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一封改变晚清命运的信，本文是改变有关硕士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信和命运和改变方面论文怎么撰写.
【小人物的大动作】
同治四年（1865年）三月初五,恭亲王奕按惯例入值觐见两宫太后.慈安与慈禧两位太后端坐在紫禁城的东暖阁,慈禧待恭亲王行礼毕,对他说：“有人劾汝！”说着便拿起奏折递给恭亲王看,谁知恭亲王并不接折,追问：“谁人所为？”慈禧告诉他：“蔡寿祺.”恭亲王失声叫道：“蔡寿祺不是个好东西！”说完便声称要逮问他.
这本是一个平常的开端,官员听到有人他,首先下意识便想知道者是谁.恭亲王,作为咸丰帝的亲弟弟、同治帝的叔叔,此时的身份是议政王、首席军机大臣、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大臣、宗人府宗令、总管内务府大臣、领神机营等,集大权于一身,是名副其实的一国总理.他要逮问一个人,岂不是一句话的事？
可谁吃了豹子胆,竟敢弹劾议政王？此人就叫蔡寿祺.
蔡寿祺,江西德化人,道光二十年（1840年）进士,同治四年（1865年）二月初七署日讲官.一看就是个“黑翰林”——长期升不了官的翰林学士.刚刚当了日讲官（主皇帝敷陈经史、回答皇帝咨询、兼记皇帝言行的官员）,不到七天便上疏八条痛陈时弊,“摺留中未发”.这八条的主要内容是：广言路、勤召对、复封驳、振纪纲、正人心、整团练、除苛政、复京饷.
从这些条目看起来,像是一篇改革大文章,其实奏折的核心,只有“振纪纲”一条.此处,蔡寿祺历数劳崇光、骆秉章、刘蓉、李元度、曾国藩、曾老九、薛焕诸公之短,这几人都是晚清督抚重臣,且绝大多数是湘军将领.这些人在两宫太后眼里都是朝廷的有功之臣,一个“黑翰林”一口气攻击这么多功臣,太不知自己几斤几两了,自然没被上司理睬.
蔡寿祺为何要一口气弹劾这么多重臣？难道他们真的有问题吗？这里暂且放下.见自己的告状信没有动静,蔡寿祺又于三月四日再次上疏,这次的矛头直指当朝第一权贵恭亲王奕,弹劾他贪墨、骄盈、揽权、徇私四大罪状.
疏中言：“近来竟有贪庸误事因挟重赀而内膺重任者,有聚敛殃民因善夤缘而外任封疆者,至各省监司出缺,往往用军营骤进之人,而夙昔谙练军务而通达吏治之员,反皆案置不用,臣民疑虑,则以为议政王之贪墨.”这一条弹劾恭亲王“贪墨”,理由是“往往用军营骤进之人”,无疑就是指湘淮军；那些“夙昔谙练军务而通达吏治之员”,弃之不用,看起来指向很模糊,其实他是有具体所指的.
再看蔡寿祺弹劾恭亲王的其它几条罪状：“自金陵克复后,票拟谕旨多有大功告成字样,现在各省逆氛尚炽,军务何尝告竣？而以一省之肃清,附近疆臣咸膺懋赏,户兵诸部胥被褒荣,居功不疑,群相粉饰,臣民猜疑,则以议政王之骄盈.”这一条弹劾恭亲王“骄盈”,理由更荒唐,原因是“大功告成”四个字讲多了.金陵克复,太平军被灭,这对于大清来说,去了心腹大患,难道不算“大功告成”？
也许在蔡寿祺看来,这根本不算什么.所以他指认恭亲王“骄盈”：“近日台谏偶有参劾,票拟谕旨多令其明白回奏,似足以杜塞言路……怵近年部院各馆差使,保举每多过分,而利害而缄口,臣僚疑惧,则以为议政王之揽权.”
弹劾大臣,要求弹劾者提供明白清楚之事实,在蔡寿祺看来是“杜塞言路”,因此,指斥恭亲王“揽权”：“总理通商衙门保奏更优,并有各衙不得援以为例之语,臣僚疑惑,则以为议政王之徇私.”总理通商衙门是当时大清国的外交部,是第一权力部门,恭亲王主管,保奏更优,就认定为“徇私”,可以说是毫无逻辑.
但蔡寿祺不愧是进士出身,他的信写得非常有技巧：贪墨、骄盈、揽权、徇私,虽没有事实,但不是我要指责,都是臣民猜疑出来的.基于这四条,蔡寿祺提出的结论是干脆要奕引退.
