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总体公共政策、社会主义和社会问题社会公平、公共经济学和新时期社会科学，本文是公共经济学方面有关专科开题报告范文与社会科学研究和公共经济学和公共政策类毕业论文范文.
陈社英1 蔡想2
1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北京100084,佩斯大学公共管理学系,美国纽约10038;2 德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经济政治及政策科学学院,美国德州75080
[摘 要]社会公平是当前一个主要社会经济议题,需要从中国总体公共政策(GPP)过去四十多年的变迁来理解,特别是“经济国家”这一历史时期.中国社会科学也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过程,与社会问题的大量产生与累积相关联.1978年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历史性转变,彻底实现了经济国家的使命并借助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进入21世纪后（尤其是近十年）向后经济国家进一步转变,正通过否定之否定解决目前所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尤其是社会不公及所造成的社会不稳定）.本文着重就公共经济学的历史地位及其在“后经济国家”发展阶段应起的作用展开讨论.政府职能与政策转型的关键,是要认识总体公共政策( GPP)、 “主义”和“问题”之间的关系,并明确采取用什么样的GPP和“主义”来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以达到社会真正和谐与公平.各经济学流派的影响、公共经济学的学科地位和人的发展经济学等新思路及其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间的关系也进一步加以考察,以明确社会科学研究新的时代责任,以及对社会工作和公共福利的指导作用.
2018年1月19日,民政部主管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和《社会与公益》杂志社与清华大学社会工作研究中心达成合作共识,清华社会工作研究中心暨海峡研究院将利用海峡两岸暨港澳和国际学术资源,鼎力支持中国社会工作联合会建设一流专业协会和高端智库,指导新时代中国社会工作实践和制度建设,并与《社会与公益》杂志共创“清华社会工作评论”栏目／专刊.
“清华社会工作评论”创刊号有两个选择：一是从社会工作本身重大问题开始扩展到社会治理社会建设,二是从社会重大问题发端来逼近社会工作的专业核心；双方最后同意采取后一方式.这是本文作为“清华社会工作评论”之首篇的一点直接缘由,亦以此思路诚邀社会工作与社会政策学者和资深实践研究者们（practitioner-researcher）在此学术平台分享优秀稿件.
本文作为导论,以总体公共政策、社会主义与社会问题为主题,聚焦社会公平、公共经济学的地位与作用和应用社会科学研究在新时期的责任与方向.
一、历史背景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战略决策的历史意义,首先在于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即拨乱反正,中国的总体公共政策（general public policy,或GPP）由此回归到“经济国家”的轨道,并通过改革开放实现了经济的高速发展（陈社英,2009）.但是,在社会急剧变化过程中,各种社会问题也大量涌现,其中社会公平是最核心和最热门的关注点.社会不公早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必须克服和解决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
社会不公是社会不同群体间的利益分配不合理、社会资源配置方式不合理所导致的,即不同的阶层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无法公平地分享改革开放、社会经济发展所带来的成果.社会不公包括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多领域中的公平问题（陈社英、蔡想,2017）.这些问题不仅影响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扩展,还会催生各种社会不稳定因素,甚至造成社会动乱及削弱党和政府的合法性.为此,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及创建“和谐社会”的主张,着力解决民生问题,促进社会公平实现,让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郑杭生,2007).一直到十九大召开,更进一步提出了谋求既充分又平衡的发展战略.
当年决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避免被“开除球籍”而不惜矫枉过正、不惜付出一切代价发展经济,是特定历史条件下正确抉择.至于改革开放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则是贯彻实行这一新总体公共政策( GPP)的方式、方法和手段,是打破僵化的生产关系、解放生产力的有效途径.而搁置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争,是去政治化意识形态化、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和“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的迫切需要.但是,由此导致“主义”上的混乱和西方思潮不加甄别的蜂拥而来,现实生活中“一切向钱看”和理论研究上一味追求经济效率／利益最大化,无可避免地把市场经济的各种矛盾和弊端近乎无限放大,其最主要的结果是社会的两极分化和社会不公的种种表现.在社会经济已发展到更高阶段的今天,这些需要通过理论上的反思或否定之否定来认真对待并加以妥善处理.
