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民国《高中国文读本》介评，本文是民国相关在职研究生论文范文和《高中国文读本》和民国和高中国文读本相关在职毕业论文范文.
《高中国文读本》（第一册）是一个全文言读本,共78篇.它是根据民国21年（1932年）教育部新颁布的《高级中学国文课程标准》中的七项标准并参照民国20年（1931年）教育部颁布的《学生义勇军教育大纲》第三条相关规定编订的,由中华书局于民国23年（1934年）出版发行,供高级中学第一学年使用.从民国学制来看,高中是三年,因而此套读本应有三册.限于资料,其它两册的编选内容无从知晓,但1932年的《课程标准》规定：“选文精读第一学年对于体制之讲授,应注意其特征及作法；第二学年对于各时代代表作品之讲授,应注意其派别及流变；第三学年对于学术思想文之讲授,应注意其时代背景及影响.”[1]可见,教材第一学年侧重于各类文体知识的讲解及应用；第二学年则应以各类名家、各大流派的文学作品为主.如讲究工丽的赋体与“韩柳”提倡的“古文运动”,唐代的边塞诗、宫廷诗,宋词的豪放派与婉约派等.第三年则应以学术作品为主,意在提高学生的分析评价能力和初步的学术研究能力.如晚唐司空图的诗论名篇《二十四诗品》,宋代沈括的科学类学术著作《梦溪笔谈》等.从教材编订情况来看,民国时期并无全国通用的教材,而以地方教材和校本教材为主,此套读本也应主要供地方使用.
教科书之外,另有配套的读本供学生课外研习或泛读之用,这在民国时期较为普遍.关于读本编制的目的,民国17年（1928年）5月,在当时的全国教育会议上,吴研因等人曾提出一项议案,强调：“中小学各科除教科书外,应尽量采用补充读本.……内容较教科书更为详尽,编制亦较为自由,而以富有情趣,足以养成学生读书习惯为主.”[2]当然,读本编选的效用,往往超出吴研因等人对读本最基本的认识.好的读本,在传承文化、涵养性情、陶冶品德、塑造灵魂及振奋精神等方面能起到很好的作用.作为教材的《高中国文读本》自然会在这些方面有更好的体现.
《高中国文读本》（第一册）由刘劲秋、朱文叔编选,张文治作注.限于资料,我们难以了解这几人的具体情况,不过,从选文内容及所注来看,这三人都持有较正统的观念,倾向保守,与政府提倡的主流教育观念——三义教育观念相吻合,极有民族意识.
一、编排说明
《读本》在装祯设计、排版印刷及选文安排等方面有自己的特点,现作简要介绍.
装祯设计：与今天书籍的装订顺序不同,《读本》采用古代线装书的装订方式,右向竖式装订.以灰牛皮纸作封皮,正面以繁体横向印有书名、编注者及出版单位,字体呈浅绿色.背面是中华书局的注册商标,以麦穗环绕的辞书为标志,书上印有篆体“中华”二字,设计新颖,极富创意；内页印有出版单位、出版时间、等内容.整个外观质朴淡然,古色古香,与选文内容十分和谐.
排版印刷：正文部分均以繁体字竖式排版,从右向左阅读；采用“五四”以后的新式标点,但与今天的标点仍有些差异,差异较大的有书名号、引号,没有间隔号、着重号,人名、地名均以“——”标示.各部分内容之间留有稍许空当,十分注意节约纸张.
出版说明：位于选文之前,简要介绍了《读本》的编例、目录和教材支配表.“编例”总体说明本册书的编选依据及体例安排；“目录”部分将78篇文言文分成十二组块,每组从5～9篇不等,配有作者及页码,方便查阅；“教材支配表”则对78篇文章从体裁上作了详细的划分.体裁沿用旧有的说法“体制”.体制以下又分两个小类：其一是“体别”,共分10类.这10类是：书说类,共15篇；美文类,11篇；传志类,10篇；叙跋类10篇；论著类,9篇；哀记类,9篇；叙记类,5篇；杂记类、典志类、及赠序类各3篇.其二是“总称”.按表达方式的角度分为记叙、议论、抒情、说明四类.其中记叙26篇,议论21篇,抒情19篇,说明12篇.
新书推介：位于选文之后,是中华书局主要面向广大“中等学生及失学青年”推出的一套丛书“中华百科丛书”.其目的是“灌注一般知识”,新书特点是“不与教科书雷同而又能与之相发明”.范围极其广泛,包括政治、经济、哲学、社会科学、历史、文学、教育、音乐等等.既有中国的,也有介绍外国的；有学术性的,也有浅显易懂的.从中华书局的新书推介来看,当时的知识界思想极其活跃,学术气氛相当浓厚,对教育的关注也非民国前所能比拟.
