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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库建设毕业论文的格式范文 跟后申遗时代图书馆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建设进展相关在职毕业论文范文

分类:职称论文 原创主题:数据库建设论文 发表时间: 2024-01-25

后申遗时代图书馆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建设进展,本文是数据库建设论文范本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申遗和图书馆相关毕业论文的格式范文.

摘 要:本研究使用国际比较和需求预测的方法综合评判我国博士规模适切性.通过国际比较发现,我国博士培养规模虽然与GDP规模较为适当,但远低于人口规模需求,并且存在博士学位获得者存量过低,博士学位授予人数占总学位授予人数比例过低的问题.通过需求预测发现,我国现有的博士培养规模无法满足学术性岗位中持续存在的扩张性需求、逐步增长的替换性需求和大量存在的提升性需求.因此,我国应该适度扩大高校博士生培养规模,保证专任教师的在职提升需求,扩大中西部地区博士培养比例.

关键词:学术劳动力市场;博士生;培养规模

中图分类号: G643文献标识码: A

一、引言

在知识经济时代,如果一个国家想要发展并维持其国际竞争力,必须不断加强其科学技术和研发系统的水平,而博士生教育恰恰是科技研发体系的核心推动力[1].过去20年,各国政府都重视博士生教育的发展,世界经历了全球性博士培养规模大幅提升的阶段.21世纪的头十年,主要的OECD国家博士授予数量年均增长超过5%[2],我国更是达到年均20%的增长率[3].然而与博士培养规模大幅扩大相伴随的是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国学者对博士供给过剩的担忧.2011年《自然》杂志关于全球博士就业的系列文章就是集中的体现.文章中指出,在美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家,学术性岗位无法满足大量博士毕业生的就业需求,越来越多的博士被迫逃离学术职业,即使选择学术岗位,获得终身教职也越来越难.[4]日本年度学校基础调查结果显示,日本博士毕业生初次就业率从1991-2003年持续下降,并且长期低于60%就业率水平[5].

我国是学术性博士学位授予最多的国家,也是高等教育规模最大的国家.2016年我国拥有2596所普通高等学校,160万专任教师和2956万本科在校生,授予博士学位5.5万人[3].同时我国依然是发展中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依然不高,经济发展过程中其他高新技术产业和公共服务部门产生博士需求有限.2006年度我国博士培养质量问题凸显,博士生导师资源严重不足的问题非常严重,因此在教育部关于做好2007年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工作的通知中首次明确提出"切实将博士招生工作的重心转移到提高质量上来,稳定招生规模."[6]受此影响,从2010年开始,我国博士毕业生授予数量已经维持了7年的低速增长阶段,年均博士学位授予规模稳定在5.5万人左右.

控制博士授予规模的初衷并非我国博士毕业生供给过剩,而是当时对博士培养质量的担忧.经过近十年的发展,我国高等教育进入内涵式发展阶段之后,博士培养质量已经明显提升,博士生培养的导师队伍、培养制度和经费支持已经大为改善.那么,当博士培养质量得到保障时,长期低速增长的博士培养规模是否满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对博士数量的需求?我国是否有条件支撑博士培养规模的进一步扩大?相对于我国的高等教育规模和经济发展水平,现有的博士培养规模是过剩还是不足?这些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本研究将采用国际比较和需求预测法对以上问题进行分析.

二、博士生培养规模适切度的判断方法

国际比较法和供求预测法是研究高等教育供给和需求问题常用的两种方法,但是专门对博士生供求状况的研究却非常缺乏.袁本涛等采用国际比较的方法对我国研究生培养规模的存量、增量、经济增长需求和支撑条件进行了分析,并得出我国研究生规模不足的结论[7].其研究中涉及的主体是硕士生培养规模.牛梦虎同样通过国别比较和相关数据测算的方式得出,我国现有的博士培养规模既无法满足学术岗位的需求,也无法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8].在其研究中,将普通高校而非普通本科高校中的学生数和专任教师数作为数据测算的样本,过低估计了专任教师学历水平,过高估计了高等学校对博士毕业生的需求.本研究综合上述研究中学术岗位需求和非学术岗位需求的分析框架,探讨博士培养规模满足学术性岗位需求和非学术性岗位需求的程度,采用国际比较和需求预测相结合的方式,分析确定我国博士供求的状态,运用需求预测细化供求状况的程度.