二、社会问题与经济学研究
西方经济学中将资源稀缺与需求满足作为基本问题对人类行为的研究,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指导.尤其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学说的引进及后来的广泛传播,在中国形成了极为深远的影响（陈社英、蔡想,2017）.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思想是“三化”：即自由化、市场化和私有化.具体表现为：市场统治,放松管制,主张“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将“自由企业”或私有企业从国家或政府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哪怕这将造成社会损失；削减公共开支,包括削减对教育、医疗等社会服务的投入,削减穷人的“安全网”,弱化福利功能,以及削减政府对各行业的维护,包括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行业；强调私有化,主张国有企业的唯一出路就是民营化改革（张维迎,2012）,确立个人责任及个体在经济乃至社会中的“中心地位”与“终极责任”,并抛弃“公共物品”或“共同体”的概念（黎映桃,2005）.
无可否认,以自由化、市场化、私有化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思想及自由市场模式曾在一定时期对中国改革开放作出了贡献,有助于打破旧的僵化体制、推动经济的发展并带来全球化的利益.但同时也带来了无处不在的不平等、贫富两极分化（陈社英、Powell, 2011）.新自由主义在中国的风靡,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相当大的影响.然而,只把关注点放在商品生产、流通、分配及消费,对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深层需要缺乏全面考虑,只讲生产力而忽略生产关系,则不仅在现实问题上失之偏颇,在理论上亦难免偏离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同是作为经济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相比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广泛传播和备受推崇,公共经济学研究以政府为主体的公共部门之社会经济行为与活动规律,包括对市场机制失灵( market failure)的补救,却一直受到冷落或完全被忽视.公共经济学所尝试的从经济学角度解释、分析和规范市场运作以及公共部门的行为规律,极易被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者视为“凯恩斯主义”的复辟,认为是站在其对立面来否定市场的资源配置作用,否定经济贸易的全球化、自由化,否定私有化运动的“错误的科学”.而公共经济学强调的社会公正和公平作为最终目标也为其所不屑.这种曲解和忽视,已在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成为“流行观点”的中国形成了极为严重的后果.在很长一段时期,国家政府承担的调节社会分配、协调区域发展、实现社会公平、防治环境污染等社会职能被轻视,在这种学说指导下膨胀起来的唯利是图,更使得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光鲜外表之下,各种社会问题凸显并有越演越烈之势,整个社会风气世俗化甚至市井化, “经济人”的假设使金钱多寡成为衡量成功的唯一或主要标准,并导致社会分配的严重不公,贫富差距急剧扩大（陈社英、蔡想,2017）.
随着改革进入到深水区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延伸发展,在坚持发展经济的同时,面对各种重大的社会问题,需要重新认识社会制度的合理性,国家和政府必须努力对经济状况进行调控,对收入调整并进行合理的再分配.迄今有些政策的制定受自由市场模式的影响,专注于片面的短期经济发展,曾被诟病为“为富人服务的政策”.而有学者认为,一个高质量的经济体系应是有效的市场加上有为的政府,两者缺一不可（林毅夫,2014）.为了改变现状,进一步的经济改革需要有系统思维,以“市场的归市场,社会的归社会,政府的归政府”为原则（郎咸平,2012）.要解决当前迫切社会问题,不能完全寄希望于放任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把一切问题解决,要进一步调整总体公共政策,以彻底解决“经济国家”时期所累积的社会问题及适应“后经济国家”的总体发展趋势,消除或减小贫富差距对社会公平所造成的负面影响（陈社英、Powell,2011；陈社英,2013）.同时要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正名”（胡钧,2017）,并吸收公共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从经济的角度来了解以政府为主体的公共组织的行为和活动规律,弥补市场失灵,实现社会资源向更合理、更公平的方向进行更有效的配置,力争在经济持续发展的同时,达到社会公平、机会均等,从而防止重大社会问题甚至社会动乱的发生,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目标.
三、公共经济学视角
在西方经济学体系里,经济主体分为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两大类；公共部门是指政府及其附属物、非政府的公共组织；私人部门是指企业和家庭（郭小聪,2004）.两者共同参与国民经济生活中,然其行为方式和目的却是大相径庭.企业和家庭（居民）作为私人部门的行为宗旨是收益最大化；公共部门一方面也要考虑成本和收益,另一方面又必须以全社会公正和公平为前提和目标.因此,公共部门是以其特有的方式和规律在社会经济中运行着.公共经济学( Public Economics)就是研究公共部门经济行为的科学,或者说是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解释、分析和规范公共部门的职能和作用的科学,因而通常又称为公共部门经济学( Public Sector Economics).由于传统公共部门的主题是政府,故有时也被称之为政府经济学.
