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先声19世纪下半叶教会学校音乐教育在中国 与影响，该文是音乐教育有关毕业论文范文和下半叶和先声和教会相关论文如何写.
原媛[1]
[内容提要]提起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开端,通常首先被想到的是20世纪初期的学堂乐歌.而自19世纪40年代起到20世纪初,在华传教士所开办的教会学校音乐课往往容易被忽略.其实,这些教会学校音乐课的出现比学堂乐歌要早半个世纪之久,而且它已经开始影响着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由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本文将从19世纪下半叶在华教会学校音乐课的创立与发展,及其对后来出现的学堂乐歌发展之影响等方面进行归纳与总结,期望能引发同仁们对教会学校音乐教育更多的思考,从中得到些许对当代音乐教育的启示.
[关键词]教会学校/音乐教育/学堂乐歌/发展/影响
中图分类号：J60-0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5736（2016）03-0141-3
近年来,更多的学者开始关注在华教会学校音乐教育对中国近代音乐发展的影响.其中,不乏包括孙继南、刘再生这些音乐史学界名家、前辈对相关研究的撰文.孙继南先生在其文章《我国近代早期“乐歌”的重要发现——山东登州＜文会馆志＞“文会馆唱歌选抄”的发现经过》中曾提到：“山东的蓬莱(古称登州)早在其三十多年前,即1872年,就已经有美国传教士自己编写《乐法启蒙》这种较为系统性的教材,教给学生们西方乐理知识”[2].这要比1903年,沈心工日本留学归来创办乐歌课早了30多年.随后,刘再生先生也在他发表的文章《我国近代早期的“学堂”与“乐歌”——登州<文会馆志>和“文会馆唱歌选抄”之史料初探》中做出了结论：“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开办的教会学堂是我国早期‘学堂乐歌’的策源地.”[3]除孙先生与刘先生外,也另有许多专家学者通过对教会学校总体发展的总结,或对某地区代表性教会学校的具体研究,证明了教会学校音乐教育在中国近代音乐史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它对随后出现的同为近代中国新型音乐教育形式的学堂乐歌所带来的诸多影响.
一、19世纪下半叶教会学校音乐课在中国的
创立与发展及对我国近现代音乐教育的启迪
《中国近代音乐教育史纪年》一书中记载了19世纪下半叶,西方传教士在华开设的十余所设有音乐课,且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教会学校,如1842年由澳门迁至香港的一所属中小学性质的教会学校——“马礼逊学堂”；在上海,由美国传教士范约翰于1861年创办的清心书院女校；美国传教士林乐知分别于1881年、1892年开办的中西书院、中西女塾等教会学校,从这几所教会学校走出的优秀毕业生中不乏一些中国早期的音乐人才；1881年,由传教士麦利创办于福州,较为重视合唱并明文规定“每星期六晨集合唱歌”的鹤龄英华书院等.更有资料证明,较上述学校更早时,已有来自葡萄牙的天主教神父江沙(1780-1844),在澳门教授神学教义的同时开设了音乐课.
这些开设于19世纪下半叶的教会学校均设有音乐课,涵盖钢琴、声乐、舞蹈,甚至有音乐史、乐理、音乐创作等音乐理论修养课.而且,几乎都延续办学至20世纪上半叶.从地理位置上看,这些教会学校多分布于香港、宁波、上海、北京、广州、杭州、烟台、蓬莱等沿海地区或较发达地区,其中上海居多.
在这些教会学校建立多年后,也就是19世纪末最后两年里,一些中国人创办的设有音乐课的新型学堂开始出现：如1898年春,邓家仁、邓家让两兄弟在广东共同创办的民办新式学校“时敏学堂”,设立音乐课；同年5月,在由经元善发起创办于上海的“经正女塾”开设音乐课；1899年,杭州知府林启创立的“养正书塾”也设音乐课.这些由中国人创办,在当时被称作洋学堂的学校,大多借鉴在华教会学校的办学经验,且有资料显示,如“正经女塾”便得到传教士林乐之、李提摩太等人的支持[1].1903年,沈心工在南洋公学附小开设唱歌课,自此学堂乐歌在中国开始迅速普及.虽说,沈心工的乐歌课是在日本学习后回国创办的,应是接受日本音乐教育的影响,但沈心工最早对音乐课的接触便是在教会学校上海圣约翰书院时期,加之教会学校在中国多年办学的影响,这些都为后来学堂乐歌的普及蓄积了力量.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也有多所知名大学是由教会学校改建的.如1890年建立的“汇文大学堂”设有艺术科,该校即是由美国基督教在北京创办的蒙学馆及怀理书院演变而成的大学；1914年成立的“之江大学”是由1845年,美国基督教会在宁波创办的崇信义塾,后迁杭州改名的“育英义塾”改建而成；1919年由美国及英国基督教教会联合在北京开办的近代中国规模最大、质量最好、环境最优美大学之一的“燕京大学”等.这些学校几乎都设有音乐科.教会学校重视音乐教育的特点,也为这些改建后的大学的优良音乐传统打下了基础.
