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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职称论文 原创主题:生之斗争与生之平和论文 发表时间: 2024-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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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翻译家、文艺评论家傅雷写于1944年的长文《论张爱玲的小说》,是“张学”的奠基作之一.其锐利的批评,不但引发了张爱玲的直接回应,更促使后者对自己创作哲学第一次作出全面的表述.

关于傅雷与张爱玲的关系,别处已多有论述,在两人的笔墨官司之外,大多聚焦于私人恩怨.除了《论张爱玲的小说》引发的波澜,还有一段在跌宕大时代中尘封已久的往事,在多年后被著名文学评论家、翻译家宋淇之子宋以朗无意间发现.在整理父亲与傅雷、吴兴华、钱钟书、张爱玲等诸多友人往来书信时,他觅得张爱玲1982年12月4日的来信,谈及其发表于1944年11月的小说《殷宝滟送花楼会》①之内幕.彼时的张爱玲坦言“决定不收《殷宝滟送花楼会》进新小说集(指《惘然记》)”,因为“《殷宝滟送花楼会》写得实在太坏,这篇是写傅雷.他的女朋友当真听了我的话,到内地去,嫁了空军,很快就离婚,我听见了非常懊悔”②.这位女朋友确有其人,是傅雷好友刘海粟妻子的妹妹成家榴.张爱玲刻薄而犀利的文笔,塑造出矫揉虚饰的校花殷宝滟、阴郁酸楚的音乐教授罗潜之、卑微可怜的罗太太等人物形象,其背后皆有所指.

但书信的佐证,只是徒增看客们关于张爱玲用小说复仇的猜忌,无端引发关于傅雷的负面评价,未免有失公允.宋以朗在采访中特意澄清傅、张交恶的传闻,“张爱玲写这篇小说的缘由应该是成家榴去找张爱玲叙述自己的故事.不过张爱玲为了‘遮蔽身份,在小说中用了另外一个人的形象.张爱玲觉得结果有失真实,所以我们不能将小说男主角的一切都当是傅雷”.③

在笔者看来,这虽然是一份史料,但并不具有太多文学史和思想史的价值.过度关注它,反而会模糊了两人在文学思想上的交锋带来的启示.所以本文尝试超越一时的笔墨官司和私人恩怨之纠缠,挖掘这一文坛论争的思想谱系,勾勒出双方背后更广阔的人文关怀上的差异.傅雷服膺罗曼·罗兰的英雄浪漫主义传统,希望以此改造中国的国民性;张爱玲则从中国国民性中,看出其审美与道德上的正面意义,并将其称作“妇人性”,从而把争论引向性别话语.这些才是二人争论的真正焦点所在.在另一个层面上,张、傅之争,也体现了笼罩现代中国的“革命”与“抒情”传统之博弈.

1944年,二十四岁的张爱玲已经在现代中国文坛上华丽登场了.《倾城之恋》和《金锁记》为她赢得了巨大的声誉.年纪轻轻的她,已显露出超绝的叙事技巧,并能在对色彩、声音甚至气味等生活细节的刻画中,点染出无尽的心理暗示,成为风格独树一帜的一颗新星.

这一年,张爱玲开始在《万象》上连载《连环套》.当第四期刊出之后,傅雷以“迅雨”的笔名,在《万象》五月号上发表了长篇评论《论张爱玲的小说》.傅雷向来认真,对别人发表评论,当然是非常郑重的.这篇超过八千字的文章,不但有对三篇小说的详细评论,还有“前言”和“结论”,足见作者之态度,并非兴之所至、随意为之之作.傅雷盛赞《金锁记》,对《倾城之恋》虽有表扬,但更多是批评,对《连环套》,则作出彻底不留情面的批评.他自己也知道在连载过程之中而且还是在同一份刊物上发表批评,“当然是不免唐突的”.“但其中暴露的缺陷的严重,使我不能保持谨慈的缄默.”④

