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冉隆中
这座素以阳光和春天著称的西南边城,2016年的新年钟声,注定将在寒意中响起——此时,距离那一时刻已然不到十个小时,而寒潮与雾霭裹挟着的冷雨,还在城市上空徘徊飘零.合上重新阅读完的海明威小说《丧钟为谁而鸣》,心绪仍沉浸在小说结尾时,主人公罗伯特身负重伤匍匐大地持迎敌即将赴死的最后悬念中,为他刚刚铺展正要着色却又戛然将止的爱情和生命画卷而感慨唏嘘,也对笔力恣意雄健情感内热外冷的硬汉作家海明威由衷钦佩.试想一下,小说所描绘的那场西班牙内战,如今早已黯淡褪色,被历史无情湮没,被人们彻底遗忘；从文学角度说,其意义仿佛只是提供了一部文学经典的背景.西班牙内战的不幸,因为战地记者、美国优秀作家海明威的见证和书写而多了一丝幸运,它至少留下了这部文学经典：《丧钟为谁而鸣》.而完成这部杰作的1940年,海明威才刚过40岁.此前,他有《乞力马扎罗的雪》等一批短篇小说经典.更早,当《太阳照常升起》《永别了,武器》等长篇小说问世时,他还不到30岁；如果算上后来为他赢得最大文学声誉的《老人与海》,以及在他62岁吞自杀后陆续被整理出版的《伊甸园》等作品,海明威一生创作的文学作品,数量（部、篇）和字数都远不算多,然而却有近半数小说堪称世界范畴的文学精品.毫无疑问,海明威当然是一个文学天才,他为“迷惘的一代”画像,为复杂的人性造影,他是最有深度的反战文学代表者,是最有力量的“失败的英雄”的塑造者.在《老人与海》中,桑提亚哥那句话——“一个人并不是生来要给打败的,你尽可以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曾经鼓舞过多少人屡败屡战,不屈不挠,因为人们从中读出了一种“硬汉子”精神：人可以失败,但不可以被击败；肉身可亡,精神不死——这绝然不是阿Q似的精神胜利法.而海明威那短促简洁异常有力的“电报式”语言,更是对现代小说文体的创造性贡献.从内容到形式,从思想到文风,海明威对无数作家产生过巨大影响.这样一位创造了许多精品的经典作家,却从来都是单匹马信马由缰的——从美国到欧洲,到非洲,再到欧洲,直到定居古巴,最后重返美国——他无数次参战、狩猎、出海,都只跟他个人选择和价值判断有关.他在硝烟、风浪和搏杀中贴近极致体验,感悟善恶生死,对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内心的关系,有自己最细微痛切的体察认知.他创造的文学经典,可以说都是水到渠成.他的个人经验其实也是一种普遍经验：文学创作只是作家个人的精神劳动,其作品优劣好坏主要跟作家的经历、气质、修养等个性有关,而且,只接受读者和时间的双重检验.这一经验,也早已成为所有写作入门者普遍接纳的一个常识.
突然便想到一个问题,如果海明威活在当下,活在我们身边,他的创作又会怎样？
如果,他要从体制中分一杯羹,以创作文学精品的名义拿一笔车马费（通常叫深入生活的采风费用）,那么,他得填一堆表格,标明他的身份和资质,说清他的意图和方法,列出他的梗概和计划,做出他的目标和预期,然后,最重要的是,他得开出一笔预算,呈报有关部门审核列支.
接下来就是层层申报和审核,然后抵达某一级所谓专家评审会——其实通常是主管意识形态的官员主导的一个杂家会议（那里每一个席位卡后,分别坐着一名文学或影视或音美舞的所谓专家）,然后很讲程序地过一遍已经筛选过的每一个项目.
