,我相信,更多的蕴藏和影响,还没有被人们真正地发掘和认识到.
对于藏经洞中诸多文物,一百年前,斯坦因采取的方式,完全是欺诈性的.在那一位“看上去是个十足的怪人,极为羞怯紧张,偶尔还露出狡猾的神情”的王圆策面前,斯坦因谎称自己是玄奘的信徒,是“沿着玄奘的脚步从印度跨越重山、沙漠而来,找寻到很多玄奘去过且描述过的佛寺遗址”.这个王圆箓,原来也是一名军人,后来遇到一个道士,便皈依道门.但道士与佛、王圆箓与莫高窟看起来非常不搭,而且有一种滑稽的感觉.还令人有时空交错、奇诡沧桑之感.尽管此时的敦煌,早已经随着陆地文明通道的衰落,失去了盛庸时期国际化气势与规模,进而被彻底地冷落下来.
由此可见,一个地方的兴盛与否,不仅与政治、经济,文化理念和水平联系紧密,也和帝国的外交,特别是通达的道路繁盛与否成正比.敦煌,这一个深陷于黄沙中的绿洲,以盛大而著称,饱尝游牧、农耕、商业、宗教、军事洗礼的边远地区,自月氏驱赶乌孙,匈奴再击败大月氏,以至于西汉的将军们在张骞的引导下,终于决胜匈奴之后,贺兰山南北、居延海流域,以及河西走廊牢固掌握在政权统治之下.也似乎从此开始,丝绸之路明朗起来,尽管此前有各种各样的人,带着各种目的和货品去往世界各地.张骞及其后世的西行者,包括探险家、军事家、宗教人士、各种肤色的商贾,甚至流寇与罪犯,和亲者与投机者……可以说,每一个踏上这一条雄浑之路的人,几乎都建立了功勋,或者留下了他们的名字和事迹.
丝绸之路,尽管它的提出和命名要比它实际的诞生要晚得多,可是它所开辟、承载、抵达和造就的,已经足够光辉灿烂了.就个人而言,每次来,我都是激动的和新鲜的.今天的敦煌对于后世者而言,它的一个聚光点仍旧是莫高窟.记得2007年第一次到敦煌,我就发现,莫高窟是民间艺术的伟大胜利,是中国、印度乃至中亚地区各民族艺术的汇合点和高峰所在.藏经洞的发现,以及延绵至今的敦煌学,使得这一个小小的县级市对世界充满了无限诱惑.没有哪一种物质可与非凡的艺术创造相提并论了,无论是时效还是震撼性、创造性.而敦煌,于中国,就是一个巨大的集成,尽管那些艺术已不可避免地在消亡,但现在的科技完全可以将它们数字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敦煌从精神和艺术上获得了不朽,只要人类不灭,敦煌就会与世长存.
然而,对于艺术和敦煌学,我完全是门外汉,每次来都只能站在莫高窟前不明所以地流泪.在那些壁画面前,我感到了一种来自时间深处的动感,觉得那些佛教徒、使者的随从、马蹄和马鬃、骆驼的眼神都是活灵活现的,仿佛那些被无名画工搬上墙壁的人、动物和其他物质,都还保持着新鲜的体温和知觉,有着穿越古今的灵性与动力.不仅如此,我还在敦煌市区那座反弹琵琶的伎乐天雕塑下,被一种美所震撼,尽管是石头做的,但她的美穿透并且改造了石头,进而成为一种永恒的美.每次去到敦煌,我都要仰望那尊伎乐天雕朔,久久不愿离去.也曾在诗歌中写道：“她是所有女人的美.／别无其他,且不存在复制和挪移.”
在我心中,对于女人姿态、仪容、神色,包括肉体的判断标准,似乎就是这尊伎乐天.有时候我会想,乐傅和尚开凿莫高窟简直就是一种天意,尔后,人们在敦煌的开凿和供养,这种断续的发展或者说宗教的艺术接力,即使在吐蕃统治时期也没有间断过.归义军张义潮和曹议金家族在莫高窟的接力行为,更使得莫高窟呈现出了佛陀与众生、尘世和天庭交杂的张力与穿透性.在莫高窟,我所想到和看到的,车辚辚、马萧萧之间,兵团的运动,游牧弯刀的月光,驼队叮当的路途和饥渴劳顿的东来西往,那么驳杂、混乱而又明澈、安静,这种混合的气质,信仰的笃定与家国、财货的交集,伟大情怀与世俗的向往,构成了莫高窟最深邃的风景,赋予了敦煌混血的风度.
