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农村婚事礼俗非理性消费与其治理，本文是农村方面论文范文例文和礼俗和非理性和婚事有关论文范文例文.
摘 要：文章基于福建省农村固定观察点的实证调查,剖析了近年来农村婚事礼俗非理性消费日益严重的现状及危害,并提出了引导文明礼俗消费新风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农村婚事礼俗 非理性消费 干预思考
中图分类号：F3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18）08-156-02
婚庆嫁娶之礼俗,国人历来郑重其事.近几年来,随着农村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村婚事大操大办、铺张浪费、盲目攀比、甚至出现“天价彩礼”等现象时现报端,已成为社会各界热议的社会问题.据对福建省9个地市39个农村固定观察点的调查资料显示,婚事花费是近年来农村礼俗消费中增长最快的项目,已然成为农户家庭经济难以承受之重,日益严重的非理性礼俗消费更是催生“跟风”甚至盲目攀比之“环境压迫”,需要引起新时期农村工作尤其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高度重视.
一、农村婚事礼俗非理性消费现状与特点
1.农村婚事礼俗花费连年攀升,涨幅远超家庭收入增幅.调查显示,婚事花费均值从2014年的114760.00元增涨到2016年的150899.59元,增幅为31.49%.而同期的农户家庭年总收入均值从2014年的79194.08元增涨到2016年的91817.08元,增幅仅为15.94%.可见,近三年来农村婚事花费增幅约是农户家庭收入增幅的2倍.按现有礼俗消费水平,受访群众表示,一个村就约有1/3的农户家庭是“负债”操办婚事的.
2.农村婚事礼俗花费地区差异明显,且升降分化与地区经济发达程度“成反比”.调查显示,2016年龙岩、南平、宁德、莆田、厦门等5地区的婚事花费均值集中在20万元左右；相比较,花费最低的三明地区不足10万元,花费最高的漳州地区超过25万元；从近三年变化情况来看,增幅超过50%的地区有宁德（123.19%,增幅最大）、漳州（80%）、南平（57.32%）、泉州（52.25%）等,仅有厦门、莆田两个地区出现负增长,分别为-17.54%、-14.01%.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是：婚事消费水平下降的情况仅出现在沿海经济较发达地区.可见,经济越发达,婚事礼俗的“经济功能”越弱化；相反,访谈中发现,嫁女“待价而估”现象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更加普遍.
3.婚庆聘礼宴请等消费地区差异相对“固化”.总体上,彩礼钱呈下降趋势,嫁妆钱呈上涨趋势,而酒席水平和规模均呈上升趋势.调查显示,彩礼钱均值从2014年最高19万元（莆田）降到2015年最高15.2万元（莆田）,再降到2016年最高14.9万元（龙岩）.从近三年变化情况来看,仅有龙岩、厦门、南平3个地区的彩礼钱在攀升,涨幅分别为42.36%、21.72%、17%,而其他地区均呈下降趋势,尤以泉州地区为最,降幅为-50.83%.嫁妆钱均值超过5万元的地区2014年有3个、2015年有4个、2016年有5个（其中厦门连续三年超10万元“稳居”榜首）；从近三年变化情况来看,仅有厦门、泉州、南平3个地区的嫁妆钱略有下降,降幅分别为-24.79%、-16.41%、-2.17%,其他地区均呈上涨趋势,尤以龙岩地区为最,涨幅为225.17%.从酒席宴请情况来看,酒席钱均值厦门地区历来最高,从2014年的4.6万元涨至2015年的5.3万元再涨到2016年的6.2万元；从近三年变化情况来看,南平、泉州、龙岩、福州4个地区的酒席花费略有下降,降幅分别为-38.95%、-31.75%、-14.84%、-0.45%,其他地区均呈上涨趋势,尤以宁德地区为最,涨幅为206.83%.酒席规模均值略有波动,从2014年最多40桌（莆田）升至2015年最多（漳州）再回落到2016年最多42桌（莆田）；从近三年变化情况来看,福州、南平、龙岩、泉州4个地区的酒席规模略有缩减,降幅分别为-38.89%、-26.4%、-7.45%、-1.12%,其他地区均呈扩增趋势,尤以厦门地区为最,涨幅为30.32%.
4.婚事随礼额度波动和地区差异较小,总体上处于可接受水平.调查显示,农村婚事随礼年均5~7次,单次额度集中在300~400元,超过400元的地区有：厦门（1000元左右,最高）、福州、南平、宁德等4个地区.需要指出的是,婚事随礼占农户家庭总支出的比重均略有提升（详见表1）,而且其支出规律性（随礼支出规律性是指某项随礼是每年有固定次数必须支出的项目）和标准化程度（随礼标准化程度是指某项随礼有固定支出标准额度）均极低（详见表2）.总体来看,目前农村婚事随礼额度波动和地区差异较小,其消费水平也较合理,是农户家庭可承受的.
