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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类硕士学位毕业论文范文 与内源式扶贫中的乡村精英参和以广西自治区W市相关实践为例方面毕业论文提纲范文

分类:职称论文 原创主题:广西论文 发表时间: 2024-04-08

内源式扶贫中的乡村精英参和以广西自治区W市相关实践为例,该文是广西类有关论文参考文献范文与内源和扶贫和乡村类硕士学位毕业论文范文.

摘 要:

乡村精英是农村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对地方内在资源与文化底蕴了解充分,在农村内源式扶贫,特别是关注贫困主体自我发展能力、探求地方特色反贫困路径的过程中发挥了独特的作用.通过个案研究发现,他们在产业合作、社会资本共享、转变贫困人群观念等方面对提升贫困者自我发展能力产生了一定效果.但同时,贫困地区面临的人力资源流失、贫困者主动意识缺失及过度心理依赖等客观问题,使得精英扶贫难以实现最优效益.为此,需要整合乡村精英的力量,加强多元主体扶贫参与机制建设,以实现受援者自主能动发展为目的,促进农村内源式扶贫开发.

关键词:农村扶贫;乡村精英;内源式扶贫;自我发展

中图分类号:F323.8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17)01-0092-04

基金项目:2013 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财政转移支付均等化与社会稳定中的资源诅咒现象研究” (13BGL120).

作者简介:

曾明(1972-),男,江西泰和人,政治学博士,南昌大学廉政研究中心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廉政理论、公共财政研究;曾薇(1993-),女,江西丰城人,南昌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究生,主要从事行政管理研究.

一、问题的缘起

党的十八大以来,新一届领导集体将扶贫开发作为国家 “十三五”规划中的一号工程,主张采用针对性的帮扶措施,以“解剖麻雀”的方式切实提高扶贫成效,实现从“漫灌式”到“滴灌式”的转变,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作为我国扶贫开发工作基本方略.[1]在这一政策背景下,需要我们进一步反思以往的扶贫工作,不断完善农村反贫困模式.目前农村贫困人口数量依然保持刚性稳定,[2]表明强势政府发展干预模式已不能满足扶贫发展需求,指令性的扶贫模式弊端开始显现.过去的扶贫项目仍然以治贫、治愚为主要内容,缺少从地方性资源因素着手的有效反贫困措施,忽略了“以人为本”的内源发展的追求.在外源性发展干预模式在农村反贫困实践中呈现出效应递减的情况下,有必要对过去的发展干预方式进行建设性反思,并寻求可能的完善方式,进一步强调对多元化发展道路的追求与表达.而构建基于内生资源的可持续扶贫发展机制,挖掘农村独特的内在优势,形成内生发展的动力,是打破农村扶贫“路径依赖”,实现政策与资源有效耦合的最佳路径.

乡村精英作为农村社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充分了解当地内在资源与文化底蕴,在带领贫困者组织生产、转变观念、全面发展等方面具有先天优势.他们能够瞄准贫困者扶贫需求,提高扶贫效率,并对贫困者开展如产业帮扶,人文关怀、心理疏导等不仅限于经济救助的多方位帮扶.此外,通过乡村精英协助政府精准帮扶,能够有效减轻政府工作负担,为扶贫工作提出良好建议.因此将精英纳入农村反贫困进程中,能有效调动农村中的有生力量,深层次激发农村内源发展动力.但目前学术界关于乡村精英的研究仍不够全面,诸多的研究将扶贫纳入乡村治理中并作为其中一小部分进行精英参与分析,对乡村精英的扶贫角色缺乏一种描述性研究.邢成举等人从精英资源俘获的角度研究了农村扶贫目标偏离的问题,[3]对精英扶贫可能出现的问题提出了规避建议,但忽视了乡村精英在农村社区的带动与帮扶作用.范婕妤则从“为”与“不为”两方面对乡村精英参与扶贫进行研究,[4]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不够深入全面.总的来说关于乡村精英与农村扶贫直接结合的研究较为缺乏,对乡村精英参与

农村内源式扶贫较少涉及.