选文安排：每篇文章分两块,即文选和注解.注解含四个小部分,即作者略历、体制、特征及作法、注.
二、选文特色
从总体上看,选文体现了如下四大特色：
（一）分组编排 同质组合 循序渐进
编者在“编例”中说,选文分组的依据是“或含义相类,或体制相同,以资互证”；在编排程度方面,“力求与初中相衔接,教材不取高古,排比由浅而深,循序渐进”.这种编排的方式与今天的单元组织法较为接近,但更为灵活.各篇之间内容上相互印证,有利于学生深化认识；形式上相互补充,易于学生揣摩研习；由浅入深,先今而古,又符合学生认知发展的规律.
第一组5篇文章,主要谈及个人志趣问题.《辨志》言及立志之重要；《青年之自觉》则与之近相呼应,谈及志、胆、识三者之关系,显然是对《辨志》一文的深化和开拓；两文相互独立,又相得益彰.《不校》《敬姜论劳逸》及《乐羊子妻》则以规劝的方式告诫人们：生活中豁达高远、规避享乐与通晓大义对于人成长为“君子”该有何等重要.尤其是对于青年学子来说,无疑有相当的影响.第三组9篇文章则以战争为主题,《心术论》《战论》属于本组的起始篇,从战争的心理及战术方面综论；《钜鹿之战》《昆阳之战》《马援传》《韩光地传》四篇文章则介绍真实的战争场面,从战争的全景介绍到具体的战将介绍,布局清晰；《满江红》、《题秦良玉小像金缕曲》、《杨胡子歌》等则记录战将之胸襟气魄和后人对他们的缅怀与景仰；而第十二组的8篇文章,虽然内容各异,但体制完全一致,均为哀祭类,抒情体.
这十二组选文体裁、题材各异,异彩纷呈,学生将这些文章认真研读之后,应该会对各类体裁、题材有一个较为全面的了解,如再配以写作训练,其收获之大,自是不言而喻.
（二）名篇主导 增补时文 融通古今
选文多见于古代著名的选本,如《古文观止》《昭明文选》,多为历代传诵的名篇,如《国殇》《出师表》《柳子厚墓志铭》《满江红》《正气歌》《梅花岭记》《查氏七烈传》等.人物多为民族英雄、豪杰侠士、贞妇烈女等.时文多选为民国事业献身的革命英烈、志士仁人,如《致黄克强书》《韩光第传》《黄花冈七十二烈士墓下作》《祭凇沪抗日阵亡将士文》等.选文既兼顾了历朝历代的著名作家,兼顾了传统名篇,兼顾了对后世有重要影响的历史事件、人物事迹,兼顾到了知识的传播和文化的传承,又将鲜活的当代融入其中,将历史与现实融会起来,使学生的视野得以穿越时空的隧道与传统攀谈,与现实交流.
（三）释注介绍 着眼能力 力求习用
与今天的文言篇目后的注释不同,选文的“注”一般不对字、词、句作详尽的对应翻译,但对人物事迹、历史典故、文化常识等方面往往追根溯源,因此使得部分篇目的“注”篇幅远超过文章本身.这种安排,一方面与学生的古文功底有关,另一方面也与读本的特点相连.即在精读的基础上,着眼于从总体上提高学生的阅读能力,最终能彻底丢掉“注释”这个拐杖.不拘泥于个别字词句的繁琐分析而着眼于文化内蕴的熏陶,体现了古代教育传统——整体感悟思想在民国时期的继承.
“特征及作法”的介绍,根据“编例”的说明,第一学年应特别给以关注.所谓“特征”,即“说明各文之特点”；“作法”,“则说明其布局之方法,或分段之作用”.这两小块类似于章法介绍,通过勾勒文章的轮廓及章法特点,供学生模仿写作之用.
（四）庄而不拙 风格各异 脍炙人口
选文力求在短短的78篇之内涵盖古今,力求在古今之中选拔“美文”,力求在“美文”之中彰显品味,这使得选文呈现出编者独特的审美情趣.整个选文庄重典雅,蕴集醇厚,读来似乎感到有浓郁文化气息扑面而来；但庄而不拙,编者在筛选时充分考虑到青年学子的喜好,不仅注重思想内涵,也注重文风的灵动与多变.因而,我们既能感受到屈原《国殇》的悲壮与激越,感受到司马迁《报任安书》的压抑与愤懑,感受到黄遵宪《台湾行》的痛苦与焦灼,我们同样能感受到《兰陵女儿行》的慷慨激昂,《青年之自觉》的汪洋恣肆,《陷虏记》的清新简洁,《义田记》的素朴淡然……语言的练达纯熟,句式的精短规整,音韵的和谐悦耳,文风的多变,加之体式的多样化,使多数篇章易于吟诵,便于记忆.