傅雷的这一表态,的确是非常唐突,而且后果非同小可.第一,他在张爱玲文坛生涯的早期,就写出这么一篇重量级的评论,基本上把握住了“张学”的关键问题,即使在今天,仍然具有参考价值.第二,它促使不甘示弱的张爱玲发表了同样极重要的《自己的文章》,这可以看作是她对自己整个创作哲学的一个大胆宣示.然而具有反讽意味的第三点是,张爱玲在自辩之后,却也中止了《连环套》的连载.联系到傅雷的当头棒喝在同一个杂志上发表,这样的连载,恐怕的确是做不下去了.不过,她后来也重新思考并调整了自己对《连环套》的评价.比如在小说集《传奇》再版时,张爱玲说“还有两篇改也无从改起的,只好不要了”⑤,其中一篇就是《连环套》.下文将要提到,张爱玲在三十多年后的《张看》中,更是对《连环套》作出了比傅雷严厉得多的批评.

当年曾经负气的张爱玲,是不是最终接受了傅雷的意见,其实已不太重要.细细读过《论张爱玲的小说》与《自己的文章》,笔者的观点是:各有各的立场,各有各的道理,而且各自的陈述都有说服力,几乎可以说谁都驳不倒誰.但更值得我们关注的,大概是傅与张文字背后对待艺术,也是对待人生的两种不同态度.

傅雷对张爱玲的赞赏,一方面是技法上的,比如“节略法”(raccourci),结构、节奏、色彩的把控和心理暗示,尤其是电影式的视觉效果,都被眼光锐利的傅雷一一注意到,而且给予了恰如其分的点评.另一方面,他最欣赏《金锁记》的地方,在于这些技巧都完美、和谐地为“内容”服务,也即表现人生中斗争的悲剧性与无奈感.这种悲剧与无奈,皆由于斗争缘起于,而又是内在于人的一种无可逃避的东西,我们并不能找到外在的对象去“泄愤”,从而更增加了这种悲剧的厚重与宿命感,因为它已经超越了“人为”的范畴.

如果对傅雷这些思想作自由联想的话,不难看出它与如下三种传统的相似性:第一,古希腊悲剧中外在于人力的宿命感;第二,德国哲学家叔本华对—意志作为世界推动力的论述;第三,法国作家罗曼·罗兰的贝多芬式的英雄主义斗争精神.而三者都展现出一种与传统中国美学迥异的面貌.结合傅雷一直以来的思想历程,罗曼·罗兰的影响,是最明显的.傅雷本身就是以翻译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米开朗琪罗传》《托尔斯泰传》、尤其是鸿篇巨制的小说《约翰·克里斯朵夫》著称于世.而傅雷翻译这些著作,正是为了引介英雄主义精神,去改变中国人的苟且怯懦.

以此标准去评价《倾城之恋》,尤其是《连环套》,问题就来了.在技巧方面,这两部作品,尤其是后者,在傅雷看来属于“聪明反被聪明误”,不但“艺高人胆大”,而且胆大过头了——因为作者技巧太高超,反而令作品沦为玩弄技巧的牺牲品.部分原因是来自“文学遗产记忆过于清楚”,套用旧小说的滥调,但最大问题似乎在内容上.傅雷觉得张爱玲格局不够大,对生活的把握缺乏纵深,而转向了琐碎、世故与小聪明:

聪明机智成了习气,也是一块绊脚石.王尔德派的人生观,和东方式的“人生朝露”的腔调混合起来,是没有前程的.它只能使心灵从洒脱而空虚而枯涸,使作者离开艺术,离开人,埋葬在沙龙里.