从上述资料我们可以看到,最迟从19世纪40年代起甚至更早些,在中国的土地上就已出现了西方近代模式的音乐课.19世纪下半叶,越来越多的教会学校在中国建立,它们逐渐影响和改变着中国发展了几千年的传统音乐教育,并开启了中国传统乐教向中国现代音乐教育模式的转变.这要比学堂乐歌时代的来临早了半个多世纪.在长达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教会学校音乐课对我国近代音乐教育的普及起到了铺垫和催化剂的作用.
二、教会学校音乐课对学堂乐歌教材
与教法建设的铺垫作用
在华教会学校音乐课和学堂乐歌,都推进了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发展,但前者比后者却早了半个多世纪.毋庸置疑,19世纪下半叶,教会学校音乐课势必会在教材、教法等方面,为即将出现的学堂乐歌做着铺垫.
早期,在华教会学校的传教士,为方便教唱在校学生宗教歌曲,编写了一些曲谱集.这些曲谱集也成了中国最早的近代音乐课教材.其中,较有影响的如马礼逊的《养心神诗》、狄就烈的《圣诗谱·附乐法启蒙》（此书曾多次再版）以及李提摩太的《小诗谱》等[2].这些圣诗谱,向国人介绍了西方记谱法等一些乐理知识,有的还嵌入了中国传统记谱法——工尺谱.尤其是狄就烈的《圣诗谱·附乐法启蒙》和李提摩太的《小诗谱》中的一些内容,如同今天的乐理类教材,甚至还包括了视唱练耳和教法.从而,通俗易懂地向国人讲解、传播了西方乐理知识[3].除上述由传教士个人编写教材的行为外,1877年,一些基督教传教士还在上海成立了“学校教科书委员会”.经过数次商讨,该委员会决定编辑两套供初高等学校使用的教科书,其中包括音乐（声乐、乐器）[4].通过“委员会”组织集体设计、编写出的音乐教材,便更加科学、系统了.这些教会学校的音乐教科书,较之学堂乐歌时代的音乐教材,如1902年上海文明书局编辑出版的《蒙学科学全书》中的《唱歌》教材,1903年曾志忞编著的《教育唱歌集》,沈心工编著的《学校唱歌集》等已更早地应用了几十年[5].试想,哪位聪明的学者会避开前人的成功经验不去借鉴,而在那愚蠢、笨拙地闭门造车？因此说,学堂乐歌时期教材的编写者,必然会对已在中国实践多年的教会学校音乐课的教材,有所研究、参考及借鉴.
在华教会学校中负责教学的传教士们不仅普及了西方乐理知识,同时也带来了一些新的教育理念.最早提出在中国建立音乐教育课重要性的是德国传教士花之安.他于1873年出版的中文著作《大德国学校论略》中就提到了音乐应为“智学”课程之一,书中还介绍了德国“大小书院皆当属教唱诗之法”[6].
对中国近代音乐教育较有影响力的人物,当属维新派代表——梁启超,他是最早提倡创办新式学堂,并要求开设音乐课的中国人.1896年,他撰写了《论幼儿》一书,文*绍了关于西方国家儿童教育的内容与方法,并强调了对儿童实行音乐教育的必要性.这时的梁启超并未出国,且有资料显示他与在华传教士有过接触,想必他最初对当时西方教育的了解无疑会受到教会学校教育的启发.被公认为“学堂乐歌之父”的沈心工,曾在享有“东方的哈佛”盛誉的“上海圣约翰书院”授课,他对新式音乐课最初的接触便是在这所洋学堂任教之时,这也是他向学堂乐歌进军之路的起点,他在学堂乐歌教学中的教材、教法也一定会受教会学校音乐课的影响.
