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对位性原则视角下城市文化同质化现象的内在机理与其反思，该文是城市文化方面学年毕业论文范文和同质化和城市文化和性原则视角方面论文怎么写.
摘 要：城市文化的发展应坚持对位性原则,对位性的秩序是在城市文化转换中根据城市本身的文化基础,不断在实践中进行调和以期在城市文化各因素之间达到一种协调与融合.由于在不同时代不同城市的文化优势性要素不同,因此对位性机制彰显出强烈的时代性、地域性和差异性.正是对这一原则的弱化与忽视造成了城市化进程中城市文化的同质化现象,这与城市化本身是一个文化“共时性”的发展过程、城市化的实践存在一个行为“共同体”、特定城市文化的特质等因素相关.城市文化的同质化,需要在对位性原则的基础上把握城市文化与城市传统文化、特色文化产业和特色文化城市之间的互动关系.
DOI:10.3969/j.issn.1674-7739.2017.03.005
城市化是城市迈向更高级发展阶段的历史进程,是城市根据时代潮流和自身优势对城市发展秩序做出的调整.在这一逻辑中,城市文化不断挖掘、融合与调整内在的多种要素次序,经历着自身发展范式的转换.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城市在不断推进城市化的过程中,在追求“国际化大都市”的形象塑造中,城市特色逐渐消失,文化同质化的现象日趋严重.这一问题的出现,从理论和实践的层面来讲,在于城市化的进程相对忽略了城市文化转换所应遵守的对位性原则,从而使得城市文化的发展呈现出在多元中夹杂着无序、在开放中夹杂着混乱、在创新中夹杂着盲目的复杂局面.
关于对位性原则的理解,芒福德曾有一个精彩的阐释：“在城市设计中寻求一种更好的合作秩序的同时,我们因此也在寻求另一种秩序,在这种秩序中会出现许多不同类型的冲突,以及更复杂,也更能激发才智的各色分歧,总之,我们在探寻一种对位的秩序.”［1］也就是说,对位性的秩序是在城市文化转换中根据城市本身的文化基础,不断在实践中进行调和以期在城市文化各因素之间达到一种协调与融合.由于文化要素优势在不同时代不同的城市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因此所形成的对位性秩序也会有所差异,即这种对位性机制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地域性和差异性.之所以在城市化进程中会出现因同质化而造成的文化焦虑,其根源在于维持城市文化的多元化协调发展的对位性原则,由于多种复杂的原因,未能在城市文化发展和转变的实践中真正发挥作用.
一、城市化是一个包含文化“共时性”的发展过程
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城市化是指从传统农业乡村型社会向现代工业、后工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以传统工业和现代信息工业为动力,推动了城市社会文化生活的变革和全球的一体化发展.可以说,从一种较为严格的意义来讲,城市化的过程是一个历时性的过程,历时性是对位性机制的集中体现,即落后的城市、地区和国家采取各种手段和途径,有计划地突破传统农业社会、工业社会的限制,经过有次序的范式转换,从而实现城市化.由于现实的复杂性,城市化进程中城市文化转换的共时性特征在某种程度上掩盖了对位性机制作用的充分发挥.
城市文化发展模式的选取取决于城市文化所依附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复杂关系.一般意义而言,城市文化历时性的发展逻辑体现为每种城市发展模式只有一种文化生产方式,受一种规律制约,城市文化发展的对位性机制在城市文化要素的配置中能够起到协调作用.城市文化发展路径的选择,则因社会发展状况的复杂性而表现出多线性的特质,即同一时间存在多种文化类型,而造成这种结果的主要原因之一在于我国城市化的起点较低,迫于城市发展的需要采取的一种跨越式的发展方式.
不可否认,我国的城市化是在一种相对封闭、较为落后的状况下进行的一种文化变革.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我国的城市化进程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中叶的进展相对缓慢,1949年之后,对城市的大规模改造开启了城市化的进程,而改革开放之后,则进入了一个快速发展阶段.由于我国的城市化是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社会进行转型的,城市文化基础及社会发展水平停留在一种较为低级的层次.如1982年《北京城市总体规划方案》明确指出了北京城市化的发展基础：“解放前,旧北京的城市基础设施十分落后.街道狭窄,没有一条通畅的道路,而且大部分是土路,‘无风三尺土,有雨一条街’；解放初,全市能行驶的公共汽车和有轨电车只有54辆,交通十分不便.”［2］基础设施以及现代工业的落后制约着城市化的发展,而与此相反,西方社会已经开始进入后工业社会阶段,“在迅速变化的社会和文化风尚面前,古旧的东西无所适从,人们具有的传统道德观念和行为准则,也不断受到追求未来的潮流的冲击”.［3］可以说,在时代大变革的潮流中,在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发展中,我国城市在面向以工业化为主要目标的现代化变革的同时,西方正在经历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型.