现在轮到介绍海明威了,那位由学者型官员充任的评审组长,会下意识地推一推滑到鼻梁的近视眼镜,加重语气地宣读申报事项和理由.话音刚落,文学方面的专家代表立即应和：海明威嘛,名气够大,他肯出手,必定会为地方造出传世精品,而且,开口就才十万补贴,我看就不用议了吧——
就是就是.众口一词,立即通过.
差不多一年以后,同样一个会议室,同样一些专家（略有微调）,同样一个召集组长,大家又坐到一起,议题是上一次专家会议的延伸：精品项目结题评估.杂锅菜一样煮在一起的专家们又开始了七嘴八舌的评议,然后以掌声通过了一个又一个项目.轮到介绍海明威,学者型官员组长依然提了提中气,朗声说道：“中篇小说《海与老人》,已经发布于国刊,而且有望摘取下一届某文学大奖,建议,追加十万精品扶持费,以示奖励！”
一致掌声,全票通过.
面对如此魔幻场景,那个在1961年7月2日将粗管伸进口腔的海明威,会不会退出筒,瞪大眼睛？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他有一句名言：两年学说话,一生学闭嘴.以他的特立独行,当然不会对任何妨碍自由的襄赞感兴趣,亦不屑于对身后的异国的这些文艺圈里的光怪陆离予以任何置评.
但他肯定有一个疑问：文学精品会这样产生吗？
不需要海明威那样专业的眼光,所有参加游戏者其实都知道,确实不会.
2015年的最后一天,我清理案头资料和电脑文件,各种纸质的和电子的文档,被我当垃圾抛弃,删除——它们,正是我参加过部分评审会并且鼓掌或赞成过的各类文艺精品.
案头少了这些堆积,变得略略清爽；电脑删了那些垃圾,速度稍稍提升.是自己跟体制中这些文艺精品生产方式说再见的时候了,我因此略微感到一丝轻松.
我当然知道,旧年可以作别,生活却要继续.在现实主流社会里,对所谓的文学精品和文艺经典,从倡导方式到生产流程,从认证过程到评价标准,依然会沿着偏离常识的强大合力和思维惯性继续推进.君不见,各地一个个新的“精品规划”“奖励办法”以及与文学发展有关的各种“五年计划”正纷纷炮制出笼,而且,捉刀者有越来越多的外行加入,有越来越多有意无意违背常识的观念、思路、话语、词藻涌入文本,那些混迹其中的所谓专家,这时候大多信奉“沉默是金”,或王顾左右而言他,或收起金嗓子,甘作合唱团里只对口型的南郭先生.
当上上下下都善于将诸如作品评奖协会换届等游戏变成一本正经的某种仪式时,又何必只对文艺精品的出笼过程吹毛求疵呢？尽管,那些所谓精品的规划、申报和奖励,确实主要跟组织者的政绩和获取者的实惠有关.
那些被组织者圈定看好的所谓文学精品,往往还未下笔,就有好事接踵而至：列入计划前置扶持,完成指标特别是获奖后锦上添花予以重赏,然后是媒体跟踪报道,组织出面进行高规格宣传研讨,作家成了明星,作品却大多成了贡品——在一片叫好声中,最后束之高阁,很快被湮没遗忘.
当下以获得某些奖项为标志的所谓精品,多数都走过这样的流程.而在写作者中,能够忝列其中的却终是少数.这就难免让人起疑、议论.所以,每到某些奖项公布季,四起嘘声往往盖过了叫好声.
我熟悉的一位作家朋友,一辈子辛苦为文,在文坛也算广结善缘,作品人品都有口碑,而且,体制中有他一席之地,江湖上也有他上好传闻.紧写慢写,从未停歇.却是到头了,既未摘取任何大奖,也无作品册封所谓精品.到他出版最后一部长篇小说《青瓦》并决绝地宣布对“纯文学”封笔时,他与我有过一次文学对话——而话题说的却多是更早之前,他出版的一部长篇小说《壁虎村》.
他叫李霁宇,曾经长期担任某地方刊物主编,作协主席.与之对应的是,他著述颇丰,业绩不俗.他说,《壁虎村》的意义,要等五十年才能够被人所识.