此外,教会学校重视合唱教学,而学堂乐歌亦是以集体唱歌的形式在中国新式学堂普及.所以,在合唱教学方法上也一定会向前者有所学习.新西兰国立尤尼坦理工学院的教授宫宏宇博士,是一位对西方传教士在中国音乐活动有着颇多研究的学者.其旅居海外25年的特殊经历与背景,对海外音乐史料的收集有着比国内学者更为便利的途径与资源.他在其文章《基督教传教士与中国学校音乐教育之开创》中提到了一本关于美国长老会著名传教士倪维斯的妻子——海伦·倪维思所著的书籍《我们在中国的生活》(1868年首版).该书中记载了海伦在教会学校音乐教育中总结、运用的一些适合中国学生的合唱教学方法（当时教会学校音乐教育基本都是由传教士妻子担任）.海伦“一般先教他们同声共唱一个单音（do）……学生们试着去做……”,起初他们唱得不是很准,会比给出的音相差一度到五度,于是“再给他们一个高音和一个低音,让他们明白其中的不同.……花了差不多整整两个小时齐声唱同一个音……然后,开始加第二个音,do-re……用单字代替唱名,又很容易地加入了一些唱词……还教他们打拍子……”由此不难看出,当时教会学校音乐教育中已有科学、具体的合唱教学方法的运用.宫宏宇在文章中还提到了《花甲的记忆:一位美国传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国》一书,该书为倪维思的老朋友丁韪良所著.这本出版于1900年的书中,除了记载海伦在自己的教会及其所属的学校教授音乐外,同时也提到了她在美国山东长老会郭显德为培训本地传教人员而设置的短期训练课程中教授音乐.在这个短期集训班中,她的音乐教学工作内容为“每天除了教授一个小时的声乐外,还教学生识谱.”书中这些文字也向人们证明了教会学校中还有对当时教会音乐师资的培训.
三、教会学校为我国近代音乐教育
培育了师资队伍及音乐人才
在学堂乐歌时代的领军人物及新式学堂音乐课教师队伍中,也不乏在教会学校学习过或具有基督教家庭背景的人.甚至在20世纪,我国许多知名的音乐家都曾就读过教会学校,或是与基督教西洋音乐教育有着一定的关联.
孙继南先生在其文章中提到过,据资料显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的文化中心上海尚无出版物,以及后来出现的出版物多数用简谱刊印旋律歌谱的时代,山东蓬莱这个地处偏远的地方,已经有由传教士培养的学生们用五线谱记谱编写的多声部合唱歌曲,并且这些曲谱付梓出版[1].这些能编写歌曲,且全部用五线谱记写多声部合唱的学生,在毕业之后,若从事教育工作,定是中国最早的优秀音乐师资力量.
(一)教会学校为我们培育出的近代高校名师.前文提到的“中西女塾”尤为重视钢琴教学,在修业的八年中每年均设“习学琴韵”.中西女塾培养了上海音专早期的钢琴教师王瑞娴；中国早期音乐教育奠基人黄自在清华读书时的钢琴老师史凤珠也毕业于此；曾在上海国立音专教授指挥和声乐的周淑安,在少年时曾前往上海特别重视音乐教育的中西女塾读书；在上海音乐学院教授钢琴多年的钢琴家李嘉禄也是有厦门鼓浪屿基督教的家庭背景.
(二)教会学校对我国近代合唱的贡献.如果说学堂乐歌开启了我国现代合唱的新篇章,那么抗日救亡歌咏运动则是掀起了我国合唱发展的新.然而教会学校却早于学堂乐歌半个世纪便在我国开始了现代合唱的教学.教会学校素有对合唱重视的传统,我国早期合唱事业的领军人物,在抗日救亡歌咏运动中做出卓越贡献的刘良模、李抱忱就分别毕业于知名教会大学——沪江大学和燕京大学.
(三)教会学校为我国近代培养出的其他音乐名家.清心书院女校对音乐科尤为重视,该校学生的音乐才能在上海有着一定的知名度,著名的作曲家瞿希贤便毕业于此；享有盛誉的教会大学上海圣约翰书院,也走出了如我国著名音乐学家杨荫浏这样的知名音乐学名家.
