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范文网-权威专业免费论文范文资源下载门户!
当前位置:毕业论文格式范文>研究生论文>范文阅读
快捷分类: 文学作品投稿 文学作品赏析论文 摄影作品投稿 作品投稿 文学作品投稿网站 挑战杯学术论文作品 英美文学作品论文 摄影作品投稿网站 广州政治小论文作品 当代声乐作品文献综述 原创作品投稿 公共艺术作品论文

作品有关开题报告范文 与唐前李陵接受史考察兼论李陵作品的流传与真伪相关自考开题报告范文

分类:研究生论文 原创主题:作品论文 发表时间: 2024-01-28

唐前李陵接受史考察兼论李陵作品的流传与真伪,本文是作品类论文怎么写跟李陵和唐前和兼论类本科论文范文.

摘 要:唐代以前关于李陵的认识和评价,主要经历了三次大的发展和演变.汉昭帝始元六年苏武归国,引发了西汉王朝对李陵案的重新审查和讨论,为经学时代班固书写李陵确立了方向,奠定了基础.建安时期文姬归汉,引发了魏晋士人对李陵的重新关注和反思,?李陵集?、?李陵别传?的整理编撰,是时人重新认识和解读李陵的历史产物.五胡乱华以后,李陵接受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刘琨等文化精英肯定李陵,突破了此前同情为主、批判为辅的评价模式;拓跋鲜卑等北方民族追祖李陵,凸显了李陵在胡汉融合过程中的象征意义;江淹等南北朝文士拟引李陵,使其形象完成了由“武士”到“文士”的转型,李陵的文学史地位也因此确立.传世李陵之作,真伪难辨,唐代以前多信其真,宋代以后多疑其伪,全面否定或肯定,均非的论.

关键词:李陵;苏李诗;?答苏武书?;真伪;接受

汉武帝天汉二年(前99),李陵率五千步卒出击匈奴,单于以八万余骑围攻,陵兵败降敌.岁余,汉武帝诛灭李陵老母妻子,司马迁也因替李陵辩护惨遭宫刑.李陵叛国投敌,固然罪不可逭,然武帝之刻薄寡恩,亦昭然若揭.由于李陵之降辱与武帝之冷酷纠结为一,且不同时代对君臣关系及夷夏之辨有不同的认识,致使后世对李陵的评价褒贬不一,难有定论.但是,全面考察李陵降北后历代士人对其人其事的评价和反响,可以发现,后世除白居易、张耒、顾炎武、王夫之等人外,对李陵的批判与责难并不是太多,以致顾炎武慨叹“文章之士多护李陵”①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受儒学思想熏染较深的两汉士人,对叛国投敌祸及至亲的李陵,并没有太多的口诛笔伐,除?论衡?、?易林?偶有涉及外② ,大部分保持沉默和回避,而司马迁、班固则给予过多的同情和宽容,白居易因此亦慨叹云:“予览?史记?、?汉书?,皆无明讥,窃甚惑之.司马迁虽以陵获罪,而无讥可乎? 班孟坚亦从而无讥,又可乎?”③ 魏晋南北朝时期,李陵不仅成为刘琨、江淹、钟嵘、庾信等不少文士拟引的对象,而且成为当时不少人尤其是北方少数民族竞相追祖的对象,成为民族融合与文化整合背景下的一种胡汉杂糅的文化象征符号④ .

 作者简介:丁宏武,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甘肃兰州730070).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汉魏六朝河陇地区胡汉著姓与本土文学综合研究”(10BZW036)、西北师范大学青年教师科研能力提升计划项目“汉魏六朝河陇地域文学文本整理与研究”(SKGG15001)的阶段性成果.①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十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817页.② 王充?论衡?卷六?祸虚?批评司马迁“身任李陵,坐下蚕室”;?易林渐之遁?云“子长忠直,李陵为贼”.参见黄晖:?论衡校释?,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276页;(旧题)焦延寿撰,徐传武、胡真校点集注:?易林汇校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第1962页.

③ 白居易著,顾学颉校点:?白居易集?卷四十六?汉将李陵论?,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980页.④ 温海清:?北魏、北周、唐时期追祖李陵现象述论———以“拓跋鲜卑系李陵之后”为中心?,?民族研究?2007年第3期.

 与北方少数民族追祖李陵的现象相应,魏晋以来,?李陵集?、?李陵别传?也悄然问世.虽然其编者和成书年代难以详考,但据文献记载,至刘宋初年,相传为李陵的作品已经结集流传并引起广泛关注,其中的五言赠答诗被钟嵘、任昉等人视为五言之祖,?文选?也收录了署名李陵的?答苏武书?和?与苏武诗?三首.李陵已然成为南朝文士追慕的西汉文坛巨匠.

身为武士、战败降敌的李陵是否确有文学作品传世? 这是自颜延之以来学界一直质疑未决的话题①.刘知幾、苏轼、洪迈、顾炎武、钱大昕、翁方纲、黄侃等认为传世李陵之作,除?汉书?所载李陵?别歌?(篇名从?诗纪?)外,均为后世伪托之作②.20世纪以来,学界围绕五言诗之起源,对“苏李诗”的真伪进行全面深入的考察辨析,梁启超、郑振铎、罗根泽、马雍、逯钦立、郑文等均认定“苏李诗”为伪作③.时至今日,虽然李陵?答苏武书?和“苏李诗”为伪作几成定谳,但是,由于缺乏充分切实之证据,仍有一些学者持有不同的观点,顾随认为李陵?答苏武书?不伪④,章培恒、刘骏一反历代成说,认为李陵?与苏武诗?及?答苏武书?均非伪作⑤.近年来,随着学界对?汉书李陵苏武传?的成篇以及班固对李陵的评价和态度等问题的关注,李陵及其有争议的作品再次被旧话重提.汪春泓认为:?汉书?中苏武被塑造为“忠君”典型,李陵被型塑为苏武反面的有罪之人,而苏、李二人在匈奴的见面和对话,很可能是缘于某种宣传目的(政治意图)的虚构和精心设计,不一定实有其事,所以传世苏李诗文包括?汉书?所载李陵?别歌?,有可能都是拟托之作⑥.此说不仅全面否定了所有署名李陵之作的真实性,而且也对?汉书李陵苏武传?的“实录”性质提出质疑.与之相应,孙尚勇结合敦煌遗书所见与苏武、李陵相关的写本文献,参考胡适、傅斯年等人的研究成果⑦,认为“苏李诗与传世苏李书信文一样,最早都是依托于某一敷衍苏武、李陵故事的表演艺术节目,这些作品在流传过程中,脱离了苏李故事而得以写定,于是出现后来的苏李诗”,并且认为“苏李诗和苏李书信文所依托的苏李故事产生于西汉末年,?汉书苏武李陵传?的成篇当与此故事之流行相关”⑧.汪、孙二人的观点虽然缺乏坚实的证据,但对?汉书李陵苏武传?真实性的质疑,却使学界不得不重新反思以下问题:司马迁、班固关于李陵的载述和评价是否属实? 魏晋以来流传的?李陵集?、?李陵别传?是否纯属敷衍虚构?司马迁以后历代士人对李陵的接受认同与李陵作品的流传整理有无联系? 有鉴于此,本文拟以苏武归国、文姬归汉、五胡乱华为历史参照和线索,详细探讨汉魏六朝时期关于李陵认识和评价的历时性变化,并以此为背景和依据,重新考察李陵作品的流传及真伪.

一、苏武归国与李陵案之再检讨

天汉二年(前99),李陵兵败投降匈奴,司马迁因替李陵辩护惨遭宫刑.于是,如何评价李陵的功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太平御览?卷五八六引颜延之?庭诰?云:“逮李陵众作,总杂不类,是假托,非尽陵制.至其善篇,有足悲者.”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五八六,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2640页.刘知幾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十八?杂说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第525页;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卷四十九?答刘沔都曹书?,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1429页;洪迈:?容斋随笔?卷十四,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37页;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二十三,第1313页;钱大昕著,陈文和、孙显军校点:?十驾斋养新录?卷十六,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339、355页;梁章钜撰,穆克宏点校:?文选旁证?卷二十五、卷三十四,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690、691、935页;黄侃著,黄延祖重辑:?文选平点?(重辑本)卷五,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477页.梁启超:?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北京:东方出版社,2012年,第132 140页;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北京:北京工业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87 90页;罗根泽:?罗根泽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43 146页;马雍:?苏李诗制作时代考?,上海:商务印书馆,1944年;逯钦立:?汉魏六朝文学论集?,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3 22页;郑文:?汉诗研究?,兰州:甘肃民族出版社,1994年,第166 177页.顾随讲述,叶嘉莹记录,顾之京整理:?驼庵诗话?附?驼庵文话?,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97、198页.章培恒、刘骏:?关于李陵?与苏武诗?及?答苏武书?的真伪问题?,?复旦学报?1998年第2期.汪春泓:?关于?汉书苏武传?成篇问题之研究?,?文学遗产?2009年第1期.胡适:?白话文学史?,?胡适学术文集中国文学史?,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174页;傅斯年:?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欧阳哲生编:?傅斯年全集?第2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128 130页.孙尚勇:?论苏李诗文的形成机制与产生年代———兼及?汉书苏武李陵传?的成篇问题?,?文艺研究?2012年第3期.

过得失,不仅成为西汉王朝亟须解决的现实问题,而且也成为后世争讼不已的历史话题.现存最早的关于李陵接受史的文献,无疑是司马迁的相关载述和评价.?史记?关于李陵的记叙有三处,其一附于?李将军列传?之后,其二见于?匈奴列传?,其三见于?太史公自序?.总体来看,?史记?所述李陵之事相当简略,司马迁也没有将其个人遭遇掺杂于其中,对事件的叙述相当冷静客观.但是,在?报任安书?(?文选?题?报任少卿书?)中,司马迁详述李陵降北及自己取祸陷刑之始末,称赞李陵“事亲孝,与士信,临财廉,取与义”,“有国士之风”,评价甚高.然李陵毕竟“生降”,司马迁不得不直言“其家声”①,“自是之后,李氏名败,而陇西之士居门下者皆用为耻焉”②.不难看出,司马迁虽然同情李陵之遭遇,但对其降辱之耻,并未曲笔回护,依然体现出“不虚美,不隐恶”之实录精神.尽管如此,后世批评之声仍不绝于耳,王充批评司马迁“身任李陵”(?论衡?卷六?祸虚?),白居易窃惑司马迁“无讥”李陵(?白居易集?卷四十六?汉将李陵论?),张耒称司马迁之辩李陵“几于愚”(?张耒集?卷四十一?司马迁论上?),王夫之则指斥司马迁“为陵文过”,其书“为背公死党”之言(?读通鉴论?卷三).值得注意的是,?汉书?对李陵的书写,不仅悉其原委,叙之甚详,而且突破其一贯谨严有法的叙事风格,过分渲染了李陵战败过程的悲壮色彩,直接暴露了汉武帝晚年的“法令无常”,明显承袭了司马迁?报任安书?的悲情基调和形象定位.班固的这种立场和评价,也引起后世的疑惑和争议,白居易斥其“无讥”李陵,今人汪春泓、孙尚勇等怀疑?汉书李陵苏武传?受某种宣传目的或民间故事之影响而存在一定程度的虚构③,何寄澎则认为班固一反常态,对一个败军之将予以如此“唯恐不尽”的心意书写,实则借对李陵的认同反映对司马迁的同情与理解,是中国古代“同情共感”传统的又一次展现④.

毫无疑问,司马迁对李陵的认识和评价与武帝时代的主流意识有很大的差距,?报任安书?称李陵败降后,“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其短”⑤,?汉书李陵传?亦载“群臣皆罪陵”⑥,此后武帝族灭陵家,司马迁因盛推陵功,惹祸陷刑,“交游莫救,左右亲近,不为一言”⑦,武帝之冷酷、朝臣之附和、司马迁之孤独无助,不言而喻.然而,历史的发展似乎证实了司马迁的推断,投降匈奴的李陵并没有给汉王朝带来多少灾难,而汉武帝过分倚重的李广利,却在征和三年(前90)率大军投降了匈奴.尤其是征和年间的巫蛊之祸,不仅大臣无罪夷灭者数十家,而且祸及卫皇后及其子、女、媳、孙,正如宋人洪迈所言:“骨肉之酷如此,岂复顾他人哉!”(?容斋续笔?卷二“巫蛊之祸”条)在这场骨肉相残、人伦巨变的政治斗争中,忠奸贤愚似乎难有定论,马通、商丘成、景建、张富昌、李寿五人,先以击剿卫太子有功而封侯,但转眼之间,又全部被杀或被迫自杀.而公孙贺、刘屈氂、李广利等人的命运,正如东方朔?答客难?所谓“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渊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法令如此,士人“虽欲尽节效情,安知前后”⑧? 毋庸讳言,汉武帝晚年,汉匈战争的失利以及人人自危的巫蛊之祸,严重地动摇了西汉王朝的统治秩序以及君臣共同体,由此而产生的君臣裂痕,必然会引发人们对大一统时代的君臣关系和李陵案的重新反思与检讨.征和四年(前89),汉武帝颁布轮台“哀痛之诏”,实现了由崇尚武功向休养生息(重农守文)的转变(?汉书西域传下?).后元二年(前87),武帝撒手人寰,继任者汉昭帝及执政大臣霍光忠实执行武帝临终前确定的治国理念,“轻徭薄赋,与民休息”,与此相应,汉匈关系也明显改善,史称“始元、元凤之间,匈奴和亲,百姓充实”(?汉书昭帝纪赞?).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四十一司马迁?报任少卿书?,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影印本,第577 578页.司马迁:?史记?卷一○九?李将军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878页.汪春泓:?关于?汉书苏武传?成篇问题之研究?,?文学遗产?2009年第1期;孙尚勇:?论苏李诗文的形成机制与产生年代———兼及?汉书苏武李陵传?的成篇问题?,?文艺研究?2012年第3期.何寄澎:汉书?李陵书写的深层意涵?,?文学遗产?2010年第1期.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四十一司马迁?报任少卿书?,第577页.班固:?汉书?卷五十四?李广传?附?李陵传?,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2455页.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四十一司马迁?报任少卿书?,第578页.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四十五东方朔?答客难?,第628 629页.

