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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研究有关论文如何怎么撰写 和全球史视野下的历史学2019年全球史著作盘点方面研究生毕业论文范文

分类:本科论文 原创主题:历史学研究论文 发表时间: 2024-03-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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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史观念自1963年威廉·麦克尼尔在《西方的兴起》一书中提出以来,逐渐得到了国际史学界的认可与接受.全球史研究不仅成为一个新兴的学术领域,而且也成为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对很多原有的史学领域产生了重要影响.在全球化风起云涌的时代,以民族国家为框架来书写和研究的传统史学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与挑战,暴露出了越来越多的弊端与不足,根本无法适应时代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之下,许多史学研究领域开始吸收全球史研究的视角和方法来重新审视原来的研究课题,并且出现了众多新的学术增长点.

著名的意大利历史学家贝奈戴托·克罗齐(BenedettoCroce,1866—1952) 指出,“一切真历史都是当代史”.在深度融入全球化的今天,中国人对全球化进程有着越来越多的现实关切.反映到历史学领域中,就是学者们更加注重运用全球史的视野和方法来进行研究, “全球史”成为中国史学界近两年的一个重要学术热点.2017年,一大批运用全球史研究方法或者具有全球史视野的史学研究著作得以出版,既有像《麦克尼尔全球史》《全球分裂》《全球史纲》这样贯通各个时段的通史类著作,也有像《现代世界的起源》《太阳底下的新鲜事》《1916:全球史》这样聚焦某个主题、时段或年份的全球史著作,还有像《与账簿》《世界历史上的蒙古征服》《为中国寻找现代之路》这样具有全球史视野或者运用全球史研究方法的专题性研究著作.整个中国史学界对全球史的译介与研究呈现出一派方兴未艾的繁荣景象.

贯通各个时段的全球史通史类著作今年最引人瞩目的全球史通史类著作当属威廉·H.麦克尼尔(William H.McNeill,1917—2016) 和约翰·R.麦克尼尔(JohnR.McNeill,1954—) 父子撰写的《麦克尼尔全球史:从史前到21世纪的人类网络》.该书原名“人类之网:鸟瞰世界历史” (TheHumanWeb:ABird’sEyeViewofWorldHistory),这一版的中译本使用“全球史” 来命名,反映了全球史研究在中国当今史学界的热门程度.作者在导论中明确指出:“在人类历史上处于中心位置的,是各种相互交往的网络.” 也就是说,作者把“网络” 作为书写全球历史的一个核心概念,并用它作为统摄全书的解释框架.在作者看来,网络“就是把人们彼此连接在一起的一系列的关系”, “塑造人类历史的,正是这些信息、事物、发明的交换与传播,以及人类对此所做出的各种反应”.[1]

作者认为,语言的发展使人类远古的祖先们通过相互之间的交谈、信息和物品的交换,在狭小的群体中形成了社会,然后不同的群体之间通过暂时性和偶然性的交往,形成了一种非常松散、非常遥远、非常古老的第一个世界性网络(thefirstworldwideweb).到距今12000年左右的时候,农业文明出现,各种新型的较为紧密的地方性和地域性网络形成,它们通常集中在适于定居生活的地区.大约在6000年以前,各地的城市发展起来,使那些地方性网络演变成了各种都市网络(metropolitanwebs).大约在2000年前,各种小的都市网络逐渐合并,形成了最大的旧大陆网络体系(TheOldWorldWeb),它囊括了整个欧亚大陆和北非地区.地理大发现之后,世界上各个都市网络终于连接成了一个唯一的世界性(Cosmopolitan)网络.从此之后,随着电子技术的飞速发展,人类越发成为整个全球性网络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作者认为,“这些相互交往和相互影响的人类网络的发展历程则构成了人类历史的总体框架”.[1]4

《麦克尼尔全球史》这部通史类著作无论是从谋篇布局,还是从解释框架上,都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传统的世界史或文明史著作虽然也会讲到国家之间、地区之间甚至文明之间的交流、互动和冲突,但要么是各个国家、地区或者文明历史的拼盘,要么就是对重大历史事件的铺陈与描述.麦克尼尔父子的这部著作则彻底打破了传统通史类著作的叙事模式,用世界上各种“网络” 的形成与演变,以及其中所蕴含的合作与竞争作为历史发展的主线.书中不再见到世界主要文明和大国内部的历史演进,也不再充斥着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工业革命这些大家耳熟能详的历史事件,取而代之的是贸易、交通、疾病传播、物种交换、宗教扩散等能够反映人类交往与互动的活动.这种真正从全球的视野来“鸟瞰” 历史的叙事方式,将给习惯于阅读传统世界通史类著作的中国读者以极大的冲击,使其能够真正领略全球史研究方法的魅力.