我当即打趣他,谁说要等五十年呢？那些盗版书商,不是已经很识货了吗？当《壁虎村》刚刚从百花文艺出版社出厂上架,就有了这本书的盗版——书名改为《村画》（直接模仿了当时很走红的另一部小说《国画》）,作者署名改为陈忠实——可见,盗版商还是很有文化的,他至少懂得如何嫁接畅销元素.
他,包括我,都无法去求证《壁虎村》五十年后是否会运交华盖.唯一可信的是,他为这部长篇小说处女作费尽了心血（我至今记得那是一部完全依靠想象完成的充满象征意义的吊诡之作）,无人喝彩时,他把它看成当之无愧的当代文学精品,自信而无奈.
大约两年前吧,李霁宇为落叶归根,举家迁蜀.临走时,他留了一把钥匙给我,让我在他的旧物里留些念想.我去那个曾经熟悉的屋子,看到的当然是各种与书相关的痕迹：钉在墙上摩天接地的书架书柜,靠墙而立的书桌书台.我知道,他已经用货柜发走了数箱图书,又让某大学图书馆用货车拉走了数以千册计的书籍,此时,桌上、柜上、地上,依然是狼藉的书册——但凡人生以读书写书为业者,这就是最后的存照吧？正感概时,有同去者翻开了卧室并排而放的两张大床,然后发出了惊呼——我过去一看,空心床下,居然是打包齐整的若干新书——其中,就有被李霁宇视为经典的《壁虎村》.不知什么原因,这些书就这样被遗忘于床板之下.
2015年10月之末,我来到天津.我为一个文学批评奖而来,却全然无视那些名气和实绩远在我之上的同道——因为,我此行的心思全部用在了刚满三岁的儿子身上.接受领导颁奖,然后合影,然后发言——这些庄重而荣幸的场面我统统缺席了.就连与声震寰中那些批评名家或锋锐新秀平素交流的机会,我也主动放弃了.我和我的幼子年龄相加已经六十过一,而他却仅仅三岁——上帝安排给我与他相处的时间并不十分宽裕,我得且行且珍惜.这也是我不远万里独自扛着他赴会的原因.见到我无心无力与任何人搭讪,这些面对文本一向刻薄的批评家通常以一句简短的招呼或揶揄,给了我足够的面子.天南地北,来去匆匆,我知道各人都有自己的不易.我每天要无数次穿行在天津迎宾馆那巨大的园林间,为一场会议,一顿餐食,或者一次候车.在别人看来,那是多么诗意的闲庭信步,红了山楂,香了月桂.在我,感到的却是皇家园林般的深深恐怖——我得背着行囊,抱着稚子,紧赶慢赶才不至于拖别人后腿.有一天,我正狼狈时,一双大手突然从我身上接过孩子.
是陈世旭.他咧嘴一笑,一口白牙：“怎么,不相信我抱得了你的小子？我的儿子,以及孙子,差不多都是我带大的呢.”
儿子在他身上,果然服服帖帖.
短暂一路,尽是他的嘘寒问暖,除了他与人相处一以贯之的心怀善意,还让我想起他曾是一省文联兼作协双主席的官身.话题很快转到李霁宇——数年前我曾在《文学自由谈》发表过关于李霁宇的长文,此后与外地文人相见,他们总会向我打听——于是,我将床板下那堆书的故事告诉了陈世旭.
就见陈的剑眉有些凝重.
稍许停顿,他说,我们这一代人,哪里有什么经典可言？或许有人具备那样的天分,时代却没有给这一代人机会.
他又说,到点让位退休后,他没有丝毫犹豫,就潜入广州,买菜烧饭,伺候儿孙,还真没为自己写过的那些书犯愁呢.不是经典,自然没去想它们该停放于哪个显赫的经典位置.