公共经济学研究公共部门为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所从事的全部经济活动,分析这些活动的主要后果及其与社会目标的关系( Myles,2001).研究内容不仅包括公共资源的筹集、分配和管理,还包括公共资源的配置、使用和对公共产品的供给和管理.正如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所概括,公共经济学的研究主要是搞清公共部门从事哪些活动以及这些活动是如何组织的,尽可能理解和预测政府活动的全部结果,以及评估各种经济政策（Atkinson＆Stiglitz；2015；樊勇明、杜莉,2007）.
作为当代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新分支,公共经济学是传统财政学在现代经济学范式下的重大扩展.公共经济学针对市场机制中因信息不对称、垄断、外部效应、公共产品的特殊属性等原因而出现的市场失灵现象,试图分析政府如何弥补市场的失败与先天不足,论述公共部门存在的意义和行为,并回答政府及其它公共组织需要做什么及应该怎么做,从而实现社会资源最优化配置、分配的公平和社会财富的增加(孔晏、朱萍,2005).相对于财政学专注于政府收支来说,公共经济学更加着重于政府利用财政收支的作为对社会经济的影响,其要解决的任务就是指导政府干预经济,以实现效率、公平、稳定和安全等公共／社会福利目标.由此可见,把该领域的研究仍然限定于传统财政学的狭窄范围,甚至全然否定公共政策和国家干预的必要性,在学术上要么出于对公共经济学的无知,要么是故意视而不见.
四、公共经济学的学科地位
公共经济学在经济学中有其独特的地位和作用,可以说在整个经济学体系中有着深厚的渊源,又是蓬勃发展的新兴分支学科.从本质上来看,公共经济学依然是经济学这一“大厦”的组成部分,它的形成和发展与整个经济学体系其它学科的既有成果相互融合、交叉,受到经济学科不同分支的影响和渗透.同时,也积极吸收非经济学科的成果,丰富和完善自己的理论体系并进一步推进整个经济学发展.作为经济学的分支,以福利经济学和传统的财政学理论为基础,公共经济学从经济的角度来分析社会经济中公共部门这一既特殊又必不可少的非市场经济活动、行为及其影响.在思考成本和收益的同时,探讨如何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实现全社会公正公平的目标.公共经济学的研究不单对经济学而且对新时期整个社会科学的发展都有积极的意义.
关于公共经济学的学科地位,进一步考察其与传统的市场经济学、财政学、新兴的人的发展经济学以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将有助于加深认识.
(1)公共经济学与牟利,市场经济学
市场经济学是研究市场经济及其运行规律的科学,是对市场经济活动及其发展的理论总结,研究市场经济制度如何解决生产什么、如何生产、为谁生产和谁作决策这四个基本问题.市场机制是其核心内容.因此,市场经济学的基本任务包括：阐明市场配置资源的基本规律,阐明人们市场经济活动的方向与准则,阐明市场经济的运作及其过程,以及阐明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前景（王毅武,2009）.市场经济学由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构成其理论基础部分.
公共经济学着眼于公共部门的作用,针对市场失灵,研究政府及其它公共组织的经济行为规律和影响.公共经济学与市场经济学既有区别,也有紧密的联系.首先市场经济学中的经济单位就包含公共部门特别是政府,公共部门参与到社会经济生活中也必然要遵从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其中管理、消费与生产调节、收入分配均等化等政府政策也是市场经济学特别是微观经济学的研究基本内容.其次,公共经济学也分析公共部门在经济活动中是否以及如何实现资源的最优化配置,并以此作为其主要研究内容之一.再次,在宏观经济学中以整个国民经济为研究对象,强调非调节,对国民经济进行必要的干预以保证一个国家的资源能够得到充分利用.而进行干预和调节的理想主体,是一个代表着全民利益的集体,也就是国家或政府.因此,在现代经济学的体系中,市场经济学与公共经济学的作用是相辅相成的,缺一不可.这在现代资本主义国家是如此,在社会主义国家更应如此.
