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社会比较视角下的幸福感：进展和展望，本文是幸福感方面有关毕业论文怎么写跟展望和幸福感和幸福感研究相关硕士论文范文.
摘 要：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提升居民的幸福感愈益成为重要的政策目标,在此背景下,特别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探究幸福感背后的决定因素和内在机制成为包括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等在内的许多学科的重要议题.个人作为嵌入生活的社会之中的个体,会不自觉地进行各种横向和纵向的比较.不均等社会体验会直接影响居民的幸福感,所以社会比较是幸福感研究最为重要的视角.本文从社会比较理论的演进、社会比较过程中比较对象和比较内容的选择、社会比较影响幸福感的实证研究三个方面对相关研究进行评述.基于对主要文献的梳理和分析,最后对未来的研究方向和重点进行展望,为相关研究提供启发和参考.
关键词：社会比较；参照收入；相对剥夺；幸福感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168(2017)05-0063-10
人们的幸福感与人口流动、群体事件、社会秩序和社会稳定紧密相关,本身也是重要的民生指标.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提升居民的幸福感成为许多国家的政策取向.我国也不例外,保障基本民生,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已被明确写入“十三五”规划纲要.在此背景下,特别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探究幸福感背后的决定因素和内在机制成为包括经济学、社会学、教育学等在内的许多学科的重要议题.幸福感没有统一的界定,传统上一般通过收入、社会、环境等客观数据进行测定.但是,此种衡量指标有其自身的瑕疵,对于生活在社会中的个体,通过基数测度的间接评估并不能涵盖影响其幸福感的方方面面.所以,现在普遍的观点认为,幸福感的概念是多维度的,应该包括人类生活的各方面.对幸福感的定义,也应该通过不同的办法,突破以往单一的数据指标,使用更全面的方式进行界定.那么,什么影响幸福感呢？虽然大多数人会有自己的幸福标准,但是总得看来,人们对幸福感的描述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一些跨国的调查显示,大多数人将幸福感与日常生活相联系,物质条件是重要的影响因素,此外,家庭和工作以及不同的社会体验也是一个决定因素.国民的幸福实质上是居民个体幸福的汇总,站在个体的立场,个人又是嵌入生活的社会之中,会不自觉地进行各种横向和纵向的比较.不均等的社会体验会直接影响居民的幸福感,自然而然地,社本文着重从社会比较理论的演进、社会比较中比较对象、比较内容的设定,以及社会比较影响幸福感的实证研究对已有研究进行细致梳理,结合研究的新进展分析未来的研究方向和重点.
一、社会比较理论的演进
社会比较(Social Comparison)的概念可以追溯到费斯廷格(Festinger),他将社会比较看作一种人际比较的社会心理现象,认为个体在进行能力比较时,往往存在一种上行的推动力,促使个体向更好、更高层次的方向发展,提升个体的价值以及促进社会的发展.同时,在社会比较过程中,个体能力的比较存在“非社会抑制”(Nonsocial Restraints),即比较个体只能部分地改变自己的能力.不同于上述经典社会比较理论涉及的观点和能力维度,沙克特( Schachter)对社会比较理论作了进一步拓展,将情绪方面的内容纳入社会比较的领域,他认为当个体无法判断自己的情绪状况时,就有可能通过社会比较来对自身的情绪状态进行评价.