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二月,西汉王朝召集贤良文学六十余人,以问“民所疾苦,议罢盐铁榷酤”(?汉书昭帝纪?).这次大规模的“盐铁会议”,对汉武帝时代的内外政策进行了全面的反思与总结,对汉武帝开边用武的得失尤其是普通百姓由此蒙受的苦难,也进行了激烈辩论和理性考量.这年春天,被匈奴羁留十九年的苏武因为汉匈关系改善而归国,投降匈奴已有十八年之久的李陵,毫无疑问也又一次引起了西汉王朝的关注.虽然记录这次会议内容的?盐铁论?中并没有关于李陵的任何信息,但?汉书李陵传?载:“昭帝立,大将军霍光、左将军上官桀辅政,素与陵善,遣陵故人陇西任立政等三人俱至匈奴招陵.”①西汉王朝派人至匈奴迎招李陵之事,?资治通鉴?卷二十三紧承苏武归国而系之.揆其文意,司马光等人显然认为苏武归国与遣使招陵两事之间有因果关系,即先有苏武归国,然后才遣使招陵.综合考察相关文献,?通鉴?的记述显然比?汉书李陵传?更为合理可信,因为自汉初以来,投降匈奴之汉将人数众多②,但唯独遣使迎招李陵,个中原因,固然与执政大臣霍光、上官桀与李陵的交情有关,但“匈奴和亲”背景下的苏武归国,无疑是更深层的原因.因为只有义不背汉的苏武归国,汉王朝才有可能获取投降匈奴十八年之久的李陵的确切信息,并由此引发当朝对于李陵其人其事的重新审查和反思.尽管李陵最终以“丈夫不能再辱”为由拒绝归汉,但他终于在被迫投降匈奴十八年后等到了对大汉王朝倾诉满腔怨愤的时机,?文选?卷四十一所收李陵?答苏武书?,应该是这一特殊情境下的特定产物,其具体作期应在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九月③.

?答苏武书?是否真正出自李陵之手? 自唐代刘知幾以来,关于此文真实性的质疑,一直未曾间断.但迄今为止,学界并未发现确切证据证明其伪.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因为?答苏武书?对苏、李双方都耳熟能详的李陵战事又一次进行悲情书写,所以何焯、翁方纲、黄侃等不少学者认为此信“祥林嫂式”的战事重复叙写,是其出于后人伪托的确证④.但从文本内容看,此文从异国之悲、降辱之愧写起,然后追述天汉二年(前99)的惨烈战事,进而控诉汉高祖刘邦以来西汉历代君王对待功臣的刻薄寡恩,明确表明绝不背匈归汉的立场,其中所展示的矛盾纠结的悲伤情怀,与李陵在始元六年(前81)拒绝归汉时的心境完全相合.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九“文辞欺人”云:“古来以文辞欺人者,莫若谢灵运,次则王维.今有颠沛之余,投身异姓,至摈斥不容,而后发为忠愤之论,与夫名污伪籍而自托乃心,比于康乐、右丞之辈,吾见其愈下矣.末世人情弥巧,文而不惭,固有朝赋?采薇?之篇,而夕赴伪廷之举者.苟以其言取之,则车载鲁连、斗量王蠋矣.曰是不然,世有知言者出焉,则其人之真伪即以其言辨之,而卒莫能逃也.?黍离?之大夫,始而摇摇,中而如噎,既而如醉,无可奈何,而付之苍天者,真也.汨罗之宗臣,言之重,辞之复,心烦意乱,而其词不能以次者,真也.栗里之征士,淡然若忘于世,而感愤之怀有时不能自止而微见其情者,真也.其汲汲于自表暴而为言者,伪也.”⑤李陵兵败降敌,罪不容恕,但其以“丈夫不能再辱”为由拒绝归汉,绝非反复无常之辈,陇西李氏“不甘受辱”的家风与血性依然可见,?答苏武书?对天汉二年汉匈战事的重复书写、对感愤之怀的尽情倾诉,与顾亭林所论?黍离?之大夫、汨罗之宗臣(屈原)、栗里之征士(陶渊明)的“真情真言”如出一辙,就此来看,此文当是李陵的真实之作,不能仅凭其文体风格不同于西汉时期的主流文风以及李陵的“武士”身份而否定李陵的著作权.

?汉书?卷五十四?李陵苏武传?所载李陵与苏武的交往是否真实可信? 今人汪春泓、孙尚勇对此俱有质疑,认为此传受某种宣传目的或民间故事之影响而存在一定程度的虚构,苏、李二人的交往不

①②③④⑤班固:?汉书?卷五十四?李广传?附?李陵传?,第2458页.据?汉书?卷九十四?匈奴传?,汉初以来投降匈奴之汉将,先后有韩王信、陈豨、卢绾、中行说、赵信、赵破奴、卫律、李陵、李广利等.详参丁宏武:?李陵?答苏武书?真伪再探讨?,?宁夏大学学报?2012年第2期.何焯撰,崔高维点校:?义门读书记?卷四十九,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955页;梁章钜撰,穆克宏点校:?文选旁证?卷三十四,第935页;黄侃著,黄延祖重辑:?文选平点?(重辑本)卷五,第478页.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十九,第1093 1095页.

一定真实存在.但就?汉书?的成书过程进行理性考量,此说实难成立.首先,班固奉诏修史,非常注重有形的史料即已经形诸文字记录的史料,所以在?汉书?中大大增加典章制度和经世之文的分量,因有“私改国史”而下狱的前车之鉴,班固绝对不会仅凭一己之好恶而私自改变对李陵的评价和认识,?汉书李陵苏武传?关于李陵其人其事的书写,应该以苏武归国引发的汉王朝对李陵的重新评价和定位为基础.其次,李陵虽然投降匈奴,但是西汉王朝要准确掌握李陵的相关信息,并非难事.天汉二年李陵败降,余部四百余人归汉,此次战事之详情,西汉王朝应该有详细的调查和记录;始元六年苏武归国,西汉王朝随即遣使招陵,李陵在匈奴期间的情况,霍光等人显然也有深入的了解;汉宣帝时,苏武胡妇之子苏通国被赎归汉,汉匈之间使者往来频繁,李陵晚年的情况也绝非隐秘难知.?汉书李陵传?即明确记载:“陵在匈奴二十余年,元平元年(前74)病死.”①要之,?汉书?关于李陵的载述和评价,应该有详实的档案材料或其他历史文献为依据,出于某种宣传目的或受民间故事影响而虚构的可能性很小.前人推测班固以李陵为苏武之对立参照,又谓班固借李陵为司马迁鸣不平,两种说法皆可成立.然若各执一词,略嫌偏颇,兼而论之,则更合情理.一方面,受正统儒学的影响,班固将不辱君命的苏武与兵败降敌的李陵合传,褒贬之意显而易见;另一方面,受“实录”精神的影响,班固对武帝晚年的法令无常及刻薄寡恩直言不讳,同情之意亦有迹可寻.两种动机,兼而有之,不可偏废.

值得注意的是,司马迁、班固之外,两汉士人对于李陵,大部分保持沉默和回避.扬雄?法言?论及“臣自失”,以“李贰师之执二,田祁连之滥帅,韩冯翊之诉萧,赵京兆之犯魏”(?重黎?卷第十)为典型事例②,其中贰师将军李广利,正是天汉二年西汉王朝出征匈奴的主帅,李陵、司马迁的悲剧命运,与此人皆有关联.其于征和三年(前90)率大军投降匈奴,不仅彻底结束了汉武帝于有生之年臣服匈奴的梦想,而且也为汉代士人认识和评价李陵树立了苏武之外的另一个参照.扬雄?法言?的立场和看法,与班固?汉书?基本一致,由此可见两汉士人对李陵的态度,同情与宽容占主流,严厉的批判并不多见,?汉书李陵传?的立场,比较客观地表达了两汉士人对于李陵事件的主流观点或共识.总之,汉昭帝时期,随着汉匈关系的改善,以“盐铁会议”的召开和苏武归国为契机,西汉王朝对李陵投降匈奴也有了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和认识,遣使招陵即为明证.虽然李陵最终没有归汉,但当时对李陵案的相关史料以及李陵的奏表、与苏武往来的书信等历史文献,应有收集整理,从而为日后班固撰写?汉书李陵传?积累了大量的原始材料,也为班固认识和评价李陵奠定了基础.二、文姬归汉与李陵案之再反思

?后汉书?卷八十四?列女蔡琰传?载:“陈留董祀妻者,同郡蔡邕之女也,名琰,字文姬.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适河东卫仲道.夫亡无子,归宁于家.兴平中,天下丧乱,文姬为胡骑所获,没于南匈奴左贤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素与邕善,痛其无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赎之,而重嫁于祀.后感伤乱离,追怀悲愤,作诗二章.”③相关的记载,还见于?蔡琰别传?(?艺文类聚?、?太平御览?、?乐府诗集?等引)以及曹丕?蔡伯喈女赋序?((太平御览)卷八○六引)、丁廙?蔡伯喈女赋?(?艺文类聚?卷三十引)等.由于史籍记载比较简略且互有出入,所以关于蔡琰流落南匈奴的具体时间和经历,以及传世署名蔡琰的五言?悲愤诗?、骚体?悲愤诗?(以上两首?后汉书列女传?载录)、?胡笳十八拍?(?乐府诗集?卷五十九及?楚辞后语?卷三载录)三篇作品的真伪,学界存在较大争议④.但综合考察相关文献,?后汉书?本传的记载与曹丕、丁廙等人的作品互相印证,说明蔡琰于汉末流落南匈

①②③④班固:?汉书?卷五十四?李广传?附?李陵传?,第2459页.汪荣宝撰,陈仲夫点校:?法言义疏?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7年,第405页.范晔:?后汉书?卷八十四?列女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800 2801页.详参?文学遗产?编辑部编:?胡笳十八拍讨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曹道衡、刘跃进:?先秦两汉文学史料学?,北京:中华书局,2005年,第432 439页;刘跃进:?秦汉文学论丛?,南京:凤凰出版社,2008年,第257 272页.

奴十二年,曹操遣使者以金璧赎归,重嫁陈留董祀,后感伤乱离,追怀悲愤,作诗言志,当属事实.

关于蔡琰的生平与作品,学界论述较详,兹不赘述.但是,关于文姬归汉的背景,有些史料以往关注不够,迻录如下,补证其事.?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载:

  (建安)七年春正月,公军谯,令曰:“吾起义兵,为天下除.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使吾凄怆伤怀.其举义兵已来,将士绝无后者,求其亲戚以后之,授土田,官给耕牛,置学师以教之.为存者立庙,使祀其先人,魂而有灵,吾百年之后何恨哉!”①

曹操此令,足以说明?后汉书列女传?所谓“曹操素与邕善,痛其无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赎之”有据,而且可以据此推断曹操至迟当于建安七年(202)开始搜集了解蔡邕之后尤其是蔡文姬的信息和下落.又据?资治通鉴?卷六十五、?三国志魏书梁习传?等,建安十一年(206)正月,曹操征讨高幹,三月,高幹败亡,并州悉平,陈郡梁习“以别部司马领并州刺史”,整治并州,才使“单于恭顺,名王稽颡”②,于是边境肃清,令行禁止,并州才真正处于曹操掌控之下.据?后汉书郡国志?,东汉并州下辖上党、太原、上郡、西河、五原、云中、定襄、雁门、朔方九郡,其地为依附东汉的匈奴南单于部众的主要徙居地③,西河美稷(今内蒙鄂尔多斯左翼前旗)长期为南单于庭所在地,蔡琰流落的南匈奴左贤王部驻地虽难以详考,但从?悲愤诗?二章所描写的胡地风物推断,此地很可能就是匈奴南庭故地即西河美稷一带④,不出并州北部缘边数郡之范围,所以梁习此次整治并州,应该与蔡琰的被发现、被赎归有很大关联.据?后汉书?本传,蔡琰于兴平中为胡骑所获,没于南匈奴十二年后归汉.“兴平”为汉献帝年号,共两年(194 195),若蔡琰确于兴平中被掳,积十二年,正好为建安十一年(206).考诸史籍,兴平二年(195)四月至六月,李傕、郭汜相攻,李傕召羌胡数千人,“以御物缯彩与之,又许以宫人妇女,欲令攻郭汜”,此后羌胡数窥省门,索讨宫人*,献帝患之,令贾诩设谋退之(?三国志?卷十?魏书贾诩传?裴松之注引?献帝纪?,?资治通鉴?卷六十一).同年十一月,杨奉、董承遣使河东,招引白波帅胡才等及匈奴左贤王去卑,率师奉迎献帝东归(?后汉书?卷九?献帝纪?).一般认为,蔡琰流落南匈奴,与本年左贤王去卑奉迎献帝东归有关,但因去卑居于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一带),与蔡琰?悲愤诗?二章所述被掳经历及所居胡地风物俱不符合,且此“左贤王去卑”,?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列传?、卷七十二?董卓传?及?资治通鉴?卷六十一俱作“右贤王”,所以蔡琰流落南匈奴,应与去卑及其部属无关,很可能是被李傕所召羌胡之众掳掠,经陕北高原至匈奴南庭故地.总之,如果?后汉书?本传记载属实,文姬归汉当在建安十一年(206)或稍后,高幹败亡后梁习整治并州,可能是曹操得知蔡琰下落并遣使赎归的关键.