此时的恭亲王仅32岁,慈禧才30岁.
【醉翁之意不在“王”】
不过,若以为蔡寿祺是要扳倒恭王,那就大错特错了.蔡这一招是精心算计过的,目的是想讨慈禧的欢心,因为他从种种渠道揣测到慈禧不满于恭亲王,便企图借机敲打,引起慈禧注意得以升职,顺带搞掉他痛恨的两个人.
这两个人便是前一次奏折中提到的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薛焕、陕西巡抚刘蓉.奏折中所言“挟重赀而内膺重任”“善夤缘而外任封疆”者,就是指他们二人.
蔡寿祺痛恨此二人,是有原因的.早在咸丰七年（1857年）蔡父病死,因家乡九江为太平天国沦陷,不能返乡奔丧,便取道山西陕西入四川,想寻找升官发财之路.正逢骆秉章和刘蓉入川,发现他私刻关防,招募乡勇,把持公事,大肆招摇,便将其赶出了成都.
蔡寿祺升官发财之路受阻,因此对他们恨之入骨.
在四川时,他结识了帮助骆秉章总理营务的江西同乡朱孙诒.朱孙诒原在曾国藩的老家湘乡担任县令,曾国藩草创湘军,就是以朱孙诒组织的团练为基本力量,后担任湘军营官跟随曾国藩东征.然而,朱孙诒实在不是带兵的料,与太平军一接触就大败奔逃,而且连逃了好几次,受到曾国藩的申斥.然而,时任湖南巡抚的骆秉章反而将他升为宝庆知府,朱孙诒自此脱离了湘军.
此时的朱孙诒是道员兼按察使衔.论资历和官位,朱孙诒都要比刘蓉高得多.朱孙诒做县令时,识拔刘蓉为生员.但刘蓉入川后担任四川布政使,后又做到陕西巡抚,反而高于朱孙诒.朱孙诒深为不满,加上与骆秉章、刘蓉意见不合,便愤而离去.朱孙诒离开四川后也到了北京,与翁同龢、蔡寿祺多有来往.此后,朱孙诒和刘蓉更是反目成仇,二人都刻印诗文相互讥讽.
刘蓉则与曾国藩是莫逆之交、儿女亲家.这样,刘蓉就成了朱孙诒、蔡寿祺共同的敌人.薛焕则是四川宜宾人,恭亲王岳父桂良特别赏识的人,而此前刚刚有人参劾过他.
这就是为什么蔡寿祺接连两道奏折直指刘蓉及薛焕等人的原因所在.而蔡寿祺奏折中历数刘蓉在四川的“劣迹”,其背后高参便是朱孙诒.
蔡寿祺刚做了七天日讲官,就迫不及待地向刘蓉等湘军将领发难,报一箭之仇.他自以为手段很高明,却不料引发了一场惊天大案.
【万千余地下狠手】
恭亲王失声说出“蔡寿祺不是个好东西”后,引发慈禧震怒,随即召见大学士周祖培、瑞常、吏部尚书朱凤标、户部侍郎吴廷栋等,垂泪对诸臣子说：“（恭）王植党擅政,渐不能堪,欲重治王罪！”诸位大臣一听此事太过诡异,谁都不敢表态.慈禧反复提醒：“诸臣当念先帝,无畏王,王罪不可逭,宜速议！”
堂堂一国总理,在三年多前的“祺祥政变”中还是两宫太后的铁杆同盟,怎么一下子就变得罪不可赦了呢？
周祖培赶紧顿首回答：“此惟两宫乾断,非臣等所敢知！”慈禧说：“要是这样的话,还用汝曹干什么？他日皇帝长成,汝等独无咎乎？”周祖培赶紧替自己解围：“此事须有实据,容臣等退后详察以闻.并请与大学士倭仁共治之！”
一听与倭仁共治,慈禧稍稍放心了,这才命众人退下.
三月的北京城春寒料峭,诸臣们却“均流汗沾衣”.
倭仁,著名的保守派,与属于改革派的奕政见不同.但是这一回,围绕四条“罪状”,他也没有查出实据来,只好这样回答慈禧：“查恭亲王身膺重寄……若平日律己谨敬,何至屡召物议？阅原折内贪墨、骄盈、揽权、徇私各款虽不能指出实据,恐未必尽出无因,况贪墨之事本属暧昧,非外人所能得见；至骄盈揽权徇私,必于召对办事时流露端倪,难逃圣明洞鉴.”说辞意为：尽管没有证据,但事出有因.只要有人告你,你就有问题.至少说明你平时律己不严,人际关系不好.至于具体说到贪墨,外人看不见；说到骄盈、揽权、徇私,自然难逃两宫太后洞鉴.
