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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建设专升本毕业论文范文 跟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领导文化建设的三个转变基于1946-1956十年间的文化建设实践类毕业论文格式范文

分类:职称论文 原创主题:文化建设论文 发表时间: 2020-10-27

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领导文化建设的三个转变基于1946-1956十年间的文化建设实践,该文是关于文化建设方面毕业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成立和三个转变和中国*类论文范文.

顾濛,李宁

(河海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南京 211100)

摘 要:解放战争时期与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领导的文化建设在理论和实践上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解放战争时期的文化建设为取得新主义革命胜利服务,理论上策略性突出,灵活适应战争需要,并在实践中立足东北根据地不断扩展,大力推动了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文化建设为新中国经济的恢复、发展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提供了有力的思想保障,理论开始逐步系统化、制度化,形成各项政策,指导了社会主义文化改造和建设的实践.新中国成立前后十年的文化建设,从斗争性到统一性的诉求之变,文化策略到文化政策的理论之变,部分性到全面性的实践之变,为实现社会主义文化的现代化提供了重要的价值参考.

关键词:新中国成立前后;中国;文化建设;“三个转变”

中图分类号:G1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2-7408(2018)04-0025-05

基金项目:河海大学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领袖政治语言研究”(2017B18514)成果;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成果“到政治语言变迁研究”(17JDB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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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顾濛(1991-),男,江苏常州人,法学硕士,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文化发展;李宁(1977-),女,河南周口人,南京大学历史学博士,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党史.

1946至1956年的中国是风云变幻、翻天覆地的十年.解放战争开始前我国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沉重地压在中国人民身上.在解放战争中,中国领导的文化建设以充分发动人民,配合解放战争,夺取最终胜利为宗旨展开,与国民党文化势力展开了激烈的交锋,具有鲜明的“战时”特点.随着新中国的成立,文化建设紧紧围绕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总任务、总路线开展,“两为方向”以及“双百方针”的提出坚定了文化为社会主义、为人民服务的根本方向,促进了学术流派与艺术形式的多样化,推动了整个文化事业的发展.纵观新中国成立前后这十年,文化建设的具体内容虽然因时而变,但中国对于文化建设的强调与重视从未改变.

一、诉求之变:从斗争性到统一性

新中国成立前后,基于敌我矛盾到人民内部矛盾的转变,反映到文化建设领域,就是建国前中国重视敌我斗争性到建国后重视人民统一性的诉求之变.

解放战争时期的文化建设,斗争性与统一性同时存在、不可分割,同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政治斗争离不开领导下各阶级统一战线作用的发挥,而构建人民统一战线的根本目的在于战胜国民党反动派,夺取解放战争最终胜利.促进人民统一战线形成的文化建设工作自然也更为注重和强调斗争性,具有鲜明的“战时”特征.

曾说:“在我们为中国人民解放的斗争中,有各种的战线,也可以说有文武两个战线,这就是文化战线和军事战线.我们要战胜敌人,首先要依靠手里拿的军队.但是仅仅有这种军队是不够的,我们还要有文化的军队,这是团结自己、战胜敌人必不可少的一支军队.‘五四以来’,这支文化军队就在中国形成,帮助了中国革命,使中国的封建文化和适应帝国主义侵略的买办文化的地盘逐渐缩小,其力量逐渐削弱.”[1]847在谈到陕甘宁边区的文化教育问题时,又进一步阐明了文化之于斗争的重要性,他认为“文化是反映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的,但它同时又能指导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2]109-110,这充分突显了文化建设中强调斗争性的意义和作用.张闻天在谈到文化统一战线时也提出相似的观点:“建立中华民族新文化是全中国所有文化人与知识分子的共同任务,所以它要同一切愿意为新文化的胜利而斗争的各种派别的文化人和知识分子,进行各种各样的统一战线.”[3]也就是说,只要是愿意为独立自主的新中国,为人民而奋斗的,不论阶级派别,都是团结、鼓励、支持、争取的对象,这就是把统一战线当做夺取武装斗争胜利的有力武器和必由之路.正如1949年6月在《论人民》一文中所总结的:“一个有纪律的,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的,采取自我批评方法的,联系人民群众的党;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军队;一个由这样的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各革命派别的统一战线;这三件是我们战胜敌人的主要武器.”[4]