按照比较的方向,社会比较通常可以分为平行比较、上行比较和下行比较.其中,平行比较基于相似性假说(Similarity Hypothesis),认为当个体想对自身的观点+能力进行评价时,由于没有可以直接用来衡量的渠道,往往会通过寻找其他与自己能力、观点相近似的人进行比较,从而为个人进行自我评价提供一个较为客观的标准.戈索尔斯和达利(Goethals and Darley)提出的相关属性假说(Related Attribute Hypothesis)则认为个体进行自我评价时是通过一系列相关的属性来与他人进行比较的,譬如通过与相同性别或者具有相似的经历的人进行比较,比较个体可以获得更加清晰的个人描述以及受到更为深远的影响.在相关属性假说的基础上,惠勒和马丁( Wheeler and Martin)的概念提出了“代表性比较模型”(Proxy ComparisonModel),他们认为个体进行社会比较的目的之一是预判未来活动的结果,因为通过与具有相关属性的人进行比较,个体会做出相对客观、正确的判断,以减少误判带来的损失.但是,这一模型要求具有相关属性的人的努力必须已经达到最大化.上行比较(Upward Social Comparison)的概念来自惠勒(Wheeler)等的研究,他们认为个体与比自己优秀的人进行比较,可以修正自身的缺点,通过缩小与优秀阶层的差距,实现自我的提升和进步.柯林斯( Collins)认为,上行比较会产生两种不同的结果.如果比较个体与优秀阶层的差距较大,且通过努力也无法消除这种差距,那么比较个体就会产生一种自卑感,评价的效果就呈现出消极性；如果比较个体预期自己在未来可以达到与优秀阶层相似的水平,那么比较个体就会产生一种价值感,评价的效果就呈现出积极性.这种讨论已经不仅涉及比较的目的,还开始分析社会比较的结果.与上行比较不同,哈克米勒( Hakmiller)认为比较个体为了维护自身的尊严,更愿意与境况不如自己的人进行比较,这就是下行比较(Dowdward SocialComparison)理论的基本观点.威尔斯( Wills)对此理论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说明,当比较个体身处逆境时,个体的心理承受能力就会降低,如果以境况差的人为参照进行比较,那么从主观上逆境中个体的自尊心就会得到维护,幸福感也会得到提升.除平行比较、上行比较、下行比较外,戈索尔斯等(Goethals et al.)提出了建构性社会比较(Constructive Social Comparison)理论,认为比较个体可能并不是以实际存在的其他个体为参照进行比较,而是构想出一个虚拟的其他个体及其行为进行比较.
费斯廷格的研究关注横向比较,这一思路得到较多沿袭.阿尔伯特(Albert)则建立了个人自我比较理论,指不同时期自我的纵向比较.由于不同时期的个人也具有差异和变化,也可以被纳入广义上的社会比较理论体系中.而无论是人际比较还是自我比较,均是站在个体的立场,塔杰费尔( Tajfel)进行了拓展,他认为人们还可能基于自己所属的组织、团队与其他组织、团体进行比较,这种比较有助于形成自我概念和社会同一性‘川.
自费斯廷格社会比较理论提出,这一理论主要在心理学中得到广泛研究,并且重点关注比较动机对比较行为的影响.比如,特斯(Tesser)建立自我评价维护模型(SEM模型),认为比较个体通过对比过程和反射过程进行自我评价,并且倾向于得到积极的自我评价.威尔斯( Wills)的下行比较理论认为比较个体倾向于与比自己境况糟糕的人比较,从而维护自尊和提升主观幸福感,进而达到自我满足的目的.对于与谁进行比较,主要的研究认为当预判到社会比较的结果不令人满意的时候,比较个体可能会避免进行这种比较,或者通过改变比较的内容、降低比较对象的选择标准、强调他人特殊才能而使自己获得积极的评价‘ls,.由于产生的影响十分广泛,涉及自我认知、情绪情感、社会行为,成为各学科共同的研究议题,比如管理学特别关注薪酬比较对工作绩效的影响,进而将其应用到企业的薪酬管理制度中,心理学关注社会比较对自我认知、情绪健康的影响,而社会学、经济学、教育学等基于社会比较在幸福感的影响因素和内在机制上进行了积极的推进.
二、社会比较中比较对象和
比较内容的选择
关于社会比较,首要面临的两个问题是“与谁比”和“比什么”的问题,即比较对象和比较内容的选择问题.这两个问题是实证研究中无法回避的.
（一）关于比较对象的选择
从对象上讲,人们会与自己进行比较,也会与周围的人进行比较.就个人纵向的比较看,可能以不同时期的自己作为参照,和奥斯瓦尔德(Clark and Oswald)的研究表明自己一个月前的工作收入同目前工作满意度强负相关,.