在“扶贫先扶志”的思想基础上,广西W市政府积极发挥乡村精英的个人优势与引导作用,将其纳入扶贫参与体系中,注重对贫困农民脱贫积极性的调动与培养,减少了对外援扶贫力量的依赖.同时,在扶贫举措中加入地方特色,多方合作带动农民增强自身“造血”机能,能动发展.在基层政府、社会力量及乡村精英的共同努力下,W市农村脱贫氛围浓厚,贫困户满意度高,反贫工作成效显著.“十二五”期间,W市贫困人口数量下降了56%,农村贫困发生率下降了62%.[5]本文将以W市为案例对内源式扶贫开发中的精英参与问题进行研究,即在内源式扶贫开发体系中,乡村精英是如何参与的,会对地区反贫困产生什么影响,面临什么样的困难?如何在内源式扶贫中进一步发挥好乡村精英的作用?

二、内源式扶贫中精英参与的合作治理

1精英参与的场域与地方性知识优势.长此以来,贫困农民的自立自强主体意识和自我发展能力的培养没有得到与物质帮助同等程度的关注与适当的投入.为贫困农民服务、真正帮助其能动发展的初衷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效果的不明显而逐渐转变成为施舍心理和同情感受,将反贫困发展的主体即这些地区的贫困农民放到了客体的位置,各级政府逐渐成为慷慨的施与者、拯救者,承担了脱贫与发展的主体责任,扶贫对象则成了被动的受众与施舍接受者.且随着扶贫工作的深入推进,区域性及连片性贫困问题不断缓解,个体贫困现象更为突出,一些能力弱、积累少、依赖性强的贫困户,已成为反贫困难度最大、负担最重群体.[6]村民自身脱贫能力缺失,使得其依赖于基层政府及乡村精英带领他们摆脱贫困陷入窘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村民难以展现个人能力,参与公共事务通道堵塞.弱势村民在农村公共管理中扮演着被动、服从的角色,他们人微言轻且不懂相关知识,认为展现个人能力、参与公共事务是村干部、乡村精英的事,与自己无关.长此以往,弱势农民的利益表达渠道受阻、话语权被削弱,对话机制落后僵化,进一步被农村社区边缘化.二是村民依赖心理严重,过于依靠政府来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过去的农村扶贫干预方式强调政府在物质、技术方面的扶助,甚至是直接的经济救济.由于传统思维及利益短视,养成了农民严重的依赖心理,助长贫困农村“等、靠、要”风气,以致贫困地区被动扶贫,村民消极参与.三是村民功能性活动普遍存在缺陷,如文化素质不高、无理财观念和生活陋习严重,且习惯开展个体性的生产劳动,缺乏组织性和互助合作意识.因此,村民需要一个“领头者”或“代表人”帮助他们摒弃陈旧思想观念,拓宽利益表达渠道,弥补资源因素不足,激励其发挥反贫能动性,并从社会生活各方面带领他们摆脱边缘地位,脱离贫困现状.

从精英角度来看,他们事业发展相对成功,在农村具有较高威望和较大影响力,掌握各类优势资源,具有现代的思想观念和强势的社区地位,社会网络运作机制灵活先进,个人素质相对较高,并且在农村生活各方面扮演重要角色,在反贫困方面起着“先富带动后富”的作用,作为农村扶贫参与的主体之一,对农村反贫困事业有重要影响.一方面,乡村精英与贫困农民利益共生,对农村脱贫有较强烈的参与意识.另一方面,精英迫切需要口碑认同、个人价值实现与争取乡村公共事务的发言权,来获得更大的事业发展.可以说,乡村精英是连接农民与政府及其他社会组织之间的桥梁.因此,精英往往愿意带领农民脱贫致富、增强农民自我发展能力,实现贫困农村的能动发展,以获得双赢.再者,过去的扶贫方式缺乏对地方性知识的关注,忽视了影响贫困和脱贫的社会文化因素.乡村精英了解贫困地区资源环境与人文环境,能够快速掌握贫困户的现实需求,减小扶贫政策实施度,提高扶贫工作效率.