这位早年以《小镇上的将军》在文坛扬名立万的陈世旭,头天一起参观饮冰室书斋和曹禺故居,当别人为典雅的太师椅和精致的桌发出惊呼时,我注意到,他却在那些线装书精装书跟前,流连驻足,端详良久.此刻,说到文学经典,说到自己爱过一辈子的写作,却是那样淡然,超然.他将话题更多留给了广州,说那里人海茫茫,谁也不必知道谁,办一件事却远比熟人社会方便快捷——前提是只要你合规合辙.这就是局部接轨的国际范儿.
转眼就走到我们该分手的地点.他将孩子还给我,钻进接他的汽车.他提前离会,要顺道南昌,去处理他最后留置的空房.我想,这很可能真是没有经典,没有故居的一代文人作家.这样的时代,也就不可能奢望创造并为后人留下诸如天津五大道那样的遗存.后人将无处凭吊.后人还需要凭吊吗？
陈世旭说这一代作家没有经典,却不妨碍这一个时代为制造经典的永无停歇的忙活.没有经典的时代自然很难说什么繁盛,但也不耽误人们为了制造繁荣的盛世景象而声张造势.突然又想起,就在即将跨入新年门槛的数天前,就在某高原城市,曾经召开过一场与文艺有关的规格颇高人数颇众耗资颇多的繁荣文艺研讨会.会议本身的一派繁荣自不待言：主宾、嘉宾、来宾,都符合高大上的标准——有电视镜头必须聚焦的重要官员,有在媒体早已混了个脸熟的各种名人,有在业界名头很大且习惯于飞行集会的话语权威,有大大小小林林总总各类文艺主席……总之,能请得到的、能上台面的、拿得出手的与文艺相关或无关的各路显要悉数出席,为一个地方文艺繁荣而鼓呼、背书或站台,场面热烈让人感动——至少,让我这栖居乡下久违那种大场面却对文学还有一丝牵挂的落寞文人有些感动.
且得听听都有些什么高见.其词殷殷——传统那样深厚,文脉那样悠久,不能只见高原不见高峰！其言切切——如今已占天时地利人和,特别是领导重视,繁荣么,那不是——或许指日可待？
当然也有各种大处方：要耐得住寂寞坚守啊,要多少年磨一剑啊,要深入啊扎根啊……
耳熟的话容易让人走神,甚至入梦.
我突然又想起,就在三年前,就在同样一个地方,也曾经召开过一场规格颇高人数颇众耗资颇多的事关繁荣的研讨会——稍微不同的是,话题集中于文学——因为当时延请的都是全国文学大腕儿.而大腕儿们的殷殷之情切切之意,言犹在耳.历史总是以惊人的喜剧方式在重演？至于三年以来,这里的文学是否真的因此而稍稍繁荣,或者哪一部作品、哪一位作家可以算在跟繁荣研讨有半毛钱关系的账上,不重要了.因为,最可能算账的两位——比如那位在繁荣会上宣读高头讲章的重要高官,后来因为落马而断崖式处理了；而那位主持会议的意识形态高官,至今还在高墙铁窗中面壁思过呢.当然,即便不是如此,文学或文艺的帐也是不能这样算的.要指望一次两次高大上的会议就能解决文学或文艺繁荣与否的问题,还要那些板凳一坐十年冷的作家艺术家干什么？更何况,繁荣本是一个充满弹性张力的虚词,要对它较真,还轮不到俺呢.