(2)公共经济学虽由财政学发展而来,但其理论和研究目标都已有别于公共财政学.
但在国内,公共经济学还基本局限在“财政学”领域之中.财政学作为经济学体系的一个分支,它主要关注的是政府为主体的财政收入和支出,以及政府通过财政收支对国民经济的总供给与需求的影响.公共经济学也研究以政府为主体的公共组织,其研究对象与财政学类似,以经济学的基本假设来分析国家的财政收支,更多侧重分析财政收支的有效性,如何以最小成本来实现总体国民经济的均衡,目的为了更有效率地实现国家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从而保证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发展,重点是国家经济行为中的效率的提高.但公共经济学特别关注政府为主体的公共组织的社会经济行为如何促进社会公平,实现“福利”的目标和“帕累托最优”.公共经济学研究以政府为主体的公共组织,以实现社会公平和社会经济资源合理配置为目的,为指导和检验社会经济政策促进社会公平提供深入分析的平台.但目前国内这一学科的设置结构,却“矮化”了公共经济学的学科地位,也贬低了公共经济学所强调的基本原理,即公平分配及社会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在理论阐述中,认为社会公平理论只是财政收支分析一个方面,是政府对国民经济的影响之一,是从属于公共财政效率的分析.因此,迫切需要重新树立公共经济学的学科地位,使其相对独立并高于狭义财政学,强调公共经济学中对社会公平理论的发展,以实现“和谐社会”,消除社会不公现象,这是当前形势下需要国内外学者共同努力的方向.
(3)公共经济学与人的发展经济学
传统的经济学研究主要集中在商品、生产、分配、消费、利润、资本、货币等内容,人的发展经济学研究则将经济分析方法应用于人的发展研究,是对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问题的研究(巫,2008;陈社英,2009).因此,人的发展经济学,是探讨在特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人的自由发展的内在规律,及其与经济社会发展相互关系的规律（常修泽,2008;程启智,2015）.人的发展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既定的生产力水平基础上,何种生产关系及其制度结构更有利于个人在生产活动过程中发展自身,并对个人在政治活动、社会活动和创造性活动中发展的影响,以及人的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互动关系.人的发展经济学包括三大研究主题：一是既定的社会经济条件与人的发展关系,等于是除了经济以外其它社会活动中人的发展与经济发展之关系,三是创造性活动过程中人的发展与经济发展之关系问题（程启智,201 5）.由于传统经济学研究的局限,其追求唯利是图的狭隘经济管理观念已受到严重束缚和广泛诟病,无法与社会和人的发展这种更高的目标挂钩.人的发展经济学则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以人的自由发展对经济影响的规律为中心,侧重研究人的自由发展的经济关系,阐明人的自由发展的经济活动过程,以及在这一运动过程中人的自由发展与经济活动、经济运行、经济行为、资源优化配置等的相互关系及其变化的客观规律（许崇正,2009）.
人的发展经济学认为财富增加、经济的发展只是手段,属于工具性范畴,这些都最终是为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服务的.其在论证人的自由发展内在规律的同时,也强调与经济行为和活动、资源优化配置的关系.而公共经济学研究的主要任务,则是通过国家和政府发挥作用,克服市场失灵,实现分配的公平,增加民众的福利.其目的就是利用经济方法的分析,通过公共部门的干预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促进社会全体成员的自由发展,保证经济发展的最大社会效益和可持续性.在这个意义上,公共经济学与人的发展经济学虽然在起源、方法、角度等方面各有不同,但在观点和结论上可以殊途同归,有着很大的共同性和互补性.