文姬归汉,无疑为汉末盛事,曹丕、丁廙等作赋书写其事,足见当时影响之大.然而比较蔡琰与李陵之生平经历,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反思考量:其一,此二人身世遭际相似.李陵兵败降敌,单于以女妻之,身负降辱之耻;文姬流落匈奴,诞育胡子,饱受失节之辱.同为沦落天涯之人,霍光、曹操遣使迎招,李陵拒绝归汉,文姬舍子归国.其二,李陵、蔡琰均有文集、别传见于史籍载录,?隋书经籍志四?等著录?李陵集?二卷(?史通?卷十八?杂说下?亦有载录),其著录?丁廙集?下附注云:“梁又有后汉董祀妻?蔡文姬集?一卷,亡.”?李陵别传?、?蔡琰别传?虽未见史志著录,但曾被?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太平御览?等类书反复征引.二人也均有作品流传后世,然其真伪同样引起后世较大

①②③ ④陈寿:?三国志?卷一?魏书武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82年,第22 23页.陈寿:?三国志?卷十五?魏书梁习传?,第469页.据?后汉书南匈奴列传?,东汉王朝为了安置内附称臣的南匈奴,将北地、朔方、五原、云中、西河、定襄、雁门、代郡等缘边八郡,都划为南单于的统治地区,归南匈奴部众徙居.范晔:?后汉书?卷八十九?南匈奴列传?,第2945页;马长寿:?北狄与匈奴?,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35、77页.据?后汉书南匈奴列传?,汉灵帝中平五年(188),南匈奴内乱,一部徙居河东平阳,一部留居南单于庭故地.郭沫若、谭其骧等先生认为蔡琰流落之胡地,当在南庭故地即西河美稷一带.详参郭沫若:?四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谭其骧:?蔡文姬的生平及其作品?,?文学遗产?编辑部编:?胡笳十八拍讨论集?,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27、244 249页.

的争议,迄今尚无定论.其三,后世对李陵、蔡琰的评价,同样毁誉参半,争议较大.关于李陵的评价,上文已经论及;关于蔡琰,范晔?后汉书?列入?列女传?,褒扬之意明显,然刘知幾?史通?却深表质疑:“观东汉一代,贤明妇人,如秦嘉妻徐氏,动合礼仪,言成规矩,毁形不嫁,哀恸伤生,此则才德兼美者也.董祀妻蔡氏,载诞胡子,受辱虏廷,文词有余,节概不足,此则言行相乖者也.至蔚宗?后汉?,传标?列女?,徐淑不齿,而蔡琰见书.欲使彤管所载,将安准的?”①朱熹?楚辞后语?卷三亦云:“?胡笳?者,蔡琰之所作也.琰胡虏,不能死义,固无可言.然犹能知其可耻,则与扬雄?反骚?之意又有间矣.今录此词,非恕琰也,亦以甚雄之恶云尔.”②不难看出,李陵与蔡琰在生平遭际、作品真伪、后世评价等方面都存在相似之处,这自然令人产生一系列疑问:文姬归汉是否引发时人对李陵其人其事的再次热议? 是否由此导致了?李陵集?、?李陵别传?的整理编撰? 传世“苏李诗”的出现是否也与士林新风影响下汉末士人对李陵的再解读、再认识有关?

如前所述,李陵有文集、别传见于史籍载录,虽然二者成书的时间难以详考,但刘宋初年颜延之在?庭诰?中即云:“逮李陵众作,总杂不类,是假托,非尽陵制.至其善篇,有足悲者.”③江淹在刘宋末年所作?诣建平王上书?中,已经引用?答苏武书?“此陵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一语为典故,其?杂体诗三十首?其二即拟?李都尉从军?(?文选?卷三十一).此后刘勰?文心雕龙?、钟嵘?诗品?、任昉?文章缘起?、裴子野?雕虫论?、萧统?文选?、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等,也都对李陵的作品予以评述或选录.由此可以推断,?李陵集?、?李陵别传?的编撰,至迟在东晋末年应该基本成书(颜延之为晋末宋初之人).其编撰缘由与动机,当与文姬归汉引发的汉末魏晋士人对李陵的再反思、再认识有关.之所以有这样的推断,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依据:

其一,迄今为止,关于“苏李诗”的写作年代,虽然言人人殊,但就论证之全面详尽考量,逯钦立和马雍的汉末曹魏说最具说服力.逯钦立?汉诗别录?征引史实、考订词句、辨析诸说,并通过对习俗、品目以及“中州”、“清言”等词句的运用等多方面的考证,认为这组诗为东汉末年灵、献之际避难交阯之文士所作④.马雍?苏李诗制作时代考?通过详细梳理有关“苏李诗”的著录及论辩,认为“据颜(颜延之)说则可定其成?集?(?李陵集?)当在晋末,依刘(刘知幾)说则可知是?集?至唐初尚流传.而?集?中则有诗文,?汉书苏武传?所录之?别歌?,当在其中,所谓‘总杂不类’也.又疑有数首题曰苏武,以为附录.盖?文选?所录,选自此?集?,若?李集?无苏,则?文选?四首之题为无据矣.自?李集?告成,昭明选录,后人对之,信疑皆有,大抵唐以前多信,而宋以后多疑.东晋迄梁初,词人引拟,不及苏武.自梁武帝?代苏属国妇?后,拟苏渐多.至唐?李集?佚而?文选?盛,虽称引互误,而信奉皆然.自宋迄今,伪证滋多,非景、武之作,已成定论”.马雍还从词类、句法、意境三个方面入手,将“苏李诗”与今存可信的汉晋五言诗进行比较,“求通用之字,常遣之词,皆作之句,同有之境”,认为其写作时代“早则不越建安,晚亦不过东晋”;又通过具体考订汉魏诗中称呼(称“子”、称“君”)的变化,推断“苏李诗”当成于公元240年前后,为曹魏后期作品⑤.两位先生的观点虽然尚未被普遍接受,但就汉魏诗歌尤其是五言古诗的发展演变看,确定“苏李诗”为汉末曹魏时期的作品,显然具有较强的说服力⑥.值得一提的是,胡大雷?苏李诗出自代言体说?一文,通过对汉魏文人代人立言的作诗风气的考察,认为“苏李诗”系东汉末年文人代苏武、李陵立言,其后“代”字可能脱落,于是被误认为苏、李所

①②③④⑤⑥刘知幾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八?人物?,第238页.朱熹:?楚辞集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255页.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五八六,第2640页.逯钦立:?汉魏六朝文学论集?,第3 22页.马雍:?苏李诗制作时代考?,第13、21、67、69页.关于“苏李诗”的写作年代,除汉末说、曹魏说外,还有西汉说(钟嵘?诗品?,章培恒、刘骏?关于李陵?与苏武诗?及?答苏武书?的真伪问题?等),两晋说(章学诚?乙卯札记?、郑文?汉诗研究?等),齐梁说(苏轼?与刘沔书?)等.详参跃进:?有关?文选?“苏李诗”若干问题的考察?,?文学遗产?1996年第2期.

作①.这种说法虽然也缺乏直接证据,但其以汉末代言体诗的历史存在为参照,试图对“苏李诗”的产生背景及写作年代作出比较合理的推断,客观上也从另一个角度增强了汉末曹魏说的可信度和说服力.其二,汉末以来,随着儒学式微,个体意识日渐觉醒,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标准相应改变②,对李陵的认识如果仍然停留或局限于以正统儒学思想为指导的?汉书李陵传?的水平和层面,即李陵仍然作为大一统时代“忠君”楷模的对立面而存在,显然不能适应党锢之祸以后汉末士人与现实政权的疏离以及三国纷争、魏晋易代之际士人根据家族和自身利益自由择主的现实需要.于是,以文姬归汉为诱因,李陵又一次成为士人关注的对象,?李陵集?和?李陵别传?的编撰,正是新的思想文化背景下对李陵再解读、再认识的历史性产物.别集和别传,一为个人的文集,一为个人的传记,两者之间看似并不存在密切关联,但究其产生的背景与原因,都与汉末魏晋时期个体意识觉醒引发的思想观念的转变有必然联系.逯耀东先生在?魏晋别传的时代性格?一文中指出:“魏晋别传的渊源,与中国正史列传不同.因此称之为‘别’,至少代表两种意义,一是‘别乎正史而名之’.虽然魏晋的杂史与杂传的写作形式已与正史不同,但别传更表现了这种倾向.因为别传不是官修的,所以,没有正史那么浓厚的政治色彩,也没有太多儒家的规范意识,企图塑造某类典型,留供后人鉴戒的典型.因此,魏晋别传所表现的社会色彩远超过政治意义.别传所代表的第二个意义,可作‘分别’或‘区别’解.因此,别传的‘别’,与?隋书经籍志集部?之?别集?的‘别’,有程度上的相似.每一个人的文集,都有其不同的风格.正如?隋书经籍志?所说‘志尚不同,风流殊别’,所以称之为‘别’,以示其与众不同.同样地,独立的个人别传,称之为‘别’,也有这种意味在内.也就是每一个别传,都代表了传主与众不同的性格.所以,魏晋别传表现了两种不同的意义,一是表现别传与正史列传不同;一是表现别传传主彼此间的不同.这两种不同的意义却说明一个事实,由于魏晋时代个人意识的醒觉,对个人性格的尊重与肯定.否则,就无法产生突出这个时代性格的史学著作形式.另一方面,别传与别集都在东汉晚期出现,这个时期由于儒家思想的衰退,原来笼罩在儒家经学下的其他学术与思想,纷纷挣脱经学的羁绊而独立,别集和别传分别代表了文学与史学脱离经学而独立的转变过程中,所出现的特殊产物.”③逯先生的看法是比较客观的,别集和别传在汉末魏晋时期大量出现,确实是这一时期学术演变和时代特质的典型体现.考诸史籍,汉末建安时期,个人从事文学创作的意义被充分肯定,并被文人普遍接受④,于是,曹丕、曹植等人不仅整理编辑自己的文集,而且也为孔融、徐幹、陈琳等人编纂文集⑤,此后,文人别集便大量涌现.明乎此,则?李陵集?、?李陵别传?的编撰,显然不是某些好事者在个人兴趣驱使下的偶然之举,而是汉末魏晋士人在新的学术背景与史学观念影响下,重新解读和认识李陵的必然产物.虽然见于史志著录的?李陵集?二卷早已散佚不存,但就颜延之所谓“李陵众作,总杂不类”及传世文献推断,其中收录的作品,应该数量可观,且文体多样.李陵的章表,与表达个人怨愤的?别歌?、?答苏武书?,抒发离愁别绪的“苏李诗”,以及苏武、李陵往返的书信,等等,应该都囊括其中.这些作品无论是否真正出自李陵之手,无论是出于有意代言还是因编者附录无名氏之“别诗”以致真伪难辨,一旦被汇编成集,就与?李陵别传?相互照应,标志着一个更全面更真实更具个性色彩的李陵形象的重塑与生成.其编撰动机,正是?隋书经籍志?所谓“后之君子,欲观其体势,而见其心灵,故别聚焉”⑥.

需要说明的是,?李陵别传?在?隋书经籍志?等史志书目中并无著录,作者及卷数亦不详.其

①②③④⑤⑥胡大雷:?苏李诗出自代言体说?,?柳州师专学报?1994年第3期.逯耀东:?魏晋对历史人物评价标准的转变?,氏著?魏晋史学的思想与社会基础?,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98 106页.逯耀东:?魏晋史学的思想与社会基础?,第78 80页.参见曹丕?典论论文?、曹植?与杨德祖书?、王粲?荆州文学记官志?等.事见曹丕?又与吴质书?、曹丕?与王朗书?、?后汉书孔融传?、曹植?前录序?等.参见徐有富:?先唐别集考述?,?文学遗产?2003年第4期;张可礼:?别集述论?,?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6期.魏征等撰:?隋书?卷三十五?经籍志四?,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1081页.

书名(篇名)见?太平御览经史图书纲目?,佚文散见于?北堂书钞?、?太平御览?等,主要为?文选?所录李陵?答苏武书?之节文.关于其编撰年代,姚振宗以为是前汉人所作:“?李陵别传?当是前汉人作,陵既不得已降匈奴,汉朝人士颇有悯惜之者,故为是传志悲感焉.?隋志?有梁任昉?杂传?一百四十七卷、贺踪?杂传?七十卷、陆澄?杂传?十九卷、无名氏?杂传?十一卷,皆纂集先代别传,汇为一袠者.此传当在其内,故不别著录.”①黄侃?文选平点?卷五云:“详别传之体盛于汉末,亦非西汉所有也.”并附注曰:“西汉人有别传者,惟东方朔及陵,皆后人所为.”②逯耀东曾详细考察别传出现的时代,认为“这些人物别传出现的时代上限和下限,是从东汉末年至东晋末年的两百年间.从东汉末年至东晋末年的两百年间,正是史学脱离经学而独立的重要发展阶段,别传的形成与发展也正在这两百年间,而且著作的数量又特别丰富,所以,别传可以说是史学脱离经学转变期间特殊的产物”③.以上诸说,黄侃、逯耀东的比较接近,且有说服力.作为败降匈奴之叛臣,?汉书?对李陵的书写应该代表了经学时代的主流观念和认识,而?李陵别传?的出现,显然是要突破以?汉书?为代表的正史(官修史书)对李陵的书写和评价,所以逯耀东先生所说“史学脱离经学”的背景至为关键,就此来看,?李陵别传?的出现,应在汉末魏晋时期,而且与?李陵集?的编撰基本同时.