聪明圆滑的倭仁,两边都不得罪.太后说有罪就有罪,说无罪就无罪.可大可小,留下万千回旋余地.得到这样的答复,慈禧果断亲笔下令：革去恭亲王一切差使,不准干预公事.
【“恭亲王聪明太露”】
恭亲王有没有问题？
近代学者吴相湘认为,恭亲王“自入枢廷,以交接亲王,犒赏太监,费用繁重,收入颇不足用,王忧之.后从福晋父桂良言,以提门包为充用常例,试行之,而财足用.于是府中贿赂公行,财货猥积……”吴氏此话不知何据.不排除从政四十年的恭亲王没有受贿,没有徇私,但假如蔡案发生时,恭亲王果有贪墨,能逃过慈禧的耳目吗？
其实,此时的恭亲王顶多就是诏中所言：“妄自尊大,诸多狂傲,每日召见,趾高气扬,言语之间许多取巧妄陈.” 说得更直白一点,就是他不大注意小节,尤其是礼仪.
在这一问题上,恭亲王可谓吃亏不少.他一生四次被罢官,都是因为这个问题.早在咸丰五年（1855年）七月初九日,康慈皇太后死后不久,咸丰帝便颁发谕旨：“恭亲王奕于一切礼仪多有疏略之处,著勿庸在军机大臣上行走,宗人府宗令、正黄旗满洲都统均著开缺；并勿庸恭理丧礼事务、管理三库事务,仍在内廷行走、上书房读书,管理中正殿等处事务,必自知敬慎,勿再蹈愆,尤以付朕成全之至意.”
作为哥哥,为什么因为弟弟礼仪疏略而开除他职权？难道真的是怕他不知敬慎,再蹈愆尤吗？说到底还是怕这个弟弟权势太重构成威胁.由此可见,咸丰实在找不到别的借口了,只好小题大作.终咸丰一朝,奕不受信任和重用,绝不是真正因为礼仪问题.
这一次慈禧要罢恭亲王,理由还是礼仪小节问题.据史料记载,恭亲王每次上朝,“辄立谈移晷,宫监进茗饮”,两宫必道：“给六爷茶.”然而有一回,叔嫂召对颇久,两宫忘记赐茶,恭亲王竟险些喝了同治小皇帝的御茶.按制,太后召见之地,“无论若何大员,非总管太监传旨,不能径入”,而恭亲王却往往不注意,未等内监传旨,径直入内.
这是不是问题？在规矩森严的宫禁之地,当然也算.然而,我们考虑一下,恭亲王毕竟只30来岁,年青人的性格还没有老成起来,实属常情.
也有人举出安德海的离间导致慈禧恼怒恭亲王.作为慈禧的贴身太监,安德海经常到内务府索要东西,恭亲王几次训斥,使安德海不满,伺机构陷,慈禧愠怒：难道我的日常饮食都要受到约束？据说恭亲王面圣,竟对两宫云：“两太后之地位,皆由我而得之.”
与“才具平常”的两宫相比,恭亲王思想开明,临事敏决,年富力强.人总有缺点,举止高蹈,如果在亲近的人看来,是可爱的一面；如果是对手看来,却是可恶的一面.究其实,是慈禧要揽权,时刻不忘自己的身份；恭亲王要办事,常常忽略自己的身份,将二人关系看作是自家叔嫂关系.曾国藩就说：“恭亲王举止轻浮,聪明太露,多谋多断.”
两宫决策,恭亲王议政,决策来自于议政,谁也离不开谁,这一点宫廷内外谁都明白.而恭亲王又想办事,办事不得不倚重督抚,他能跟督抚打成一片,这等于将各地督抚与两宫又隔离开来,权力的天平实际上倾向于恭亲王,矛盾就这样不可避免了.
【令人长叹的结局】
蔡寿祺的信恰好打破了二者微妙的平衡,苦于找不到突破口的慈禧借机发难.
但是,慈禧想得太简单了.诏令发布的次日,惇亲王奕誴便上奏为恭亲王申辩.惇亲王是道光帝的第五子,他说得非常直白,恭亲王没有昭著劣迹,只是平时说话语气不检点而已,加上查无实据,却要这般处置,关系重大,要求重新审议.