与麦克尼尔父子相比,中国读者更为熟知的一位全球史大家恐怕就是L.S.斯塔夫里阿诺斯(L.S.Stavrianos,1913—2004) 了.他所撰写的《全球通史》共出了七版,风靡全世界.该书在中国也被多次重译、重印,不仅成为许多大学世界史课程的必读书目,而且在普通公众之中也拥有众多读者,许多国人就是通过这本书来认识外部世界的.今年,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另两部全球史著作《全球分裂:第三世界的历史进程》《全球史纲:人类历史的谱系》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使大家对他的全球史观有了更为全面的了解.《全球分裂》书写了一部第三世界国家发展历程的全球史.作者在该书的导言中对“第三世界” 一词做出了自己的界定,他更多的是从经济内涵上来使用这个概念的,主要指“那些在不平等的条件下参与最终形成全球性市场经济的国家或地区”,包括“整个拉丁美洲,除南非以外的整个非洲,除日本、以色列以外的整个亚洲”.[2]作者借用了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Schumpeter,1883—1950) 的经济发展理论,认为第三世界国家处于外缘地区,它的经济是宗主国经济的附庸或补充,并且只能在这种依附和从属关系所限定的范围内起作用,这种经济增长并不是真正的经济发展.作者指出,第三世界是一组关系——— “一种占据支配地位的宗主国中心与处于依附地位的外缘地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2]30 《全球分裂》一书的主体部分就是从全球史的视野来描述这种不平等关系的演进过程.第一个阶段是1400年至1770年,宗主国中心是商业资本主义形态,通过特许状和垄断权对南北美洲进行殖民活动.第二个阶段是1770年至1870年,宗主国中心演变为工业资本主义,主要通过国际自由贸易来占领市场,不再热衷于直接攫取殖民地.第三个阶段是1870年至1914年,垄断资本主义成为宗主国的主要经济形态,宗主国之间的冲突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潮导致了欧洲列强瓜分殖民地的狂潮,第三世界真正成为一个全球性体系.第四个阶段是1914年至20世纪末,宗主国面对内部的矛盾冲突和第三世界的两波革命浪潮,逐渐采取守势,放弃了对世界性帝国的政治统治,转而通过新殖义的方式保持对原殖民地领土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控制.

《全球分裂》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系统论述第三世界历史的通史类巨著.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没有把目光仅仅局限在第三世界本身,而是通过把世界划分成中心地区和外缘地区,并描述二者之间不平等关系的历史来展开自己的论述.他的这部用全球史的视野来看待第三世界历史的著作,还借鉴了相当多的社会科学的理论,比如熊彼特的经济发展理论、萨米尔·阿明(SamirAmin1931—)和贡德·弗兰克(GunderFrank,1929—) 的依附论、伊曼努尔·沃勒斯坦(ImmanuelWallerstein,1930—)的世界体系论等,拥有非常丰富的理论工具和解释框架.此外,作者写作本书的现实关怀也是具有全球性的.他认为第三世界的许多问题,比如失业、农民破产、贫困、政治犯、文化帝国主义等,在第一世界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而且二者的分界线在逐渐模糊,都将遵从全球性市场经济的指令,因此所有人都需要有“一种共同的认识”.