2合作治理观照下的精英参与.内源式扶贫中的精英参与是公共参与的必然要求.随着政府主导的农村扶贫进入攻坚期,发挥各方作用合作扶贫也显得益发重要.农村扶贫作为一种与贫困地区人民息息相关,并在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产生巨大影响的公共服务,必然要求在农村社区占据优势地位的乡村精英作为重要的参与主体,推动扶贫公共政策的有效执行,减少政府管理成本,培育农村社会资本.公民参与内在理念与内源式扶贫强调的“以人为本”实践理念一致,强调重视农民的话语权,[7]而乡村精英无疑是贫困人群意见表达的代表,是与政府合作开展扶贫的重要力量.

内源式扶贫中的精英参与也是合作治理的内在要求.在复杂的农村公共事务治理中,主体的多元化、完善的合作治理模式是克服治理困境、规避治理失败风险的关键因素.[8]目前,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与农村社会秩序的稳定成为国家政权建设的重要内容,而无论拥有多么强大力量的国家都无法与分散的农户进行一一对接,因此作为基层政府与农民的“桥梁”,乡村精英的合作是重要的一环.[9]同时在农民参政意识与自身素质提高的情况下,乡村精英的参与能真正实现多元主体参与和多元扶贫方式相结合.在发挥政府在扶贫领域的主导作用和责任的前提下,构建有效的利益整合、规范监管等运行机制,可实现政府、社会和市场三方的良性互动和有效合作,确保扶贫事业稳定、持续发展.[10]

三、乡村精英扶贫参与效果分析

精英参与扶贫并不是要“主导”或“领导”农民脱贫,而应充当支持者、协助者和资源链接者等角色,激励农民自主性脱贫,帮助他们在行动中发现自己的能力,并将贫困农民纳入社区自有的资源链条,在社区文化和资源网络完整性的前提下,培育“可持续发展的内在动力”,实现贫困群众的全面发展.从W市来看,乡村精英参与农村扶贫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内容:

1构建多元特色产业互动合作模式.建立推动农村特色产业成形,助力政府推动、市场引导的资源整合型扶贫机制.乡村精英结合自身技术要素和资源优势,借助其“辐射作用”和“晕轮效益”,配合基层政府打造农村特色优势产业集群,带动更多的农户参与进来,提高农民自我能动发展能力.以W市M县为例,以傅某为代表的精英回乡建立H企业,主营业务为桑蚕布业,并带动周边村镇农民兴起桑蚕养殖潮.H企业主要桑蚕基地覆盖M县9个乡镇78个村,其中邻县的桑蚕基地就达3万多亩以上,涉及农户6万多户.再如大力发展“瑶文化”生态旅游业,通过外包产业形式,带领农民参与产业合作,不仅为政府财政减负,还能提高产业专业化、服务人性化.“精英+政府+农户+企业”的特色产业互动合作模式,促进了农村富民产业的发展,实现了农民充分就业,推动“一村一品”产业格局成形,如S村高岭土开采、X村百香果种植、C村大鲵养殖等,促进农村扶贫由“输血式”向“造血式”过渡,帮助农民摆脱贫困特别是物质贫困,实现扶贫效益可持续.