因此,在这种语境下,我国城市化的转变并不是一种单线的递接关系,而是多线交叉的复合关系.也就是说,在融入世界一体化的过程中,我国城市及其承载的城市文化以一种迫于实现创新发展的心态,对西方各个阶段的城市文化思潮以一种共时性的形式进行了引入,且在实践中缺少必要的删汰与沉淀,相对忽略了城市文化发展对位性,从而形成了前现代、现代与后现代多种城市文化类别交相展现的复杂文化景观.这其中既有传统社会的文化印痕,又有现代工业社会城市文化的风格,还有后工业社会城市文化发展的思潮.错综复杂的城市文化类别,构筑了城市文化多线性的发展态势,体现了不同层面的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从而造成了城市文化景观混搭的发展状貌.
从总体来看,我国城市文化在城市化的发展过程中,共时性强于历时性,且由于城市竞争和城市快速更新的需要,现代与传统相协调与融合的对位性发展机制在城市文化发展和保护中尚未完全建立起来,甚至共时性的发展模式对对位性的发展原则相冲突,使得城市文化在一定程度上难以以一种稳定的结构根据自身发展的规律进行范式的变革,而是更多地与世界经济文化一体化的发展相交织.
二、城市化的实践存在一个行为“共同体”
城市文化在城市化的进程中进行着发展方式的选择与转换,从理论的层面来说,某一区域或时期的城市基于地缘关系或其他关系在城市化进程中可能会遵循着相同或相似的理念、路径和方法,由此该区域的多个城市之间会展示出共同的城市文化特性,而参与这一进程的城市就构成了一个实践共同体.库恩曾指出多个成员之间之所以可以称之为共同体,就在于共同体“是团体承诺的集合”.［4］这就意味着某一特定类型的城市文化是共同体成员之间共有的东西,从而使得城市文化在城市化进程中出现同质化的现象成为了一种可能.
从国际宏观层面来讲,城市化及其城市文化是城市融入世界城市文化体系的过程.东亚自19世纪中后期开始,便开始着学习西方进行现代化的努力,就发展的驱动而言,其发展动力一方面源于内在机制的更新,另一方面源于外在动力的压迫.从整体来说,外源性的动力压迫在东亚地区现代化的进程中占有着显要性的位置.19世纪末,中国国门大开之后,经过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新政的洗礼,使得北京在发展理念上开始尝试西方的发展道路.虽然道路多有反复,且其中夹杂着“中学为体”还是“西学为体”的两难命题,然而不能忽略的一个事实是西方文化已经走进了当时中国的城市生活.如北京东交民巷的使馆区、上海外滩西洋建筑群、天津五大道洋楼建筑群等.即使新中国成立后和改革开放以来,北京以一种有中国特色的方式在进行城市文化的建设,但不可否认,“一个国家在落后条件下遭到现代武器和现代技术的挑战,它的回击新的挑战的能力被限制了,作为结果,只能是主权和文化抗争力的被限制”.［5］因此,在这一宏观的历史语境中,在西方强势文化进入城市文化生活的时代背景下,城市文化发展的对位性机制便淹没在西方城市文化殖民的扩张和渗透之中,某种程度上我国城市的发展成为了西方城市的“山寨品”.
从国内层面来讲,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是国内城市化的引领者和示范者.城市化是我国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重大发展问题,如果说我国的城市化发展史是一个向西方学习的历史的话,那么由于历史和现实多方面的原因,面向现代的一线城市的城市文化发展不仅构成了这一历史的窗口和缩影,更是担当着所有城市文化发展转换“领跑者”角色.近代以来,北京、上海等中心城市,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高,在城市发展及城市文化生活等层面引领着其他城市.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北京作为全国文化中心城市,在城市文化建设、发展方式转型、文化资本转化等方面发挥着引导作用.在北京城市新的定位中,要求北京在发掘城市文化资源,发展特色文化产业,建设特色文化城市等层面“发挥首都全国文化中心示范作用”,明确提出充分发挥北京在文化精品创作、文化创意培育、文化人才集聚教育、文化要素配置、文化信息传播、文化交流展示等层面的表率引领、辐射带动、提升驱动、桥梁纽带、荟萃集聚作用.因而,某种程度上城市文化的发展形成了以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为中心的行为共同体,在城市文化发展的过程中采取了相同或相似的路径.