《全球史纲:人类历史的谱系》原名“源自我们过去的生命线:新世界史” (Lifelinesfrom OurPast:ANewWorldHistory),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收官之作,对作者自己多年来坚持的全球史观进行了系统的总结.作者在全书的导言中回顾了自己从事历史研究的心路历程,指出自己研究历史的目的“不是为了装点文化,而是把它当作理解社会的工具”.面对“二战” 之后席卷全球的殖民地革命浪潮,他对长期统治美国学术界的西方中心论思想非常不满,于是放弃了自己最为擅长的巴尔干历史研究,转而开始探索世界历史的教学与研究.在他看来, “世界历史并非国别史或区域史的总和,而且也不能仅被视为国别史或区域史的总和,而是必须涵盖包括世界历史各个组成部分在内的一个全新的整体”.根据这样一种历史观,作者认为一部世界历史应当以人类社会的出现作为起点.他把整个人类历史按照社会性质的不同分成三类:氏族社会(公元前3500年以前)、朝贡社会(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1500年) 和资本主义社会(公元1500年至今),然后从生态、关系、社会关系和战争这四个维度来分析上述三种社会制度.之所以选择这四个维度,是因为“它们涵盖了与当下直接相关的人类经历当中最为广泛的领域,从而可以将我们的过去与我们现在面临的全球性危机最大限度地联系起来”.[3]

《全球史纲》在结构和思路上都非常具有特色,不仅不同于传统的世界史著作,甚至与作者的代表作《全球通史》也有很大的区别.斯塔夫里阿诺斯用极短的篇幅来概括全球历史,大胆舍弃了相当多传统通史著作中出现的重大事件与重大课题,而取舍的标准就是是否对人类当下的境况有启发性的意义.《全球史纲》形成了历史与现实之间的对话,充满了作者强烈的现实关怀.他认为每个时代的历史叙述都要能够反映那个时代的特定需要,回答时代提出的新问题,都是一种“应时之作”,历史学的功用也不仅仅是罗列史实和积累史料,而是要积极地根据时代需要来阐释历史.在全球化浪潮席卷世界的时代,作者认为必须要从一个新的全球视角,而不是西方中心的视角来观察人类历史,只有这样才能反映时代的新情况和新需求.《全球史纲》集中呈现了作者多年从事全球史研究所形成的思考,是系统了解他的全球史观的必读之作.

聚焦某个主题、时段或年份的全球史著作

全球史作为一种全新的历史撰述方式,不仅应用于贯通古今的通史类著作,也应用在一些集中探讨某个主题、时段或年份的历史著述中.马立博(RobertMarks) 的《现代世界的起源:全球的、环境的述说,15—21世纪》从全球和环境的视角重新探讨现代世界的起源,提供了一幅与“西方的兴起” 颇为不同的历史画面.传统西方中心论的历史解释认为,欧洲人由于在文化价值、环境因素、技术因素、政治-军事因素、人口因素等方面具有特殊性,率先实现了工业化,并且建立了民族国家,然后向世界其他地区扩散“现代性”.马立博则对这种历史解释提出了质疑,认为它遮蔽了亚洲长期是世界中心的画面,他所做的工作就是让“原画再现”.作者是从事中国环境史出身的学者,而且任教于美国南加利福尼亚惠蒂尔学院,深受彭慕兰(KennethPomeranz,1958—)、贡德·弗兰克为代表的加州学派学术成果的影响,对中国和印度为代表的亚洲因素极为重视和关注,以此来平衡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叙事.马立博还以整个世界作为研究的单位,而不是具体的国家或区域,把像工业革命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放到全球的语境中进行考察, 强调偶合(conjuncture) 的重要性,即“世界不同地区因各自具体情况而发生的事件随之产生了全球性的重要作用”.[4]另外,作者非常强调环境因素对历史发展的重要影响,比如17世纪波及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小冰河期” 导致的经济危机对世界历史发展的影响,森林采伐对能源的消耗促使农业经济向化石燃料工业经济的转化,20世纪人类制造出了超出限制的氮使世界人口猛增等.这些特点使《现代世界的起源》一书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成为一部挑战“西方中心论” 历史叙事的力作.