三、对品性养成与民族自觉的倡导
尽管《读本》内容丰富多彩,涉及政治、军事、农业、外交、语言知识、生活常理、个人修养等,但贯穿选本的指导思想仍是显而易见的,这便是对品性养成的关注及对民族自觉的唤醒.这种意识与当时的局势以及政府的倡导密不可分.
民国十七年（1928年）,在全国的教育会议上,朱家骅等人提交了一项议案,“中小学应特别注意国耻教材以唤起民族观念案”,认为“我国迭受外辱,民气日弱,欲强国保种,须唤起国民同仇敌忾”.[3]同年七月,大学院向国民党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大会提出教育宗旨草案,草案原文提到：“恢复民族精神,发扬固有文化,提高国民道德,锻炼国民体格,普及科学知识,培养艺术兴趣,以实现民族主义.”[4]《中华民国的教育宗旨说明书》（1928）提出,“普通教育,应根据总理遗教,陶融儿童及青年‘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之国民道德”.[5]而这,也正是反复提倡的“三义基本精神”.[6]民国二十年（1931年）,教育部颁布的《学生义勇军教育大纲》第三条规定：“……必须注重发扬民族精神,造成雄壮勇敢之风尚,一切浪漫、堕落、萎靡不振之文艺,绝对禁止.”这些无疑成了编者选文的重要依据,所选作品也确如编者而言,“多选积极发扬之作品”.从上文的举例中已可见出一二.当一个国家面临生死存亡之时,稍有良知的人,谁还会对所谓的“消闲文化”津津乐道呢！
选调对个体品性的培养和民族意识的唤醒,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但其中封建*道德的宣扬,无疑又会对青年学子产生消极的影响.
四、《读本》的当代教育意义
《读本》的时代性、民族性、思想性、经典型、实用性对今天的教材编辑有重要启发意义.
其一是传统文化浸染.兼容并蓄的《读本》几乎涵盖了传统文化的各个领域,从实际的指导意义来看,《读本》有对涵养身心、浸润修养、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殷殷祝愿,有基于传统道德观念而对人的仁、义、礼、智、信等处世之道的关注,有对忠诚爱国爱民的劝诫,有对正义的讴歌和对邪恶的鞭挞,也有实用的战争及日常生活的技术指导等等,总之,读本可算是优秀传统文化之荟萃了.这一编选特点对今天的课程改革无疑会有启发意义.
2017年版《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已经面世,将于2018年秋季开始全面实施.新课标强调：“体会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体会中华文化的核心思想理念和人文精神,增强文化自信,理解、认同中华文化,继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7]并对中华传统文化专题的学习内容及学习方法提出了明确的指导意见和建议.与此相对应,高考诗文考查篇目从原来的的64篇调整到72篇.新课标对传统文化的关注体现了新时代背景下教育管理部门希望强化传统文化教育,以使青年学子可以尊重传统、重拾传统、继承民族优秀文化传统.这一思想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有着积极的意义.
其二是选文数量.以粤教版教材为例,现行粤教版教材全5册,每册四个单元,其中仅有一个单元为文言及诗歌单元,占比为1/4；从数量上看,每册4篇（不含自读篇目,诗歌会有组合）,这些需要三年精讲的篇目数合计才20篇.以如此之少的篇目想让学生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谈何容易！学生文言文阅读能力差也是很自然的了.因而,大量增加能够代表优秀传统文化的篇章实在是紧迫之事.
其三是关于语文的时代性.语文需要贴近时代,这是语文本身的特点决定的,如《读本》第二组中有关黄花岗烈士的两篇选文即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色.不过,《读本》中这类文章相对较少,可见编者既着眼于时代,又不拘泥于时代,因为教材毕竟是以传授知识为主的.《读本》的编辑特点应该对今天的教材编辑者有所启发.再者,高考具有鲜明的指挥棒效应,出题方向往往也就是备考方向.今天的高考题,尤其是2017年、2018年的高考语文题在凸显时代方面可谓是达到极致了.如何将教材的学习与高考有机结合,这是值得教育工作者认真思考的问题.
今天,教材版本各有不同,考纲也时有变化,教师应深入理解编者意图和课程标准,以便对教材进行灵活处理,以适应不断变革的高考形势.
参考书目：
[1]《20世纪中国中小学课程标准·教学大纲汇编》,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
[2][3]《中国教育事典》（中等教育卷）,河北教育出版社,94年11月第一版,980页.
[4][5]《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甲编第10页,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71年影印版.
[6]《中华民国教育史》,重庆出版社,1997年12月第一版,119页.
[7]《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人民教育出版社,2018年1月第一版,第7页.
王涛,中学语文高级教师,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教材、教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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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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