在道士塔面前,我总是怀疑,这个叫王圆策的道士对于莫高窟的意义,甚至比斯坦因还要重上几分.他才是真正的发现者,并且以送字画的方式,报给了当时的甘肃学政叶昌炽.这位叶昌炽也不是等闲人物,原籍浙江,曾为翰林院学士、国史馆编修、纂修和总纂官等,后来被擢为甘肃学政,即派驻各省主持院试并且督查学官的官职,从三品,与布政使、按察使平级.叶昌炽并非纯粹的官员,他也是有成就的金石学家、藏书家和古文字学者.王圆箓送来的字画,叶昌炽立即意识到了它们的重要性,但苦于没有相应的经费,只好让王圆箓封藏藏经洞.
斯坦因背后,有一个理性而又强大的国家作支撑.关于敦煌,斯坦因是1902年在德国汉堡一次东方学大会上,偶然听地质学家洛克济提到的.此前,洛克济于1879年访问了敦煌.他的专业是土壤和地质研究,但丝毫不影响他对敦煌莫高窟壁画价值的发现和预估.这次意外的听说,导致了斯坦因的第二次亚洲腹地探险,为此他申请到了专项经费以及两年的时间.当时的印度为英国的殖民地,斯坦因的经费,便是由当时的殖民地印度政府以银锭的方式下发,并且采取邮政的方式分期付给斯坦因的.在敦煌,斯坦因盘桓多口,用“玄奘的忠实信徒”这一句子虚乌有的谎话以及相应的配合行为,导致了王圆箓将藏经洞向他打开.
十八岁那年,我由河北太行山农村参军到驻甘肃酒泉空军某基地.距离敦煌近,但没去过,也不觉得有什么.2007年第一次去往,便被震慑了.自此念念不忘,先后几次前往.我总是觉得敦煌乃至整个西北于我,有一种天然的契合感觉.而这种契合,有肉身成分,更多的却是精神和心灵的.除了上述的“敦煌莫高窟是民间艺术的伟大胜利”这句似是而非的话之外,我还以“内心的敦煌”为题作文,历数或者阐释敦煌对于我个人无形而庞杂的影响.
就艺术而言,敦煌壁画的成就显然是杂糅的、横向的,它毫无遵循,也无师承,完全是多种文化的综合与提升,在小小洞窟之中,以绘画的形式,实现了人与宗教,与历史,与时间,与艺术的巧妙媾和、无缝对接.敦煌又是开放的,从史前时期它就成为了东西交通动脉上的一个疏散和聚拢的枢纽.尽管丝绸之路沿途有许多的重镇,但似乎还没有哪一座具有敦煌的开放与吸纳,呈现、转换与集结、散播的能力和影响力.
敦煌具有很强的包容性,尤其是多种、多彩的民族精神与思想都在敦煌扎根、融通、贯穿、相互渗透,并在这片土地乃至其绝世的艺术创造中得以完整的体现与保存.若单以自然地貌论,敦煌毫无新奇之处,类似鸣沙山、月牙泉、库木塔格沙漠、雅丹地貌等等自然景观,在中国就有很多.敦煌之所以至伟至大,艺术、文献之外,还有它的边塞气质.当年,玄奘法师自长安夜半逾城之后,行到这里,差点被当地兵卒抓捕送回.是瓜州刺史、笃信佛陀的李禺崇,偷偷将他放走,还赠予玄奘马匹、水和一些食物.当玄奘穿越“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遇者则死,无一全者”的罗布泊时,途中迷路,不小心又打翻了水袋,玄奘想返回,但走了一段之后,想起自己西行时的夙愿,“若不到天竺,决不东归一步”,遂继续前进.
玄奘的冒险精神,一点儿都不亚于他前世的张骞和班超等人.后世的斯坦因、斯文·赫定、科兹洛夫、伯希和等探险家的勇气,似乎也不比玄奘弱.这些人在上个世纪初期,对中国的探险与发现,除了国别之外,很多东西是可圈可点的.若从这个角度考察,艺术没有疆界,考古和探险亦然.斯坦因、伯希和等人对中国考占的冒犯,当然有罪无可追的欺骗性质在内.不仅如此,敦煌藏经洞之外,斯坦因等人还涉足了我以前部队所在的居延地区,在黑城及弱水流域发现了诸多的居延汉简与西夏文物.
与此相比较,马可·波罗则只是游历,他对中国的描述充满了神秘的猜想.在他简短、碎片化的游记当中,马可·波罗的中国各地飘忽迷离,有很强的童话性质.而对于敦煌,他似乎没有涉足,也仿佛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地方.以．卜这些人,大致代表了西方探寻东方的某种实际行动,就像中国的玄奘、鉴真、郑和、杜环（中唐时期在怛罗斯之战中被俘,最终由海路返回的探险家,著有《经行记》）等人对亚洲其他地区和欧洲的探访一样.