(一)国际比较法

考虑到各国博士培养规模和资料的可获得程度,本研究将美国、加拿大、英国、德国、法国、澳大利亚、日本和韩国作为对比国家.而对比的框架则借鉴袁本涛分析我国研究生教育规模时所用的存量、增量和经济发展程度三个维度进行对比分析.具体对比各国已获得博士学位者的数量,各国博士教育发展的增速,博士教育在高等教育中的比例,博士教育占人口的比例以及博士教育与经济发展的比值关系.通过以上对比确定我国博士培养规模是否满足高等教育发展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双重需求.

(二)需求预测法

要确定博士培养规模的适切性,必须对博士需求的情况进行有效预测才能准确的判断.在已有的研究中,美国学者艾伦·卡特(Allan M. Carter), 威廉姆斯·博文(William G. Bowen)和罗纳德·伊兰伯格(Ronald G. Ehrenberg)采用固定因素或者动态预测法对美国学术劳动力的需求进行了预测.牛梦虎将博士需求分解为学术劳动力需求和非学术劳动力需求,并分析影响博士需求各因素的变化趋势,预测我国博士供求的状况.考虑到美国和中国长期以来博士毕业生进入学术岗位就业的比例基本稳定,在已有的研究中都用固定因素的方式控制了博士毕业生进入非学术岗位就业的比例,只分析博士培养规模和学术性岗位需求之间的供求关系.美国2016年的博士毕业生就业调查结果显示,美国博士毕业生近二十年稳定在半数进入选择学术职业,1996年的比例为48.8%,2016年降低到44.6%[9].北京大学中国博士质量报告研究课题组对我国历年博士毕业生就业去向的统计显示,2002-2008年我国博士毕业生选择进入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等学术性岗位就业的比例稳定在50%~55%之间[10].本研究通过对2017年我国"双一流"大学博士毕业生就业去向的统计分析发现,与2006年相比,我国博士毕业生学术岗位就业的趋势稳定.双一流高校博士毕业生进入高等学校和科研院所就业的均值分别为50.27%和9.05%.

因此,本研究借鉴已有的研究成果,通过固定因素法假定博士毕业生进入学术性岗位就业的比例为55%,重点分析我国学术性岗位需求的情况.根据学术性岗位空缺的来源将其区分为扩张性需求和替换性需求两类.其中扩张性需求是指由于高等教育规模扩张或高等教育只能变更而产生的对额外教师的需求,替换性需求是指由于高校教师退休或者非正常退出而出现的职位空缺的需求[11].考虑到我国高校教师整体的博士率依然很低,存在大量专任教师在职攻读博士学位的需求,这些博士毕业生虽然占用博士培养名额,却不进入学术供给市场,因此提出学术性岗位需求的第三种类型--提升性需求.

三、比较视角下的我国博士供求状况

(一)我国博士存量严重不足

无论是在世界经济论坛的《全球竞争力报告》还是我国西南财经大学发布的《国家竞争力报告》中,拥有高学历劳动力的数量和比例都是判断一个国家全球竞争力的重要指标.在高水平劳动力的存量方面,由于我国博士培养开展历史较短,已获得博士学位的总数并不高.我国自1978年恢复研究生教育以来,至2010年累计授予博士学位38.65万人,美国累计授予博士学位166.23万人,美国劳动力市场中的博士层次人力资本存量是我国的4.3倍[7].如表1所示,我国劳动力人口中博士占比仅有0.2%,远低于欧洲的瑞士、英国、瑞典和德国的比例,与OECD国家平均水平的1.7%相距甚远.