我不责备作者的题材只限于男女问题,但除了男女以外,世界究竟还辽阔得很.人类的也不仅仅限于一二种.假如作者的视线改换一下角度的话,也许会摆脱那种淡漠的贫血的感伤情调;或者痛快成为一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把人生剥出一个血淋淋的面目来.我不是鼓励悲观.但心灵的窗子不会嫌开得太多,因为可以免除单调与闭塞.⑥

我们不妨把傅雷对张爱玲作品的描述与评价分开来看.应该说,傅对张的观察和描述,是深刻而准确的,他把握到了张爱玲的写作乃至她这个人性格的特质.至于傅雷的价值判断,真可谓见仁见智.在傅雷的价值体系内,其判断的内在逻辑是能自圆其说的.这种论说里面,能看出与罗曼·罗兰的英雄式浪漫主义一脉相承.

然而张爱玲的辩驳,同样极有说服力,也同样能自圆其说,而且有一种张爱玲特有的深刻.这篇文章虽没指名道姓,但是处处与傅雷针锋相对:

我发现弄文学的人向来是注重人生飞扬的一面,而忽视人生安稳的一面.其实,后者正是前者的底子.又如,他们多是注重人生的斗争,而忽略和谐的一面.其实,人是为了要求和谐的一面才斗争的.

强调人生飞扬的一面,多少有点超人的气质.超人是生在一个时代里的.而人生安稳的一面则有着永恒的意味,虽然这种安稳常是不安全的,而且每隔多少时候就要破坏一次,但仍然是永恒的.它存在于一切时代.它是人的神性,也可以说是妇人性.

斗争是动人的,因为它是强大的,而同时是酸楚的…… 我发觉许多作品里力的成份大于美的成份.力是快乐的,美却是悲哀的,两者不能独立存在.“死生契阔,与子成说;执子之手,与子偕老”是一首悲哀的诗,然而它的人生态度又是何等肯定.我不喜欢壮烈.我是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壮烈只有力,没有美,似乎缺乏人性.悲壮则如大红大绿的配色,是一種强烈的对照.但它的刺激性还是大于启发性.苍凉之所以有更深长的回味,就因为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⑦

可以说,张爱玲基本上没有否定甚至可以说是肯定了傅雷对自己的描述,只不过作出了完全相反的价值判断而已.傅雷说《倾城之恋》“没有悲剧的严肃、崇高,和宿命性”;“疲乏,厚倦,苟且,浑身小智小慧的人,担当不了悲剧的角色”⑧,张爱玲则针锋相对地回应:琐碎庸常、苟且厚倦,本来就是生活之恒常,但琐碎庸常中,却偏偏另有一番苍凉与永恒之美.而且,张爱玲一句“妇人性”,把这种人生观和审美上的对比“性别化”了.傅雷宣扬的斗争、力、超人,显然是一种男性化了的美学,与张爱玲追求的安稳与永恒的美学相比起来,不是对错的问题,而是显得完全不相干.《自己的文章》有点儿弗吉尼亚·伍尔夫《自己的房间》 带有女权性质的宣示意味.只是张的宣示,强化了男女性格气质的区别,而不是如现代女权主义一样,把性别看成是后天的社会构建.学者周蕾在《妇女与中国现代性:西方与东方之间的阅读政治》中就有言:

细节被定义为感官的、琐碎的、浮浅的文字游戏,与宏大的理想,比如改革和革命,构成暧昧的关系……细节不单与散文化、庸常与装饰性相联系,它还是女性化的.⑨

但是在性别的层面之外,张爱玲所追求的,似乎还另有一种深厚的、文化上的意味.比如1943年12月,她曾在《古今》半月刊上发表过一篇精彩的《更衣记》,讲述了中国服装流变,也寄托了对中式缓慢、平稳而永恒的生活态度的慨叹:

对于细节的过分的注意,为这一时期的服装的要点 ……古中国衣衫上的点缀品却是完全无意义的,若说它是纯粹装饰性质的罢,为什么连鞋底上也满布着繁缛的图案呢?鞋的本身就很少在人前漏脸的机会,别说鞋底了.高底的边缘也充塞着密密的花纹.