其三,汉末动乱以来,随着王权衰微,与大一统时代相适应的忠君至上的君臣观念,显然已经不能适应重建社会秩序及政权体系的现实需要,于是,用更合乎人情、更强调对等性的“君臣相报”(?淮南子主术训?)的观念,重新评价?汉书?中作为忠君楷模的对立面而存在的李陵,无疑是汉末魏晋士人必须直面的历史课题.众所周知,战国至汉初,士人尚保有独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所以当时不少人以豫让报主为例,倡导对等相报的君臣观.?孟子离娄下?曰:“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④?淮南子主术训?则直言:“是故臣不得其所欲于君者,君亦不能得其所求于臣也.君臣之施者,相报之势也.”⑤随着高度集权的大一统时代的到来,君权凌驾于一切之上,以至于超越人伦血缘亲情⑥,正如苏武所言:“臣事君,犹子事父也,子为父死亡所恨.”(?汉书苏武传?)但是,这种被扭曲的君臣观念,忽视臣子的主体诉求和个体尊严,强调臣对于君无条件地守节尽忠,显然难以得到动乱时代士人的普遍认同.在汉末群雄并起、三国鼎立、曹魏代汉以及魏晋易代的历史进程中,士人在择主尽忠方面,客观上拥有更大的自由和空间.史载徐庶身在曹营,心系蜀汉(?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彝陵之战,黄权降魏,有司执法,收权妻子,刘备释而不诛,待之如初(?三国志蜀书黄权传?);关羽忠于刘备,下邳之役,被迫降曹操,其后斩颜良解白马之围,乃弃操奔刘,曹公壮其为人(?三国志蜀书关羽传?).诸如此类的事例,当时屡屡发生.但稽诸史籍,时人并未以大一统时代的忠节观念苛责徐庶等人.西晋末年,刘琨出任并州刺史,辟范阳卢谌为从事中郎,后为石勒所败,投奔鲜卑段匹,因寄人篱下,卢谌被迫求为段匹别驾,作书致歉,刘琨答书云:“夫才生于世,世实须才.和氏之璧,焉得独曜于郢握? 夜光之珠,何得专玩于随掌? 天下之宝,当与天下共之.”⑦刘琨虽然忠于晋室,但面对故吏背弃自己转事他人之举,不仅不以严辞苛责,反而以“天下之宝,当与天下共之”的豁达观念宽慰卢谌,正是汉末以来忠节观念发生变化的典型体现.值得注意的是,随着门阀制度的确立,世族社会家族本位意识进一步增强,忠节观念进一步淡化,余英时论及名教思想与魏晋士风的演变时说:“从汉末到西晋这一百多年期间,名教中的君臣一伦已根本动摇了.”“由于门第势力的不断扩大,父子之

①②③④⑤⑥⑦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卷二,?二十五史补编?第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55年,第1483页.黄侃著,黄延祖重辑:?文选平点?(重辑本),第477页.逯耀东:?魏晋别传的时代性格?,?魏晋史学的思想与社会基础?,第75页.杨伯峻:?孟子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60年,第186页.何宁:?淮南子集释?,北京:中华书局,1998年,第648页.汪春泓:?关于?汉书苏武传?成篇问题之研究?,?文学遗产?2009年第1期.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二十五刘琨?答卢谌诗并书?,第355页.

伦(即家族秩序)在理论上尤超乎君臣之伦(即政治秩序)之上,成为基础的基础了.”①由于门阀世族大力提倡孝道,两汉以来的忠孝观念也发生根本变化,“亲先于君,孝先于忠”的观念得以形成②,?邴原别传?所载由曹丕提议、百数十人参与,围绕君父孰先孰后问题展开的讨论,正是基于现实困惑的一次大型学术论争.史载邴原虽归附曹操,但面对君父孰先孰后的二难选择,依然主张父先于君,而曹丕“亦不复难之”(?三国志魏书邴原传?裴松之注引).更有甚者,受玄学思潮的影响,一些激进的魏晋士人如阮籍、鲍敬言等,明确提出“无君论”,认为“无君而庶物定,无臣而万事理”,“君立而虐兴,臣设而贼生”(阮籍?大人先生传?),对君臣存在的合理性提出大胆质疑,其后陶渊明理想中的桃花源,即为典型的无君主世界③.虽然傅玄于西晋初年慨叹“魏文慕通达,而天下贱守节”(?晋书傅玄传?),但客观地讲,汉末魏晋时期士人忠节观念的淡化,有其复杂的文化背景和历史原因,完全归咎于曹丕之“慕通达”,显然并非的论.总之,汉末以来君臣观念、忠孝观念的变化,也为魏晋士人重新认识和评价李陵提供了新的理论依据和现实基础.

综上所述,汉末动乱以来,随着儒学式微,士林新风兴起,史学观念、君臣观念相应有了大的转变,客观上需要对李陵等争议较大的历史人物重新进行解读和品评.于是,以文姬归汉为诱因,李陵又一次成为士人关注的对象,?李陵集?和?李陵别传?的整理编撰,正是新的历史背景下对李陵及相关史料再解读、再认识的必然产物.

三、五胡乱华与李陵之再认识

晋惠帝永兴元年(304)八月,匈奴左贤王刘渊据离石叛晋(?晋书?卷四?惠帝纪?、卷一○一?刘元海载记?),正式拉开了“五胡乱华”的序幕,同时,也正式开启了十六国北朝胡汉各族大融合的新时代.其后经永嘉丧乱,帝室东迁,“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晋书?卷六十五?王导传?).此时未及南迁的北方士族,或者纠合宗族乡党,屯聚堡坞,据险自守(?晋书?卷六十二?祖逖传?、卷六十七?郗鉴传?、卷一○○?苏峻传?等)④;或者迫于胡族统治者的权威,为了生存放弃了知识分子的尊严,从一个边疆政权过渡到另一个边疆政权,在五胡君主羽翼下讨生活⑤.虽然这一时期的胡汉大融合是历史大势,不可逆转,但由于民族矛盾与冲突的严重存在,所以胡汉各族的融合必然要经历漫长的历史过程,而且必然要引起对“夷夏之防”、“华夷之辨”等问题的重新解读与考量.随着五胡汉化的不断深入,汉人、胡人之别“文化重于血统”观念的生成⑥,尤其是身仕异族的北方士人的降辱经历和感同身受的体验,对李陵的认识也历史性地迎来了一个新的阶段.总体来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对李陵的接受认识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肯定李陵、追祖李陵.

(一)肯定李陵.就现存文献载录看,两汉以后最早正面肯定李陵的文士当数西晋末年的刘琨.据?晋书刘琨传?等记载,光熙元年(306)九月,刘琨临危受命,出任并州刺史⑦.时并州诸郡为匈奴

①②③④⑤⑥ ⑦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61、359页.参见唐长孺:?魏晋南朝的君父先后论?,见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233 248页;甄静:?论魏晋士人“孝先于忠”的观念?,?贵州文史丛刊?2006年第4期;马艳辉:?魏晋南北朝时期忠孝论的转变?,?井冈山大学学报?2012年第1期.参见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见氏著?金明馆丛稿初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第201 229页;刘大杰:?魏晋思想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96 101页;汤用彤:?魏晋玄学与政治思想?,?魏晋玄学论稿?附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129 133页.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合肥:黄山书社,1987年,第135 141页.逯耀东:?北魏前期的文化与政治形态?,氏著?从平城到洛阳———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历程?,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57页.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6 18页;朱大渭:?儒家民族观与十六国北朝民族融合及其历史影响?,氏著?六朝史论续编?,北京:学苑出版社,2008年,第204 245页.刘琨出任并州刺史的时间,?晋书?本传系于永嘉元年(307),然?资治通鉴?卷八十六系于光熙元年(306),中华书局校点本?晋书?卷六十二?校勘记?云:“以?怀纪?永嘉元年四月琨保晋阳及下文琨表‘九月末得发’推之,琨受任当在永嘉元年之前,?通鉴?较确.”(房玄龄等撰:?晋书?卷六十二?刘琨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700 1701页)今从其说.

刘渊所陷,“东嬴公腾(司马腾)自晋阳镇邺,并土饥荒,百姓随腾南下,余户不满二万,寇贼纵横,道路断塞”.刘琨赴任,“冒险而进,顿伏艰危,辛苦备尝”①.作于赴任途中的?扶风歌?,忧伤时艰,并对李陵给予深深的怜悯和同情:“惟昔李骞期,寄在匈奴庭.忠信反获罪,汉武不见明.我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长.弃置勿重陈,重陈令心伤.”②刘琨出任并州,面对的头号劲敌即为以刘渊为首的内迁匈奴,此时朝廷多事,无暇外顾,刘琨孤悬一方,后援难继,困窘之境与兵败降敌的李陵相去不远,此诗对李陵的肯定和认同,不仅与其辞家赴难的处境和前途未卜的忧虑有关,而且也是其“天下之宝,当与天下共之”人才观的具体体现.值得注意的是,刘琨直言李陵“忠信反获罪,汉武不见明”,明显将李陵被迫降敌视为“忠臣去国”,认为此冤案的主要责任在于汉武帝,这种看法显然突破了以往同情为主、批判为辅的评价模式,从根本上改变了大一统时代对李陵的定性评价,将其从“叛臣”的耻辱柱上真正释放出来,从而开启了李陵接受史的新时代.此后裴松之注?三国志?,论及彝陵之战黄权降魏刘备宽宥其妻子一事时即云:“臣松之以为汉武用虚罔之言,灭李陵之家,刘主拒宪司所执,宥黄权之室,二主得失悬邈远矣.?诗?云‘乐只君子,保艾尔后’,其刘主之谓也.”③裴氏此论,与刘琨一样,也是批判汉武帝刻薄寡恩,并未以传统的忠节观念苛责李陵,这说明魏晋以降,受学术思潮和现实背景(南北对峙与民族融合)的影响,史官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有了较大的转变,对李陵案的认识也相应有更理性、更人性的考量.这与范晔?后汉书?将“失节”之蔡琰载入?列女传?互为照应,足以说明这一时期对李陵的正面评价超过了负面批判.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江淹?恨赋?亦为李陵鸣不平,称其“名辱身冤”④.与之相应,北齐孝昭帝高演少时“笃志读?汉书?,至?李陵传?,恒壮其所为”⑤.高演称赏李陵的具体原因虽然难以详考,但据史籍载述,北齐皇室高氏本为汉人(渤海蓚人),因累世北边,受鲜卑习俗影响很深,遂与之同化,自视为鲜卑人⑥.作为鲜卑化程度很深的汉人,高演对于投降匈奴后“胡服椎结”的李陵,自然易于产生身份认同,肯定李陵、赞赏李陵也在情理之中.

客观地讲,刘琨对李陵的评价和认识,应该代表了十六国北朝时期被迫出仕胡族政权的汉族士人的普遍心声.屈仕异族的相同经历和感同身受的情感体验,使这一群体对李陵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身份认同和情感共鸣.以刘琨及其部属为例,史载刘琨据守晋阳,为石勒所败,穷蹙不能复守,乃率众依附幽州刺史鲜卑段匹.其后段氏内乱,刘琨及部分子侄遇害,其子刘群、从事中郎范阳卢谌、清河崔悦等率余众往依辽西段末波(段匹从弟),石季龙破辽西,刘群、卢谌、崔悦等俱降于羯胡,石氏皆优礼之.石赵后期,冉闵执政,重用汉人,诛杀胡羯,刘群、卢谌等追随冉闵,死于战乱(参?晋书?卷六十二?刘琨传?、卷四十四?卢谌传?,卷一○六、卷一○七?石季龙载记?等).冉闵败灭,卢谌、崔悦之子孙又归附鲜卑慕容氏.鲜卑拓跋氏建国,崔宏、崔浩、卢玄等又出仕北魏,名重北朝(参?魏书?卷二十四?崔玄伯传?、卷三十五?崔浩传?、卷四十七?卢玄传?等).不难看出,自西晋末年以来,以中山刘氏、范阳卢氏、清河崔氏等北方士族为核心的这一士人群体,在十六国北朝时期颠沛流离,屈仕异族,刘琨当年的隐忧完全成为现实.虽然胡汉融合是这一时期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但要彻底消除华夷之限或夷夏之防,需要经历漫长的历史过程,也需要几代人的共同努力.范阳卢氏、清河崔氏等北方世族虽然祖孙数辈辗转入仕多个胡族政权,但内心的矛盾纠结却很难彻底消解.?晋书卢谌传?载:“谌名家子,早有声誉,才高行洁,为一时所推.值中原丧乱,与清河崔悦、颍川荀绰、河东裴宪、北地傅畅并沦陷非所,虽俱显于石氏,恒以为辱.谌每谓诸子曰:‘吾身没之后,但称晋司空从事

①②③④⑤⑥房玄龄等撰:?晋书?卷六十二?刘琨传?,第1681、1680页.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二十八刘琨?扶风歌?,第408页.陈寿:?三国志?卷四十三?蜀书黄权传?裴松之注,第1044页.江淹著,胡之骥注:?江文通集汇注?,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8页.李百药:?北齐书?卷六?孝昭帝纪?,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79页.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第293 297页.

中郎尔.’”①?北史崔宏传?亦载:“始宏因苻氏乱,欲避地江南,为张愿所获,本图不遂.乃作诗以自伤,而不行于时,盖惧罪也.(崔)浩诛,中书侍郎高允受敕收浩家书,始见此诗,允知其意.允孙绰录于允集.”②稽诸史籍,卢谌仕石赵,历职“中书侍郎、国子祭酒、侍中、中书监”,深受礼遇(?晋书卢谌传?);崔宏仕北魏,“通署三十六曹,如令仆统事,深为太祖(拓跋珪)所任,势倾朝廷”(?魏书崔玄伯传?).即便如此,卢谌、崔宏等仍以身仕胡族为耻,感愤自伤,翘首南望,内心的痛苦纠结不言而喻.然遭遇乱世,身不由己,本志难图,实属无奈.此情此境,与有国难归、寄身匈奴的李陵何其相似.正因为这样,郑振铎、郑文等先生认为传世之苏李诗文,很可能是“五胡乱华”时期淹留北方的汉族士人所作③.值得注意的是,冉闵诛胡,刘群、卢谌等身预其事(?晋书石季龙载记下?);崔浩辅魏,大力奖掖范阳卢玄、博陵崔绰、勃海高允等汉儒世族(?魏书高允传?等).虽然北方汉人以冉闵为首的暴力反抗与以崔浩为核心的汉化革新俱以悲剧告终,但这两次事件的发生,似乎正是饱受降辱之痛的汉人群体“奋大辱之积志”(?汉书苏武传?载李陵语)的必然体现,而且都与西晋末年的刘琨集团及其后裔有关,其主要目的,显然与借灭胡或化胡以洗刷降辱之耻、表明内心向汉之至诚有关.史载冉闵诛胡,主要依恃北方士族,“清定九流,准才授任,儒学后门,多蒙显进,于时翕然,方之为魏晋之初”,并遣使告晋,呼吁共讨羯胡(?晋书石季龙载记下?);崔浩被诛,“清河崔氏无远近,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皆浩之姻亲,尽夷其族”,“其秘书郎吏已下尽死”(?魏书崔浩传?),南朝则盛传崔浩密有异图,谋泄被诛(?宋书柳元景传?).总之,冉闵诛胡、崔浩被杀二事,都是当时民族融合的逆流,寄身于胡族政权的汉人之艰辛不易及复杂心态,于此可略窥一二.若以此为参照,则备受后世讥疑的李陵欲择时以报汉的说法,也不能完全视为无稽之谈.