新中国成立之后,全党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转变为社会主义的过渡和改造.为了迅速改变我国落后农业国的面貌,解决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推动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的建立,党迫切需要领导全国人民齐心协力投身于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中,“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1031因此党格外重视对旧文化的改造和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以促进全国人民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形成统一认识,从而自发地积极地配合党的工作,响应党的号召,投身社会主义建设.为此,以为代表的党的领导人对电影《武训传》的思想、梁漱溟的思想、胡适的思想以及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文艺思想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和斗争,以斗争促统一的文化建设思路彰显无疑,所以这一时期的文化改造以批判运动呈现出来.在看来,“思想问题现在已经成为非常严重的问题.各地党委的第一书记应该亲自出马来抓思想问题,只有重视了和研究了这个问题,才能正确地解决这个问题”[5]282,不对旧有的思想倾向进行改造和批判,就会影响和阻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先进文化的兴起和发展,甚至会影响和阻碍我国经济、政治方面社会主义改造的进行,所以,一方面强调党的领导和管理,“要责成省委、地委、县委书记管思想工作,管报纸、学校、文学艺术和广播”[5]247,另一方面强调思想政治教育的开展和普及,“不论是知识分子,还是青年学生,都应该努力学习.除了学习专业之外,在思想上要有所进步,政治上也要有所进步,这就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习时事政治.没有正确的政治观点,就等于没有灵魂.”[5]226

总体而言,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性服务于斗争性,我们党以广泛的各条战线的统一,凝聚广大人民的力量对国民党反动派战而胜之,赢得人民解放.建国初期斗争性服务于统一性,以批判斗争为主的文化大改造,实现了对中国社会意识的整合,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人民大众的共同精神信仰,推动了文化以及经济、政治多个层面的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进程.以统一促斗争,以斗争求统一,是建国前后两个阶段文化建设在诉求上所体现出的不同特征.

二、理论之变:从文化策略到文化政策

恩格斯曾说过:“每一个时代的理论思维,从而我们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6]解放战争是国共两党的决战,决定了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所以这一时期文化建设的理论工作围绕夺取革命胜利,建立新中国这一核心任务展开.

要做好文化建设的推进,首先必须在思想层面让全党和全国人民认识到革命时期文化对于赢得军事斗争的重要性.列宁在批判俄国机会主义派别时提出的著名论断“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被深入消化吸收并结合中国实际运用在新主义革命事业中,他不止一次地强调:“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可见革命的文化运动对于革命的实践运动具有何等的重要性.”[7]这是对全党和全国人民思想认识的深刻引领,是对全党和全国人民投身革命的文化工作的有力号召,在谈到军队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时,“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敌人的”[1]1011,以此提出必须用新主义文化、社会主义理想来武装全军,成为比国民党的飞机大炮更为锋利的克敌制胜的武器.

明确了文化建设的重要性后,出于与国民党文化势力交锋的需要,出于打碎旧世界,建立新世界的历史使命的需要,主要采用对待传统文化批判多于继承、否定多于肯定的策略来针对国民党的封建道统论,以服务工农、服务大众的新主义文化来引领革命进程,就如所说的那样:“继承中国过去的思想和接受外来思想,并不意味着无条件地照搬,而必须根据具体条件加以采用,使之适合中国的实际.我们的态度是批判地接受我们自己的历史遗产和外国的思想.我们既反对盲目接收任何思想也反对盲目抵制任何思想.我们中国人必须用我们自己的头脑进行思考,并决定什么东西能在我们自己的土壤里生长起来.”[2]192

为了使新主义更深入人心,使文化建设更为有效,中国又进一步提出正确处理普及和提高这两者关系的方针,把革命的理论、文化的传播寓于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活动中,真正起到了发动人民,团结大众为人民和国家得解放而战的作用.

新中国成立前夕,随着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及时指出:文化教育等方面的工作“都是围绕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并为这个中心工作服务的”[8]1428.

建国之后,文化建设的理论工作开始完全围绕团结统一人民,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和建设新中国这一核心任务展开.

大力倡导“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发展方向,旨在发挥传统文化作为维系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纽带作用,又进一步赋予传统文化全新的社会主义内涵,并充分借鉴吸收外国优秀经验,使中国文化在新的历史时期展现出全新的社会主义风貌,引领人民大众.

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旨在促进不同艺术、学术流派思想竞相迸发,壮大文化队伍,创造属于社会主义中国和人民的各类艺术作品以满足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当时曾有不同的声音质疑“双百”方针会对统一性产生动摇,对此,说道:“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相反地正是会加强它的这种地位.”[5]223因为坚持了社会主义前提的“双百”方针充分激发了全国人民参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热情.

可以说,“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发展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方针为党在建国初期发动人民,顺利实现三大改造,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提供了巨大推动力,是百废待兴的局面下,推动中国从落后的封建农业国到先进的社会主义工业国的必由之路.