从城市自身发展的层面来讲,城市文化的发展是一个具有全息性的概念.城市作为人口不断集聚而形成的产物,其发展有着内在的发展逻辑,城市结构内部要素之间也存在着相同或相似的互动联系.因此作为共同体的城市在发展变革的过程中有可能遵守相同或相似的对位性机制,使得城市文化与城市之间具有某种普适性的因素.“城市中普适化的影响和观念的存在不仅显示了人类想要创造出可行的适合所有时代和场所的抽象秩序的不懈努力,同时也暗示着人类希望分享经验的愿望；因为,独特性越强,在邻居的心中找到同样反应的可能性就越小.地域性特点和热情必须与普适和广泛传播相平衡.”［6］也就是说,尽管城市文化的发展具有地域性的特征,但并不能抵消普适化的力量.城市文化的发展亦是如此,尤其是在城市消费文化日益兴盛的时代背景中,消费文化以其横扫一切的统治力将众多文化纳入到消费的文化逻辑中,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城市文化多元化的差别.
可以说,在城市化的范式转换中,城市并不是一个个孤立的个体,而是作为一个共同体彼此之间存在着相互的联系.这种联系既表现为对强势文化的被迫性接受,它以一种硬性植入的方式复制了外来文化,又体现在先进性的城市为其他城市的发展提供发展范式转换的摹本.更重要的是,虽然城市存在地域、形态的差异,但文化尤其是消费文化的存在,使得城市文化的发展在诸多方面具有诸多共性,这就造成了城市文化发展的同质性.
三、特定城市文化类型的特殊性质
如果说,城市文化的“共时性”以及实践行为共同体是造成同质化现象的宏观性因素,那么从微观层面来说,城市文化类别的某些特殊性质是形成同质化现象的重要性因素.我国城市化的进程正在经历由工业文化向创意文化的转变,而这两种文化类别从内涵来看包括标准化、复制性等特点,这也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城市文化个性的消失和对位性机制的消解.
工业文化是一种追求标准化的文化.工业文化以机器大生产为基础,按照一定标准进行批量性的生产与复制.在这种原则的主导下,构成城市文化的内容成为不断再生产的类型,各种文化形态以一种程式化、齐一化的模式得到展现,特色与个性成为一种幻影.在工业城市的发展过程中,工厂企业成为工业文化的重要载体.有论者对工业化的北京做过这样一个描述：“东南四环到东南五环,焦化厂、化工二厂、北京有机化工厂连成一片,管道密布烟囱林立；东四环外朝阳路往东,是北京轻工业基地,棉纺一厂、二厂、三厂扎堆；酒仙桥一带,无线电厂等老电子工业企业聚集……”［7］标准化的车间、密集的管网、高耸的烟囱成为城市形态的重要表征,风格的纯粹与单一,代表了钢铁的胜利,使得城市成为机械文明的体现者.因此,在工业文化强力统筹一切的语境下,城市文化发展的对位性机制处于一种弱势的地位.
创意文化是工业城市向创意城市转型后的另一种文化类别,它是一种极易被复制的文化.创意连接了文化与经济,与知识和信息联合在一起推动当代城市的发展.创意源于个人的技巧及才华,“是指新想法的提出及其在原创艺术品与文化产品制造过程中的运用以及功能创意、科学发明与技术创意”.［8］但是通过知识产权的开发和运用来创造财富的创意性实践是极易被复制的.如北京、上海等城市创意产业的发展中,除存在大量侵权性的文化案例之外,如四大国际唱片公司与北京搜狐互联网信息服务有限公司等产权纠纷案、上海永乾机电有限公司侵犯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行政处罚案等,在文化产业形态等方面,这一复制性的特质体现在园区或模式具有高度的相似性和重复性.仅北京市30个市级集聚区中涉及文化科技类产业的,其中以软件、网络及计算机服务为主导行业的4个,网络新媒体、原创音乐制作为主导产业的4个,影视节目、动漫游戏制作为主导产业的3个,以新媒体影视内容与传播、新闻出版、广告会展、发行和传媒版权交易为主导产业的3个.在所有园区中,798艺术园区已经成为一种经典的模式,引来各地的复制与抄袭.“长春、成都、重庆、深圳、西安、杭州、上海等城市也曾先后推出仿效‘798模式’的艺术园区.”［9］可以说,创意文化易复制性的特质,且在城市缺乏统一规划下的非对位性发展,使得“特色”泛滥,个性消失,城市与城市之间面临创意同质化的倾向.