较多的文献关注人际横向的比较.这种横向比较的对象已经十分广泛,对象所属的范围从小到大,逐步扩展.奥尼尔和莫内(O´Neil andMone)认为比较对象需要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和信息可得性‘”,,通常情况下,人们是以他人为参照的,包括同事、兄弟姐妹、居住在同一社会相同区域的成员、居住在同一国家的所有其他居民.伊斯特林( Easterlin)认为穷国的人们也像富国的人们一样开心,这是因为人们仅与同国其他人进行比较而不是其他国家.其实,这些比较对象都与个体存在某种相似性,更多的文献选择多个变量,然后根据变量值相等或（且）接近来确定比较的对象（通常是一个群体）,比如性别相同、年龄相仿、受教育程度接近、居住在同一区域等,但具体选择哪些特征,有或多或少的差异.
其实,人们究竟会与谁比较,应该有理论作为基础,但这方面的研究还很少.肖尔( Schor)认为起作用的社会比较依赖于个体关于比较对象的信息量和社会化过程；加特雷(Gartrell)也指出,社会比较对象的选择过程嵌入人们的社会网络,人们之间的社会互动越强,越频繁,越复杂,就越可能相互比较.由于研究尚不深入,对确定比较对象也很难有直接的支持.问题还在于,人们在社会网络中信息量的获取和社会化过程存在人际差异,比较对象的选择同样存在人际差异,甚至受访者自身都讲不清楚.欧洲社会调查在2007年进行的第三轮调查支持这一点：调查中受访者被询问“你最可能与谁进行收入比较？”结果显示,把“同事”“家人”“朋友”和“其他人群”选为收入比较对象的分别占36. 3%、5.8%、14. 9%和7.l%,剩余的35. 9%没有收入比较人群.个人与哪些个体或群体进行比较,与多种因素相关,包括自己的经济地位、主观上的收入差距归因和收入流动机会等.在不清楚个体具体比较对象的情况下,直接以所处区域、年龄、受教育程度等特征为每个受访者统一界定比较对象就显得有些武断.即便是选定了个体特征,像年龄、受教育程度这样的特征,如何根据取值进行划分归类,也有一定的随意性,弱化了不同研究之间的可比性.
另外,人们在进行比较时,比较对象同样可能是内生的,是主观选择的产物.换言之,当个体与某些对象比较时,如果发现处于不利的地位,可能会做出适当的调整.福尔克和内勒(Falk and Knell)[2s,、拉伯伦( Rablen)、和塞尼克( Clark and Senik)、梅拉斯等(Mayraz et al. )讨论了比较对象的内生性问题.如果比较对象有比较强的内生性,也就会有较大的个体差异性,这时由研究者为每个人按照同样的标准设定比较对象就是值得商榷的.
（二）关于比较内容的设定
关于幸福感的讨论,与经济学的效用函数相关联.在新古典经济学的效用函数中,消费带来效用.但在实证分析中,绝大多数研究关注的比较内容是收入.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收入通常与消费相关性很高,二是调查时收入的数据更易获得.
在涉及个人自我比较时,可以是自己过往的收入水平,但不限于此,还可能是个人期望的收入、预期的收入、需要的收入.赫罗潘扎诺和格林伯格(Cropanzano and Greenberg)将公司承诺给员工的薪资待遇作为比较内容‘剃.