四、关于我国近代“教会学校音乐课”
与“学堂乐歌”本质的思考
上述资料无不证明了教会学校音乐教育对中国近代早期音乐教育发展的重大贡献.但宫宏宇先生也在其文章中提到“学堂乐歌”一词的界定问题.他认为：关于学堂乐歌,“国内学者一般把其狭义地理解为是一种20世纪初才出现的,与清末‘留学日本热’和清政府为实行新政而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密不可分的一种特殊的现象”,这应只是学堂乐歌的狭义概念.而从宫宏宇先生的文章中体现出了其更加赞同孙继楠、刘再生两位先生对‘学堂乐歌”的广义诠释,即学堂乐歌其意义在于“把中国现代学校音乐教育之开创上延到19世纪下半叶,而不是通常所认定的20世纪之初”.对战争之后,传教士在音乐教育上所从事的工作我们应做出客观的评价.
而笔者认为,“教会学校音乐课”与“学堂乐歌”是有本质区别的.它们对我国近代音乐教育发展的本质区别在于：教会学校开启了中国近代音乐教育,但并没有将这种教育做到普及,而20世纪初学堂乐歌的兴起,则是开始了中国近代音乐教育大规模的普及.19世纪下半叶,来华传教士们只是在沿海或发达城市开始了零星的现代教育模式的音乐课,而紧接着在20世纪初开始的学堂乐歌迅速在全国开展,各地纷纷建立新式学堂,设立乐歌课.由沈心工、李叔同等人编写的乐歌作品,也传唱度特别广,且歌词更加符合中国国情教育,更加为中国美育教育发展而思考,教材更加全面地适用于中国音乐教育.因此,“教会学校音乐课”与“学堂乐歌”是“先声”和“普及”的区别.
历史不仅需要我们去了解一个个事件,同时也需要我们用联系的视角去将他们进行对比.虽然在华教会学校音乐教育最初是以传播宗教为目的进入中国,并没有像后来的学堂乐歌那样明显地将中国国民音乐素养之普及作为目标,但我们最终并未简单、被动地接受,而是将这一传播来的文化产品在不同的过程中吸收和同化.上述种种事例不难让我们发现,在华教会学校音乐教育对中国近代音乐教育的教学模式、教材、专业音乐教育、普通音乐教育、合唱音乐教育等方面的影响.如果说学堂乐歌普及了中国现代音乐教育,那么教会学校则是在学堂乐歌之前便开启了中国现代音乐教育的先声.
（责任编辑姜楠）
评论：上述文章是一篇关于经典音乐教育专业范文可作为下半叶和先声和教会方面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音乐教育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论文写作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1、 西方近代音乐之父巴赫 王慧1750 年7 月,有“西方近代音乐之父”之称的德国作曲家巴赫葬入莱比锡圣多马教堂 这是一座白色墙身、黑色尖顶的哥特式建筑 在此之前,他已经在这里担任了27 年的唱诗班指挥.
2、 新媒体对中国文学影响评《21世纪新媒体和文学》 新媒体对中国文学发展影响研究——评21世纪新媒体与文学发展当前新媒体的发展对文学发展的重构具有重要的影响和深远的意义,以网络文学、影视文学为代表的众多新兴文学作品正逐渐占据舞台.
3、 飞尽桃花片19世纪美国制作的康熙豇豆红风格玻璃器 18 世纪欧洲驶出的商船将丝绸、瓷器、茶叶从中国运回国内,中国元素开始对西方艺术产生影响,这股风潮被时人形象地称为“中国风（Chinoiserie）” 欧洲的社会上层人士都热衷.
4、 20世纪下半叶琵琶音色的重构和开拓以王范地、刘德海的艺术实践与其理论著述为例 世纪下半叶,中国琵琶音乐的传习和实践伴随社会的变革历经了一条从民间艺术向舞台化艺术发展的道路 专业音乐院校的培育机制,导致传统琵琶的音乐认知与音乐教习从不同层面上遭到挑战,如何传承与开拓琵琶艺术,成为.
5、 西方电影对中国 和影响 摘 要通过对比、研究分析、问卷、调查来对西方电影的利弊分析,着重分析西方影视为什么吸引中国观众,同时需要读者辨证看待西方电影对中国的影响,在开拓读者视野的同时,也要坚持自己的立场和保护自己本国的传统和.
6、 中国古代影响图书的因素 【摘要】中国古代图书的发展受政治因素的影响颇大,因战争、阶级内部斗争、强权政治、思想专制的影响,图书的发展受到灾难性的毁坏,诸多优秀文学典籍毁于战火 但同时文学载体的不断改进,使得图书得到较好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