在文化建设理论的形式上,解放战争时期呈现出“战时”的策略性特征.虽然自党成立以来在文化建设上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但是长期的内忧外患使得中国领导的文化建设还远不具备进行系统性建设的条件.相比于党施行的经济、政治性纲领,如《中国土地法大纲》《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等,这一时期没有一项专门针对文化建设的系统性纲领,而且就发动群众的效果而言,言简意赅的大白话更易于被百姓接受,谈话、报告、宣讲等直接性的传播方式也更能促使革命理论、革命文化迅速传播,形成燎原之势.在抗战末期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丰富而全面,给解放战争时期的文化建设提供了众多思想指导,在中国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提出要用活的马克思主义为中国革命服务,在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进行谈话时,告诫他们必须把报纸办好,正确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以打造坚强的思想文化宣传阵地等等.这些思想理论没有长篇大论,却更容易被人民群众所理解、接受、掌握,转化为革命的巨大动力.

在1946年《给蔡博等的信》中指出“新中国需要很多的学者和技术人员,望你们团结一切留苏的中国青年朋友,大家努力起来,将来回国服务”[9].而后与科普作家温济泽的谈话中他高度赞扬了科普工作者的工作非常重要,强调干部首先要学习,再向边区人民群众普及科学知识,用科学知识来帮忙人民群众发展生产,讲究卫生,提高文化.然后到1948年1月,在为起草的《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中进一步强调指出:“我党对于学生、教员、教授、科学工作者、艺术工作者和一般知识分子,必须采取慎重态度.必须分别情况,加以团结、教育和任用,只对其中极少数坚决的反革命分子,才经过群众路线予以适当的处置.”[8]1270这也为1948年10月东北行政委员会下达的正式文件《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提出“处在新形势下教育工作的首要任务是培养有文化知识、科学技术和革命思想的各种知识分子,以应建设需要”[10],提供了理论基础.

对待知识分子的理论从口头到文件的过程,正体现了伴随革命的胜利进程,党领导革命的经验不断丰富,战时的策略开始转向稳定的政策,碎片化的思想理论逐步系统化,被写入施政纲领及其他文件之中稳定下来,为转向新中国的建设服务打下基础.

建国初期的文化建设理论在形式上则基本延续了解放战争末期临时策略向稳定政策的转变,并推动文化建设走向规范化、制度化.新中国的成立,促使党可以用更加充足的时间,立足更为平稳的环境,去整理过去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宝贵经验,结合新形势,促使党的文化建设思想理论形成政策文件稳定下来,以稳步推动新中国文化事业的发展.为了加强全党全国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学习和理解,1951年2月发出了《关于加强党的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紧接着又发布了《关于加强理论教育的决定(草案)》.为了实现教育事业的调整改革与发展,将“人民政府应有计划有步骤地改革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写入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并在1951年10月进一步颁布了《关于学制改革的决定》.为了促进文学艺术领域的繁荣,1951年人民政府颁布《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把为中国戏曲研究院的题词“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直接反映到政策文件中.

建国初期所形成的文化建设方针政策与具体工作文件,不仅数量上较解放战争时期极大增长,而且颁布下达的频率间隔也大幅缩小,大量涉及文化建设方方面面的思想理论以政策文件的形式固定下来,并逐步走向系统化和制度化.尽管这一时期党还没有提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系统理论,但基于新主义文化建设提供的必要经验借鉴,以及党在新中国成立后不懈的探索和实践,不断将思想理论规范化、系统化、制度化,推动文化建设的理论在内容上由服务解放战争转为服务人民和经济建设,促进理论在形式上由战时的即时策略转向建设时期的稳定政策,并作为指导实践的有力武器,推动了新民义文化向社会主义文化的转变.

三、实践之变:从部分性到全面性

基于斗争性到统一性的诉求之变、文化策略到文化政策的理论之变,解放战争时期与建国初期的文化建设实践在内容上主要是落实不同时期的文化策略与政策,在范围上则从地域上的部分性跨向全面性.

在实践内容上,解放战争时期的文化建设,集中表现解放战争的主题,着重揭露国民党反共、内战、、卖国的本质,反映解放区军民斗争、土改、支前等革命活动,讴歌人民解放军英勇战斗的事迹,鼓舞解放区民众踊跃参军支前的热情,坚定解放区军民的必胜信心.无论小说、戏剧、诗歌、美术等文艺形式,还是报纸、刊物、宣传品等出版物,都能够迅速地反映解放战争中的每一个事件,紧跟战略反攻和战略决战的步伐,有效地把党的路线、方针和革命精神传播到广大军民之中,充分发挥了统一军民思想、凝聚军民力量、动员教育群众为战略决战服务的作用.