0 引言

2001年昆曲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这一事件不仅是我国参与国际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保护事业的重要转折点,更是我国建立非遗申报传统与非遗保护体系的里程碑.此后"申遗热"浪潮席卷全国,"申遗时代"的非遗保护实践取得丰硕成果:从全球层面来讲,31项非遗项目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七项入选"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一项入选"非物质文化遗产优秀实践名册"[1-2];从国家层面来讲,目前已公布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1372项[3],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3068位[4]."国家-省-市-县"四级非遗名录体系全面建立,政策法规逐步完善,开始迈入"后申遗"时代,即非遗保护工作从"抢救保护、建章立制"的基础工作转向"提高保护传承水平"的纵深发展阶段[5].如果说申遗时代关注的是以"名录体系"为中心的非遗保护建制工作,那么后申遗时代关注的便是如何以申遗时代的成果为基础,建立更全面、更有效、更专门化的传承与保护路径,在这一过程中,非遗数字化工作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

公共图书馆肩负着加强文化遗产保护、整理、宣传和研究非遗的重要职责[6-7].在申遗时代,公共图书馆建立了一系列非遗数据库,为申遗工作提供了重要的支持.随着后申遗时代的来临,公共图书馆的非遗保护工作也将相应调整.本文所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在申遗时代向后申遗时代的转型期,公共图书馆的非遗数据库建设与数字化工作是否紧跟时代潮流的变化发生了相应转变?进一步来讲,图书馆领域今后将如何继续为非遗的保护与传承提供相关支撑?

1 文献回顾

与本文相关的研究可归为两个方面:一是后申遗时代下非遗保护的走向;二是非遗数字化和非遗数据库的相关研究.

在申遗热时就有学者提出"后申遗时期"说法,强调应从"重申报"转向"重保护",这并非意味着非遗调查和申报工作的结束,而是唤醒对申遗热的反思,探索更科学、可持续的保护方式[8].这一时期恰恰是遗产持有群体文化觉醒的特殊时期,遗产文化再生产被认为是今后遗产保护的落脚点之一[9].其后后申遗时期遗产保护的研究伴随着研究者对西湖的保护与管理[10]、少数民族文化保护[11]、大运河遗产保护[12]等具体问题的探讨而逐渐深入.学者也相应地针对后申遗时代提出多种保护路径,包括:在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语境之下实现保护队伍的多元构成与通力合作[13],坚持以文化生产原理作为非遗生产性保护的基本依据[14],等等.在这些路径中,以数字化为中心的新兴非遗保护理论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参与式数字化保护"理念[15]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形成的.

在非遗数字化研究上,过去一段时间,数字化技术、非遗信息资源元数据、非遗信息资源分类等领域的研究成果激增.但是,非遗数据库的建设实践,尤其是本文关注的图书馆领域似乎未能充分响应学术层面的研究进展.徐晨辰、肖希明调研55家省级及省会城市公共图书馆的非遗资源开发状况,发现普遍存在非遗保护意识和文化自觉性不足、保护单位合作机制不完善等问题[16];徐军华等对31家省级公共图书馆非遗数据库的采集系统、分类体系、检索情况、开放性及重视度进行调研,从数据库表现形式、分类体系、宣传方式等方面提出建议[17];邓爱东调查公共图书馆特色馆藏或自建馆藏中的非遗数据库,发现46家图书馆在非遗保护的重视程度、数据库资源建设数量、专业人员等方面均存在不足[18].

在现有研究中,还未见有论文提及从申遗到后申遗时代的数据库转型问题.事实上,现有资源库和数据库一般是申遗时代的"遗产",多是为了满足国家级、省级、市级和县级非遗名录的申请需要而建立的.那么,在后申遗时代,这些数据库和相关资源是否得到进一步开发利用?其资源结构和特征是否随着宏观背景的转变而发生变化?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文以省级公共图书馆的非遗数据库为中心展开研究.相比已有同类研究,我们尝试以跟踪观察方法展开调查,聚焦数据库的内部结构,尤其关注相关数据库的建设、更新与维护是否响应后申遗时代数字化非遗保护需求的变化.