与前引卢谌、崔宏等人心存夷夏之防不同,在十六国北朝民族斗争和融合的风云际会中,一批少数民族英明君主和汉族杰出士人,凭借政治家敏锐的洞察力,准确把握时代前进的脉搏,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以比较自觉的行动,积极践行儒家“用夏变夷”的民族融合理论,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是竭力推进民族融合的三个君臣集体:早期的秦王苻坚与王猛,中期的北魏孝文帝与李冲、王肃,晚期的北周文(追谥)、武二帝与苏绰、卢辩,分别代表了当时民族融合进程的三个发展阶段.虽然他们所处时代不同,民族类别有异,在民族融合进程中各具特色,但在处理民族关系时秉承的理念,都是“用夏变夷”以及“夷汉一家,天下一统”的儒学思想④.苻坚主张:“黎元(汉人)应抚,夷狄应和,方将混六合以一家,同有形于赤子.”⑤北魏孝文帝常言:“凡为人君,患于不均,不能推诚御物,苟能均诚,胡越之人亦可亲如兄弟.”⑥周文帝平定关陇,采用“西辑氐羌,北抚沙塞”(?周书?卷一?文帝纪上?)之策略,推行关陇本位政策,维系胡汉各族之人心.周武帝亲政,追求“怀远以德”、“处邻以义”、“包举六合,混同文轨”(?周书?卷六?武帝纪下?)之理想.王猛、李冲、王肃、苏绰、卢辩等五位汉族文士,也从儒家进步的民族观出发,摒弃“夷夏之防”以及民族大义、气节等不合时宜的观念,鼎力辅佐胡族君主,积极推进胡汉各族的融合统一.正是以上述几个群体为代表的前后几代人的共同努力,华夷隔阂渐次消除,以汉族为主体的新的民族共同体得以形成,从而不仅为隋唐帝国的出现奠定了基础,也为正面认识和评价李陵清除了观念方面的障碍.?汉书李陵传?载卫律论李陵云:“李少卿贤者,不独居一国,范蠡遍游天下,由余去戎入秦.”⑦卫律此论,若以大一统时代的忠节观念衡量,无疑是为叛国降敌之丑行强作辩解,但以民族大融合时期“夷汉一家”的理念考量,显然又与刘琨所谓“天下之宝,当

①②③④⑤⑥⑦房玄龄等撰:?晋书?卷四十四?卢谌传?,第1259页.李延寿:?北史?卷二十一?崔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791页.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88、89页;郑文:?汉诗研究?,第176页.朱大渭:?儒家民族观与十六国北朝民族融合及其历史影响?,氏著?六朝史论续编?,第215 220页.房玄龄等撰:?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上?,第2896页.魏收:?魏书?卷七?高祖纪下?,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186页.班固:?汉书?卷五十四?李广传?附?李陵传?,第2458页.

与天下共之”的人才观如出一辙.前引竭力辅佐胡主的王猛等人,与拒不归汉的李陵,无疑也属于同类之人.总之,十六国南北朝时期,受自身经历或民族融合趋势的影响,士人对李陵有了更为宽容理性的认识,肯定李陵成为当时南北文士的共同倾向.(二)追祖李陵.十六国北朝的民族大融合,不仅有力地淡化了李陵不忠不孝的历史罪名,而且也导致了李陵形象的根本转型.在彰显大一统时代精神的?汉书?中,李陵是典型的叛臣,是忠君楷模苏武的对立参照,但在沈约?宋书?、萧子显?南齐书?等南朝史书中,李陵已然成为北方少数民族追祖的对象,成为胡汉融合与文化整合背景下的一种文化象征符号①.?宋书索虏传?云:“索头虏姓托跋氏,其先汉将李陵后也.陵降匈奴,有数百千种,各立名号,索头亦其一也.”②据此,则北魏皇室拓跋氏为李陵之后裔.类似的记载,又见于?南齐书魏虏传?:“魏虏,匈奴种也,姓托跋氏.”“初,匈奴女名托跋,妻李陵,胡俗以母名为姓,故虏为李陵之后,虏甚讳之,有言其是陵后者,辄见杀.”③以上两书所谓拓跋氏出自李陵之后的说法,唐人刘知幾认为源自崔浩.?史通杂说中?云:“崔浩谄事狄君,曲为邪说,称拓跋之祖,本李陵之胄.当时众议抵斥,事遂不行.或有窃其书以渡江者,沈约撰?宋书索虏传?,仍传伯渊所述.”④据此,则拓跋鲜卑追祖李陵之说始自崔浩主修北魏国史,当时遭到多数鲜卑人的反对,其后南朝沈约等人修史,仍承袭崔浩之书.周一良先生在论述北魏胡汉矛盾时,曾对刘知幾的上述说法详加辨析:“刘子玄的话当有所根据.崔浩的‘邪说’并非为了‘谄事狄君’,实在也是想借此提高汉族地位,抑制以拓跋氏为首的鲜卑统治者.由沈约?宋书?采用此说看来,也可知这是有利于汉族统治阶级的说法.所谓众议抵斥,当然是鲜卑人反对,于是崔浩便因修史而获罪.综合起来,可以想见崔浩定系高自标置,要分明姓族,摈北人于社会最高的贵族阶级之外,连皇室拓跋氏都被派为汉人之后裔.”⑤刘知幾明确肯定此说源自崔浩,当有切实依据,但其批评崔浩“曲为邪说”,显然带有某种偏见.从此说引起的社会反响看,周先生的分析极有见地.史载崔浩博览经史,与其父崔宏出仕北魏,堪称忠谨勤事,深得魏主信任⑥,以故奉旨修史.其后因修史致祸,但?魏书?本传仅云“尽述国事,备而不典”,语焉不详.周一良先生以?晋书?卷一一三?苻坚载记上?的相关记载为参照,详考此事原委,认为崔浩为彰显史家“直笔”,对前秦时什翼健兵败被俘、拓跋氏国破家亡等屈辱历史以及翁媳婚配等落后风习直书不讳,并立石于衢路,刊刻国史,以致“北人咸悉忿毒”,终罹大祸⑦.此外,据前引?南齐书?与?史通?所谓“众议抵斥”、“虏甚讳之”、言者“见杀”等记载推断,崔浩因史罹祸,显然也与其拓跋氏出自李陵之后说有关.总之,崔浩因见信于北魏国主而奉旨修史,但由于追求“直笔”,对拓跋鲜卑的种族起源、早期历史及落后风习等敏感问题,“务从实录”,从而引发鲜卑众怒,酿成惨祸.对此,周一良先生的相关论述已经相当深入,恕不赘.但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澄清,即崔浩所谓拓跋氏出自李陵之后说又因何而来? 此说属于崔浩臆断还是渊源有自? 弄清这个问题,对于深入了解拓跋鲜卑追祖李陵现象的来龙去脉及其历史意蕴具有重要意义.

据?魏书崔浩传?等记载,崔浩仕魏,多谋善断,屡建功勋,可谓忠谨勤事.?魏书?本传称“浩既工书,人多托写?急就章?.从少至老,初不惮劳,所书盖以百数,必称‘冯代强’,以示不敢犯国,其谨也如此”⑧.顾炎武曰:“按?急就篇?有‘冯汉强’,魏本胡人,以‘汉强’为讳,故改云‘代强’,魏初国号曰‘代’故也.颜师古?急就篇序?曰‘避讳改易,渐就芜舛’,正指此.郦道元?水经注?以‘广汉’并作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温海清:?北魏、北周、唐时期追祖李陵现象述论———以“拓跋鲜卑系李陵之后”为中心?,?民族研究?2007年第3期.沈约:?宋书?卷九十五?索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321页.萧子显:?南齐书?卷五十七?魏虏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983、993页.刘知幾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十七,第491页.周一良:?北朝的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第130页.万绳楠整理:?陈寅恪魏晋南北朝史讲演录?,第243 246页;逯耀东:?崔浩世族政治的理想?,氏著?从平城到洛阳———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历程?,第80 82页.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342 350页.魏收:?魏书?卷三十五?崔浩传?,第826 827页

‘广魏’,即其例也.”①王伊同亦云:“魏国号代,浩所以改汉为代者,以下文连强字,正以退汉而进魏.

是浩于书法小事,谨严如是,不应于国书肆言而无忌.”②崔浩在事关北魏国威的书法小事方面如此谨严,对于拓跋鲜卑的种族起源问题,绝对不会信口雌黄.史载崔浩自奉命修史(神二年)至事发伏诛(太平真君十一年),已逾二十多年(429 450),其间厕身机要,朝夕侍从,其所书国史,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不应不知;且崔浩虽领衔主修国史,但高允、张伟等名士亦共参其事,所以拓跋氏出自李陵之后说,当是崔浩被诛之前,被以拓跋焘为首的鲜卑贵族及参与修史之汉族文士普遍接受的说法,否则,崔浩绝对不会也不可能刊石通衢,以彰直笔.?南齐书?与?史通?所谓“众议抵斥”、“虏甚讳之”、言者“见杀”云云,应该是崔浩被诛后,拓跋鲜卑对此说法所持有的新看法、新反应,其中显然包含有胡汉矛盾激化之后的排斥与对立等因素.既然如此,有必要对拓跋氏出自李陵之后说的起源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笔者认为,崔浩关于拓跋氏出自李陵之后的说法,应该源自西晋末年刘琨集团与以猗卢等为首的拓跋鲜卑互相依附时,对索虏拓跋氏的族源进行追溯后形成的共识.之所以如此推论,主要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量:

其一,虽然?魏书序纪?对拓跋鲜卑的始祖追溯至黄帝少子昌意,但正如北魏太和十一年(487)高祐与李彪上奏孝文帝时所云,北魏国史“自始均以后,至于成帝,其间世数久远,是以史弗能传”(?魏书高祐传?).而?宋书索虏传?、?南齐书魏虏传?等关于拓跋鲜卑历史的载述,均始自西晋末年刘琨出任并州刺史之时,这说明关于拓跋鲜卑的详实历史,当始于西晋末年③.时北方大乱,刘琨欲依仗拓跋鲜卑为外援,抗衡匈奴刘渊及羯胡石勒等,猗卢等亦借西晋王命以自重,不断扩大势力范围,成为切实影响北方政治格局的少数民族政权.正因为这样,拓跋鲜卑进入汉族史官的视野并被全面关注,当始于西晋末年.关于其族源的追溯,理应也在这一时期初步酝酿并形成某种构想.其二,关于拓跋鲜卑的始祖,北朝史官(高祐、李彪、魏收等)主张是黄帝少子昌意(?魏书序纪?);南朝史官(沈约、萧子显等)认为是李陵.此两说虽然都缺乏切实证据,但均被史籍载录,说明两种说法都存在过且都有一定的影响,是不同历史时期关于拓跋鲜卑种族历史的不同建构.相较而言,“李陵之后”说应该是拓跋氏发展初期尚且依附于汉族政权时的产物,而“黄帝之后”说应该是其真正强大以后重新建构种族历史的结果.?魏书礼志一?载:“天兴元年,定都平城,即皇帝位群臣奏以国家继黄帝之后,宜为土德.”④?资治通鉴?卷一一○亦载,北魏太祖拓跋珪天兴元年(398)六月,魏王珪命群臣议国号,终从崔宏议,定国号为魏;十二月,魏王珪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又用崔宏议,自谓黄帝之后,以土德王”⑤.由此可见,“黄帝之后”说正是北魏正式建国时重构历史的产物,而此说的首倡者又正好是崔浩之父崔宏.此后崔浩主修国史,“务从实录”,于拓跋鲜卑之起源,不从乃父之说,而用“李陵之后”说,也足以说明“李陵之后”说流传时间长且相对可信,而“黄帝之后”说是为迎合北魏建国的政治需要而提出的新说,其虚构附会显而易见,所以崔浩弃而不用.

其三,南朝史官的说法,并非纯属“侮辱性”(胡汉)的臆想⑥,而是对某一时期关于拓跋鲜卑族源问题流行说法的真实记录.稽诸史籍,十六国北朝时期,北方少数民族迫于中华正统之争的压力和需要,大多数自称与中原汉人同宗同流,匈奴刘渊首先自称“汉氏之甥”,其后慕容氏追祖黄帝有熊氏、苻氏追祖夏禹有扈氏、姚氏追祖帝舜有虞氏、赫连氏追祖夏禹、宇文氏追祖炎帝神农氏等等.拓跋氏也不例外,除正式建国时追祖黄帝外,此前还曾追祖李陵.之所以有此两说,与拓跋鲜卑在不

①②③④⑤⑥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二十六,第1454页.王伊同:?崔浩国书狱释疑?,?王伊同学术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第53页.唐长孺:?拓跋国家的建立及其封建化?,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丛?,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85 197页.魏收:?魏书?卷一○八之一?礼志一?,第2734页.司马光编著,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一一○,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3470、3484页.马长寿:?乌桓与鲜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222页.