创新生产方式与合作理念.偏远山区传统农业小而散的生产方式面临技术落后、资金短缺、难成规模、生产效率低的问题.乡村精英基于当地资源要素,因地制宜地改进生产经营方式,直接有效地形成可观的规模及效益,帮助贫困户实现劳动致富.如通过推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发展“现代农场”产业,贫困户凭借土地经营权入股扶贫项目,改善土地抛荒、资源浪费的情况.还有些乡村精英利用“农工商结合”就地取材,发掘当地特色产业.采用加盟式合作、股份式合作、联营式合作等方式,增加贫困户分红,并将分散的劳动力集中起来形成组织化生产.同时乡村精英重视生产技术更新,以其为主体的技术推广方式有效避免了农民土地经营权与转让利益脱节、生产积极性不高等问题.

2共享社会资本网络实现开发扶贫.农村社会每个人都处于交织复杂的社会网络之中,但精英之所以掌握优势资源,恰恰是由于他们可以借助自身某些优势,使自己处于农村社区网络的核心位置,从而建构为自己经营活动服务的网络,形成自己的社会资本.若乡村精英扶贫参与过程中将贫困者纳入农村关系网络,能够有效加强农村社会成员之间的相互交流与合作生产,先富带动后富.如S县乡村精英自组果蔬专业合作社并吸纳60多户贫困户加入,通过发展“水果上山”工程,预计为贫困户人均年增收15000元.该县T村15名经济能人牵头成立生猪养殖合作社,与当地大型猪肉厂合作建设年出栏生猪3500头的养殖基地,构建畅通的营销网络,采取大户带动、农户散养的方式,帮助贫困户每户每年获得4000元以上的固定投资回报.[11]这种形式的合作弥补了贫困农户在技术、资金及产品销路等方面的不足.农村精英之所以能提供资源共享路径,得益于紧密联系、互利合作、信任和谐的农村关系网络,从而提高了贫困农民组织性和互助合作意识.甚至可以将这种和谐的社会关系延伸至生活各方面,最终实现农村社会资本的共享.在开展传统的物资技术援助之外,在外部发展力量对于地方性知识的关注和影响贫困和脱贫的社会文化因素理解不够全面和深入的情况下,乡村精英则具有先天优势.他们关注到“人”的问题,并尝试通过贫困户劳动技能培养、文化扫盲培训等项目提高参与主体的组织能力和发展意愿.

3实践示范推动观念脱贫.相对外部发展力量,乡村精英在扶贫中更关注地方性知识,对贫困地区社会文化因素的反思,注重新思想的传播,积极引入生态文明、人文发展、内生增长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并通过开展潜移默化的社交影响和有意识的培训渗透农村生产生活.2015年W市积极动员由干部、教师、大学生等组成的志愿者,深入基层进行思想扶贫及人文关怀.如针对村民垃圾随地乱丢乱放的生活陋习,L村党组织第一书记——乡村精英玉某,到驻点村宣传“清洁乡村、生态乡村”的理念,推动L村垃圾处理池的改造,实现农村垃圾集中处理,转变了农村的生活方式.这些结合当地特点的非正规教育,不仅可以促进农村人口文化水平的提升和综合素质的提高,还能帮助农民走出脱贫能力缺失困境,增强人文反贫困能力.与此同时,乡村精英还注重正式教育帮扶活动,如对贫困者子女教育帮扶与农村小学基础设施建设资助.在政府“雨露计划”的帮扶基础上,追加资金扶助,通过“教育资金+政策资金+民间资金”,确保贫困者子女的接受教育机会.W市一部分乡村精英积极推动本地企业与高职院校合作,为毕业生提供工作岗位,同时解决了企业用工不足的问题,实现双赢.

四、精英扶贫参与的现实障碍分析

虽然乡村经济精英凭借独特资源禀赋与个人优势,在过去的扶贫开发工作中发挥了重要推动作用,但农村社区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致贫因素,仍是乡村精英扶贫参与中的障碍.