在《现代世界的起源》第三版的序言中,马立博特别提到了环境史学家约翰·R.麦克尼尔的著作《太阳底下的新鲜事:20世纪人与环境的全球互动》一书对他启发很大,使其在叙述中融入了生态主题.[4]1研究环境的变迁以及人与环境互动的历史,本身就是全球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尤其是随着环境问题日益成为困扰全球的难题,对全球环境史的研究成为史学界一个新的学术热点.20世纪是地球环境变迁强度最高的一个世纪,而人为因素对环境变迁的影响又异乎寻常地大,因此作者就把关注的目光投向这个充满怪象的“挥霍世纪”,书写了一部这个世纪的全球环境史.麦克尼尔在书中关注的重点是环境的变迁,尤其是由人类所造成的环境变迁.该书写于21世纪初,在众多回望20世纪历史的著作中,麦克尼尔的环境史视角给读者呈现了一幅非常不同的20世纪历史图景.他认为,环境变迁的“重要性甚至超越第二次世界大战、共产主义运动、识字率上升、运动或女性解放运动”“变迁的规模与强度之大,让许多在过去千年仅限于地方性的问题,成了全球共同关注的焦点”.[5]作者在书的前半部分从岩石圈与土壤圈、大气圈、水文圈、生物圈这四种地球的主要组成部分出发,细致梳理了20世纪全球环境变迁的经过,然后在书的后半部分从人口与城市化,能源、科技与经济学,以及观念与政治这三方面勾勒出20世纪环境变迁与人为因素的互动与关联.这部全新的环境史著作完全突破了传统历史学著作的结构与思路,从全球的视野呈现20世纪人类与环境的复杂互动,为读者对20世纪全球历史的理解提供了非常重要的环境维度.基斯·杰弗里(KeithJeffery,1952—2016) 的《1916: 全球史》将关注的目光投向1916年这个一战中的关键年份,书写了这一年的全球战争史,是一部独具特色的全球史著作.对于一战的历史,国际史学界传统上持一种欧洲中心论的观点,把关注的重点放在欧洲战场和英德矛盾方面,认为这场大战基本上是一场欧洲战争.2014年是一战爆发100周年,国际学术界出版了一大批纪念一战的历史著作,出现了一战史研究的“全球转向”.国内读者较为熟悉的香港大学历史系徐国琦教授近年来先后出版了《中国与大战》《一战中的华工》《亚洲与大战》等国际史著作,强调中国与亚洲在一战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是这一史学潮流的重要代表.[6]杰弗里的这部著作以“全球史” 命名,表明它也深受这一学术转向的影响,重视一战的全球意义.作者在序言中指出,“我写作这本书的目的是要将1916年各月所发生的标志性事件作为一系列线索交织起来;通过这些线索,将战争经历惊人的范围性、多样性和相关性一起表现出来.”[7]杰弗里按照时间顺序,利用大量的一手史料和研究著作,既讲述了广为人知的加里波利登陆战、凡尔登战役、伊松佐河战役、日德兰海战、布鲁西洛夫突破、索姆河战役,也介绍了大家不那么熟悉的都柏林复活节起义、俄属中亚的叛乱、德属东非的莫罗戈罗争夺战、东地中海与巴尔干地区的战斗,还梳理了1916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沙皇宠臣拉斯普京谋杀案等政治事件,范围涵盖了西欧、东欧、中亚、非洲、巴尔干、中东、中国、印度、美国等世界上几乎所有的重要地区,内容包括了战争、起义、选举和政变,真正从全球的角度立体地展现了1916年一战的全貌.作者的这种撰述方式,本身就表明他认同一战是一场全球战争,是真正的世界大战.此外,作者也呼应了一战史研究的“帝国转向”,认为1916年是欧洲几大帝国危机的开始,这一年发生的诸多事件最终导致了几大帝国在战后的崩溃,从而奠定了全球新的政治格局.具有全球史视野的专题性研究著作全球史作为当今史学界一个重要的学术增长点,已经不仅是一种新的历史编撰方式,而且成为一种重要的研究方法,已应用到具体的史学研究之中.近年来,一些专治中国史的学者纷纷开始尝试使用全球史的研究视野和研究方法,产生了许多新颖的课题与领域.

