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21世纪以来清代区域粮价新进展，该文是区域相关硕士学位毕业论文范文与粮价和世纪和区域相关硕士学位毕业论文范文.
[摘 要]粮价问题因为关涉国计民生,一直受到学界关注.新世纪以来清代区域粮价研究在研究群体与范式、区域分布重点、划分标准和研究内容上都取得了新进展,同时尚存不尽完善之处,如推进清代粮价史与现实粮价的深度对接、怎样透过粮价来揭示传统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实况及国家与地方社会关系等问题仍值得进一步研究.
[关键词]清代;区域粮价;分布重点;划分标准
粮食为人类生存所必需,粮价变动与民生息息相关.尤其在传统社会中,粮食不仅是最基本的生活资料,亦为大宗商品.康熙中后期以降,人口问题日渐成为统治者不得不面对的难题,粮食供给尤为重要.粮价变动不仅反映粮食供需状况,也在很大程度上代表着其他物价的动向,亦与国家政策、地方社会紧密相涉.新世纪以来清代区域粮价研究取得了可喜成果,某些学者已部分提及,1然尚显笼统.本文对具有明显阶段特征的新世纪粮价研究成果,分研究群体与范式、区域分布重点、划分标准等方面进行专门介绍和评析,以期对推进清代粮价研究有所鉴借.
一、研究群体与范式
随着世纪之交经济史在经济学界的复兴,尤其是2008年清代粮价资料库的建成及2009年清代粮价表的整理出版告竣,许多具有经济学背景的学者,如彭凯翔、罗畅、朱琳、李军、马国英、李志芳、石涛等加入到清代粮价研究行列,为之注入新鲜血液,引发了新一轮粮价研究热潮.
本时期计量经济史范式2 在清代粮价研究中居于主导地位,彭凯翔可视为典范,其专著《清代以来的粮价———历史学的解释与再解释》[1]试图以历史解释的方式展示17世纪中期至今的历史粮价序列,不仅运用STM 和GARCH 模型对历史粮价的趋势和周期性波动进行更加精确的经济分析,而且在研究理念上借鉴了布罗代尔的历史时间,把人口、气候、货币等因素与粮价统一起来考察,使粮价史的时间结构代替了过去对诸因素的孤立考察,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二、区域分布重点
新世纪以来,清代山西、山东粮价为多位学者所关注,河南、江南、台湾、湖北、甘肃、广西、福建粮价亦有论及.
其中,任吉东利用刘大鹏《退想斋日记》中所记太原地区的粮价数据,分析了近代太原粮价的长期变动趋势,并在此基础上考察了该地区的粮食流通市场状况,认为近代太原地区粮价呈总体上涨趋势,但已经形成有效的粮食局域市场,有助于粮价变动平缓.[2]郝平和周亚以新发现的民间史料《丰歉年略》为主,结合文集、方志、碑刻等文献中的相关记载,对山西“丁戊奇荒”时期的粮价进行系统考察,得出灾荒期间山西粮价总体趋高,但存在时空差异,这种差异与受灾区域的时空分布特点是相对应的结论,表明二者之间存在关联.[3]李军、李志芳、石涛《自然灾害与区域粮食———以清代山西为例》[4]一文,对清代山西自然灾害与粮价波动的相关度进行分析,指出二者呈显著相关,自然灾害只是影响粮价波动的一个次要因素,与此前王业键[5]等对长江三角洲、马立博[6]对广东的研究结论相似.李志芳的硕士论文《清代山西粮食研究———以道光朝为例》[7],用相关度研究、回归分析、双尾检验等现代统计学方法,对影响道光时期山西粮价波动的诸多因素与其相关度进行探究,发现本时期粮价波动和自然灾害仅呈低度相关,人口与粮价更呈负相关,用白银表示的粮价总体下降,并对此给出了一定解释.马国英等则对光绪年间山西粮食变动与市场机制、政府行为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认为此期粮价经历了三次较大幅度波动且地域差别显著,粮价受市场供求、流通渠道及商业资本的影响逐步增强,而政府影响日渐式微.[8]穆崟臣《制度、粮价与决策:清代山东“雨雪粮价”研究》[9],此著的显著特色在于运用大量档案材料对有清一代的山东粮价进行动态研究,同时从政治学角度,透过“雨雪粮价”探讨与社会治乱、国家政策调整的关系,拓宽了区域社会经济史的研究范畴.徐秀丽《灾荒年间粮价波动与社会应对———以清代山东地区为中心》[10]一文,考察了清代山东“非正常”粮价的社会影响,并对基层社会的应对策略进行梳理,认为在国家常规赈济之外,逐渐形成了一套非制度化倾向的民间多元赈灾体系.