1内源式发展缺乏人才基础.改革开放以后形成的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和城乡二元化使得大量优质劳动力由落后农村向发达城镇单向流动.据广西自治区统计年鉴及相关数据显示,“十二五”期间广西常住农村人口比例不足64%.乡村人力资源外流、精英资源流失及农村人力资源总量不足已成为农村贫困落后、发展停滞不前的重要原因.近年来,回乡就业的农村大学生比例依旧非常低,留守青年文化素质普遍不高.而乡村精英普遍具有出众的个人能力、敏锐的市场洞察力,在发现市场经济所隐藏的无限机会后,更趋于离开农村追逐更大的利益.这些优质劳动力与乡村精英人口的流失,使得农村形成以留守老人、儿童为主的人口构成,进而导致农村发展能力萎缩.人才基础薄弱,农村新旧精英传承困难,精英扶贫作用难以发挥,农村经济发展动力不足,加剧形成“落后留守的农村”.

2受援者被动参与反贫困.一方面,扶贫政策措施的设计与决议几乎都是由各级政府制定和实施的,甚至由个别领导“拍板决定”,没有扶贫主体的参与表达与决策,主体利益协调性不够,有些实际效果与群众愿望相去甚远,导致政策脱离群众,难获支持.为体现政绩或完成上级要求,基层政府往往将脱贫硬性指标强加在贫困者身上,农民参与持续性难以保证,弱势群体“被脱贫”现象仍然存在.如云南西双版纳布朗村鼓励村民种植茶叶,并无条件提供茶苗,以增加贫困群众收入,助其摆脱贫困.事实却未得到村民的积极响应,政府无奈采取强制性手段才得以完成种植计划.另一方面,贫困者信息封闭,沟通渠道受阻,利益诉求依旧难以表达.通过精英为利益代表的表达方式易产生“话语拦截”,导致贫困群众有求难应、有苦难言.

3受援者脱贫意识差,依赖性强.自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采用的扶贫方式多以外援为主,即以政府为主体自上而下的开发式扶贫与全权负责及以乡村精英为代表的社会力量扶助的扶贫形式.在此情况下,一些贫困者认为扶贫是政府与精英的事,与自己无关,甚至认为“自己没有文化、什么都不懂,就算努力效果也不大,还是要靠政府接济”.囿于传统思维、资源弱势及利益短视,贫困农民长期寄希望于政府和精英带领他们摆脱窘境,导致贫困地区对外援力量严重依赖,“等、靠、要”的消极反贫观念意识形成习惯,甚至“越扶越贫”.M县干部L直言:“贫困户不勤奋干活,一直依赖政府,没有自力更生、脱贫致富的思想,这才是最可怕的.”长此以往,扶贫工作负载大、动力不足,反贫困效益难以持续.在贫困群众自我发展能力、自立自强的主体意识与心理适应素质尚未提升的情况下,要改变传统的扶助方式和政府主导的扶持模式十分艰难.

4利益冲突的二元困境.包含两方面冲突:一是农村社区的利益冲突.农村社区并非同质的整体,社区内部参与对象存在不可避免的差异性与多样性,如性别、年龄、族群、思想观念、资源条件等各方面的不同而导致的利益和需求的差异.不同的社区成员因相互猜忌、排挤、倾扎及扶贫资源的争夺而产生个体矛盾,陷入“集体行动的困境”甚至导致农村公共管理的失败,直接影响到农村扶贫成效以及经济社会稳定发展.二是扶贫公共利益与精英个人利益冲突.扶贫核心在于公共利益的保障,因此,强烈的集体精神和高尚的道德品质十分必要.但乡村精英是独立“理性经济人”,难逃自利性,甚至引发扶贫的“公地悲剧”.仅2016上半年,W市查处扶贫领域违纪案件750件,[12]精英扶贫资源俘获成为扶贫阻碍.若不制约这种自利行为,只会使扶贫工作带有利益导向,不仅难为村民提供公共福利、保障公共利益,还会制约贫困户自我发展能力,增加返贫可能性.随着农村参与式扶贫的推进实施,农村治理内卷化与农户参与矛盾凸显,扶贫资源的精英俘获成为可能,致使资源分配差异拉大,优势资源更为集中,原本弱势的农村群体更为边缘化.不仅难以改善乡村贫困现状,反而扩大农村收入差距,增加反贫困难度,陷入乡村精英扶贫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冲突的二元困境.