到了西柏坡时期,尤其是解放战争胜利大局已定之际,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讲话指出:“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与之相适应,解放战争末期,文化建设实践的内容从服务革命斗争开始转向服务建立社会主义,并且在建国初期得以拓展和进一步强化.主要表现在:文化建设开始向城市转移,肃清帝国主义在华的文化势力,清理、接管旧有的新闻广播事业;对城市高校进行接收、管理和改造,积极探索高等教育正规化的办学路径;组建、整合科技文化社团组织,指导他们开展活动;着手建设城市文化基础设施,图书馆、人民文化馆有了一定发展;对城市知识分子进行团结、争取和教育,积蓄人才;并且不断适应由革命战争向和平建设的转变,利用文化建设环境进一步好转的优势,进一步拓展文化建设新领域,例如过去几乎空白的电影事业,在党的领导下开始发展.

整体来看,建国初期基本沿用了解放战争末期的文化建设举措,并结合新形势推动实践深入、提高,促进了文化层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双百”方针等政策的落实,所以,既一脉相承又有所调整、丰富、深化、提高,是党领导的文化建设实践在解放战争末期到建国初期所呈现的基本特征.

在实践范围上,解放战争时期文化建设实践的地域性突出,主要集中在东北解放区,尤其是在解放战争的前期和中期,党将东北解放区作为决定整个解放事业胜败的关键来进行巩固和发展.因为东北有丰富的资源,发达的工业,便利的交通,有利于支援革命战争和进行经济建设,而且幅员辽阔,为人民军队顺利进行运动战开辟了广阔的空间.正是充分估计到了东北所具有的独特地理环境、敌我力量对比以及经济上的优势等,在七大就提出了抗战结束后全力争取东北的战略任务,随后他又为起草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明确指出,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开展斗争.

在党“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部署下,东北地区的文化建设工作被放在了突出的位置,大量党内外文化工作者进入东北开展文化建设实践.这其中,从延安向东北进发的“东北文艺工作团”在东北解放区开展了大量文化建设工作,先后建立起鲁迅艺术学院、东北画报社、东北电影制片厂、东北日报社、中苏文化协会等机构,极大地推动了东北解放区文化事业的发展,并且将延安文化运动中的戏曲改革精神在东北解放区推向深入,东北最具地区代表性的秧歌剧,就是在戏曲改革精神的指导下,诞生出一大批新型拥军秧歌剧、翻身秧歌剧、生产秧歌剧、锄奸惩恶秧歌剧、反霸土改秧歌剧、部队生活秧歌剧等多种题材的秧歌剧,反映解放区翻天覆地的建设风貌和人民对解放军极力支持,对全国顺利解放极度期待的革命热情.东北解放区的文化建设实践成为了推动全面解放的星星之火,既巩固、发展了东北根据地,又在解放战争的战略反攻、战略决战期,为晋冀鲁豫等其他根据地的文化建设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以支点的作用推动了全面解放的胜利进程.

新中国成立后,迅速摆脱积贫积弱的局面成为当务之急,这就必须领导全国人民大范围大规模地进行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这一点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达成了共识:党将“领导全国人民克服一切困难,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扫除旧中国所留下来的贫困和愚昧,逐步地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11].与解放战争时期东北解放区作为文化建设的支点相比,新中国更为稳定的局面,更为有利的条件,使得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地进行文化建设成为了可能.无论农民还是城市居民,都较以前更为平等地享有了受教育的权利,文学创作、文艺活动在“双百”方针推动下的初步繁荣满足了人民群众的基本精神文化需求,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进一步传播、教育和学习,促使马克思主义逐渐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普遍的信仰和追求.

综上可知,新中国成立前后这十年是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确定方向、奠定基础的十年,中国领导文化建设的三个转变,意味着文化建设真正迈入了全国性、大规模的发展阶段,意味着中华文化、中华民族已经走上复兴之路.当然,遗憾的是“两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在反右扩大化后未能得到坚持,文化也成为了政治斗争的工具,并最终导致所取得的文化建设成果和法制遭到巨大的破坏.这也为当今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现代化提供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其提醒和告诫我们:首先要高度重视文化事业的作用和价值,尊重其相对独立性,再深入地思考、研究和探索当代文化事业的发展新路径,既要实事求是,又要与时俱进,既要以史为鉴,又要开拓创新,将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与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相结合,是把中国建设成真正的文化强国的必由之路.

参考文献:

[1]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847.

[2]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09-110.

[3]张闻天文集(第3卷)[M]北京:党史出版社,1994∶46.

[4].论人民[M]北京:新华书店出版社,1949∶20.

[5]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282.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84.

[7]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708.

[8]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28.

[9]书信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5.

[10]蔡克勇.高等教育简史[M]湖北: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2∶151.

[11]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348.

【责任编辑:梁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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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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