2010年,我调离甘肃入川工作.如此数年,虽然身处闹市,又整年累月地生活在植被繁茂、仙道气息浓郁的巴蜀之地,整个人都变得懒散、敏感、孤独感强盛,而又毫无脾气、方向感极差,充满宿命感.可在内心,敦煌非但没有变得遥远,反倒越来越亲近.这种亲近很模糊,却又逼真.每想起敦煌,心里旋即盛开了一朵硕大的花,而且是莲花,四周是白茫茫的水,还有诸多的空潆与混沌.
我不知这种感觉究竟因何而生,但它却异常坚固、持久和深刻.在西北十八年,等同于我在河北太行山故乡的时间.日复一日的西北,浩瀚的巴丹吉林沙漠当中,自然的风暴、烈日,芨芨草和骆驼刺,卑微的坚韧、苍凉的坚守,孤独、不安,人生的苦难与无常,还有些许的幸福,我基本上都经历过了,也白诩与西北乃至敦煌相互渗透、不可分离.
2017年9月18日凌晨,我由贵州毕节而西安之后,特意购买了傍晚的列车票,用黑夜和睡眠避开了曾经给予我一切美好并且耗尽了青春的酒泉地区,直接进入到敦煌.其时,黎明即起,朝阳在黑色的戈壁尽头沐浴更衣.借着下弦月的光辉,我再次将自己放置在这个丰盈博大之地.可惜,这一次,我只在敦煌吃了一顿早餐,与前来参加会议的阿来合影两张,尔后乘车跟着一群人开始了由敦煌向乌鲁木齐的途程.
从敦煌向西,有两条道路,一是过野马泉而哈密,穿越哈顺沙漠、七角井,再乌鲁木齐、焉耆、库车、阿克苏、伊塞克湖、托克马克、塔什干等；另一条经由古楼兰、罗布泊沙漠、且末、尼雅、和田、莎车、喀什、乌恰,再转到撒马尔罕或翻越帕米尔,到达法扎巴德、巴尔赫等地.沿途尽是唐帝国当年的羁縻州所在地,也是中西文明东来西往的主孔道.
在风暴与灰尘中,绿洲、河流、草原、森林仅仅是人类生存的一种选择和依托,而沙漠、雪山、暴风、洪流、雪崩等等则体现了命运的残酷性和不可预料.现在,在这条路上的行进者大都被风吹散,成雕塑、典故和传奇,也成乌有、败坏和凋零.从敦煌向西,沿途都是戈壁,光秃的山在白昼下也黑得令人心生悲悯和孤单.更大的是戈壁,无边伸张.更广的是天空,覆压的是大地苍生.我们乘坐着一台大型旅游车,同行者有书法家、金石学家、篆刻家,也有摄影、舞蹈、音乐等创作和演出者.我算是其中唯一没有才情的,除了文章和诗歌之外,对这个世界上其他艺术门类一窍不通.由此,我觉得,自己在某些地方和古往今来的落魄诗人有些相像.
尽管人声嘈杂,在如此广袤天地之间,人很容易产生空茫感.天地之大,并且刚健持久,厚德载物,而人不过是其中风一样的过客.从泥土的母腹诞生,又被大地草一样的刈割.这种清晰的混沌,混沌的来去,其间只是过程.车到星星峡,我特意在尘土结网的服务区,照了几张照片.姿态是伟岸的,头顶青天,白色的流云呈丝绸状,与黑色间杂的低岭之间密布命运的壕沟.同行者说,错过了阳关和雅丹地貌.我则说,在敦煌,唯有莫高窟,才是每一个人不得不朝拜的神圣之境.自然的变迁有它自己的规则和速率,人力不可测.
我也说起玄奘当年在敦煌与高昌之间的遭遇.在当时的唐帝国,李世民的天下并不太平,西北地区的突厥、拔汗那、薛延陀、铁勒以及吐谷浑等游牧部落,依旧在西域有着强大的影响力,他们之间也相互取代和影响.
我们即将去往的高昌故城,它曾经的主人——麴文泰和高昌国,就是西突厥强力之下的一个附属力量.玄奘原本“欲取可汗浮图（今吉木萨尔）过”（《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高昌王麴文泰得知后,派人将之迎接到高昌城内.从源流上说,作为西域三十六国之一的高昌国,其最初是公元前48年李广利行军至此而建立的营寨,取“地势高敞,人庶昌盛”而名.从地形、地势上看,敦煌至乌鲁木齐之间的宽阔地带,确实高而敞亮,且又是王朝与西域的经行孔道,战略地位重要.高昌立国时间很早,但也是在两汉王朝式微,对西北地区的影响力弱甚至为无的时期.其主要统治者,依旧是由中原而来的汉族.公元327年,前凉张骏在此“置高昌郡,立田地县”,后为前秦、后凉、西凉、北凉属地.公元443年,北凉的沮渠无讳“西逾流沙”,在此建立流亡政权,随后,沮渠安周攻破交河,车师前国亡,自此开始,高昌逐渐成为吐鲁番盆地中心.但不过二十年,柔然大军席卷而来,北凉王沮渠安周被杀,“（柔然）以阚伯周为高昌王,高昌之称王自此始也”（《周书·高昌传》）.