同发展阶段的政治诉求密切相关.据史籍记载,西晋末年,拓跋猗卢与刘琨互相倚重,实力大增,迎来拓跋鲜卑发展史上的第一个高峰,但猗卢晚年发生内乱,部族离散,实力骤减,苻秦时一度灭亡.淝水之战后,苻秦瓦解,拓跋珪乘机召集余部,重建政权,“殪刘显,屠卫辰,平慕容,定中夏”(?魏书礼志一?),迎来第二个发展高峰,并于天兴元年(398)正式建国称帝①.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拓跋鲜卑与汉族政权的关系也截然不同.西晋末年,猗卢实力有限,故尊奉晋室,借王命以自重,西晋王朝封之为代公、代王;拓跋珪重新建国后,以“神州上国”的姿态反客为主,进行了一系列再造正统运动,遂与东晋南朝平等对话,君臣名分荡然无存②.正因为这样,关于拓跋鲜卑的族源问题,历史上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如前所论,崔宏于北魏正式建国时提出“黄帝之后”说,与拓跋珪时代国力强盛,意欲平定北方、统一华夏的政治理想完全相符,而“李陵之后”说则显然带有猗卢时代与刘琨约为兄弟的历史印记.?宋书?卷九十五?索虏传?、?资治通鉴?卷八十七等记载,西晋末年刘琨与猗卢互相倚重,上表请以代郡封猗卢为代公,幽州刺史王浚不许.?通鉴?胡注引刘琨?与丞相笺?论此事云:“戎狄封华郡,诚为失礼,然盖以救弊耳,亦犹浚先以辽西封务勿尘.此礼之失,浚实启之.”③据此,则以代郡封猗卢,当时引发了较大的争议,而且导致了刘琨与王浚之嫌隙.以此推断,“李陵之后”说很可能是刘琨与猗卢共同议定,旨在从血胤上为猗卢请封代郡寻找比较合理的依据,因为李陵之后毕竟不同于纯粹之戎狄,而且此说与西晋末年拓跋鲜卑的发展实力与政治诉求也完全相符.史载刘渊叛晋自立,自称“汉氏之甥”,从先朝血胤上找到了夷狄为帝的依据,猗卢为实力所限,尊奉晋室,故以“李陵之后”求封代郡,也完全在情理之中.猗卢与刘渊的做法互为照应,甚至针锋相对,正是五胡乱华之初各自政治诉求的集中反映.而李陵又是刘琨推崇的历史人物,兵败投降后又被匈奴单于封为右校王,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夷汉一家”,“戎狄封华郡”并非失礼.姚薇元?北朝胡姓考?钩稽拓跋氏之族属,认为“拓跋氏之先,本檀石槐时代鲜卑西部中之一部落”,“鲜卑西部,本匈奴亡奴婢,种类糅杂,与东部不同”,“拓跋氏既起西部,其非纯粹之鲜卑族可知”④.这说明拓跋鲜卑与匈奴后裔不仅在生存的地域范围上存在交集,而且在血统上也有某种关联,这很可能就是刘琨等提出拓跋鲜卑出自李陵之后说的前提和基础.

其四,?魏书?卷二十三?卫操传?载,晋惠帝永兴二年(305)六月,拓跋猗病卒,光熙元年(306)秋,代人卫操立碑于大邗城南,颂其尊奉晋室、助司马腾捍御边疆之功德,?魏书?节录此碑文,其篇首云:“魏,轩辕之苗裔.”⑤?北史?卷二十?卫操传?所载同.据此,则拓跋鲜卑为“黄帝之后”说早在西晋末年即已提出,天兴元年(398)崔宏所议只是因袭此说而已.但是,如果详细考察此碑文的写作背景,?魏书卫操传?所载疑点颇多.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三十九云:“此传载卫操所立碑文,古质可诵,中多韵语,极似汉碑,惜为史臣改窜,失其本真.篇首云‘魏,轩辕之苗裔’,考其时未有魏号,以文义度之,当云鲜卑拓跋氏也.碑为猗而立,必书晋所授官爵,及猗、猗卢二人名.篇内称‘桓、穆二帝’,亦史臣所改.”⑥章太炎、周一良等也认为?魏书卫操传?对碑文有明显改窜⑦.综合考察相关记载,以上诸家之说可信.史载西晋末年,拓跋鲜卑因助司马腾、刘琨对抗刘渊等,晋帝先后册封猗、猗卢为大单于,并封猗卢为代公、代王.永兴二年(305)猗病卒时,拓跋鲜卑仅有大单于之封号;至永嘉四年(310),始封猗卢为代公;建兴三年(315),进封猗卢为代王;北魏道武登国元年(386)正月,拓跋珪即代王位,四月,改称魏王;天兴元年(398)六月,正式定国号为魏,十二月,始追尊

①②③④⑤⑥⑦唐长孺:?拓跋国家的建立及其封建化?,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丛?,第185 239页.秦永洲:?东晋南北朝时期中华正统之争与正统再造?,?文史哲?1998年第1期.司马光编著,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卷八十七,第2753页.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4 6页.魏收:?魏书?卷二十三?卫操传?,第599 602页.钱大昕著,方诗铭、周殿杰校点:?廿二史考异?,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619页.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第332、333页.

成帝以下及后号谥,谥猗为桓帝、猗卢为穆帝(?资治通鉴?卷八十六、卷八十七、卷八十九、卷一○六、卷一一○).据此,则光熙元年(306)卫操立碑颂功时,拓跋鲜卑尚未封代,也绝无魏号,更无“桓、穆”之谥,所以?魏书?所载碑文经史臣窜改可无异议,碑文所谓“平北(司马腾)哀悼,祭以丰厨,考行论勋,谥曰‘义烈’”云云,亦可为证.至于原文是否有“轩辕之苗裔”数字,难以详考.但以拓跋鲜卑当时的发展情形推断,一个尚处于部落联盟阶段的少数民族,不可能贸然追祖黄帝,展示逐鹿中原的政治诉求和野心.结合北朝史官于此处的刻意窜改和欲盖弥彰,卫操原文很可能与拓跋氏出自“李陵之后”说有关,其之所以被窜改,当与崔浩被诛后“言者见杀”的时忌禁讳密切相关.总之,拓跋鲜卑出自“李陵之后”说应该是西晋末年司马腾、刘琨等人与拓跋鲜卑互相倚重,并为猗卢求封代郡的历史产物.虽然北魏正式建国重构历史时已经摒弃此说,但因自西晋末年以来,经刘琨集团及其后裔的传承传播,此说遂长期流传,影响深远,故崔浩修史,仍然秉持此论.崔浩被诛后,北魏王朝虽然严禁此说,但南朝史官仍因袭之,遂与“黄帝之后”说并存不废,成为后世争议较大的史学疑案.

拓跋鲜卑之后,北周名臣李贤也自称李陵之后.?北史?卷五十九?李贤传?载:“自云陇西成纪人,汉骑都尉陵之后也.陵没匈奴,子孙因居北狄.后随魏南迁,复归汧、陇.”①20世纪80年代出土于宁夏固原的?李贤墓志铭?亦云:“本姓李,汉将陵之后也.”②又据?周书?卷二?文帝纪下?、卷三十?李穆传?及?北史?卷五十九?李穆传?、?资治通鉴?卷一六五等书记载,西魏恭帝元年(554),恢复鲜卑旧姓,“以诸将功高者为三十六国后,次功者为九十九姓后,所统军人,亦改从其姓”,李贤弟李穆“赐姓拓拔氏”③.李贤等是否真正出自李陵之后虽然难以详考,但其不顾北魏国史案之后“众议抵斥”、“言者见杀”的时忌禁讳,在鲜卑宇文氏执政的西魏、北周公然追祖李陵,说明李陵之后很可能与鲜卑西部部族确实有某种交融或关联④.到了唐代,北方少数民族追祖李陵的现象更为普遍,最突出者当为黠戛斯.?旧唐书回纥传?、?新唐书回鹘传?、?唐会要?卷一○○“结骨国”、?资治通鉴?卷二四六等,都有“黠戛斯自称李陵之后”之类的记载.此外,?新唐书宰相世系二上?及?古今姓氏书辩证?卷二十一、卷二十七俱载:“汉骑都尉陵降匈奴,裔孙归魏,见于丙殿,赐氏曰丙.后周有信州总管龙居县公明,明生粲,唐左监门大将军、应国公,高祖与之有旧,以避世祖名,赐姓李氏.”⑤据此,则北朝隋唐之丙氏亦追祖李陵.值得注意的是,与拓跋鲜卑同根同源的贺兰氏,也有追祖李陵的记载.?古今姓氏书辩证?卷三十三载:“?周书贺兰祥传?曰:‘其先与魏俱起,有纥伏者,为贺兰莫何弗,因以为贺兰氏.’唐贞观所定洛州河南郡十四姓,一曰贺兰.按北人八族,有贺兰氏,自称李陵之后,居贺兰山下,因以为氏,后改为贺氏,支属亦有不改者.”⑥

不难看出,虽然拓跋鲜卑出自李陵之后的说法在北魏曾被长期禁讳,但就文献记载看,在十六国至隋唐民族融合的历史大潮中,追祖李陵的确是当时北方不少民族的共同风尚.究其缘由,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自西汉以来,中原人士因和亲、战争等原因滞留漠北者,代不乏人,仅?汉书匈奴传?所载,汉初以来投降匈奴之汉臣汉将,先后有韩王信、陈豨、卢绾、中行说、赵信、赵破奴、卫律、李陵、李广利等,其中不少人率领军卒部属投降后,娶妻生子,繁衍生息,于是漠北一带便出现了史书所载黑发黑须黑瞳之胡汉混血人种(?新唐书回鹘传下?等),其后裔在十六国北朝时期南迁,寻根溯源,虽难以详悉其始末变迁,但其具有汉族血统,殆无疑义.其二,陇西李氏自秦汉以来即为西州著姓,十六国北朝时期,李暠建立西凉政权,李冲辅佐孝文帝,并与世族高门广泛联姻,其家族地位遂

①②③④⑤⑥李延寿:?北史?卷五十九?李贤传?,第2105页.宁夏自治区博物馆、固原博物馆:?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夫妇墓发掘简报?,?文物?1985年第11期.令狐德棻等撰:?周书?卷二?文帝纪下?、卷三十?李穆传?,北京:中华书局,1971年,第36、528页.姚薇元:?北朝胡姓考?,第4 6页.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七十二上?宰相世系二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2468页.邓名世撰,王力平点校:?古今姓氏书辩证?,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506页.

急剧上升,贵为四海望族,以至具有“胡族”血统的李唐皇室亦追祖李广①.受民族融合大势和汉人门第观念的影响,具有胡汉混合血统的北方少数民族竞相追祖李陵,正是其民族认同和政治诉求的必然体现.其三,李陵投降匈奴后与单于之女婚配,并被封为右校王,终老漠北,堪称流落匈奴的汉人领袖,其后裔虽然难以详考,但由于其特殊的身份地位,在民族融合和文化整合的时代,追祖李陵无疑是胡汉双方消解文化等差、促进民族认同的合理选择,李陵也历史性地成为一种胡汉杂糅的文化象征符号②,被时人接受,被载入史册.

四、李陵作品的流传及其在南北朝时期的接受和评价

如前所述,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苏武归国,引发了西汉王朝对李陵案的重新审查和讨论,当时对李陵案的相关史料以及李陵的奏表、与苏武往来的书信等历史文献,应有收集整理,从而为班固书写和评价李陵积累了大量的原始材料.汉末建安时期文姬归汉,引发了魏晋士人对李陵的重新关注和反思,?李陵集?、?李陵别传?的整理编撰,是新的学术背景下重新认识和解读李陵的历史产物.正因为两汉魏晋以来李陵不断被关注、被解读,所以其作品的流传是不争的事实,刘宋初年颜延之对“李陵众作”的评价即为明证.五胡乱华以来,在民族融合和文化整合的新时代,不仅对李陵的认识历史性地迎来了一个新的阶段,对李陵文学作品的接受和文学史地位的评价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传世“苏李诗”在齐梁时期被认定为五言诗之祖,对李陵作品的追慕、拟引也成为南北朝文士的新风尚.在这一方面,刘琨、江淹、钟嵘、庾信等人对李陵及其作品的接受最具代表性.

刘琨?扶风歌?对李陵的拟咏和同情,显然是借咏史以抒怀.李陵兵败降敌,汉武帝不明其忠信,诛灭陵族,两汉以迄魏晋,士人囿于君臣观念、民族大义等藩篱,鲜有拟咏李陵之作.刘琨于西晋末年临危受命,出任并州刺史,赴任途中所作此诗,借李陵之遭遇喻己之隐忧:“惟昔李骞期,寄在匈奴庭.忠信反获罪,汉武不见明.”③篇末“我欲竟此曲”云云,虽为乐府套语,于此则有复杂沉重的情绪载负,寄寓了深入肺腑的体验与认同.值得注意的是,刘琨此诗对李陵的接受,在情感趋向上与?汉书?所录李陵?别歌?一脉相承,李陵领兵出征的豪情、兵败途穷的无奈以及英雄失路的悲愤,引发了刘琨感同身受的共鸣,这种复杂的情感内涵与体验,显然与以表现离情别绪为主的“苏李诗”有较大的距离,其中的悲怆不平之气,与“苏李诗”温婉敦厚的风格也极不和谐④,以此作为判断传世李陵之作真伪的依据,也未尝不可.刘琨之后,颜延之在刘宋初年所作?庭诰?中,最早对“李陵众作”给予总体评价,此后越来越多的人关注、拟引李陵之作.刘宋末年,出身寒微、仕途坎坷的江淹,有感于“北州之贱士”、“炎土之流人”(?待罪江南思北归赋?)的境遇,创作了大量抒发怨愤之情的名作,在?恨赋?、?泣赋?、?诣建平王上书?、?杂体诗三十首?等作品中,江淹反复拟引李陵,借以抒发自身的失意不平.作于任建安吴兴令期间的?恨赋?,江淹自称“仆本恨人”,选择典型的历史人物,通过拟咏秦始皇、赵王迁、李陵、王昭君、冯衍(敬通)、嵇康等六人“伏恨而死”之怨嗟,集中抒写帝王、诸侯、名将、美人、名士、高人之恨,然后推及孤臣、孽子、迁客、流戍之人以及富贵之子,认为“自古皆有死,莫不饮恨而吞声”.其写李陵云:“至如李君降北,名辱身冤.拔剑击柱,吊影惭魂.情往上郡,心留雁门.裂帛系书,誓还汉恩.朝露溘至,握手何言?”⑤将李陵兵败降敌后的伤感无奈、纠结惭愤,表现得委曲备至,痛切感人,进一步凸显了李陵之无辜与忠信,同时也表现了自己被刘景素贬黜后怀才不遇、有志难伸的愤慨.在?杂体诗

①②③④⑤陈寅恪:?李唐氏族之推测?、?李唐氏族之推测后记?、?三论李唐氏族问题?,载?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温海清:?北魏、北周、唐时期追祖李陵现象述论———以“拓跋鲜卑系李陵之后”为中心?,?民族研究?2007年第3期.萧统编,李善注:?文选?卷二十八刘琨?扶风歌?,第408页.传世“苏李诗”风格大致相同,皆为征夫离别及游子恋故之作.明代陆时雍?诗镜总论?云:“苏李赠言,何温而戚也! 多唏涕语,而无蹶蹙声,知古人之气厚矣.”见丁福保辑:?历代诗话续编?下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1403页.江淹著,胡之骥注:?江文通集汇注?,第7 10页.

