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从《资本论》的双重经济学看五大理念，本文是经济学类本科论文范文与理念和《资本论》和经济学方面论文范本.
沈 斐
（中国浦东干部学院 科研部,上海 201204）
摘 要：马克思通过区分“价值”和“使用价值”,在《资本论》中形成了生产关系经济学和生产力经济学的双重研究视角；并通过资本内在否定性的展开,揭示出剩余价值生产与人的自由发展之间的辩证关系,形成了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发展的双重发展理念.以《资本论》的双重经济学和双重发展理念为指导,有助于深刻理解“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意蕴；而五大理念的中国实践,也将丰富和发展《资本论》的双重经济学,开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
关键词：《资本论》；双重经济学视角；世界经济格局；中国发展经验；五大发展理念
中图分类号：F014；D50
文献标识码：D
文章编号：1674-0955（2016）03-0074-06
收稿日期：2016-01-03
基金项目：本文是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新研究基地的成果
作者简介：沈斐（1973-）,浙江杭州人,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副教授,哲学博士、经济学博士后,美国塞勒姆州立大学、佛蒙特大学访问学者（2010-2011、2014-2015）.
现代西方经济学不区分“价值”和“使用价值”,它以衡量一切,微观上讲求成本和收益,宏观上讲求流量和均衡,看起来比《资本论》简洁得多.于是常有人质疑：马克思的《资本论》为什么要区分“价值”与“使用价值”？这一区分有什么意义？是不是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了？作为回答,劳动价值论原理当然是标准答案.但是,如果不能在与西方经济学的比较和交锋中说明“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区分,如果不能将这一区分放置在世界经济的发展格局中阐明其对当代中国发展实践和发展新理念的意义,那么,无论如何正确的回答都不能彻底说服人.其严重后果将是,一些人抛开比西方经济学更加“管用”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到西方经济学中寻求答案,从而误导中国的改革开放实践.
一、《资本论》的双重经济学与双重发展理念
马克思不是第一个区分价值与使用价值的经济学家.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马克思将这一区分贯彻到底——不仅在商品的概念和资本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中加以区分,用以揭示剩余价值来源和批判西方经济学的逻辑不彻底性,而且在《资本论》中形成了“生产关系经济学”和“生产力经济学”的双重经济学结构,成为我们考察世界经济、指导中国发展、理解发展新理念的重要方法和理论支撑.
《资本论》中,“资本”是一个生产关系的概念——它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而不是能够带来剩余使用价值的使用价值.在概念的前半部分中,“价值”和“剩余价值”是通过交换实现的抽象劳动,它只发生在分散的私人劳动在相互对立、相互统一中构成整体社会劳动的市场经济中,表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概念的后半部分中,“使用价值”和“剩余使用价值”是具体劳动的结果,它不涉及发生在市场经济中的抽象劳动,表现的是单纯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一般认为,研究前一种关系的经济学是生产关系经济学,研究后一种关系的经济学是生产力经济学.
现代西方经济学常自诩为生产力经济学,为的是标明自身的“价值中立”和“科学性”,它研究投入和产出的效率,即如何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按照这种思路,只要使用价值（资源）通过一个生产循环生产出了更多的使用价值（产品）,资本就可以在一切时代永存.而在马克思看来,这恰恰是把资本这种特定时代的生产关系当成了永恒的自然关系,从而让一门本该像脐带般深深扎根在社会血脉中的人文学科,变成了非历史的“自然科学”和干巴巴的“黑板经济学”.
而西方经济学并不能将生产力原则贯彻到底.资本、土地、劳动的生产三要素是它的逻辑前提,由此出发,资本家得利润、地主得地租、工人得工资的要素分配原则如“圣经”般天经地义.可是,如果要素分配真的成立,那么,从逻辑上说应该是利润归资本、而不是归资本家；地租归土地、而不是归地主.西方经济学在概念上偷梁换柱：从要素的生产出发,却依据要素的“所有权”进行分配.而一旦所有权参与了分配,意味着研究已经超出了生产力经济学范围,而必须借助生产关系经济学加以理解和诠释.关于要素分配论在逻辑上的混乱,19世纪早期的美国思想家亨利·乔治早就详尽指出过,[1]（P143-152） 但一个多世纪来的资产阶级学者对此视而不见.