西北地区的政权,大大小小,其本质是中国疆域内的地方割据政权,或被朝臣取而代之,或被其他部落挟持、吞灭.阚氏之后,高昌又经敦煌人张孟明为王,不久又被马儒取代.马儒被杀后,甘肃榆中人麴嘉又被推举为王.至此,高昌进一步繁盛.公元590年．西突厥势力强盛,攻取高昌四座城池.麴嘉的孙子伯雅受制于西突厥.隋大业年间,伯雅亲往大兴城（长安）朝贡,次年又跟随杨广远征高丽,八年后归高昌,下令改革风俗,一切从隋朝.这算是杨广在西北地区外交的重大胜利,只可惜隋朝享国时间太短,转眼就被李渊摄取,
对于玄奘,麴文泰是他西域之行十七年内,最为尊重和礼遇他的国王了.这大致得益于麴文泰以及高昌国也是佛教之邦的缘故.记载说,麴文泰请玄奘讲法数日,每次他都亲往,执弟子礼.玄奘离开之际,两人惺惺相拥,兄弟情谊深厚.为使得玄奘西行方便,麹文泰赠予玄奘大量人员、财货、驮马等物品,还写了通关文书,请求沿途国家和部落予以照顾.两人约定,西行归来再在高昌相聚.可没过多久,李世民派遣侯君集、姜行本的交河道大军进取高昌,麴文泰惊吓而死.多年后,自印度、巴基斯坦等地返回至和田,玄奘闻听麴文泰已死,颇为黯然,直接从南道返回长安.
一个小国,而且还横在帝国通往更广阔之处的咽喉部位,在游牧民族此起彼伏的广天阔土之上,它所能做的也只是自保.麴文泰对西突厥的臣服,使得他成为不识时务最终被唐帝国大军一举击溃的最后的高昌国国王.尽管,在麴文泰、李世民甚至唐帝国之后,整个西北地区的政治格局又进行了多次剧烈演变,高昌古国也一次次迎来新一轮的统治者,但麴文泰与玄奘结拜兄弟的佳话,则使得它比其他古国更多了一份人文光彩.
李世民对西北的用兵显然是具有战略意义的,对于整个唐帝国乃至影响后世深远的丝绸之路并使之达到巅峰状态,作用无与伦比.这也是唐帝国的君王战略思想的深度实践.
我们到的时候,沙尘暴也如约而至.白色的沙尘围绕着残缺的高昌古城,像是一群不甘心的幽灵,它们或许是麴文泰时期的臣民,也似乎是高昌回鹘的亡者,更可能是整个西北地区的各种族别的遇难者,在他们的故都长时间围绕,不肯离去.我站在高台之上,俯瞰整个高昌古城,只见黄土的遗址上万般寂寥,一切生的事物都泯灭了,唯有那些人用过的黄泥土块沉浸在大风与烈日之下,一声不吭,努力向大地本身还原.一切的历史都是人在过往,用各种方式制造,却又被自我采取多种方式毁灭.还有记载说,起初,麴文泰迫使玄奘留在高昌,而决意追寻佛经原文的玄奘断然拒绝.麴文泰无奈,便把玄奘关了起来,每天亲自送饭给他,玄奘无动于衷,甚至以绝食.最终,麴文泰要求玄奘在此讲经一个月,之后便放他西行.玄奘早已是闻名域内的高僧,讲经说法肯定是慑服力的.现在,伫立于高昌的废墟上想象那种万人空巷一人演说的情景,也是非常激动人心的.玄奘及后来的达摩驮睹（悟空）,包括高僧鸠摩罗什的传奇人生,他们的修行与尘世历练,与各为其主的兵戈战火、逐利的商贾、奔走的使者相比较,要高贵、纯净得多.正是有玄奘这样的宗教人士与大德高僧,才使得丝绸之路更为凝重、空灵,也凭空多了些许文明的亮色.
哈密,这座古老的城池,在今天的日光下还是一派散漫.高大的楼宇背后隐藏着成片的黄土四合院.这种现代和农耕、游牧混杂的场景,在今天的西北尤其明显.在一百多年前的时空里,整个西北地区大致是更加偏远的.海路和空中道路的开通,使得人类的文明方式发牛了根本性变化.陆地或者连接世界的大陆板块,不仅限定了人们的脚步,也使得多数人长时间陷入凝厚的思维当中不可解脱.大地本身,就是一种无形的限定和束缚.新疆或者说古代西域,这一片高处的陆地,是世界上距离海洋最远的一块陆地.她的历史,始终与中原一脉相承、休戚与共.