2 研究对象与方法

课题组采取长期的方式,分别于2016年、2018年全面调查和梳理省级公共图书馆网站提供的非遗数据库,主要观测指标和统计节点包括数据库名称、收录项目数、非遗项目分类、数字化方式、著录项目等.

这一时间段的选择有着特殊的目的性.2016年是"十三五"规划第一年,也是门构建新型非遗保护框架的重要年份,后申遗时代的非遗保护议题刚刚开始凸显.而2018年5月,文化和旅游部公布第五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的代表性传承人名单,主要针对已公布项目的传承人认定,并未持续扩展新的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由此可见国家层面的文化遗产保护思路已经调整.这两年应是后申遗时代的保护理念获得普及、相应框架逐渐成型的重要时期.

有两个问题需要说明:其一,本文重点研究和分析的对象为非遗数据库,既包括那些名称和具体内容中明确出现"非遗"字样的数据库,也包括其他与非遗主题相关,但未直接点明其非遗特性的数据库,如地方戏曲库,本文将其统称为"非遗主题数据库",该类数据库不列入本文考查范围.其二,尽管在调查阶段,课题组通过各种渠道搜集到部分仅供内部使用的数据库,但依然有一部分内部数据库无法调查清楚.不过,资源的开放性对公共图书馆和非遗保护工作而言具有重要意义,未对外开放的数据库实际上并不真正存在于用户的视野之中,因此将这一部分不对外公开的数据库排除在外.

3 研究结果

针对所得数据,课题组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建立分析框架,在申遗时代向后申遗时代转型背景下,分析非遗数据库的变化与发展.宏观层面,从时间维度纵向考察省级公共图书馆建设非遗数据库的数量和进度,分析数据库中非遗代表性项目数量和覆盖状况;微观层面,则聚焦数据库中的非遗分类和著录字段.

3.1 宏观维度-非遗数据库数量

在面向省级公共图书馆的两次调查中,均有17家图书馆开放非遗数据库(表1),但两次开放非遗数据库的图书馆有所变化.在2018年的调查中,山东省图书馆、河南省图书馆、湖北省图书馆、贵州省图书馆已无法查找到此前的非遗数据库入口,南京图书馆、浙江图书馆、青海省图书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图书馆为新增数据库的四家图书馆.

这些图书馆建设的大多是同时收录多种非遗资源的综合型数据库,在命名上多为"非遗数据库"或"非遗资源库".在开放的非遗数据库总量上,2018年非遗数据库数量较2016年增加五个,新增数据库主要来源于天津图书馆和安徽省图书馆.但是,表1中不少数据库名存实亡,专业性欠缺,如藏族唐卡数据库、绵竹年画数据库只提供数据库的基本介绍,相关术语介绍更是直接链接到百度百科,无数据库访问入口;某些数据库在两年的调查期间均处于维护阶段,无法访问.由此可见,2016-2018年,仅从数据库数量层面来讲,图书馆在非遗数据库建设上的热情和力度似乎并未达到预期,非遗数据库新建不多,维护力度不够,图书馆的非遗数据库建设工作逐渐陷入停滞状态.

3.2 宏观维度-非遗项目覆盖范围

课题组访问了各馆中建设较为完善的非遗数据库,将每个数据库收录的非遗项目与相应省份已列入国家级(含扩展项目)、省级非遗名录的项目数量进行对比,见表2.由表2得知,11个非遗数据库共收录非遗项目1956项(未去重).对比的目的在于从宏观层面了解图书馆非遗数据库建设对国家级、省级项目的覆盖情况,尽管项目的粗细力度不一,但仅从数量上看,大部分图书馆非遗数据库对本省非遗代表性名录的覆盖度远远不够,甚至有些图书馆非遗数据库收录的非遗项目数少于该省的国家级名录项目数.