马克思同样认为不能单独从生产力角度考察资本.《资本论》研究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2]（P8）按照《资本论》对商品和资本生产过程的分析,纯粹的生产力经济学迄今尚未建立.这是因为,西方经济学所谈论的投入和产出均不是以“使用价值”的量来衡量；所谓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实际上是以最小的“价值”（表现为货币）投入获得最大的“价值”（货币）产出,其中内含着一个“货币如何转化为资本”的问题.《资本论》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历史与逻辑的考察,将之描述为货币（交换价值）在流通过程中克服资本总公式矛盾而进入生产领域成为资本（价值）的历史过程.而只要这一历史条件不变,任何反映这种经济现象的经济学都不可能是纯粹的生产力经济学.
但《资本论》并不排斥生产力经济学.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研究资本的流通过程和第三卷研究利润和利润率的时候,是从价值补偿和实物补偿两个方面考察资本循环和周转的——实物补偿就是使用价值的补偿,就是对资本生产力方面的考察,只不过马克思强调必须在特定的生产关系中考察生产力.资本主义的生产目的是不断获取剩余价值,在追求剩余价值的过程中使用价值被源源不断生产出来,推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因此,《资本论》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生产力只能表现为“资本的生产力”,即剩余价值或利润的生产效率.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的“效率”高低,本质上是利润率的高低.按照平均利润率趋于下降的规律,一旦平均利润率降低为零（这种生产力不再能够带来剩余价值）,资本家就停止生产,资本就还原为货币,价值就还原为使用价值,从而资本的生产还原为社会的生产,资本主义也就完成了扬弃自身的历史使命——这就是《资本论》所揭示的“资本内在否定性”原理.这一原理反映的是特定生产关系中的生产力发展形式,兼有生产关系经济学和生产力经济学的双重研究视角,是二者的有机统一.
在《资本论》的双重经济学中,资本的生产力发展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发展生产力是为新型生产关系的诞生创造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从而让每个人获得全面自由发展,让一个自由人联合的社会历史地生成.《资本论》用“生产的界限”来表达资本主义的独特生产方式.① [3]（P397） “界限”是一种扬弃的逻辑,即资本生产出自身的界限、突破这个界限、再次成为自身界限……最终实现自我扬弃的历史过程.马克思指出,在平均利润率下降规律的作用下,剩余价值的生产最终将还原为使用价值的生产、满足需要的生产,人的全面自由发展成为资本自身再生产中的客观要求：“培养社会的人的一切属性,并且把他作为具有尽可能丰富的属性和联系的人,因而具有尽可能广泛需要的人生产出来……这同样是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一个条件.”[3]（P389） 资本主义生产通过创造剩余时间,为人的全面发展和自由发展创造条件,并且使这种发展变成资本自我发展的内在要求,这才是《资本论》双重经济学的研究旨趣所在.于是,在目的与手段、资本与人的辩证发展中,《资本论》形成了生产力发展和生产关系发展的双重发展理念,站在了远比西方经济学更高更广的平台上.
二、双重经济学视角下的世界发展与中国经验
很多人误以为《资本论》是19世纪的经济学,不适于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世界经济,更不适于指导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发展.其实它的双重经济学和双重发展理念比现代西方经济学更适用于理解当代世界经济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经济社会.
首先,从生产关系经济学角度看.