在开会就是工作、工作就要开会的国度,对于作家而言,多开几次关乎文学的高大上会议,真不是什么坏事.一个小作者,突然就见到来自京城的名刊大主编；一个普通作协会员,突然就见到了活生生的主席副主席——即便不能进一步谋取耳提面命或捷足先登的福利,那份鼓舞和鞭策,或许也能够化作一段时间勤奋写作的动力吧？更何况,那开会的地点,居然正是张罗会议的某城市文联在三十多年前的诞生地.走马灯一样频繁换将的文联新官员当然不知道这样的历史,我却清楚地记得,三十多年前走访这个最终成为我人生职业归属之地的文联的那些情形——当时我一脚踏进大门,真是心都醉了！一个文联,居然坐落在城市地标的国宾馆里！再沿着进门就立即分道的一条小径走进文联,却是心都碎了！原来,文联只是蜷缩在半地下室里的一个工棚式建筑,其进深狭窄,被纤维板隔断为一节节火车厢式的办公房间,头顶却是阶梯型的斜面——那上面,正是这座城市“”时期的建筑遗产——检阅台.灰头土脸的文人进进出出,绝少抬头望一眼那一箭之遥的有些晃眼睛的琉璃瓦.因为他们实在是忙碌而充实,每个人都觉得在做与这座城市文化繁荣相关的大事：一首诗,一篇小说,或者,一期刊物.有多少读者、会员、文学爱好者,在引颈盼望从这里传递出去的每一个文学信息啊！那个时代,谁也不会想起,有关文学的事情,需要到对门那样高大上的国宾馆里去开会,去发出繁荣宣言.那时的文学是否繁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文学真有读者,真有市场,真有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号召力.而今,却空留下国宾馆会场里一块低调而奢华的天鹅绒背景板,一行跟文学繁荣有关的主题词.
面对“有病”的现实,作为时代社会产物的文学,难免有个头痛脑热,不足为怪.当检讨起文学病象时,据说许多人异口同声,直指一个词：浮躁.或许真是切中肯綮.你看看,多少真经,原本无比正确,却被歪嘴和尚念着念着走了样.深入生活变为深入他者的生活,扎根人民则将作家排除于人民之外.多年呼唤的主体性建设,只需要对一个观念进行过度诠释,就可以毁于一旦.意识形态里多年积淀的宁左勿右就是正确的惯性,成为某些人非常自觉的选择.层层简化、左化之后,深入变为采风,采风变为捕风,花拳绣腿走马观花的形式主义轰轰烈烈热热闹闹,主题先行浮皮潦草的应景之作登堂入室理直气壮.怎一个“浮躁”了得！但哪里又停得下继续推高浮躁的脚步？
面对文学界俯拾即是的谬误,有人归结为是外行领导内行的结果.说现在一些地方,特别是具体领导作家艺术家的单位,外行官员之多,说外行话办外行事而且理直气壮的场面情形之多,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极限.或许是病因之一吧.但是我却认为这并不打紧.在官员万能的时代,哪个行业又没有外行领导内行的情况呢？再说,如果假以时日,外行变内行,也不是没有可能,尤其是文学这个行当,完全可能无师自通,可以依凭生活积淀和悟性后来居上,而不必以学历专业门槛唬人.学医的鲁迅,却是中国现代文学没有疑问的头把交椅,莎士比亚靠拉幕布而窥探了戏剧诀窍,终成无人能及的世界戏剧大师.再者说,喜欢自我作践的文人,有时候还真需要外行来领导他们.西部某地,就曾经让一个纯粹的行政官员出任作协主席十年,十年里,这位主席守住底线,就是坚决不变内行,自己不写,也不就任何具体作家作品论事,这样就回避了许多矛盾,也不给他人评价其文学水准高低的机会.让一个彻底的外行领导作家达十年之久,其实并不是外行主席的主动选择,而是这里文人特别喜欢窝里斗,坚持不改文人相轻秉性的最终结果.