工业文化的“标准化”和创意文化的复制性,究其本质,说明了城市文化之中内涵有共性的因素,或者在某种意义上说,同质化现象是城市发展中的阶段性特征,只是因为对位性机制的强弱而使得同质化现象的程度有所不同而已.城市化进程中城市文化的发展与变革,并不仅是一种文化类型和区域的范畴,而是从城市发展的整体性层面进行的模式转换.
四、对位性机制对同质化现象的突破
突破城市发展同质化的发展现状,发挥对位性机制在城市文化发展中的作用,是城市彰显魅力、增强自身文化软实力的必要性条件.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文化发展是一个逐步探索的过程,是在传统与创新之间寻求平衡,是在产业发展与城市发展之间寻求动力,是在比较中寻求定位.从总体而言,发挥对位性机制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应注重以下三个层面的关系.
(一)城市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城市作为一个流动的空间始终处于动态变化的状态中,在这一流变中,发挥对位性机制的作用,核心在于处理好保护传统文化与发展新文化之间的平衡关系.如北京城市历史文化悠久,遗迹众多,仅世界文化遗产就有6项,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街区更是不计其数.但需要指出的是,保护不应仅仅是一种静态、静止的保护,在现代语境中赋予其新的生命并使其获得新的发展才应是保护的最好方式.希尔斯指出：“传统发生变迁是因为它们所属的环境起了变化.传统为了生存下来,就必须适应它们在其中运作,并依据其进行导向的那些环境.”［10］因此,在我国城市文化普遍面临由工业城市主导向创意城市主导的发展转变过程中,发挥对位性机制对城市发展的推动作用,就是以现代创意实现城市传统文化资源向文化资本的转化,借助现代科技优势、创意优势将文化资源作为一种内容支撑,与现代数字内容产业相结合,打破以往仅是对空间实体性的存在进行单纯的观光、旅游开发的传统模式,在信息技术的融合之下走创新、高端发展之路.
(二)城市文化与特色文化产业的关系
特色文化产业是彰显城市差异性优势和差异化竞争的重要方式,是传播城市特色形象记忆的重要基石,如的动漫创意产业、纽约百老汇的演艺产业等.特色文化产业的选择要基于城市的对位性发展,即不仅要考虑区域内的文化资源、市场需求和一定的产业基础,而还要看它的发展是否具有前瞻性和生长性.我国中心城市,尤其是以北上广深为代表的一线城市,随着经济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型,其所承载的大工业生产职能已经转移出去,且由于辖区内汇集了众多文化科技机构和科研院所,这就客观上决定了在这类城市以文化产业推动城市文化发展时,要充分发挥文化科技对城市文化的支撑,而非一味无原则地引入和发展各类文化产业,从而丧失产业特色.文化科技融合发展是时展的重要趋势,在融合发展中,科技与文化互为支撑,在文化表达方式、表现手段、表现内容、服务效果等层面能够实现质的突破,有助于形成新的有竞争优势的文化经济增长点,推动城市文化产业集约化、规模化和品牌化发展.
(三)城市文化与特色文化城市建设的关系
城市文化形象的特色化发展,是城市化进程中同质化现象的必由之路.在城市化的历史进程中,城市的文化特色以一种富有差异性的张力来体现城市文化的竞争力.发挥对位性机制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就是根据城市的实际特色,找准城市的文化定位,并由此建立一个完整的序列.如围绕城市文化的发展转型,北京曾相继提出“全国文化中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都”、“有特色的世界城市”、“有世界影响力的科技文化创新之城”、“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文化中心城市”、“设计之都”等文化发展目标,虽然每一目标都有其内在的逻辑,但概念之间的重叠以及定位的叠加使得在内涵和外延上对北京城市特色文化建设的认识与理解模糊不清.特色是城市文化竞争力的核心要素,因此城市文化的特色发展之路,是在丰富的文化资源和文化产业基础上,以特色文化来构筑和塑造城市形象和面貌的.在城市化进程中,发挥对位性机制对城市文化资源的调配和整合,充分挖掘城市特色,打破同质化发展困境,将特色植入到文化生产和城市的发展之中,不仅能够增强城市文化的魅力,进一步彰显特色文化在城市发展中的集聚和根植,也能够深化城市文化的发展空间,从整体上提升城市文化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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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许 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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