20世纪资本主义之所以没有灭亡,是因为生产关系的重大调整.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实际上在19世纪后期就已遭遇到无法克服的剩余价值实现“界限”,即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揭示的由获取剩余价值的冲动所决定的不断增加的社会总供给与由可变资本（工资）作为成本被压缩在特定水平上所导致的有效需求不足之间的矛盾.凯恩斯创立宏观经济学,恰恰是为了解决这一矛盾.为了突破这一“界限”,战后资本主义达成了政府、企业、工会的“三方机制”,既协调阶级间对立,也规范资本间竞争；各国在政治上推行罗斯福“新政”、在经济上推行凯恩斯主义、在社会上推行福利制度、在文化上推行消费主义,形成了凯恩斯-福特主义的资本积累社会结构,推动资本生产力的新一轮发展.
相较而言,21世纪资本主义之所以危机重重,症结也在于生产关系——因为民族国家调整生产关系的手段不再有效.20世纪7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已经从“世界经济”发展到了”全球经济”.根据美国学者威廉·罗宾逊（William I. Robinson）的定义,“世界经济”指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世界贸易一体化,表现为“基于国家生产体系之间货物和服务的公平贸易,以及以证券投资资本为形式的跨界资金流动”；[4]（P17）而“全球经济”是20世纪晚期出现的新的经济一体化,它以跨国资本和跨国生产为特征,跨国资本“按照一系列促使赢利机会最大化的策略来重组世界范围内的生产”,[4]（P13）“不仅包括跨国公司活动的扩张,同时也包括生产过程的重构、碎片化以及世界范围内的分散化”.[4]（P19）罗宾逊指出,就资本主义的世界历史进程看,前者不过是原有“历史范型在数量上的扩大”,而后者是资本扩张的一次“质的飞跃”,它瓦解了原先民族国家内部的资本生产与积累循环,代之以全球化的生产与积累循环,直接促生了跨越国界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进程的一体化,因而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发展到跨国家的新阶段.[4]（P17）曾经,国家是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生产关系的政治形式,它作为中立的场所,发挥协调阶级关系以维护资本生产有序稳定的作用.但到了“全球经济”时代,国家的权力主体地位被动摇.跨国公司要求全球化的治理结构,单一民族国家在协调跨国阶级关系和跨国生产方面力不从心.而20世纪后期流行新自由主义的“去管制化”实践,更大大推进了国家角色转换：从提供社会福利转为资助私人企业.国家远离了社会再生产,反倒在促进私有资本积累的过程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跨国资本以为摆脱了国家管制就可以获取空前权力和发展主动,殊不知自掘坟墓：2008年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拉响了警笛,随后各国政府被金融机构绑架“救市”,经济社会的不平等迅速拉开；以纽约为始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向世界蔓延,各国警卫性劳动力支出与社会维稳费用高企不下；地缘性政治危机四起,金融战争杀机涌动……这些无不表明21世纪的资本主义危机实质是生产关系的危机.
其次,从生产力经济学的角度看.
苏联模式社会主义之所以失败,症结不在于生产关系,而在于生产力.二战期间苏联快速工业化的巨大成就让西方胆寒,激励着一批战后获得民族解放的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但正如托洛茨基在“一国能否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争论上所持的清醒认识：斯大林的错误在于建立一个孤立的“民族社会主义”,“如果把建立闭关自守的民族社会主义社会作为目标,尽管能暂时取得成就,也意味着把生产力拉回到比资本主义还落后的境地”.[5]（P241） 社会主义在生产力方面应该代表着比资本主义更高的阶段.俄国的生产力水平本来就低于西方,苏联社会主义建立之时,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力早已越过民族界限发展起世界市场,20世纪70年代后更建立起资本全球化的生产与积累循环,“一国社会主义”的建成几乎没有可能.托洛茨基指出：“马克思主义所依据的世界经济不是各民族部分的总和,而是由在目前时代专横地统治着各民族市场的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所建立起来的强有力的独立的现实”；“不顾构成世界整体的一部分的国家发展的地理、文化和历史条件,而企图在民族市场内实现各经济部门独立自在的比例,那就意味着追求一种反动的乌托邦.”[5]（P241）世界经济体系中的国际分工是依据各国生产力水平的高低而划定的,既有的不平等格局是对生产力落后国家的剥削,也是这些国家发展生产力的机遇.但无论祸福,脱离世界分工体系建设闭关自守的“一国社会主义”,没有出路.