去参观回王墓的时候,这才觉得,哈密这个地方对于帝国的西北战略实施至关重要,历史上的张骞、班超、吕光、长孙晟,包括唐代的侯君集和姜行本等等,欲到西域,必先伊吾.此地乃是西域之咽喉,取伊吾方才可以统揽整个西域.我在查阅清朝历史的时候注意到,在平定准噶尔和大小和卓的漫长战争中,巴里坤乃至整个哈密对于清王朝的支撑力是巨大的.我还记得,参与指挥作战的将领当中,有岳飞第二十七代孙岳钟琪,还有他的政敌张广泗.前者被乾隆称之为“三朝武将巨擘”,也是清朝时期唯一的以汉族身份统摄过八旗军队的将领.张广泗跟随鄂尔泰,先是在云贵尤其是黔东南地区组织改土归流,后在大小金川战役中久战无功不说,其妻子和小舅子涉嫌私通金川土司,而被押送北京斩首.
置身回王墓有一种恍惚感.人总是要死的,无论是谁.所谓的身份、地位,包括对历史的贡献,都无法阻挡这一自然规律.令人敬佩的是,这一支维吾尔人与清政府关系之密切,令人感喟.由哈密回王世系可以看出,在当政哈密的二百三十三年中,前往北京朝拜二十七次,并在朝廷对准噶尔蒙古和大小和卓战争中,起到了后方基地的有效支援作用.我注意到那架复制的回王座椅,那种精细和华丽,宽敞和雍容,体现的不仅仅是民族特色,还有文化糅合的美感.现在想想,在道路崎岖、工具落后的年代,西北地区与王朝的联系,其实是一件非常复杂的事情,而历代王朝能够精准有度地把握,也是一种政治智慧.我始终觉得,不管西北还是西南、东北还是东南,中国不单单是一个地理名词,更是一个文化的概称,一个精神的赋予与共同体.
在民族、宗教等问题上,任何一种单独的谈论都是没有意义的.重要的是人,是人群在某个地域上的共同命运.西域尤其如此,今天的新疆更是如此.晚上,大家喝了一点酒,各自回房.我有一点醉意,躺在安静的房间,感觉有些异样.我想,每一个身处西域的人都会感受到一种强大的气息.它无声无色,无形且强大,总是以笼罩和浸润的方式,让每一个置身于此的人身心受益.
这种气息是混合型的,既有草尖上、岩石上马蹄疾奔的火星与焦灼,也有沙漠戈壁当中水源的隐秘与润泽,有蜥蜴快速爬过沙砾的悄无声息,也有骆驼忽然成群倒下的轰然与决然.在哈密,夜晚似乎只有零星的汽车鸣笛,以及不断吹响窗户的风.我忍不住想,古代的人是如何在哈密停驻和经过的呢？他们是不是也像我们,找一个店家,吃饭、喝酒、洗澡、换衣服,趁着酒兴去城中热闹的地方转一圈,买些东西,然后就着漫天的星斗与城外不断涌来的空旷和寂寥沉沉入睡？盛唐时候,哈密城中歌舞饮宴场所一定有不少,达官贵人和商贾们,还有孤单的旅客,都会聚集在一起,在酒水中高声呼和,或以诗歌下酒,或以琵琶、箜篌助兴.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娱乐方式,而诗歌、音乐、歌舞,大致是从古至今的雅兴,也是最能够抵达心灵、愉悦灵魂的.
人生无常,道路蜿蜒,所有的抵达都是为了再度启程.这是我第一次由敦煌开始向西行走.此前,尽管来过敦煌多次,但总是觉得敦煌就是我理想中的西北,历史上的西域.一旦踏上这一途程,才发现,敦煌只是西域的一个起点,它处在西域和中原、农耕和游牧之间,以混血的方式,向东,打开的是王朝,向西,则通往中亚、西亚、欧洲和非洲各地.它无限地收容、改造、提升,也无限地采纳、输出、流变.如果说整个新疆犹如自来水管的龙头,那么敦煌就是这一悠长的自来水管的开关.
如果按照旅游线路图,下一个地点该是楼兰古城.斯文-赫定于1900年第二次塔克拉玛干之行,由若羌进入罗布泊.在一个有淡水的地方他决定取水的时候,却发现一只铁锹丢了.铁锹对于他们在沙漠中的探险旅程来说,当然是致命的.斯文·赫定令一个向导沿路寻找.这时候,暮色开始弥漫.这位向导找到铁锹回返途中,突然狂风大作,之后一座城池裸露了出来.