三十首?中,江淹模拟了从汉代?古离别?起到刘宋时代汤惠休为止共三十名家的五言诗,其二即为?李都尉从军?.与?恨赋?不同,此诗主要写“征人”的离情别绪,并未展示“降将”的特有心态,显然是“苏李诗”的复制翻版.值得注意的是,江淹在组诗的诗序中说:“今作三十首诗,效其文体,虽不足品藻渊流,庶亦无乖商榷云尔.”①说明江淹旨在以拟诗的形式对汉代以来的五言诗予以品评,这组拟诗不仅标明了所拟的诗人,而且标明了所拟诗人的诗歌题材,比较准确地显示了不同作家的艺术个性和特色.在江淹所拟三十家中,除汉代无名氏外,二十九位实名作家中李陵名列第一,其为“五言诗之祖”的地位已然确立.江淹“以诗歌品藻为目的的拟诗创作深刻地影响了六朝的诗歌批评,钟嵘的品诗和萧统的选诗,都受到江淹拟诗的影响”②.江淹早年适逢宋末多事之秋,出仕后历尽坎坷,曾因广陵令郭彦文案牵连而系狱,后又因谏阻刘景素谋反被贬黜至闽越荒僻之地建安吴兴(今福建浦城),故所作大多自悲身世,坎壈咏怀.其名篇?诣建平王上书?、?报袁叔明书?等,受西汉散文尤其是司马迁的影响较深,对李陵也表现出超乎常人的体认与同情,甚至明显影响了钟嵘、萧统、庾信等人对李陵的接受和评价.

钟嵘?诗品?是我国文学批评史上第一部讨论五言诗的专著,对自汉迄梁一百二十多位五言诗人进行系统梳理和品评,其诗学观念、审美趣尚与江淹?杂体诗三十首?存在明显的关联,?诗品序?所称道的“五言诗之警策者”(即历代五言诗的名家及其名篇),大多数是江淹所选拟的对象,这反映了齐梁间士人一种普遍的审美趣尚和对历代文人五言诗的普遍认同③.就李陵而言,钟嵘不仅明确肯定了其“五言诗之祖”的文学史地位,而且运用知人论世的批评方法,结合李陵的身世遭际,探讨其作品的创作动机和风格渊源④.?诗品序?梳理五言诗的发展流变,认为夏歌“郁陶乎予心”、楚谣“名余曰正则”等,“是五言之滥觞”,“逮汉李陵,始著五言之目”.其列李陵之作为上品,仅次于“古诗”,与江淹拟诗次序完全相同.其论李陵之作云:“其源出于?楚辞?,文多凄怆,怨者之流.陵,名家子,有殊才,生命不谐,声颓身丧.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至此!”⑤与历史上借李陵的“武士”身份质疑其文学才华者不同,钟嵘评价李陵及其同类作家,从探讨诗歌发生的根源入手,认为历史悲剧和社会感荡是四季感荡之外,影响诗歌发生的又一重要原因:“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或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又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返;女有扬娥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 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⑥正是基于这种认识,钟嵘将所有入品之诗人,总归于?诗经?、?楚辞?两大系统,分属于?国风?、?小雅?、?楚辞?三条源流,李陵则为?楚辞?“怨诗”系列的“鼻祖”,其后班姬、王粲、曹丕、应璩、嵇康、潘岳、张协、张华、刘琨、卢谌、郭璞等一大批作家,或直承或祖述,都属于以李陵为代表的“怨者之流”⑦.值得注意的是,钟嵘品评李陵、王粲、刘琨、卢谌等颠沛流离之人及其作品,明显地注意到了这一群体人生遭际及风格倾向的共性与联系.其论王粲云:“其源出于李陵,发愀怆之词,文秀而质羸.”论刘琨、卢谌云:“其源出于王粲,善为凄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琨既体良才,又罹厄运,故善叙丧乱,多感恨之词.中郎仰之,微不逮者矣.”⑧钟嵘的这种认识,显然也为刘琨等接受和同情李陵进行了更深入更理性的解读与诠释.

钟嵘?诗品?之所以对“降将”李陵有如此高的评价和定位,可能与其家族命运和个人身世有密切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江淹著,胡之骥注:?江文通集汇注?,第136页.赵红玲:?六朝拟诗研究?,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年,第176 186页.赵红玲:?六朝拟诗研究?,第177 179页.曹旭:?诗品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63、164页.曹旭:?诗品集注?(增订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第6 10、106页.曹旭:?诗品集注?(增订本),第56页.曹旭:?诗品研究?,第153 156页.曹旭:?诗品集注?(增订本),第142、310页.

关联.关于钟嵘的家世,?梁书?、?南史?本传所载相对简略,?新唐书宰相世系五上?及?钟氏家谱?所述较为详尽,据此,则钟嵘出身于汉晋世族颍川长社钟氏,西晋末年,其七世祖钟雅避乱渡江,为东晋名臣.高祖钟靖,字道寂,颍川太守;曾祖钟源,字循本,后魏永安太守;祖父钟挺,字法秀,襄城太守、颍川郡公;父钟蹈,字之义,南齐中军参军①.虽然史籍对该家族在晋宋之交的历史变迁缺乏详细记载,但钟源出仕北魏,表明颍川钟氏曾经有过一段曲折复杂的流离迁徙.曹旭认为,钟嵘高祖、曾祖、祖父的经历,可能与陈伯之的境遇比较接近,“钟源仕北魏的经历,会使他们的家庭处于山川的阻隔、政治的磨难、亲人的思念、分离的痛苦之中,尽管这一变故到钟嵘祖父和父亲时已经结束,但创伤和阴影会重重地压在他们心里”;“从宋都建康到后魏永安,再到襄城,必定有悲欢离合,魂梦飞扬,钟嵘也会由家庭的悲剧,联想到‘楚臣去境,汉妾辞宫’的历史悲剧,联想到屈原的?九章?、?九歌?和?离骚?,领悟人生悲剧和诗歌发生的关系;从家庭个人的艾怨,联想整个社会的怨悱,贯穿汉魏晋宋以来‘以悲为美’的传统;理解江淹?别赋?、?恨赋?所蕴涵的社会意义,最后把‘怨’与‘雅’同时作为重要的审美标准,以评判诗歌的优劣高下”②.曹先生的推断是有说服力的.颍川钟氏自汉代以来为中州望族,钟雅入仕东晋,死于苏峻之乱,以忠贞彪炳史册,其后钟源入仕北魏,必定有复杂的历史机缘和政治背景.稽诸史籍,晋宋易代之际的斗争和南北对峙的政治格局,造成了当时不少家族的颠沛流徙.颍川长社地处南北政权长期反复争夺的中原地域,世居其地的钟氏家族饱受战乱之苦,以致在南北政权之间辗转流离,也完全在情理之中.据?魏书?卷三?太宗纪?、卷三十七?司马楚之传?及?资治通鉴?卷一一八等记载,晋宋易代之际,刘裕大肆诛杀异己,不少司马氏宗室成员以及忠于东晋的将领投奔北魏.北魏泰常二年(417)九月,司马休之、司马文思、司马国璠、司马道赐及晋辅国将军温楷,竟陵内史鲁轨,荆州治中韩延之、殷约,平西参军桓谧、桓璲及桓温孙道度、道子,勃海刁雍,陈郡袁式,太原王慧龙等数百人避难北降.泰常四年(419)三月,流亡河南的司马楚之、司马顺明、司马道恭及晋平阳太守薛辩等亦投降北魏.其中司马楚之先流亡汝、颍间,聚众万余,屯据长社,归顺北魏后又一度留守颍川,其活动的地域正是钟氏家族祖籍所在地.史载钟雅忠于晋室,名留青史,刘裕代晋,颍川钟氏亦应秉承忠贞家风,拥护晋室,所以其追随司马楚之等归降北魏完全在情理之中.据?魏书?卷三十八?王慧龙传?、?袁式传?等记载,王慧龙等世族子弟投降北魏后,深受北魏重臣崔浩礼遇.史载北魏明元、太武之世,崔浩利用其政治地位,大力奖掖中原世族子弟,培植政治势力(?魏书高允传?、?北史崔浩传?等),北魏神四年(431)九月,拓跋焘进崔浩为司徒,并下诏征范阳卢玄、勃海高允等世族贤俊,“至者数百人,皆差次叙用”(?魏书世祖纪上?).由于崔浩的大力扶持,中原世族加入北魏政权的人数与日俱增,甚至可与代北大族分庭抗礼③.钟源出任永安太守,应该与崔浩当政时期重用中原世族有很大的关系.但是,随着北方的渐次统一,以崔浩为首的中原世族与代北大族的冲突也日益加剧,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六月,崔浩因国史罹祸,“清河崔氏无远近,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皆浩之姻亲,尽夷其族”,“其秘书郎吏已下尽死”(?魏书崔浩传?),出仕北魏的中原世族遭遇残酷的打击.于是,河东柳光世、扶风鲁爽等不少人又南归刘宋(?宋书柳元景传?附?柳光世传?、?宋书鲁爽传?).值得注意的是,鲁爽之父鲁轨于泰常二年(417)投降北魏;宋文帝元嘉二十六年(449),鲁轨死,鲁爽出任北魏宁南将军、荆州刺史、襄阳公,镇长社;元嘉二十七年,鲁爽与弟秀、瑜等随魏主南伐刘宋;元嘉二十八年四月,鲁爽等袭杀北魏长社戍卒,率部曲及愿从合千余家归降刘宋(?宋书?卷七十四?鲁爽传?、卷五?文帝纪?).钟嵘之祖钟挺回归南朝,很可能即在此时.但此后不久,鲁爽、鲁秀与南郡王刘义宣、臧质等发动叛乱,兵败身死,钟挺等亦湮没无

①②③欧阳修、宋祁:?新唐书?卷七十五上?新唐书宰相世系五上?,第3354页.又按:此?钟氏家谱?据曹旭先生访查摘录,见氏著?诗品研究?上编?钟嵘身世考?.曹旭:?诗品研究?,第321 323页.逯耀东:?崔浩世族政治的理想?,氏著?从平城到洛阳———拓跋魏文化转变的历程?,第80 88页.

闻.总之,史籍关于钟嵘曾祖出仕北魏的记载,绝非子虚乌有,晋宋易代之际的政治斗争以及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450)崔浩被诛时的胡汉冲突,是导致颍川钟氏南北流离的历史诱因;南北对峙引发的长期战乱,不仅使钟氏家族饱受颠沛流离之苦,而且使其家国归属与身份认同产生严重困惑,降附北魏的屈辱经历,难免成为钟氏族人的历史伤痛.时代悲剧造就的家族苦难,使钟嵘对“降将”李陵有着感同身受的体察与认同,?诗品?的定位和评价,也进一步助长了南朝文士对李陵的追慕与拟引.由于江淹、钟嵘等人的接受品评,李陵及其作品在齐梁时期被学界广泛关注,其“五言诗之祖”的文学史地位也最终得到普遍认同.刘勰?文心雕龙?、任昉?文章缘起?、裴子野?雕虫论?、萧子显?南齐书文学传论?等权威论著,都论及李陵之作(有些兼及苏武),而且基本上都肯定其为真实之作.与此相应,萧统?文选?卷二十九收录李陵?与苏武诗?三首、苏武诗四首,卷四十一收录李陵?答苏武书?一篇.虽然?文选?所收李陵诸作的真伪至今尚无定论,但?文选序?论及古诗流变时云:“自炎汉中叶,厥途渐异.退傅有‘在邹’之作,降将著‘河梁’之篇,四言五言,区以别矣.”①在作品的编次上,萧统将“苏李诗”排在?古诗十九首?之后、张衡?四愁诗?之前,将?答苏武书?置于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之前,位列“书”体作品之首.就此来看,萧统显然认为这些都是李陵的作品,他的态度也基本上反映了当时学界的主流看法.因为作为一部规模宏大、选择严格的诗文总集,?文选?无疑是依据时人对作品的评价(包括真伪判定、流传程度等等)来收录诗文作品的,所以其中选录李陵之作,可以说集中反映了?文选?成书前的一个时期内(刘宋至梁代前期)人们理解接受“李陵众作”的情况②.如将“苏李诗”排在?古诗十九首?之后,显然与此前江淹拟诗、钟嵘品诗的做法保持了一致;江淹在?诣建平王上书?中引用?答苏武书?的典故(“此少卿所以仰天捶心、泣尽而继之以血者也”),很可能也是后者入选?文选?的参考依据.