袄子有“三镶三滚”,“五镶五滚”,“七镶七滚”之别,镶滚之外,下摆与大襟上还闪烁着水银盘的梅花,菊花,袖上另钉著名唤“阑干”的丝质花边,宽约七寸,挖空镂出福寿字样.这里聚集了无数小小的有趣之点,这样不停地另生枝节,放恣,不讲理,在不相干的事物上浪费了精力,正是中国闲阶级一贯的态度.惟有世上最清闲的国家里最闲的人,方才能够领略到这些细节的妙处.制造一百种相仿而不犯重的图案,固然需要艺术与时间;欣赏它,也同样地烦难.⑩

这种“不停地另生枝节,放恣,不讲理,在不相干的事物上浪费了精力”,这种“世上最清闲的国家里最闲的人”的“无聊”追求,不由得令人想起《自己的文章》中对庸常之美的宣示,甚至想起傅对张过分炫耀技巧的批评.其实把《更衣记》中这段描述服装的话,套用到张的写作上,极为合拍——她就是如此“不停地另生枝节,放恣,不讲理,在不相干的事物上浪费了精力”,而只有这种“无所谓”,这种“不相干”,才能表现出生活的常态——没有超人,也未必有什么意义;也恰恰是这种“无所谓”与“不相干”,才透出意味深长的苍凉与悲愁.在这个层面上,张爱玲倒可以说是做到了“技巧”与“内容”完美统一,因为看似琐碎的技巧,对应的正是本来就琐碎的生活;如果这种技巧不能反映“有意义的内容”,那就对了,因为所谓的内容——生活——本身就往往缺乏意义.但是意义的缺失,却不代表意味的不在场.

飞扬与安稳,斗争与和谐,壮烈与苍凉,只能说都是见仁见智的审美选择.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傅张之间的争论呢?如上文所述,在张爱玲看来,这里有男女之间不同气质、不同审美取向之别.而从傅雷的角度,则更多是民族性的问题.在写作《论张爱玲的小说》的两年前,傅雷为他翻译的罗曼·罗兰《贝多芬传》,写了一篇译者序.开篇两段如下:

唯有真实的苦难,才能驱除浪漫底克的幻想的苦难;唯有看到克服苦难的壮烈的悲剧,才能够帮助我们承担残酷的命运;唯有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精神才能挽救一个萎靡而自私的民族:这是我十五年前初次读到本书时所得的教训.

不经过战斗的舍弃是虚伪的,不经劫难磨炼的超脱是轻佻的,逃避现实的明哲是卑怯的;中庸,苟且,小智小慧,是我们的致命伤:这是我十五年来与日俱增的信念.而这一切都由于贝多芬的启示.11

《论张爱玲的小说》中关于悲剧、斗争等主题的论述,可以说与这段话一脉相承.傅雷仍然是沿着相关的思路探讨问题.而其中的“中庸,苟且,小智小慧”,与傅雷批评《倾城之恋》中白流苏、范柳原的语言,是何其相似!另一个节骨眼,则是“我们的致命伤”——“我们”是指谁?恐怕就是那个“萎靡而自私的民族”,也即中国了.

所以,傅张争论背后,其中一个深层次的对立,可能就是“性别话语”与“民族话语”的解读之争.张爱玲有她的女性视角,而傅雷则更多是在思考中西民族性格的差异.他努力译介罗曼·罗兰,推崇贝多芬的斗争精神,正是针对中国人“中庸,苟且,小智小慧”性格的回应.联系到这个论争发生的时间点,正是日本占领上海时期,傅雷的关切,也就其来有自了.

这两种视角,既无法通约,又互相纠缠,所以才造成了令争论陷于无解的局面.無法通约的地方在于,两种话语和背后的关切,是一种错位关系,而且很难建立一个共同的参照系,让两者进行对话和辩驳.两者互相纠缠之处,则在于语汇系统层面上的互相借用:飞扬与安稳,斗争与和谐,壮烈与苍凉,力与美……这些成对构建的描述,无不同时包含了性别与民族性的对立.两套话语系统用同样的词汇,述说不同的话题.而且性别被民族化了(如《更衣记》),民族性又被性别化了.

