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于吐鲁番新出唐永徽五、六年654－655安西都护府案卷整理的若干问题，本文是研究相关专升本论文范文跟都护府和654－655和唐永徽类在职开题报告范文.
刘安志
摘 要：中国古代文书形态及其行政运作,是目前中外学界关注的重要学术问题.本文对《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所收唐高宗永徽五、六年（654-655）安西都护府案卷进行了再整理与研究,指出《唐永徽五年（654）安西都护府符下交河县为检函等事》中两件文书不能直接缀合,它们皆属安西都护府安门案卷的有机组成部分,原定名恐误.《唐永徽五年至六年（654-655）安西都护府案卷为安门等事》中,第13－16行、第17－18行两件残片同样不能直接缀合.在考定这些残片性质的基础上,文章对整个安西都护府安门案卷进行了重新整理编排,并就相关问题提出了作者自己初步的看法.
关键词：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安西都护府案卷；关文；缀合；定名
东汉王充《论衡·别通篇》云：“萧何入秦,收拾文书,汉所以能制九州者,文书之力也.”[作者简介：刘安志,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教授（430072）.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吐鲁番出土文书再整理与研究”（17ZDA183）的阶段性成果.
黄晖：《论衡校释》卷十三《别通篇》,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第591页.]此语道出文书行政运作在汉代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而出土文献中,无论秦汉简牍,抑或晋唐敦煌吐鲁番文书,均存在着大量官府文书和档案资料,系认识和研究汉唐国家典章制度与行政运作、政治空间与信息沟通、政令传达与文书运行等重要问题至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引起中外学者高度关注,并发表了一大批重要的研究成果.然而,由于种种历史原因,这些官府文书和档案资料出土时已不再完整,有的甚至非常残破,年代不明,字迹漫漶不清,故而需要对之进行释读、断代、拼合、定性等方面的整理,进而为学界同仁深入研究相关历史问题提供准确、可信的第一手资料.从这一意义上讲,对简牍、敦煌吐鲁番文书等出土文献进行科学整理与研究,其在学术研究中所具有的重要作用和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2008年,荣新江教授等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一书,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该书以其高水准的整理质量,受到中外学者普遍赞誉.书中收录了一批2006年征集而来的吐鲁番出土文书,其中第三三号《唐永徽五年（655）安西都护府符下交河县为检函等事》、第三四号《唐永徽五年至六年（654—655）安西都护府案卷为安门等事》[ 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第303－307页.],系整理者经过悉心缀合而成的两组唐代官文书,极富研究价值.雷闻先生所撰《关文与唐代地方政府内部的行政运作——以新获吐鲁番文书为中心》一文[ 雷闻：《关文与唐代地方政府内部的行政运作——以新获吐鲁番文书为中心》,《中华文史论丛》2007年第4期,第123－154页.],曾对两组文书有过介绍和研究.已有的整理与研究成果,为深入认识文书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笔者在研读两组文书过程中,受教匪浅,然也产生了若干不成熟的想法,谨提出以就教于学界师友与同行专家.
一、关于《唐永徽五年（654）安西都护府符下交河县为检函等事》的缀合与定名问题
《唐永徽五年（654）安西都护府符下交河县为检函等事》存10行,兹先录文如下[ 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第303页.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此处录文,主要依据原文书整理者的释文,至于重新整理的录文,详见正文第三节.下同,不另注.]：
………………………………………………………………
1 交何（河）县：件状如前,今以状牒,
2 准状,符到
3
永徽五年
4
府张洛
5
廿五日
6 三石函三具 一石函一具 两具
7
右检上件
8 牒件检如前,
9
八月廿九日□
10
更追
（后 缺）
据题解,本件由2006TZJI：008（第1－4行,以下简称“残片（一）”）、2006TZJI：003（第5－10行,以下简称“残片（二）”）两残片缀合而成.整理者称“文书为唐永徽五年交河县府张洛的牒文”,指出张洛又见于吐鲁番阿斯塔那二二一号墓所出《唐永徽元年（650）安西都护府承敕下交河县符》,并疑其与同墓所出《唐贞观廿二年（648）安西都护府承敕下交河县符为处分三卫犯私罪纳课违番事》中的“史张守洛”为同一人[ 荣新江、李肖、孟宪实主编：《新获吐鲁番出土文献》,第303页.].