每当换届日程临近,觊觎上位的一些文人,跃跃欲试者有之,摩拳擦掌者有之,也有人暗访密报,呈递爆料,见面时把酒言欢,桌子下施展拳脚,阴功十分了得.更有元老级大佬,年高德劭,换届本来于己八竿子打不着,却不顾安危,愤然发声,只为阻击险些成为定局的某个名单.刀光剑影,险象环生,在文坛搞出若干类似国产电视谍战剧狗血剧情的诸多文坛现实版本.另有好事者,则向够级别无瓜葛的新任行政官员当面陈情,极力劝进,理由是,唯此,方可勉力维持来之不易的当地文坛的和谐大局.或许,剪不断理还乱的某地文坛,真的唯有此路,方可完成比选省长还困难的作协主席换届？
真正的文学大省强省,基本不出此下策.如果某地一个作协换届真是这样无言的结局,或者只能证明一点,这里离那文学大省强省,距离可能还不是一点点.当然,即便如此,却有什么打紧？
真正可怕的是一些文学内行,特别是一些掌握了文学话语权的内行,他们在公开场合,说话办事,有一种急于“向外转”的趋势,故意特别坚定地说一些场面上的大词,做一些自己内心并不认同的“大事”.他们以这样的姿态,表达其与时俱进.他们是特别善于此一时彼一时,特别能看懂行情,特别会春江水暖鸭先知的一群人,所以,他们也是文人中比较不容易失败的一些人.但是你如果翻一翻他们五年前、十年前,或者更早一些时间,写过的文章、说过的话,你会发现,在他们上升的通道上,在行情不同的另一个时期,他们刚好站在现在的观点或行事风格反面.你能由此判断,哪一个才是真实的他呢？其实一个文人,有两个抑或三个四个侧影,都可能属于真实.他们正好形象地诠释了《小说面面观》作者福斯特那个文学圆形人物理论.
更聪明的文学官员当然可以不这样.即便有时候需要敷衍,他们也可以将敷衍演变为某种艺术.就在写作本文时,我从微信中看到李敬泽“新年第一篇”的一段文字.他说,某次,他在仓促之间,走上北师大写作讲坛,“一个庄重的场面,都有点庄严了.我忽然意识到,不能空着手上去,手里应该庄重地拿着稿子.赶忙翻包,幸好摸出一张对折的纸.我走上讲台,打开它,看到这张纸上写着几串数字,是前一天谈论单位预算时随手记下的,这让我多少有点走神.为了稳住,毫无必要地开口就说：今天这个场合很庄重,所以,写了个稿子——女士们,先生们,早上好！现在看,这是一篇中规中矩的致辞,说的都是该说的话和说了等于没说的话.”（见李敬泽《精致的肺》,载《十月》2016.1）抄这个段子,让我在沉闷的行文时感到了一点轻松的快意,文学官员中有李敬泽者,我没来由地颇感欣慰.
在由作家“上升”为文学官员的道路上,从来都是熙熙攘攘.在一个具体的地方,作家如果有做文官的凌云之志,最现成的位置,就是入主当地作协.数年前吧,有人改写鲁迅诗句：忍看朋辈皆主席——描述的就是这样的情景.写而优,则主席,这是大家都比较能接受的一条路径.一个作家,如果有服众的作品,且有人望,也就是实至名归吧,当上一地作协主席,那是很说得出口拿得出手的事情.尽管没有实权,也少物质层面的资源,却清高,雅乐,而且,在现实生活中,它还可能具备级别那样的实惠——君不见,很多省市区,作协可是体制中厅局一级的单位呢.也有的作协“小”为处级,某地一作协,为求升格为厅级,发出过多次呼吁,动用过多种资源,却是无功而返.后来又退而求其次,正厅不行,改求副厅,线路图画了,框架搭了,人选也物色了,甚至也上到某级最关键的会议了,终于,还是止步于某道政策红线.然而政策是死的,人却是活的.山不转水转,水不转人转.有多地,多例,作协升不了格,作协主席却可能升,路径是,先作协主席,再文联专职副主席——那不就堂而皇之地步入厅局高官之列了么.
正是有这样的路径和先例,作协主席的竞争和遴选,就变得空前复杂激烈起来.突然就没了清高,没了雅趣——先前的有,或许原本就是假象吧？文人间,一场不见硝烟的战争,兵不血刃的格斗,由此开局.