相比之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所以成功,离不开改革开放主动融入世界经济、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只有主动参与国际分工,习得先进科学技术和体制机制,并自觉重塑经济秩序,推动世界分工体系的自我扬弃,才能真正让社会主义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高于资本主义.
最后,从双重经济学的角度看.
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选择,而且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辩证发展的内在要求.在全球化资本循环与积累和国际利润率平均化的推动下,国际市场的形成,实际上是“价值”从落后国家向发达国家的转移过程.这种国际间的价值转移,导致国际分工的不平等化,富国愈富、穷国愈穷.落后国家走社会主义道路,用联合起来的民族资本与跨国资本竞争,是打破这一不平等的世界经济积累结构的唯一出路.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的民族资本在国际竞争中面临生死存亡的必然选择.这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十八届三中全会同时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6]（P5） 就市场经济的本质功能来说,市场所配置和优化的资源,不仅是使用价值即人与自然的关系,而且是价值即人与人关系；到了世界市场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今天,市场所配置的不仅是一国内部的资源,而且是不平衡国际分工格局下国与国之间的资源,因而除了传统的已经被西方经济学所承认的“市场失灵”——“外部性”“非排他性”“非竞争性”领域外,还有跨国资本在跨国空间之上形成的“真空地带”.如果不能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并积极参与全球治理,那么,今天的世界市场将沦为跨国资本发动贸易战、金融战大肆掠夺中国的战场.
“一带一路”“亚投行”战略标志着当代中国正在参与塑造新的全球秩序.“共同发展”的承诺,意味着中国正为突破“中心-边缘”不平等国际分工格局作出努力,通过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构建一种既促进他国发展也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国际分工结构和秩序；“命运共同体”的主张,意味着中国正承担起社会主义大国在全球化时代所肩负的世界历史使命,通过呼吁更具包容性、平等性、开放性的发展模式,调动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民众等多方力量参与全球事业,探索一种平等发展、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秩序.
三、 五大发展理念与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新境界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是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发展经验的集中体现,反映出我们党对我国发展规律的新认识”.[7]（P48）这五大理念既是对时展新问题的回应,也是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的提炼和总结,在其现实性上,它与马克思的《资本论》形成互动,即：《资本论》的双重经济学和双重发展理念作为理论指导,有助于深刻理解“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意蕴；而五大发展理念的中国实践,也将丰富和发展《资本论》的双重经济学,开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新境界.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语境中,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应该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在国内和国际两个层面加以理解和践行,应该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为目的,而不是单纯地以利润率增长、以提高资本的生产效率为目的.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它不仅是通过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引领经济向新常态转型与发展,而且贯穿党和国家的一切工作,形成推动转型与发展的体制机制和发展方式.除了科学技术上的创新,还有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和文化创新；除了强调企业在创新上的主体地位和主导作用,还要强调政府在完善宏观调控方式上的创新；除了建设制造强国的产业新体系,还要推进市场环境、产权制度、投融资体制、分配制度和人才机制的创新.真正做到经济体制的创新与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制的创新相互促生,生产力创新与生产关系创新、发展质量与发展效益齐头并进.
“协调”不仅是在中国的经济社会领域做好区域协调发展、城乡协调发展,而且要“立足国内和全球视野相统筹,既以新理念新思路新举措主动适应和积极引领经济发展新常态,又从全球经济联动中进行谋划,重视提高在全球范围配置资源的能力”.[7]（P49）“协调”必须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总体布局,注重发展的整体性,做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通过正确处理发展中的重大关系,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供给与需求的关系、公平与效率的关系,调整经济结构,解决社会矛盾,从而进一步释放和拓展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空间.