3.3 微观维度-分类体系

从微观维度来讲,课题组首先着眼于数据库收录非遗项目的分类体系.可访问的非遗数据库中的收录项目分类方式大体分为三种:(1)列举法,仅罗列项目名单,无具体项目分类;(2)十分法,参照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十分法的分类方式进行项目类分;(3)其他分类方式,一般是在十分法分类基础上,新增其他类目的分类方式.

以列举法罗列非遗项目的数据库有三个,其中黑龙江的鄂伦春族民族技艺、赫哲族鱼皮制作技艺数据库收录项目较少,且围绕单一主题,仅以罗列方式展示非遗项目.江苏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收录了20个项目的相关专题片,但仅以列举方式呈现,并未作分类体系划分.

以十分法划分非遗类目的数据库最多,这些数据库的项目分类主要沿用已公布的国家级四个批次代表性名录的十分法,不同数据库之间的分类差别主要体现在两点:(1)关于"民间""传统"等表达不一致,由于在第一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中多采用"民间"这一说法,如"民间音乐""民间舞蹈",后续批次则变为"传统音乐""传统舞蹈",因此,"民间"和"传统"这两种说法均有数据库选用.(2)杂技与竞技、手工技艺、体育等方面的分类并未完全统一,这凸显了数据库建设与申遗工作之间的关系.

其他分类方式以广西壮族自治区图书馆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为代表,其在十分法的基础上设立民间信仰、人生礼俗、消费习俗、民间知识、岁时节令等类目,体现了少数民族地区特征.由于其分类方式主要依循国家代表性非遗名录项目的分类,可以说是十分法的扩展.

3.4 微观维度-著录字段

著录字段主要影响非遗数据库对各个项目的揭示深度.有九个数据库对非遗项目有相对详细的著录和描述.从表4可见,各数据库所选取的著录字段并未统一、差异较大.

值得关注的是,非遗数据库侧重描述非遗项目的特征,最经常采纳的是哪些字段呢?这些数据库所选择的字段是否与专业层面的要求相吻合?为了解答以上问题,课题组以《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专业标准》(意见稿) [19]中规定必须著录的核心集元素(共17个)为参照,统计当前各数据库中出现的相关字段及其频次.根据表5发现,非遗数据库较常涉及的核心元素包括描述、通用扩展归属、格式、类型、时空范围、主题、名称、相关资源、日期等.其中,各数据库一般都会采用的元素包括"描述""通用扩展归属""格式""类型""时空范围"等,但它们在作为具体的著录字段时通常会采用多种不同的名称,也未形成相对统一的规范控制方法.还有两个问题值得注意:(1)在著录过程中,"器具制作及作品""濒危状况""保护计划"等描述直接来源于非遗代表性名录申请书,某些馆甚至直接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申报书》扫描上传至数据库,可见申遗时代产生的大量申报材料是非遗数据库项目著录的主要依据和信息源.(2)"相关资源"等元素在数据库建立相应的著录字段时,一般需要用相应的图片、视频进行描述,但大部分数据库上传的此类图片和视频较为粗糙,部分视频仅是将图片简单拼凑而成.

4 结论

通过统计分析省级公共图书馆的非遗数据库,对我国非遗数据库建设进展有三个发现.

(1)非遗数据库建设与非遗名录机制深度绑定,在近年申遗工作相对放缓的情况下,数据库建设亦随之延滞.我国已建立起"国家-省-市-县"的非遗四级保护体系,入选国家级、省级、市级、县级代表性非遗名录的非遗项目层出不穷,但非遗数字化保护工作未能跟随非遗名录体系的建设同步发展.2006-2014年陆续公布四批国家级非遗名录,每批名录入选的非遗项目数量均在递减,除项目列表日益饱和外,也可见国家对非遗项目的认定愈加慎重.在课题组的两年间,大多数图书馆的数据库建设几乎陷入停滞,部分图书馆不再开放或维护,甚至关闭已有非遗数据库.与此同时,图书馆非遗数据库收录项目数量较少,与本地区入选的非遗代表性名录项目数量的差额较大,未能实现对非遗代表性名录的全面覆盖.