慈禧看了奏折震怒,只是这一怒更道出了恭亲王没有过失——当年政变时,正是惇亲王指认恭亲王也有谋反之意,如今反而替他出面力争,这恐怕是慈禧没有料到的.
紧接着,在东陵监工的醇郡王奕譞也赶回京城,急忙上书替六哥说情：“其往往有失于检点之处,乃小节之亏,似非敢有心骄傲,且被参各款本无实据,若因此遽尔罢斥,不免骇人听闻”.醇郡王本与恭亲王不和,他的说法更坐实了恭亲王只是小节问题.
同时,通政使王拯、御史孙翼谋亦具折,均请酌赏录用,以观后效.肃亲王华丰、内阁学士殷兆镛、左副都御史潘祖荫、给事中谭锺麟、广成、御史洗斌、学士王维珍纷纷上疏,舆论皆倾向恭亲王.
这样,压力反倒都到了慈禧那边,见此情景,慈禧迅速转弯,于四月十四日下谕：“恭亲王著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毋庸复议政名目,以示裁抑！”恭亲王的议政王头衔被剥夺,慈禧达到了基本目的.得旨后,恭亲王进宫谢恩,慈禧更是面加训诫,恭亲王“深自引疚,颇知愧悔”,亲王总理之颜面由此扫荡殆尽.
然而,事情并没有完,十八日,醇王再上一折,剑指倭仁.他指出,回京后遍访内廷诸臣,竟无一人参与三月初七罢黜恭亲王上谕的草拟事宜,这令其“深骇异之至”.按照常例,谕旨应“命王大臣同看”,作为大学士,倭仁“自应恪遵圣谕,传集诸臣或于内阁于乾清门共读朱谕,明白宣示,然后颁行天下”.然而让人匪夷所思的是,这道上谕竟跳过军机处,仅交内阁发抄,“显系固违谕旨”.
表面上看起来,醇王意欲问责倭仁,其实是想借此恢复“王大臣同看”这一军机处权威,不能允许慈禧擅自越过军机处的做法.
醇王此举关系重大,正因为这样,使得恭亲王与慈禧之争稍稍平息了十余年.
这次风波,引起朝论大惊疑,甚至外国使臣也纷纷关注,多次询问.
在这之后,李鸿章给恩师曾国藩写信道：“恭邸似可渐复,唯与艮相（倭仁）嫌衅日深,仍恐波澜未已.”曾国藩九弟曾国荃亦深感“朝廷之不能长治久安”.
一封信,改变了晚清的命运.从此以后,恭亲王行事格外谨慎,小心自保,那种锐意进取的精神随着慈禧的权力一步步巩固而逐渐消逝.
作为“中国第一次近代化运动的倡导者”,恭亲王无疑是同光时期卓有份量的改革家,后人逐渐认识到这一点,“恭亲王是个有血性的人,且真心为国谋划,他是清朝最后一百年宗室中的贤者”.（蒋廷黻语）慈禧也不得不承认,恭亲王之死为“失兹柱石”.“纵观恭亲王一生,以过人才智处内外交困之际,坚持定见,忠诚谋国,推心置腹于将帅,昭示信义于欧美,内政外交都有起色,清国国祚得以延长,实在是爱新觉罗的好子孙”.（吴相湘语）
恭亲王的才能体现在他作为晚清改革家恰当的策略上,使晚清的外交、教育、工业都走上了近代化的路子.
外交上,恭亲王的策略获得了诸多地方督抚的支持,这一策略方针指导了晚清外交的实践,“一定程度上抵制了西方帝国对中国的侵略”.改革上,恭亲王显得举重若轻.对内,恭亲王常将反对改革的保守派,直接安排到总理衙门,使大多数人都转变成了改革派.对外,他多次提醒西方,勿操切行事,争取到他们对大清改革的理解和支持.
本来他可以更好地在议政王的位置上发挥着更大的作用,然而,蔡寿祺这一举动,不仅导致恭亲王逐渐心灰意冷,而且打碎了改革所应有的权力资源,为此后他的多次被罢免开了一个不好的头.
蔡寿祺想要告倒的薛焕、刘蓉,都因查无实据,经吏部议处,降二级调用.相反,蔡寿祺本人因诬告而被即行革职,勒令回籍.蔡寿祺被革职后,仍然逗留京师,不过,从此潦倒,50多岁就须发皆白,落得个“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这正是政治玩火者的结局.
（作者系文史学者）
本文结论:本文是关于经典改变专业范文可作为*信和命运和改变方面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改变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论文写作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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