邓玉娜的博士论文《“禁曲六疏”的启示———论清代河南粮食贸易发展的影响因素》,[13]以“禁曲六疏”为主,同时结合方志、档案、社会调查等资料,对影响清代河南粮食贸易发展的诸多因素进行了研究,于粮价问题亦有论述.另撰文从历史地理学视角对影响清代中后期河南粮价变动的诸因素做出了解释.[14]李伯重《1823-1829 年华亭—娄县地区的物价》[15]一文,在重构道光前半期华娄地区生活与生产资料必需品的物价系统时,粮价亦囊括其中.谢美娥对清代台湾米价进行了深入系统研究,专著《清代台湾米价研究》[11]包括不同米价史料的整建和可靠性检验、米价数列的建立和时间数列分析以及米价变动的解释等内容.另撰文分别对自然灾害(含气候变迁)、生产收成与台湾米价变动的关联度进行了探讨,发现在气候变迁与自然灾害关联方面,清代台湾冷期重大自然灾害偏高而暖期较少;在自然灾害与粮价变动方面,自然灾害因素仅在部分短期年段对米价起作用,长时段的作用并不显著;在生产收成与粮价变动方面,二者相关程度不弱亦不显著.[12]除此,谢美娥又利用粮价数据对湖北的市场整合进行了研究.[16]张连银对1796-1911年间甘肃自然灾害、仓储与粮价的关系进行了探讨,认为嘉道以降,自然灾害、仓储是影响甘肃粮价波动的主要因素.[17]谭玉龙则对1840-1910年间广西米价波动的原因及对策进行了分析.[18]另文《晚清广西米价年际波动与自然灾害的相关性分析》[19],具体研究了自然灾害与米价年际波动之间的关系,认为自然灾害是导致晚清广西米价波动的最直接因素,二者高度相关.与王业键、马立博、李军、李志芳、谢美娥等的研究存在分歧,此种歧见的出现,或许在于研究区域的差异,或许在于研究时限与数据质量有别,需要继续探讨.
此外, 孙百亮与孙静琴[20]、兰雪花[21]、何红中[22]、马国英3、王国棉与王建华[23]等对清代不同区域的粮价亦有研究.
三、区域划分标准
新世纪最初20年,学者们不再以行政区为区域划分的唯一标准,出现了按河流走向进行区域粮价研究的个案,这种研究取向值得重视.罗畅开此先例,其博士论文《清代乾隆朝长江流域粮价研究》[24]将长江流域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它的粮食流通及市场整合程度,得出长江流域在乾隆朝已形成较为周密的粮食市场网络、粮食贸易市场化程度相当高的结论,不同意王业键“奏报的粮价是批发价”,而认为是零售价.朱琳《乾嘉道时期淮河流域粮价研究(1736 -1850)》[25],此博士论文对乾嘉道时期淮河流域的粮价进行了动态研究,并通过新制度经济学视角,分析了较高程度的市场整合和小农经济同时并存的原因,对粮价短期波动带来的问题及社会应对亦进行了探讨.赵伟洪的博士论文[26]及《清乾隆朝湖南省米谷流通与市场整合》[27],运用文献分析为主结合计量方法,以运道为切入点,对乾隆时期长江中游粮食流通与市场整合的实态进行了整体考察,认为乾隆时期长江中游地区已打破行政区划之束缚,构成了一个极为密切的粮食流通网络,本地区市场整合主体区域与米谷流通运道基本重合,表明粮食流通线路对市场整合有着重要影响.
此外,清代区域粮价研究的内容也在扩展.王玉茹和罗畅以《清代道光至宣统间粮价表》及“清代粮价资料库”中的数据为基础,具体量化了1736-1911年间长江流域九府的米价数据质量.发现乾隆朝的粮价数据质量高于嘉庆、道光两朝,嘉庆、道光两朝的数据质量高于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四朝,提醒学者在运用清末粮价数据时要特别警惕.[28]罗畅等学者则利用清代粮价清单中开封府、太原府的小麦数据进行谱分析,探讨了乾隆至宣统年间的经济周期.认为此时段中国存在3个为期60年的长周期,在每一个长周期内,又可分为若干个中周期.每次巨额军费支出都刺激了粮价上涨,水旱灾害、生态环境变迁、极端气候变化和白银供给量的变化也深深影响着经济周期.
四、结语
综观新世纪以来的粮价研究成果,我们可以发现清代区域粮价研究呈现以下特点:1灡研究群体与范式上,许多经济学者加入到清代粮价研究行列,历史学者所占比重有所下降,计量经济史范式居于主导地位;2灡区域分布重点上,山西、山东粮价受到多位学者关注,河南、江南、台湾、湖北、甘肃、广西、福建粮价间有论及.3灡区域划分标准上,不再以行政区为区域划分的唯一标准,出现了按河流走向进行区域粮价研究的个案;4灡资料运用上,粮价清单等档案材料被大规模利用,同时碑刻等民间材料亦日益被挖掘;5灡研究方法上,现代统计模型、经济理论被越来越多的用于清代粮价研究,更加精确.
上述特点反映出来的新进展,有助于多角度探讨粮价及与之相关的社会经济问题,促进跨学科研究.毋庸讳言,在清代区域粮价研究中仍存在某些问题,如低水平重复研究,牵强附会,论证不足.如何透过粮价来揭示传统中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实况及国家与地方社会关系,仍是需要努力的.怎样实现历史学的粮价研究与经济学的同类研究真正结合,推进二者深度对接,仍然是一项紧迫而艰巨的任务.[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清代盛京地区粮食流通与粮价变动研究”(14CZS058)、辽宁省教育厅项目“清代盛京地区粮价变动研究(1821-1911)”(W2014170)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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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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