(2)得益于申遗时代的基础工作和基本规范,各非遗数据库在项目分类、著录编目上已取得一定共识,但随着后申遗时代到来,如何进一步推进数字化工作,仍缺乏统一的思路.我国建立的名录体制影响巨大,一方面,在非遗数据库建设未形成统一分类标准、著录标准的当下,申遗时代的"遗产"无疑为图书馆建设非遗数据库提供了最佳的借鉴方式,可以说,无论在规范界定还是数字化内容建设引导方面,申遗都带来了许多积极的影响;另一方面,申遗恰似一双"无形的手",影响着非遗数字化往一些意料之外的方向走去,如部分图书馆提供的非遗数据库资源仅是将申报书扫描PDF上传,或仅仅将申请书内容拆分填充,缺少深度的描述;视频资源掺杂着非遗申报上交的视频,清晰度、可读性较差.在这种建设模式下,图书馆只能称得上申报材料的"搬运工",其作为非遗数据库建设主体的能动性、专业性未能充分体现.

(3)图书馆未能参与和打通全面的非遗保护流程,数字化工作很难匹配后申遗时代的诉求.一方面,申遗为图书馆带来新的信息资源,提供了业务增长点;另一方面,从数据库建设情况来看,图书馆也仅是为了申遗而被动建库,未能实现业务整合以及进一步的深度开发.

5 建议

本文从非遗数据库建设角度,尝试从宏观和微观两个维度初步揭示我国非遗数据库建设的进展,呈现近年非遗数字化工作走向.课题组分析发现,尽管非遗保护工作已经逐步从申遗走向后申遗,但公共图书馆的数据库建设与数字化工作并未跟随这一思路转型,有待进一步发展.未来一段时期,两项工作尤为重要.

(1)要建立与具有中国特色的非遗名录保护机制相匹配的数字化保护机制.非遗保护工作走向后申遗时代,并不意味着对已经建立的四级名录保护机制的否定,恰恰相反,这一名词的核心内涵是对申遗工作的继承、发扬和深入.这意味着必须重视申遗时代建立的资源基础和规范样本,将它们与图书馆的非遗数据库建设工作和研究进行整合,进而建立具有本土化特征的非遗信息资源分类规范、元数据方案和著录标准.

(2)图书馆界应当明确自身在非遗数字化中的职责与使命.当前我国图书馆界尚未充分讨论过:面对非遗保护,我们究竟应当做什么?我们要通往何方?在这样的背景下,非遗数据库建设亦十分迷茫.只有建立图情学科在非遗保护领域的独特话语和完整认识,划定相应的边界和任务,图书馆的非遗数字化工作才有可能实现质的变化,进而构建起后申遗时代的非遗数字化保护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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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程焕文,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山大学国家文化遗产与文化发展研究院院长,中山大学图书馆馆长,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国际图书馆协会联合会(IFLA)管理委员会委员;陈润好,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肖鹏,博士,中山大学资讯管理学院副研究员,中山大学国家文化遗产与文化发展研究院、广州文化遗产与文化发展研究基地成员.

收稿日期 2018-08-16

(责任编辑:刘洪 )

此文结束语:本文是一篇关于数据库建设方面的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申遗和图书馆相关数据库建设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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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时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对十九大报告中文化自信的认识 摘要在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坚定文化自信,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文化宝库里的瑰宝,伴随着社会的变革,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面临着传承困境,在人们对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增长的新时代,非物质.

3、 后申遗时代背景下崇左市酒店的战略性 覃小兰 张献仁 曾紫薇(广西民族师范学院,广西 崇左 532200)摘要随着崇左市旅游业的发展,该区域的酒店业也得到新的发展,尤其是在花山岩画申遗成功后,左江花山岩画周边的酒店得到了更好的发展 基于这.

4、 非物质文化遗产电视专题片以《非遗江苏》为例 摘要2()11年6月,我国第一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正式实施,这是我国文化遗产保护史上和文化建设史上的里程碑 为积极配合国家倡导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江苏省文化厅分批次下达文书让江苏各地积极申报非遗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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