斯文·赫定在他的《亚洲腹地探险八年》一书当中说：“铲子是多么幸运,否则我绝不会回到那座古城,实现这有定数似的发现,使得亚洲中部的古代史得到不曾预料的新光明.”1901年3月,斯文·赫定对楼兰古城进行了发掘,得到了大批汉文、粟特文、怯卢文木简以及大量丝毛织品、木雕等文物.满载而归.这同样令人伤心,也对当时西方探险家的勇气和毅力,发现世界的理想及其切实的行动,心怀敬意.知道楼兰占城是一个美丽绝伦、盛放传说的地方,但我们没有前往.心里是有些遗憾的.
斯坦因等人在业洲腹地的探险和考古,再次证实了新疆确实是“印度、中国和希腊化的西亚早期文明交流的孔道”.斯坦因在新疆的探险、考占和所获,使得他不仅获得了现世的荣誉与上帝的恩典,也使得他与世界性的亚洲探险考古紧密联系在一起.我们这些土生土长且不具备探险、考古能力的人,在新疆行走,无非是亦步亦趋地跟随张骞、班超、玄奘甚至乌孙、大月氏和匈奴等大规模民族迁徙的足迹.所能感受到的,仅仅是基于地域和地理的天高地阔,别有韵味的风情,同时也觉得古代西域确实是一个迷人、有趣的地方.新疆的大,绝不只是地理和视觉上的,更重要的是精神上的.读过有关西域典籍的人都知道,西域带给中原的是一种强大的精神动力,而这个精神的核心就是包容、融通.
到吐鲁番,这个历史上一直享有国际化都市地位的城市,无论是葡萄沟、坎儿井还是交河故城,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一种放置在盆地当中那种敞开的坦荡.吐鲁番位于天山东部,东西横置,形如橄榄,为山间盆地,四面环山,西起阿拉山沟口,东至七角井峡谷西口,北部为博格达山麓,南抵库鲁塔格山,中部有火焰山和博尔托乌拉山余脉横穿境内.其中的火焰山,可谓妇孺皆知.《西游记》中的艺术化演绎,使得这座本身无甚惊奇的小山名闻遐迩.我们路过的时候,只见一座红色秃山,其上有无数沟槽,大致是暴雨在漫长时间中冲刷而成.
尽管此景与想象差距甚大,也不由得想起唐僧师徒、牛魔王和它的铁扇公主.艺术或者故事总是动人心的.新疆之地的神奇,无论怎样一个地方,都可以创作一部好小说或者影视剧.这里的故事太多,自然的奇特,历史之丰富驳杂,奇幻有趣,构成了人们不竭的向往和奔赴.西汉时期,在今天的蒙古高原和新疆,王朝的最大对手是匈奴,这一支剽悍的民族在西域乃至欧洲,都进行过精彩的表演.如果再加上源自匈奴驱逐大月氏而引发的欧亚大陆的民族大迁徙、大融合,那么整个匈奴在人类文明史上的功绩也肯定是浓墨重彩的了.司马迁《史记·大宛列传》中说,“楼兰、姑师,邑有城郭,临盐泽,当孔道”,“当孔道,攻劫汉使王恢等尤甚.而匈奴奇兵时时遮击使西国者”,于是天子以故遣从骠侯赵破奴将属国骑七百余先至,虏楼兰王,遂破姑师.这大致是西汉击败姑师,与匈奴反复争夺西域最终得胜的开端.
葡萄沟的葡萄已采摘完毕,藤架上只剩下高处的那些珍珠一样悬挂.我仰望,极想采摘.凉风之中,众人在选购葡萄干.店主是一位维吾尔族人,旁边的案板上放着几个硕大的西瓜.他拿起刀子,切开,让我们吃.越是干旱的地方,水果越是甜蜜.水分也是厚待人和万物的.特别是在甘肃和新疆,为数不多的水似乎只是为了满足人和动植物,再不多余.大自然本身是有神奇力量的,世间万物的分配也是有神意的.
在飒飒秋风当中,发黄的葡萄叶被落日的光辉衬托得晶莹剔透,惹人心疼.在众多尚还青着的叶子中间,蓦然发现一串晶莹的葡萄,我看四下无人就摘r下来.我的采摘不是为了吃,而是体验一下采摘葡萄的感觉.就像是一个人从另一个人身E取下一个器官或者一个佩饰,就像是从大地身上摘下一串营养.出葡萄沟路上,我特意买了一位老太太的葡萄干,硕大而甜的那种,带给儿子吃.哦,在西北想起儿子,忽然有一种喜庆感觉,脸上立即升起一串笑意.我暗暗想,儿子是在巴丹吉林沙漠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医院出生的.他一出生就是西北的,或者说,西北的气韵已经灌注到了他的身心.他一定是喜欢西北的,包括西北的一切.