“绿色”不仅是通过改善生态环境发展生产力,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关系,而且要推动形成一种新的交往方式和生活方式,自觉迈入人类文明发展的新阶段.“绿色”除了要求绿色清洁生产、低碳循环经济、全面节约和高效利用资源、加大环境治理力度、筑牢生态安全屏障等永续发展的必要技术手段之外,还要求有序利用自然、优化空间结构、建设主体功能区,让“绿色”成为一种生产生活方式,一种新的社会风尚,从而为协同推进人民富裕、国家富强、中国美丽,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这种绿色发展理念超越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维度,扩展到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纬度上.
“开放”不仅要求在新的形势下利用好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发展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而且要求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推动新型国际关系形成,在与世界各国的良性互动、互利共赢过程绘经济秩序新图景.如果说“一国社会主义”的惨痛教训曾经坚定我们“开放”的决心,那么在世界经济高度交融的今天,我们更需注重“开放”的水平,迎接世界经济的挑战和机遇.通过各种方式密切多边合作机制,构建广泛的利益共同体；通过共同应对全球风险,参与全球治理,创新完善国际秩序,促进人类的持久和平和共同繁荣.
“创新”“协调”“绿色”“开放”最终落脚在“共享”的发展理念上.这不仅是因为“共享”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而且是因为,中国是世界上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肩负着打破不平等发展格局、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崇高使命.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上看,“共享”的发展意蕴不仅是指在国内增加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增进人民福祉,强化人体性,形成人人参与、人人尽力、人人享有的社会合力,而且还指在国际上结成最广泛的“合作共赢”统一战线,提供全球化的公共产品,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将生产力发展成果惠及国际社会的广大民众.
《资本论》通过双重经济学的研究和双重发展理念的展开,证明了从资本主义到共产主义,并不是一种外部否定,而是资本的自我否定.当代中国正处于推动这一历史进程的重要节点.从短期看,“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是为了经济难题、解决发展矛盾；从长期看,它必然承担起推动世界范围内的资本内在否定的历史使命.
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不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不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而是“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生产,因而是一种通过价值生产实现使用价值生产的生产,是一个逐步用剩余使用价值生产替代剩余价值生产的历史过程.这种生产在逻辑上指向“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3]（P107）——这也正是五大理念的发展方向所指.
不理解这一点,就会重新陷入以利润率衡量一切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桎梏.而按照平均利润率下降趋势的规律,若单纯以剩余价值的生产指标衡量,经济增长率放缓注定是一个无解的问题.中国的经济新常态实际上已经直面并正在解决这一问题.只有突破以利润率衡量的资本生产力标准,改而以满足需要的生产力标准、以人文发展指数和全面发展标准衡量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才能真正把握五大发展理念意蕴,创立解决新时代新问题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学.从这个意义上说,五大发展理念指向未来人类新文明,它正以未来重新定义当下和历史,以伟大的中国实践为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贡献中国智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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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7] 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
[责任编辑 李冲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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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个人和历史的双重叙述评叶兆言《刻骨铭心》 叶兆言对南京文化情有独钟,醉心于书写市井百姓的生活琐事 他的小说往往远离宏大叙事,专注于历史潮流之下的个人命运 他的新作刻骨铭心刊登于2017年钟山第4期,一经发表即被视为“夜泊秦淮&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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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萨缪尔森《经济学》和马克思《资本论》比基于客观、实用的视角 政治经济学在其演化过程中,出现了两大对立的派别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与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森的经济学教科书是国人所说的“西方经济学”的代表,其实质是资本主义政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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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资本论》第一卷中的供给思想与现实意义 摘要资本论是马克思光辉的经济学经典著作之一,马克思的供给理论贯穿于资本论中 资本论第一卷包括劳动价值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和资本积累理论 劳动价值理论阐明了商品和货币的供给及其表现形式；剩余价值理论阐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