李伯重教授的《与账簿: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是在复旦大学“光华人文杰出学者讲座” 的五讲内容基础上写作成书的,他将该书定位为“一本体现国际学术新潮流、面向社会大众的全球史研究著作”.[8]他认为15—17世纪中期,中国和世界历史出现了一个“大变局”,也就是经济全球化大潮开始出现.这个早期的经济全球化充斥着新型暴力和商业利益,作者形象地用“和账簿”来概括其特点, “其含义是这个时期蓬勃发展的国际贸易与暴力有着程度不等的联系.为了追求更大的利益,各种利益主体在相互交往中往往运用暴力”.[8]394这一时期东亚地区之所以没有建立稳定的秩序,而是受到“丛林法则” 的支配,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的明朝政府未能充分认清变化了的国际贸易新形势,不仅没有在建立东亚新秩序的过程中贡献力量,反而应对不力,导致了王朝的灭亡.但作者并没有孤立地对明朝政府进行简单的指责,而是将视野扩展到全球来看待这一问题.作者发现,晚明中国没有成功应对新的国际形势并非偶然和个案,17世纪的大多数国家都是如此.中国的危机其实是“17世纪总危机” 的组成部分.在当时的欧洲和日本,政治、经济、宗教、外交等各方面的危机集中爆发,少数国家如荷兰、英国等成功渡过了危机,逐步走上了现代化的道路,而西班牙、葡萄牙等大多数国家都受到危机的沉重打击,逐渐在国际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作者没有将视野局限在中国历史本身,而是从经济全球化和“17世纪总危机” 的全球史角度,重新审视明清易代和中国近代为何落后于西方的传统问题,提出了很多新颖而富有启发的见解,使相关领域的研究焕发了新的生机.

蒙元史是中国史学科中非常特殊的一个研究领域,由于蒙古帝国横跨欧亚大陆,对它的研究很难局限在中国本身,而必须具有跨国史和全球史的视野.近年来随着“内亚视角” 成为当下中国历史研究的热词,学者们对蒙古帝国及其世界影响的关注也越来越多.美国北乔治亚大学梅天穆(TimothyMay) 教授的《世界历史上的蒙古征服》就集中探讨了蒙古帝国的世界史意义这一重大问题.他认为,蒙古帝国的征服通过军事革新、国际贸易、世界宗教传播以及技术和思想的扩散,对整个欧亚大陆产生了巨大影响,使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作者还指出,“蒙古时代在历史上的确是一个关键的甚至是轴心的时代,在很多方面,它是前现代和现代之间的分界点”.[9]与认为蒙古征服给欧亚大陆带来的是落后和专制这样的传统负面观点不同,梅天穆认为蒙古帝国不仅作为催化剂改变了欧亚大陆的政治版图,而且通过“成吉思汗大交换” (ChinggisExchange)在贸易、战争、行政、宗教、疾病、人口、文化等方面引发了欧亚大陆国家的显著转变,其影响力并不亚于被世人津津乐道的“哥伦布大交换” (ColumbianExchange).该书视野开阔,文字清晰流畅,并且参考了大量的国际最新学术成果,是一部用全球史研究方法进行蒙古帝国史研究的力作.与之相似,2016年出版的日本学者杉山正明的《蒙古颠覆世界史》也用全球史的视野审视蒙古帝国的意义,认为蒙古时代是世界史上游牧文明的顶点,而且它开启了世界通往近代的大门,从而颠覆了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史叙述.[10]留学史是全球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它通过考察留学生在域外的学习、生活和人际交往状况,*异质文化之间在学术传统、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方面的交流与碰撞,及其引发的知识迁移与社会变迁.近年来,随着留学国外日益大众化和普及化,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关注留学史的研究.美籍华裔女学者叶维丽的《为中国寻找现代之路:中国留学生在美国(1900—1927)》是以她在耶鲁大学所作的博士论文为基础改编成书的,今年出版的是该书中译本的第二版.作者在书中并没有从教育史的角度切入,把目光局限在留学生在美国大学的学习状况,而是把研究的视野聚焦于留学生在美国成立的学生社团、留学生在美国的种族关系、女留学生在美国的境况、留学生的爱情生活,以及留学生在美国的体育生活和戏剧活动等,全景式地展现了留学生在美国的日常生活.作者的问题意识是关注20世纪的中国在西方影响下如何实现了跨文化的变革,特别是“现代性” 是如何引入中国的.在作者看来,“现代性” 是作为一种生活方式来体现的.1900—1927年留学美国的这批留学生并不是最早具有“现代思想” 的中国人,但却是第一代以“现代” 方式来生活的中国人.他们在留学美国的过程中,不仅学到了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更重要的是他们在美国开始尝试现代的生活方式.当他们回国之后,在实现知识迁移的同时,也把作为生活方式的“现代性” 带回了国内.因此作者认为, “需要超越政治史和思想史的局限,吸纳更广阔的社会史、生活史和文化史视角,这样我们才能更加全面地理解这些‘以中国的名义寻找现代之路’(seekingmodernityinChina’sname)的人———这些赋予现代性以日常生活内容的中国人———所起的历史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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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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