实际上,齐梁时期对李陵作品的普遍接受,除以上诸家的评论和著录外,还体现在众多作家在创作中对李陵作品的拟引方面.以一般认为流传最为广泛的?携手上河梁?诗为例,其中的“河梁”一词在齐梁以降的离别诗中多有使用,且大部分用例明显受到这首诗的影响.如王融?萧咨议西上夜集诗?(“徘徊将所爱,惜别在河梁”),范云?送别诗?(“东风柳线长,送郎上河梁”),吴均?别夏侯故章诗?(“新知关山别,故人河梁送”),王台卿?陌上桑四首?其一(“送君上河梁,拭泪不能语”),庾信?拟咏怀诗二十七首?其十(“游子河梁上,应将苏武别”),徐陵?新亭送别应令诗?(“风吹临伊水,时驾出河梁”),江总?别袁昌州诗二首?其一(“河梁望陇头,分手路悠悠”),杨素?出塞二首?其二(“握手河梁上,穷涯北海滨”),等等.以上诸诗,主题基本上都与离别有关,有些作品甚至直接取材于苏武、李陵离别故事,其中的“河梁”,已不再是简单的送别之景,而是具有原型意味的送别之地的代码,实际上具有集中表现离别的极端偏向性,“这个事实意味着,诗人们在使用该词时,是意识到存在其背后的一个共同典故的,这个典故正是李陵的?携手上河梁?诗”③.总之,齐梁以来对“李陵众作”的接受拟引,与?文心雕龙?等文学批评专著对李陵之作的涉及讨论互为照应,不仅确立了李陵的“文士”身份和“五言诗之祖”的文学史地位,而且大大突破了李陵接受的范围,在新的历史背景下赋予“李陵”形象更多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

作为“穷南北之胜”(倪璠?注释庾集题辞?)的优秀作家,庾信晚年的由南入北,使其对李陵的拟咏成为南北朝后期李陵接受的和亮点,并且引起后世研究者的普遍关注和解读.梁元帝承圣三年(554),庾信奉命出使西魏,不久西魏攻克江陵,庾信被迫羁留长安,历仕西魏、北周(?周书庾信传?、?北史庾信传?等).国破家亡、屈仕异国的人生际遇,使庾信俨然以李陵为异代知音,在不少作品中借李陵之事寄寓故国之思和失路之悲.如“李陵之双凫永去,苏武之一雁空飞”(?哀江南

①②③萧统:?文选序?,萧统编,李善注:?文选?,第2页.[日]松原朗:?中国离别诗形成论考?,李寅生译,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310页.[日]松原朗:?中国离别诗形成论考?,第310 314页.

赋?);“荆轲有寒水之悲,苏武有秋风之别”(?小园赋?);“李陵从此去,荆卿不复还”(?拟咏怀二十七首?其十);“秋风别苏武,寒水送荆轲”(?拟咏怀二十七首?其二十六);“君登苏武桥,我见杨朱路”(?别张洗马枢?);“李都尉之风霜,上兰山而箭尽;陆平原之意气,登河桥而路穷”(?拟连珠四十四首?其十五)等等.在?李陵苏武别赞?中,庾信还将李陵苏武的异域诀别,融入自己的切身体验,凝练为友朋之别的经典范式:“李陵北去,苏武南旋.归骖欲动,别马将前.河桥两岸,临路凄然.故人此别,知应几年?”①其后期的离别诗尤其是与周弘正的赠别之作,更集中地表现出与李陵的同声共鸣②.庾信之所以在诗赋创作中反复拟引李陵,与其对李陵之作的体认接受有很大的关系,其?赵国公集序?云:“昔者屈原、宋玉,始于哀怨之深;苏武、李陵,生于别离之世.”③?哀江南赋序?也表达了类似的看法:“呜呼! 山岳崩颓,既履危亡之运;春秋迭代,必有去故之悲.天意人事,可以凄怆伤心者矣! 况复舟楫路穷,星汉非乘槎可上;风飚道阻,蓬莱无可到之期.穷者欲达其言,劳者须歌其事.”④李陵和庾信,都是各自时代的“穷者”、“凄怆伤心者”,特定的历史原因造成的个人悲剧,使他们不仅备尝生离死别之苦,而且背负降辱失节之耻,终老异域,有国难归.

庾信后期创作体现的“李陵情结”,也引发了后世不少学者的关注和评议.明代张溥云:“(子山)后羁长安,臣于宇文,陈帝通好请还,终留不遣.虽周宗好士,滕、赵赏音,筑宫虚馆,交齐布素,而南冠、西河,旅人发叹.乡关之思,仅寄于?哀江南?一赋.其视徐孝穆之得返旧都,奚啻李都尉之望苏属国哉!”⑤倪璠云:“子山北地羁臣,南朝才子.若令早还梁使,依然英蔺之名,不伐江陵,永仕中兴之国,遇合乃所愿焉,文章蔑云进矣.所以屈原、宋玉,意本牢愁;苏武、李陵,情由哀怨.石头去矣,建业何路可归? 鹑首剪诸,江陵无家可寄! 拟?招魂?之作,魂兮归来;状?七哀?之诗,哀可知矣.”又云:“?哀江南赋序?称:‘不无危苦之词,惟以悲哀为主.’予谓子山入关而后,其文篇篇有哀,凄怨之流,不独此赋而已.?咏怀?之二十七首,楚囚若操其琴;?连珠?之四十四章,汉将自循其发(指李陵).”⑥今人徐宝余认为,“使者情结是困扰庾信终身的一个心结”,在庾信入北之后的作品中,“所常吟咏的一对人物便是苏武和李陵”,“对苏武能够全节深表赞赏,对己如李陵入北不归多所内疚”⑦.以上诸说,对庾信接受、拟引李陵的原因有深入到位的诠释,足以说明庾信由南入北,不仅极大地促进了南北文风的交融,奠定了其“穷南北之胜”的文学史地位,而且也为五胡乱华以来李陵及其作品的接受画上了圆满的句号.作为“集六朝之大成”(?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启唐之先鞭”(杨慎?升庵诗话?卷九),对唐代文学产生重大影响的作家,庾信对李陵的接受认同,也直接影响了唐代文士对李陵的评价和态度.综观唐代,除刘知幾怀疑?答苏武书?为伪作(?史通杂说下?)、白居易指责李陵不能死节(?汉将李陵论?)外,其余则鲜有质疑之声;李白、杜甫、王维、钱起、李端、卢纶、王棨、胡曾、司空图、贯休等一大批作家同情、拟咏李陵,大历与咸通时期尤为显著;?李都尉重阳日得苏属国书?为唐人省试试题(?文苑英华?卷一),拟咏李陵得到认可;唐代新兴的文学样式变文也对李陵故事进行敷陈讲唱,对李陵悲剧的认识进一步深化,文学性渲染进一步增强⑧.这些可能都与庾信以李陵为同调有或多或少的关系.

五、结 语

唐前士人对李陵的认识和评价,大致如上所述.总体来看,主要经历了三次大的发展和演变.

①②③④⑤⑥⑦⑧庾信撰,倪璠注,许逸民校点:?庾子山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第644页.张喜贵:?论庾信作品对李陵的接受?,?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第9期.庾信撰,倪璠注,许逸民校点:?庾子山集注?,第658页.庾信撰,倪璠注,许逸民校点:?庾子山集注?,第101页.张溥著,殷孟伦注:?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第290页.倪璠:?注释庾集题辞?,庾信撰,倪璠注,许逸民校点:?庾子山集注?卷首.徐宝余:?庾信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2003年,第56、114、115页.钟书林:?敦煌李陵变文的考原?,?西北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

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苏武归国,引发了西汉王朝对李陵案的重新审查和讨论,为经学时代班固书写和评价李陵确立了方向,奠定了基础.汉末建安时期文姬归汉,引发了魏晋士人对李陵的重新关注和反思,?李陵集?、?李陵别传?的整理编撰,是新的学术背景下重新认识和解读李陵的历史产物.五胡乱华以后的民族大融合,促使李陵接受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刘琨等文化精英肯定李陵,彻底突破了此前同情为主、批判为辅的评价模式;拓跋鲜卑等北方民族追祖李陵,强力凸显了李陵在胡汉融合过程中的象征意义;江淹等齐梁文士认同李陵、拟引李陵,使其形象完成了由“武士”到“文士”的全面转型,李陵的文学史地位也因此确立.

自天汉二年(前99)李陵兵败至隋开皇元年(581)庾信病卒,历时六百八十余载,沧海桑田,世事纷纭,然李陵其人并未尘封历史.从大一统时代的儒学评判,到三国纷争、魏晋易代之际的历史反思,再到五胡乱华、南北对峙时期的重新形塑,李陵的形象也经历了“降将”、“始祖”、“文士”等多重身份的演变.在两汉经学时代,李陵是典型的叛臣,是忠君楷模的反面参照,罪不可逭,以故时人多哀其不幸怒其失节.但在汉末魏晋时期,随着儒学的式微、玄学的兴起、士人主体意识的觉醒,大一统时代的忠君观念受到严重的冲击和消解,李陵的悲情也得到越来越多士人的认同,?李陵集?和?李陵别传?的出现,正是新的君臣观、历史观影响下重新解读李陵的产物.“五胡乱华”以后,民族融合的历史潮流势不可挡,“夷夏之防”涣然冰释,李陵也历史性地成为北方少数民族竞相追祖的对象,成为一种胡汉杂糅的文化象征符号.与此相应,“苏李诗”在齐梁时期被认定为“五言诗之祖”,拟引李陵也成为南北朝文士的共同风尚.

在近七个世纪的历史长河中,司马迁、班固、刘琨、裴松之、崔浩、江淹、钟嵘、庾信等人,结合自身的人生际遇,对李陵进行了丰富多彩的接受解读.由于李陵之降辱与汉武帝之冷酷、司马迁之悲情、苏武之忠节纠结为一,且不同时代的君臣观念、夷夏之辨也各不相同,所以后世对李陵的评价褒贬不一,难有定论.但稽诸史籍,唐前士人对李陵的严厉批判与责难实不多见,以致白居易批评司马迁、班固等无讥李陵(?汉将李陵论?),顾炎武慨叹“文章之士多护李陵”(?日知录集释?卷十三),王夫之甚至怒斥司马迁“为陵文过”、“背公死党”(?读通鉴论?卷三).然平心而论,司马迁以迄庾信,难道皆为背公死党之人? 汉匈之战旷日持久,死者成千上万,旨在雪刘氏平城之耻,实则成就了卫青、霍去病、李广利等外戚恩幸之封侯之功,李陵兵败降辱,三代将门,举族受戮,实乃时代悲剧之缩影.司马迁等悲天悯人,无可厚非.

?李陵集?、?李陵别传?早已散佚,难窥全貌.传世署名李陵的作品,自颜延之以来,信疑参半,总体来看,唐代以前多信其真,宋代以后多疑其伪.颜延之?庭诰?称:“李陵众作,总杂不类,是假托,非尽陵制.至其善篇,有足悲者.”①这是关于李陵之作年代最早(刘宋初期)且较为公允的评论.?汉书?本传所载李陵与苏武的交往应为信史,?别歌?无疑属于真实之作.?文选?载录李陵?答苏武书?及李善注引?集表?等,与李陵天汉二年(前99)出征匈奴、始元六年(前81)拒绝归汉时的基本契合,也当属可信之作.?文选?、?艺文类聚?、?古文苑?等收录征引的其他苏李诗文,虽然真伪难辨,但稽考相关文献,这类作品在?文选?成书之前即已流传②,其中的“苏李诗”,自宋迄今,伪证滋多,当非苏、李所作.敦煌遗书中保存的苏李往返书信等写本文献,出现时代更晚,从文体及内容推断,显然为后世拟托之作.要之,李陵虽然出身将门武士,但其少年入仕的经历以及独特的生平遭际,使其完全具备较高的文化素养和强烈的创作诉求,所作?别歌?即为明证,齐梁文士普遍认同李陵之作,绝非空穴来风.

[责任编辑 渭 卿]

①②李昉等撰:?太平御览?卷五八六,第2640页.跃进:?有关?文选?“苏李诗”若干问题的考察?,?文学遗产?1996年第2期.

归纳总结,本文是关于对写作李陵和唐前和兼论论文范文与课题研究的大学硕士、作品本科毕业论文作品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文献综述及职称论文参考文献资料有帮助.

参考文献:

1、 王维诗佛辨从接受史出发的考察分析 诗佛”,指诗歌创作极富禅门文风或为人处世有典型的佛家思想特点的诗人,历史上有“诗佛”之称的有贾岛、王维、袁枚、吴嵩梁,而今王维“诗佛”的普及.

2、 无锡博物院藏李鱓作品考述 对于康乾以来中国绘画史上之“扬州八怪”一说,历来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①就其中李鱓(16861756年)的书画而言,应该说陈衡恪(18761923年)和黄宾虹(18651955.

3、 盘点斯坦李银幕作品,他的一生就是漫威史 11月12日,美国漫画界元老级人物斯坦·李在好莱坞一家医疗中心去世,享年95岁 从此美漫界和电影界少了一个活跃身影,每部漫威超级英雄电影里会客串出现、本身就成为一个彩蛋的和蔼逗趣的老人离.

4、 围绕辽庆陵东陵之计算机影像复原的考察 日牟田口章人 古松崇志 著李彦朴 译注(内蒙古大学 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内蒙古 呼和浩特 010021)摘 要庆陵是辽代圣宗、兴宗、道宗三帝的陵寝 2003年8月,日本朝日放送与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

5、 青木正儿《中国近世戏曲史》戏剧情节批评管窥以《牡丹亭》《临川梦》为中心的考察 一、青木正儿对戏曲故事情节的兴趣与重视1936年,日本学者青木正儿的中国近世戏曲史由王古鲁翻译完成,并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作为一部异域学者的戏曲史著作,此书“配合着王氏的宋元戏曲史,初步.

6、 世界主义的三次浪潮:一个观念史的考察 世界主义的三次浪潮一个观念史的考察高 景 柱(天津师范大学 政治文化与政治文明建设研究院,天津 300387)摘 要世界主义强调每个人都拥有平……的道德价值和道德地位 在当代政治哲学和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