(4)公共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生产关系.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方法论基础,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资料生产、交换、分配及消费的客观规律；研究经济运行和经济发展,以及生产关系表现的人与物的关系；研究如何优化资源配置,以实现经济有序运行健康发展（杨长福,1981）.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生产关系的目的,旨在揭示生产关系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建立起符合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并根据生产力发展的要求,适时地对生产关系进行调整和改革,以更好地符合和推动生产力的发展.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对早期资本主义研究的最重要基本内容包括劳动的二重性和剩余价值理论.这些理论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研究仍然具有借鉴和指导意义（胡钧,2017）.数年前笔者曾经指出,光讲效率和生产力,而不讲公平和生产关系,不是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甚至比不上现达资本主义（陈社英,2009）.因此,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指导下,公共经济学对公共部门的具体分析能更深入、更准确地发掘出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能够更清楚地分析和规范政府社会经济活动和行为,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这对基本矛盾,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同时,公共经济学针对公共部门参与到国民经济的活动和行为,通过分析政府的经济政策与措施,旨在实现资源优化配置,增加社会福利,调整生产关系中的不合理成分,维护社会经济持续健康发展,从而进一步推动生产力的提升.这一目标是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不谋而合的.同时,公共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对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进一步发展也可以提供重要的补充,尤其是关于国家干预和公共部门经济活动的具体分析.面对重大的社会问题,传统经济学的思维难以胜任.就象的价值并不在于效率一样,社会公平的价值也不是唯效率论的经济学家们所能轻易接受的.但是,若不谈问题、回避主义、否定政策、放任两极分化,与当今共建共享的社会潮流和人民共同富裕的需求就是背道而驰.而公共经济学的研究,正是从经济的角度来回应“后经济国家”时代所要解决的问题,其研究对象（公共部门）经济活动的目标,就是在保证成本收益的前提下,去实现社会公平、稳定和安全.因此,公共经济学的发展将有助于突破改革开放头三十年形成但到现在已经过时的一些政策思路之束缚,全面彻底完成政府职能转型,以克服市场失灵及分配不均,更好地认识公共产品的供给和消费,解决以往经济国家时代极端经济化所形成的各种社会顽疾.这些对于重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构建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都有重要意义.
(5)公共经济学与公共福利及社会工作
广义的公共福利不仅包括具体政府部门提供的社会福利服务,而且还包括了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方面的内容.实际上,公共／社会福利首先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狭义的福利理论甚至仅仅指经济福利,因此公共／社会福利问题在国外是经济学的重要研究对象,并形成了福利经济学的重要学科分枝.广义的公共福利则不仅包括经济福利,而且还包括政治福利和文化福利.在广义福利理论看来,个人福利是由公共／社会福利决定的,只有当社会福利得到改进时,个人福利的改进才是合理的；也只有当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提高了的时候,个人福利才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善.而这就需要运用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以及其它相关学科对社会的经济福利、政治福利、文化福利等需求问题进行综合系统的研究.但毋庸置疑,经济学是其中最重要的基础之一.
作为当代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公共经济学既把传统福利经济学中对社会福利问题（福利国家公共政策的核心）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又是传统财政学在现代经济学范式下的重大扩展.另一方面,社会工作作为一门助人专业,不仅直接协助人们解决其个人、群体（尤其是家庭）、社区的问题,还要通过社会政策、行政管理、教育研究等方法,对社会的公共福利做出独特而重大的贡献,以实现社会真正和谐、平衡发展和公平正义.因此,公共经济学的理论指导,对于社会工作者和公共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至关重要.
五、总体公共政策、社会“主义”与社会“问题”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曾有著名的“问题与主义”之争（邱焕章、周富洪,1987）.自1990年始,“问题”与“主义”又逐渐成为当代中国一个引入注目的社会现象,其中根本的“问题”就是公正或公平(秦晖,2013).而且这一问题越演越烈,延续至今.
自1990年代逐步显现的围绕公正或公平问题展开的各种不同见解之间的争论,与发生在上世纪初的“问题与主义”（即要不要谈主义）之争似有不同.但是,尽管表面上从未放弃马克思主义作为党和政府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学术界所讨论的形形色色“主义”中却一度不再见其显著地位.可说是极度经济化之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这个“经济国家”历史时期曾被看作是“过时”观点而遭到忽视.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学说是分析资本主义内在固有矛盾,揭露资本主义通过剩余价值来压榨剥削劳动者,最终结论是推翻资本主义以建立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但这些观点,曾被解读为市场即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因而被看作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提法特别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核心思想不相容；况且其有关公有制的论述也与后者的“私有化运动”相对立.因此在新自由主义学派风行中国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曾被一些人视为计划经济的护航者,反对市场机制以及全球化,不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事业和经济发展而束之高阁.然而,如果中国将迎来一场可与一个世纪前发生的那场争论相媲美的“问题与主义”之争的话,要否重新大谈特谈的这个“主义”将仍然是马克思的学说,以及在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另一方面,建国以来近七十年的实践经验表明,国家建设、社会治理更直接的还要靠公共政策,包括法制建设.公共政策是用来预防和解决社会问题的.重大社会问题的持久存在甚至越演越烈,就反映了公共政策本身有问题.而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对公共政策有系统性的理解.在一个公共政策体系中,具体的部门政策( sectoral public policy)之间的权重决定了优先的目标与首选的手段,即总体公共政策(general public policy,或GPP)（陈社英,2008）,而这些政策所体现的社会规范和社会理想则决定其“主义”的性质.