傅、张争论背后的另一冲突,可以归纳为笼罩现代中国的“革命”话语与“抒情”话语的博弈.诚然,在饱受内忧外患、经历现代性激烈转型的中国,革命、启蒙等话题一直占据着思想界的焦点位置.可以说,傅雷正是站在革命这个大传统的立场上,去表达对张爱玲的批评与期望的.但对于张爱玲而言,这种期望只能说是“错爱”,因为她所关心的,是同样重要而且具有更悠远底蕴,但被压抑了的抒情传统.这是一条默默贯穿至终的重要线索;陈世骧、陈国球和王德威等学者,都有意识地挖掘这一传统,恢复其在中国思想传统中的关键位置.

不过,人的想法总是复杂的,也是在不断变化发展的.有趣的是,时隔三十余年,张爱玲在《张看》中,说了如下的话.如果说傅雷的批评是严厉的,那么张爱玲的自我批评就简直是刻薄的极致了:

“幼狮文艺”寄《连环套》清样来让我自己校一次,三十年不见,尽管自以为坏,也没想到这样恶劣,通篇胡扯,不禁骇笑.一路看下去,不由得一直龇牙例嘴做鬼脸,皱着眉咬着牙笑,从齿缝里进出一声拖长的“Eeeeee!”(用“噫”会被误认为叹息,“咦”又像惊讶,都不对)连牙齿都寒飕飕起来,这才尝到“齿冷”的滋味.看到霓喜去支店探望店伙情人一节,以为行文至此,总有个什么目的,看完了诧异地对自己说:“就这样算了?”要想探测写这一段的时候的脑筋,竟格格不入进不去,一片空白,感到一丝恐怖.当时也是因为编辑拉稿,前一个时期又多产.各人情形不同,不敢说是多产的教训,不过对于我是个教训.这些年来没写出更多的《连环套》,始终自视为消极的成绩.

这两篇东西12重新出现后,本来绝对不想收入集子,听见说盗印在即,不得已还是自己出书,至少可以写篇序说明这两篇小说未完,是怎么回事.抢救下两件破烂,也实在啼笑皆非.13

“以为行文至此,总有个什么目的,看完了诧异地对自己说:‘就这样算了?”这不正是张爱玲自己所说的“不停地另生枝节,放恣,不讲理,在不相干的事物上浪费了精力”吗?

时过境迁,张爱玲可以如此尖酸刻薄地对“自己的文章”作自嘲;那么傅雷的想法是否又有变化呢?这个问题基本上是无解的,但是或许我们可以从一段对话中找到一点启示,或者借此发挥一点想象.这段对话,发生在傅雷与张爱玲共同的密友宋淇,与傅雷哲嗣傅聪之间,话题是关于《红楼梦》:

宋淇:《红楼梦》的伟大,是要慢慢再看,再看,才咀嚼出来的.我在少年时代看《红楼梦》,总觉得它太娘娘腔.中年之后,再拿来看,味道全出来了.最伟大的地方也就是最细微的地方.这几年,我简直是在天天看,看完又看.越看,味道越浓.

傅聪:我爸爸也是一样.他甚至一直等到五十岁之后,才说要对《红楼梦》重新估价,以前也是说太娘娘腔,而且不许我碰.但我老早就偷来看了,而且老早就知道这本书不得了.14

讨论对象虽然是《红楼梦》,但是与张爱玲在精神上的联系,不言自明.“娘娘腔”,是以男性为中心,对某种女性性格特征作出的多少带有贬义的描述.当然这是日常谈话间口语化的表述,而且宋淇,以及被傅聪引用的傅雷,都对此作了自我否定.相信读者更不难勘破背后所指:性别话语在此再一次显现,而且女性化的特质又一次与以男性为中心的“深度”产生对峙,并最终把后者收归己有.宋淇所言“最伟大的地方也就是最细微的地方”,更是蕴含极深的意味——这不正是张爱玲笔下所谓“不停地另生枝节,放恣,不讲理,在不相干的事物上浪费了精力”吗?