夜色之中,众人吃饭,喝酒,唱歌,有人跳舞,佐以琵琶.在吐鲁番双城宾馆外面的葡萄架下,琵琶和舞蹈引来了当地人,他们是宾馆的服务人员,纷纷以维吾尔族舞蹈加入进来.这些最朴素的舞蹈者,带给我们这些长时间生活在嘈杂与拥挤的城市,已经被信息、技术裹挟的现代生活消泯掉了与自然亲近、感悟和交融能力的人的,是一种发自天性和心灵的震撼、愉悦与和谐.每个人都似乎都某种力量引领和贯穿了.
而在这个晚上,我感冒了.洗澡,躺在床上,忽然觉得悲伤.人在病中,一切事物都是晦暗的.想起当年在西北的一幕幕情景,一会儿微笑,一会儿黯然神伤.就在八年前,在距离吐鲁番1055.8公里的酒泉以北,盛产发菜和驼的故乡阿拉善高原,弱水河畔和巴丹吉林沙漠当中,十八年,我用一个人全部的青春获得了一个外省对于西北的全部认同,包括生活习惯、文化风习,甚至思想观念.也可以说,西北和我用十八年时间,完成了对双方的再度融合和塑造.以至于我调到成都之后,几年时间,仍保持了在西北的习惯,甚至不知道世上还有上千块钱的鞋子、衣服,不知道一张茶几、书桌、沙发可以几千上万,也不知道人和人之间可以用钱和权力做任何形式的勾兑与交换.
最残酷的,是我的抑郁症爆发,命运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尤其是2016年和2017年上半年,抑郁症带来的躯体反应如心悸、认知困难和头晕、四肢发软,紧张、焦虑、暴饮暴食、濒死感强烈、情境障碍等,使得我九死一生.这种看起来有点高大上意味的疾病,使得我在成都对人生产生了另一种想法,也真实地觉得了命运的无常、人心的多变和阴冷.两年来,我对曾经熟稔和亲切如故乡——父母之地的西北有了一种挥之不去的休怕感.这一次,我之所以夜里穿越河西走廊,并且第一次步入西北而没有在酒泉逗留,是因为我从内心感到一种无比庞大的沮丧与失落.西北,具体的酒泉、金塔、鼎新绿洲、巴丹吉林沙漠、弱水河与额济纳旗等地,再也不是我的了,它们从根本上舍弃了我,就像这盛大而寥落的秋天,对待一枚落叶,果决,不由分说.
吐鲁番卖馕的很多,但有点硬.当地人说,这里的馕保留了馕的传说和精粹,这种干硬的饼子也像沙漠戈壁一样,被吸干了水分,或者说,其中的水分只保持到可以啃动的程度.这种手艺完全是与西北的地域环境相吻合的.馕至少可以在炎热的戈壁沙漠行程中保留几个月而不变质,哪怕掉在沙堆里,掸几下,丝毫不影响口感.这一点就像去坎儿井附近的民俗园的感受一样,越是自己的越是珍贵的.在人类创造中,吃的和用的是最基本的保障,也是人获得荣耀感的途径.
相比哈密、高吕等胡汉交融之地,丝绸之路分叉途经的重镇,吐鲁番似乎是粟特人最大的聚集地.粟特人,世上最会做生意的人群,他们有精明的商业头脑,为自己和他人带来了无尽财富,也利用财富和宗教,为其他民族、部落带去了政治影响力.是的,财富本来就是政治的主要成分,它们可以相互生成和操纵,这是人所共知的秘密.所谓粟特人,即《史记》中的“昭武九姓”,也叫“九姓胡”,也可以直接称之为“胡”,他们真正的故乡在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粟特地区.
《隋书》说,昭武九姓国多数为月氏人,其最早居住在今河西走廊甘肃临泽县的北昭武城,先后两次被匈奴稽粥（老上单于）攻破,整体性地向西退却,过葱岭,以支庶各自成王,长期活跃在欧亚大陆,以善经商闻名.假设粟特人果真是大月氏之后,那么,他们当年也和乌孙、匈奴一起,以失败的遁逃而对欧亚大陆民族迁徙乃至世界文明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粟特人似乎一直是丝绸之路上的宠儿,商业和财富使得他们在纷乱的政权和汗国当中游刃有余,即使在长安也有他们的地盘和用武之地.李白有诗说：“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前有一樽酒行》）岑参的《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中也说：“琵琶长笛齐相和,羌儿胡雏齐唱歌.浑炙犁牛烹野驼,交河美酒金叵罗.”由此可见,在盛唐,昭武九姓遍布丝绸之路,在京师和丝绸之路沿途都开展商业活动,并且以跳胡旋舞的女子们招徕生意,为客人们助兴.作为高官的诗人白居易专作《胡旋女》诗说：“天宝季年时欲变,臣妾人人学圆转；中有太真外禄山,二人最道能胡旋.”说的是,昭武九姓国的胡旋舞女子把舞跳到了玄宗、杨贵妃和安禄山的酒宴上.安禄山和史思明也都出身于昭武九姓国,正是这两个“胡儿”,一前一后,将唐帝国从极盛带到了衰落的深渊,由此一蹶不振.