社会不公成了中国社会一个似乎无解的难题,更需要从GPP和“主义”的高度来认识和理解.就总体公共政策这个宏观视角来说,分配不公作为一个社会问题在改革开放之前鲜有显现,尤其是在“政治挂帅”的那些年里.但“政治可以冲击一切”的极度政治化,却把国民经济弄到了近乎崩溃的边缘.1978年的历史性转变,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实际上是通过GPP去政治化“拨乱反正”,终于彻底实现了“经济国家”的功能与使命,并借助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成就.但长期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甚至出现唯生产力或唯GDP论的倾向,也会付出沉重的社会代价,带来了社会不公的问题.而进入21世纪之后（尤其是最近十多年）,通过否定之否定地去极度经济化,正在实现以经济建设为基础的社会经济综合平衡发展这样一个新GPP,完成向“后经济国家”进一步转变.十九大对社会主要矛盾的新界定,完美演绎了这一理论预测,表明解决当前面临的重大社会问题（尤其是社会不公,及所造成的潜在社会不稳定）,已成为新时期中国发展战略的重点.社会工作专业引领社会健康发展的新时代已经来临（陈社英,2018）.
六、结论与讨论
社会公平与公共经济学息息相关.公共经济学最基本的假设之一,就是市场本身非但无法保证社会公平,而且是造成社会不公的主要原因.要想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或无论换用哪一种说法）,必须加强社会公平与公共经济学的研究,这是当前中国社会科学界的重要责任.经过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近四十年对话语权的垄断,公共经济学的推动在国内可以说还是破天荒之举,既是发展公共福利的一个重要基石,也是经济学领域的一个重磅“炸弹”.
要全面认识和正确解决社会不公问题,需要对公共政策有系统的理解.国家总体公共政策已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入新的更高的发展阶段.经济仍然是不可取代的基础（因此不能照搬“福利国家”的政策模式）,但各项规划正向社会经济真正平衡发展方向转变（从而摆脱旧的“经济国家”政策模式）.在这样一个“后经济国家”新时代,需要突破以往经济国家和福利国家思路之局限.在经济实力大幅度增长同时社会问题倍受关注的新形势下,政府职能与政策的转型仍然是核心课题.其中的关键是要认识总体公共政策( GPP)、“主义”和“问题”之司的关系,明确在什么GPP之下用何种“主义”通过哪些部门政策来解决各种各样的“问题”,以达到真正社会和谐与社会公平.
就“主义”这个层面来看,无论国内学术界曾经引进和讨论过多少种类（尤其是西方的各种流派）,最根本的还是改革开放之初被搁置的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道路之争.从公共政策系统的观点来说,其实质是到底还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的理想和基本原则,包括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等等.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提法来看,这在理论上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但理论与实际的差距究竟有多大,也是众所周知的.时代的发展已把解决这一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十九大揭示的历史性新转折,将引起学术界新一轮的思想交锋.如果说过去由于文化大革命的极度政治化搞垮了经济也搞乱了思想,而改革开放之初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在意识形态上继续纠缠,那么现在要把社会主义（包括中国特色及其与经典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等等）真正搞明白也真正付诸实践,其时机应该是相当成熟了.抓住这一机会之窗,对重大社会问题作出前所未有、切切实实的回答,包括重新认识和处理社会经济不公平这一关键问题（陈社英,2013）,是社会科学研究与公共政策决策共同的历史责任.
该文评论：该文是关于社会科学研究和公共经济学和公共政策方面的相关大学硕士和公共经济学本科毕业论文以及相关公共经济学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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