西部某地,那个十年没有换届的作协,从第五年后,每年一届的理事会,“选主席”成为每会必议的重大主题.面对面的举手,背靠背的测评,所有花样玩过,主席却始终“难产”,而且久拖不决,风波丛生,成为一省文人心头的“悬念”.直到2015年年关将至,得到授意的作协再次召开理事会,主席台背景板已经不好意思去扯“第十一届”的红布标了,会议好像要快刀斩乱麻,直奔主题：选主席！先是“思想动员”,再是宣布纪律,然后票选,再每人向组织表达内心想法和口头意见……领导到场,监督到位,计票监票,唱票统计,程序的公平正义无可挑剔,游戏的严肃认真让人跟着也一本正经起来.平素基本缺席作协会议的人悉数到场了,而且主动将坐席位置靠前了,以往见面喜欢插科打诨的作家,那一天也变得正颜厉色,庄重得有些滑稽.就有人暗自捉摸,他们之中,或许就会诞生新科主席或副主席吧？无关轻重的更多人觉得,悬在头上那另一只鞋,或者将在新年钟声敲响之前,尘埃落定了吧？
再然后,却是,又没了——然后.
一根粘筋带肉的瘦骨头,引来多少跃跃欲试的文学——名家！
后面的故事,多少有点喜剧了,不说也罢.
读到一篇暴粗口的文章：《日他妈的文学！》.标题据说是路遥的临终遗言.那时他四十多岁,因写作《人生》和《平凡的世界》已经获过全国中篇小说奖、茅盾文学奖,并成为当时连续近十年未换届的陕西新科作协主席唯一候选人.这个19岁就因为造反而当过县革委副主任、早年就有过极强的出人头地的路遥,在政治官场无路可走时,将全部的狠劲用在了文学上.他蜷缩窑洞,啃着干馍,忍着病痛,夜以继日地写《平凡的世界》,他确实是拿生命去下最后的赌注——这样,就可以理解他为什么宁死不治,也要封杀病入膏肓的消息.他不想让任何对手以此为理由来击败他,来阻塞他抵达文学高官的通道.但他最终却败给了看得见的病,以及看不见的命,他只能一声悲鸣：日他妈的文学！
如路遥一样,从动机不纯开始弄文学的,其实正是作家中的主体.路遥的可贵之处在于,至少他在弄文学的过程中,忘记了那些卑微的动机,那些攀爬的,而完全沉浸在自己所创造的文学世界中.看一看他泣血写下的文学自传《早晨从中午开始》,就知道在写作过程中,他是多么忘我,多么投入,多么拼命,多么纯粹！他和现实生活中那些用力不狠,收成不大,却杂念太多的作家们相比,显然不在一个层面.
狄更斯在《双城记》开头说：“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时代如何,不好妄评.看一看混沌的文学界,却知狄更斯此言不虚.
此时,意念中的新年钟声轰然敲响,多年前的一曲《祈祷》也随之响起：让我们敲希望的钟啊,多少祈祷在心中.
时间不知不觉跨入了2016新年门槛.某地作协主席难产的“悬念”,就这样带进了新的一年.它将成为当地多少作家无眠中等候落下的另一只靴子？
眼前飘来一张白纸,哦,选票.
耳畔传来一个声音,你,选谁？
我选——海明威.
两位负责记录的人事官员,显然不知道海明威是谁.但是他们知道,本省一个姓海的女诗人,好像很有名气.于是怯怯地问,你,是海诗人家什么亲戚吧？
哦,是吧？
这时我瞥见案几上,冷茶之旁,静静躺着一本书：《丧钟为谁而鸣》.
2016年元日凌晨,于昆明呈贡乌龙乡
归纳上文,此文是一篇关于对不知道怎么写丧钟为谁而鸣论文范文课题研究的大学硕士、丧钟为谁而鸣本科毕业论文丧钟为谁而鸣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文献综述及职称论文的作为参考文献资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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