关于文书的性质,从拟题看,整理者判定为安西都护府下给交河县的符文,裴成国先生《从高昌国到唐西州量制的变迁》[ 裴成国：《从高昌国到唐西州量制的变迁》,《敦煌吐鲁番研究》第10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04页.]一文更直接指出,“此件文书是安西都护府为检交河县的函和斗等而下的符”.这一判断,与题解所称“文书为唐永徽五年交河县府张洛的牒文”,似乎有些牴牾.毕竟“符”与“牒”,是唐代两种不同性质的公文,更何况当时的县衙并无吏员“府”的设置.据《唐六典》卷三〇《三府督护州县官吏》,唐代县衙吏员只有“佐”、“史”,并无“府”.地方行政机构中,只有都护府、都督府才有“府”的设置,一般州的吏员也只有“佐”、“史”,而无“府”[ 《唐六典》,陈仲夫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年,第750－753页].文书中张洛的身份既为“府”,显然并非交河县吏员.因此,题解所谓“文书为唐永徽五年交河县府张洛的牒文”的这一判断,或为笔误.
文书第2行所记“准状,符到（奉行）”,当即文书整理者和裴成国氏最终判断其性质为“符”的依据.不过,如果考虑唐代符文的基本格式,以及此件文书与其他安西都护府文书（安门案卷）同出一组鞋面的实际情况,则文书的性质是否为安西都护府下发交河县的“符”,就值得斟酌了.换言之,如果其为安西都护府下发交河县的“符”,交河县实为收文单位,文书应在交河县官衙,何以该“符”会与大致同一时期的安西都护府安门案卷混在一起？而且,作为正式下发的“符”文,其文尾能否接续第5行以后的“石函”、“”等内容,也需要考虑.更为关键的问题是,第5行所记“廿五日”三字,为何人所书？作为府吏的张洛,能否签署这样的字眼？这恐怕已直接关涉到两件残片能否直接缀合的问题了.
据文书图版,两件残片书法相近,且第5行“廿五日”三字的接缝口处,似乎也存在前后吻合的痕迹,则二者的缀合,表面看上去,应该是无容质疑的了.但若仔细推敲,又感觉这一缀合存有若干疑问,因为我们没法对整件文书进行合理而贯通的解释,尤其是“府张洛”之后的“廿五日”三字签署,殊难理解.换言之,如果这一缀合成立,按文书处理程式,可知“廿五日”三字,实由“府张洛”签署.然张洛身份仅为区区一小府吏,恐怕还没有资格和权力签署这样的字眼.因为在目前所知的敦煌吐鲁番文书中,有关唐代官府文案的处理,只有长官、通判官、判官,才有资格和权力签署“某某日”这样的字眼.这方面的例证很多,兹举一例简要说明之.如吐鲁番阿斯塔那五○九号墓所出《唐开元二十一年（733）西州都督府案卷为勘给过所事》,系唐开元二十一年西州都督府户曹审批过所的文案,长达188行,内容相对完整,其中“某某日”的签署者,分别为户曹参军“元”、功曹参军“九思”、长史“齐晏”、别驾“崇”、都督“斛斯”,未有一例由“府”或“史”之类小吏签署者[ 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图文本）第四卷,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年,第281－296页.关于开元二十一年西州都督府长官、通判官、判官的考证,参见李方：《唐西州官吏编年考证》,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8－19、43－44、88、118－119页.].据此可以判断,“廿五日”三字,只能是文书所在官府判官或通判官、长官的签署,绝非“府”张洛所能为.又此三字后所记内容,乃有关“石函”、“”的牒文,并无其他官员的签署,可知签署者当为安西都护府某判官.明乎此,则两件残片能否直接缀合,就需要重新考虑了.
另外,两件残片分属什么性质的文书？二者在内容上是否存在一体性？恐怕也需要认真辨析.如果判断残片（一）是安西都护府下发交河县的正式“符”文,则其书写格式应与唐代“符文”格式相当,其后能否接续残片（二）这样的内容？如果不是“符文”,它又是什么性质的文书？其后部残缺内容应该为何？同样,残片（二）也面临类似的问题.总之,残片（一）与残片（二）能否直接缀合,关键在于二者的内容和性质是否存在一体性.
按“符”,乃唐代一种重要的下行文书,《唐六典》称“尚书省下于州,州下于县,县下于乡,皆曰符”[ 《唐六典》卷一《三师三公尚书都省》,第10－11页.].敦煌所出P.2819号《唐开元公式令》中,载有“符式”,兹录如下[ 《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西域文献》第18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363－364页.参见山本达郎、池田温、冈野诚合编Tunhuang and Turfan Documents concerning Social and Economic History, I Legal Texts (A) Introduction and Texts, Tokyo: The Toyo Bunko, 1980, pp.29－30. (B) Plates, 1978, p.57. 刘俊文：《敦煌吐鲁番唐代法制文书考释》,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223－224页.]：
1 符式
2 尚书省
为某事
3 某寺主者云云.案主姓名.符到奉行.
4
主事姓名
5 吏部郎中具官封名
上文总结：这是一篇适合不知如何写都护府和654－655和唐永徽方面的研究专业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关于研究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相关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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