历史总是在给人们开深度的玩笑,也总是在不经意之间,用极其微小的事情导致大事件乃至整个王朝的倾覆.走在吐鲁番街道上,感觉总是新鲜的,一个汉人虽然不觉得孤单,但也能够嗅到一种根深蒂固的“胡”的气息.我一直坚定地认为,“胡”这个词并非贬义,至少是中性的.这个词代表了一种生猛的新生力量,也包含杂糅的精神以及混血的气质.
乘车去交河故城,不由得想起一个人,名声不大、但堪称开定交河故城、西汉西域都护府的第一人,江苏吴县人郑吉.史家说,张骞开西域,郑吉定西域.郑吉先为士兵,多次随军出征西域,以军功为中郎将,先动用西域五万兵力,将降汉的匈奴日逐王一行平安送到长安,自此郑吉在西域名声日隆,后带人于交河屯田,营建交河城池.《汉书·西域传》说：“从此,j等于十六国之人,皆为汉朝天子之臣民,三十六国之河山,皆入汉朝之版图,西域之一统于中国,由此始焉.”
《汉书·车师前国传》中记载：“（车师前国）王治交河城.河水分流绕城下,故号交河.”这也说明,交河故城最早的人群该是姑师（即车师前国）.但在当时,匈奴的势力仍是西域最强者,作为小国车师前国必定受其影响.西汉政权与匈奴在西域的争夺,使得这些在夹缝中生存的小国无所适从,不是依附,就是被灭.历史总是变迁的,两汉均有能人良将经略西域,如赵破奴、班超家族等等,但最终也因为自身王朝的衰弱,导致了西域的失控.盛唐时期也是.但这两个从气度和精神上较为雍容开放的王朝,先后使得丝绸之路在恰如其分的时空当中实现了它的繁荣和鼎盛,给世界文明带来了无与伦比的灿烂光华.
我在交河故城内走了一圈.对这样的废墟,心里充满了悲悯和不甘.对于那些以智慧和武功开拓西域的人、出塞从军报国的人,始终怀有一种敬意,甚至会在他们曾经停留的地方凭吊.历史毕竟是过去时,你无法要求一个逝者具备现代思维与思想.历史在很多时候提供给后人的,只是一种方法论和精神上的激励、惊醒与告诫.除此之外,历史就是历史.唯有向前,也唯有理性与科学,借古鉴今,方能够让道路更为宽敞与稳妥、光明与通畅.
就像从敦煌开始的道路,沿途的遗迹都盛满了往事,有名有姓者众,无名者更多.历史总是由个人组织,普罗大众贯彻实施.车行到乌鲁木齐,直接奔向机场.想起今年八月在乌鲁木齐的两个晚上,顿觉有些恍惚.值机选座时候,我没有选择靠窗的位置.我知道,飞机之下,连绵的雪山大漠河流绿洲之间,就有我生活了十八年的巴丹吉林沙漠及其周边的大小城镇和村庄.当然还有伟大的敦煌和它所拥有的恒久、绝伦.想到这里,有一种物是人非的沧桑感,忍不住在纸上写下如此诗句：
道路自由天赐,在上面的
皆为过客.再次向西,我已白须
遥想胡发青翠欲滴：少年的火车不止祁连
匈奴、大月氏、乌孙和羌
他们的后裔,混血西域,骑马挎刀
射箭的都是鸣镝
“每一个战士的坟堆上,
敌人头颅之白骨,与他们生前的军功成正
比.”
幸好天下和平
飞机发达.只是这不分敌我的风声
依旧穿心而过,只是这残垣以下的兵卒与
流寇
将军们营门
旗帜强攻大雪.二十多年以后
无常如巴丹吉林的风向,以及这半生遭际
再次向西,我选择在黑夜
在梦里：抚摸胸口的人,虚无的曾祖父骨
殖成灰
唯有过世的父亲
曾经叮嘱他说：当你疼痛难忍
有些人事悲哀莫名
找一个特别空的地方,喊几声娘啊娘
你就会找到暖人心的情义,还有活下去的
慈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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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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