五、结论

过去由政府主导自上而下的国家干预式扶贫,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一刀切”现象,脱离农村实际情况与贫困主体的需求性,存在扶贫路径依赖与贫困主体心理依赖的现象,使得“多元主体扶贫参与”并没有得到很好的体现.在此背景下,乡村精英在农村扶贫参与中产生了一定的作用.他们是构建农村多元特色产业互动合作模式的重要力量,能够在农村社区共享社会资本网络,同时通过实践示范推动观念脱贫.但是我们不可过于放大乡村精英的扶贫作用,因为乡村青年和优质劳动力的流失、受援者被动参与反贫困、脱贫意识差及利益冲突二元困境等贫困农村难以克服的客观问题,一定程度上减弱了精英扶贫效果.因此要实现扶贫效益最大化,仍然需要政府的直接参与,同时也要为乡村经济精英乃至所有社会积极力量创造条件,拓宽多主体参与扶贫的可能性途径,保障政府、精英、受援者及社会力量各司其职,使受援者最大限度地获得能动发展的机会以及求取发展的能力,构建长效扶贫内源机制,力求扶贫效益可持续.

参考文献:

[1]李毅. 精准扶贫研究综述[J]. 昆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4).

[2]李小云,张雪梅,唐丽霞.当前中国农村的贫困问题[J].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05,(4).

[3]葛志军,邢成举. 精准扶贫:内涵、实践困境及其原因阐释——基于宁夏银川两个村庄的调查[J]. 贵州社会科学,2015,(5).

[4]范婕妤. 农村能人在扶贫中的“为”与“不为”[J].人民论坛,2016,(16).

[5]广西自治区扶贫办.W市2015年扶贫工作[EB/OL]. http://wwwgxxinhuanetcom/topic/2015gxfp/2016-03/18/c_1118378300htm.

[6]胡文显,苏孝永. 欠发达地区低收入农户内源式增收机制探讨——源于温州的实践[J]. 改革与战略,2012,(4).

[7]宋林霖,代红凯.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公民参与理论述评[J].湖北社会科学,2012,(1).

[8]谭英俊. 公共事务合作治理模式:反思与探索[J].贵州社会科学,2009,(3).

[9]贺海波. 选择性合作治理:国家与农村精英的关系变迁[J]. 社会主义研究,2014,(3).

[10]曹现强,宋学增. 市政公用事业合作治理模式探析[J].中国行政管理,2009,(9).

[11]精准施策,打好扶贫攻坚战[N/OL]. http://wwwwzljlcn/szb/wzrb/html/2016-10/24/content_43549htm.

[12]W市市纪委.今年上半年查处扶贫领域违纪案750件[EB/OL]. http://wwwgxwgovcn/staticpages/20160803/gxw57a1a1ae-117510shtml.

【责任编辑:张亚茹】

综上而言:上述文章是关于对不知道怎么写内源和扶贫和乡村论文范文课题研究的大学硕士、广西本科毕业论文广西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文献综述及职称论文的作为参考文献资料.

参考文献:

1、 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开展百年梨树精准扶贫计划 为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推进商务部“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电商扶贫品牌推介”……工作在砀山县有效落地,由中华思源工程扶贫基金会、民建安徽省委……主办,.

2、 精准扶贫中的乡村园林景观设计 摘要2018年,是全国扶贫领域作风建设年,是恩施州脱贫攻坚最重要、最关键的1年 为提高乡村人居环境,美化乡村面貌,园林景观设计运用必不可少 分析了乡村园林景观规划设计中的基本原则,并就乡村景观设计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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