二、农村婚事礼俗非理性消费的危害与挑战
1.婚事礼俗消费占家庭支出比重总体不断攀升.其基本花费已经是单位家庭年总支出的2倍（详见表3）,若加上“买新房”或者“装婚房”等间接花费,往往是婚庆喜送客,回头就得勒紧裤腰忙着还上好几年的“婚债”.显然,婚事礼俗的非理性消费（攀升）已然超出了农户家庭经济正常周转的承受范围,极大地影响到农业生产追加投入和日常生活水平提高等.
2.农村婚丧礼俗消费的地区差异尤其是同一地区内部的不平衡性,极易对农户家庭形成“环境压迫”,催生“跟风”甚至盲目攀比之风.调查显示,受访者普遍认为现在“攀比很严重”,尤其是“结婚双方（都）要面子”、“讲究（酒席）档次”等,“很多家庭都要借钱来操办,这样很不好”；普遍支持成立“红（下转第158页）（上接第156页）白理事会”等类似群众性组织和通过乡规民约来规范婚事等礼俗消费（不支持的仅有8.5%、4.7%）.可见,当前农民群众对于婚事礼俗消费的非理性有着明确认知,也有着强烈的改变意愿.然而囿于“传统”、“面子”和“从众”心理等压力,真正勇于拒绝不合理礼俗消费的比例仅为21%.“环境压迫”的一种典型现象就是,“如果（嫁女儿）聘金低了,人们在背后都会议论——是不是这户人家的女儿有问题,要不然怎么会这么不‘值钱’？”
3.当前农村婚事礼俗操办仪式、规模、档次、标准等主要是“看传统”、“随大流”,组织化程度极低.调查显示,只有10.3%的村有成立“红白理事会”,人们婚事礼俗消费所遵循的主要还是“从众”原则.这显然不利于农村婚事礼俗文明消费的倡导,也对新时期农村移风易俗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战.
三、农村婚事礼俗非理性消费的治理对策
婚庆嫁娶之礼俗有其历史渊源和合理性,现代农村婚事礼俗花费增大也有其必然性,即与农村社会经济发展起来了、农民富起来了、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日益强烈等息息相关.但是大操大办、铺张浪费、嫁女“待价而估”以及“天价彩礼”等非理性消费,肯定是一种陋习,不但给农户家庭背上沉重“礼俗债务”,影响正常的生产生活,而且助长了炫富、攀比、奢靡等不良风气,破坏社会和谐,甚至扭曲人性.对此,各级政府应引起高度重视,要结合当前精神文明建设的重点,充分发动乡村集体力量积极介入,综合治理农村婚事礼俗非理性消费.具体建议如下：
1.依据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综合考虑礼俗消费传统、现实合理性和广大村民的普遍意愿,制定出台农村文明礼俗消费指导意见（或标准）.引导人们正确认识礼俗消费的精神内涵,摒弃盲目的过度的物质追求；指导农村居民将礼俗活动办得隆重体面又不铺张浪费,鼓励农村居民从自己做起,自己给自己减轻负担,从而有效克服当前农户家庭变革非理性礼俗消费内生力量薄弱问题.
2.文明礼俗消费新风的引领,领导干部以身作则是关键.要建立健全党员干部举办婚庆等礼俗活动的承诺报备制度,并将其纳入述职、生活会内容等；尤其要加大对违规或者借婚庆大操大办敛财收礼的党员干部的惩罚力度,狠刹不良人情风、奢靡风,在群众中形成好的风气导向,营造一种良好的厉行节约、文明人情往来、风清气正的环境氛围.
3.广泛动员社会各方力量,激发乡村文明礼俗消费的内生力量,充分发挥“精英领袖”、宗族长辈等在乡村世俗生活中特殊的“德高望重”影响力,充分发挥“红白理事会”等群众性组织在革新礼俗、和谐民风方面的巨大作用,充分发挥共青团、妇联等组织优势,倡导乡亲们节俭办善事,文明婚庆,理性消费,克服个体革新“畏难情绪”等压力问题.
4.通过宣传栏、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体和网络、移动端等新媒体,发布公益广告、假日人情礼俗文明消费提醒,还可以借力“文化下乡”活动,创新文艺节目内容和形式等,加大宣传引导,让文明礼俗消费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形成浓厚的社会舆论氛围,从而有效遏制炫富、盲目攀比、奢靡之风的蔓延.
5.强化政府在新时期乡村振兴尤其在乡村文化建设中的职责.应该说,当前农村婚事礼俗非理性消费现象的蔓延,与不正确的思想观念和心理因素作崇关系密切.而深层次的文化基因校正或者说一种“新文化”的培育,并非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政府的担当和积极作为.建议及早启动“乡村文化再造工程”并将其纳入到美丽乡村建设、文明村镇评选指标体系、基层干部考核指标体系,为扎实推进新时期农村移风易俗及综合治理非理性礼俗消费,提供强有力的组织保障和文化支持.
[基金项目：本文是福建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项目“美丽乡村建设中的中华人文精神弘扬与发展：基于农村婚事礼俗典型个案研究”（批准号：FJ2017B032）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参考文献：
[1] 李贵文,郝俊生.对贫困地区城乡居民传统礼俗消费现状的调查与思考.经济师,2010（2）
（作者单位：福建农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福建福州 350002）
（责编：若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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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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