1944年写作《论张爱玲的小说》的时候,傅雷才三十六岁.他多半也会如挚友宋淇一样,经历从少年到中年的思想转变.如果二三十年后的傅雷与张爱玲,能有机会再进行一次对话,一定又会碰撞出更意想不到的思想火花.但这注定只能是一个永远引人遐想、也令人怅然的巨大问号了,因为待张爱玲在1975年出版的《张看》中全面否定《连环套》时,傅雷早已遽然远行.而伴随他离去的背景音,竟然恰恰是那“斗争”的喧天锣鼓.历史中残酷得令人毛骨悚然的反讽,恐怕莫过于此.

【注释】

①初载1944年11月《杂志》第14卷第2期,1983年补写“尾声”,收入同年6月台北出版社《惘然记》.

②张中江:《口述还原历史:宋家客厅的“张爱玲们”》,载《南方都市报》2015年12月18日.参见宋以朗:《宋家客厅:从钱锺书到张爱玲》,花城出版社2015年版.

③徐明徽:《张爱玲觉得影射傅雷的〈殷宝滟送花楼会〉实在太坏了》,载《澎湃新闻》(文化课栏目)2015年5月9日.

④⑥⑧傅雷:《论张爱玲的小说》,见《傅雷文集·文学卷》,185、188—189、180—181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⑤张爱玲:《有几句话同读者说》,见《传奇》,291页,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

⑦张爱玲:《自己的文章》,见《流言》,18页,文学出版公司1992年版.

⑨Chow,Rey. Woman and Chinese Modernity:the Politics of Reading Between West and East. Minnesota;Oxford:U of Minnesota P,1991:85,86.

⑩张爱玲,《更衣记》,见《流言》,69-70页,文学出版公司1992年版.原载1943年12月《古今》半月刊第34期.

11傅雷:《贝多芬传》译者序,见《傅雷文集·文学卷》,265页,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

12另一篇是《创世纪》.

13张爱玲:《张看》自序,10页,文学出版公司1992年版.

14《傅聪:望七了!》,217-218页,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年版.

(陈广琛,普林斯顿大学人文学会/比较文学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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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 让学困生学会自爱,赢得别人的爱基于永登七中学困生语文学习现状和实践 甘肃永登县第七中学(730300)毛万红摘要爱的教育呼唤教育个体的差异性,人才的培养亦注重个体的创造性,然而学困生消极、被动的学习态度影响了其个性与创造性的发展 针对学困生的学习现状,探讨让学困生在学.

2、 1966:三个被傅雷之死改变命运的人 傅雷原名傅怒安,取意为“文王一怒而安天下” 因大发雷霆之谓怒,改名为“雷”,以“怒安”为字 他自印的稿纸上,署的是“.

3、 张爱玲有没有苛且偷生? 因为李安的电影,张爱玲的色·戒广为人知 当年很多人为了看未经删节的版本,专门从内地跑到香港去看这部电影 张爱玲的小说里,性的描写几乎只是淡淡的暗示 显然,在张爱玲的内心,性不是重点 重点.

4、 两个被傅雷之死改变命运的人 1966年9月3日,傅雷与夫人朱梅馥双双上吊于家中 在其身后,更大的疾风迅雨才刚刚开始 三次自杀未遂的傅敏1966年9月3日晚8点,傅敏突然接到舅舅朱人秀从上海发来的电报 电文总共六个字父母亡故速归 .

5、 耕耘半生仍少年从张怀涛教授著作捐赠会说开去 吴志恩(中原工学院艺术设计学院,河南 郑州450007)关键词捐赠;图书馆;图书馆学;图书馆学研究摘要文章以张怀涛教授向河南省部分图书馆的两次捐赠活动以及“张怀涛教授著作捐赠会&rdq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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