当进行人际横向比较时,通常有两种处理方法.第一种是根据个体的比较对象来界定,由于比较对象通常是一个群体,实证分析中多是取群体收入水平的平均数（或中位数）.这是一种简便易行的操作,但平均数只能反映分布的单一特征,并不能透露比较对象群体内个体的收入分布状况.可以推测,当人们进行社会比较时,并不只是简单地关注所对比群体的平均水平.即便平均收入是相等的,也可能一个比较群体内的多数个体收入高于自己,而另一个比较群体内的多数个体收入低于自己,个体收入相对于比较群体的收入,位置排序会有明显差异.博伊斯等人(Boyce et a1．)发现,对个人的总体生活满意度影响更重要的是自身收入的排序,他们将这一变量引入模型后,参照收入的影响变得不显著了.迪顿(Deaton)的研究表明,群体中收入更高的那部分人的数量和高于这部分群体收入的平均值与其本人之间的差距会对其幸福感产生影响,这也相当于考察了个体在收入序列中的排序.当然,通常情况下,收入水平与收入排序有比较高的正相关性,所以究竟是比较对象的平均收入重要还是自身收入的位置排序更重要,还需要进一步的研究.第二种是根据一系列影响收入的变量（如受教育程度、性别、工作经验等）估计一个收入方程,然后将每个样本在各变量上的取值代入求出估计值,并将其作为参照收入.这种方法的本意是,根据个体能力等特质能够在市场上获得的收入,有“应得”的含义在里面.但这种方法也被一些学者质疑,因为很难相信个人可以像模型那样精确地“预测”自己在市场上应得的收入.另外,这种方法在进行经验估计时也面临需要处理的难题.因为像年龄、性别等因素既会影响个人收入,同时又会影响自己的幸福感,在估计收入方程时已被纳入,在第二阶段对幸福感作为因变量的模型进行回归时,这些因素如果不被纳入,就存在变量遗漏问题,但如果纳入,因为其在第一阶段已经被纳入,又可能存在共线性问题.在实证分析中,阿德里安·德拉·加尔萨等(Adrian G．De la Garza et a1．)引入了多类参照收入,上述两种参照收入的计算方法他们都有尝试,并且在根据个体特征确定比较对象时,依据的特征逐步增加,先是依照性别和年龄,然后再加上教育程度,最后又继续加上是否是管理者这一属性.
关于比较内容的选择,目前的研究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还有待推进.首先,目前人们更多地关注收入的比较,这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收入是较容易观察的比较内容,并且收入与社会经济地位、财富、消费等相关性比较大.但幸福感等主观感受是综合性的心理体验,人们在社会中进行比较时,并不会只进行物质方面的比较,同样可能会对权力、荣誉、声望等非物质方面的内容进行比较,而这些方面有时又与收入并不高度相关,且在个体之间的分布并不随机,如果在实证分析中这些变量的影响不能被控制,就会“污染”收入比较带来的影响,甚至可能带来严重的估计偏误.其次,通常人们的收入与人们的努力和付出是强正相关的,受市场经济观念的洗礼,人们也越来越能够接受“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的分配原则.亚当斯( Adams)就曾指出,人们实质上是对所得与付出之比是否公平进行比较.如果收入不平等的产生主要是自身能力、努力程度的差异所致,显然就比非法经营、贪污腐败等不公因素带来的收入不平等更容易被接受.所以,只是将比较的收入引入计量模型,而未把收入不平等背后“质”的因素纳入,可能就会夸大比较对象的高收入对自身带来的负效应.有研究就发现,并非收入低的群体就认为分配是不公平的,就对不平等持更严厉的批判态度‘ss,.最后,在社会比较的过程中,个体所比较的内容本质上是自身对比较内容的主观认知,这种主观认知不会与客观数据严格相符,甚至有系统性偏差,比如低收入者可能倾向于高估高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倾向于认为高收入者收入的不公性更强.因此,对于个体主观认知的比较内容与客观情况之间的关系,也需要进一步探究.
三、社会比较影响幸福感的实证研究
一些文献研究了自身纵向比较的影响,主要发现是,过往的高收入以及未来高的收入期望会降低自身的幸福感,另外需要的收入越高,也会对自身的幸福感产生负面影响.
多数研究利用微观调查数据研究个体与参照群体进行收入比较所带来的影响,普遍的做法是直接将参照收入作为一个自变量.从实证结果上看,许多研究发现参照收入对自身幸福感有负向影响.卡普利和舍雷尔(Cappelli andScherer)发现外面市场工资对工资满意度的影响显著为负.等(Clark et al.)研究了家庭内部的收入比较效应,工作满意度与配偶或家庭的平均小时工资率负相关.此外,这种效应是非对称的,即追赶参照群体的工资率带来的效用大于超过参照群体工资率带来的效应.和奥斯瓦尔德(Clark and Oswald)发现个人收入和参照收入有相同的系数但符号相反,参照收入有一个负的系数‘卵,.发现参照群体的平均收入对全职工人的生活满意度有一个负的影响,失业者满意度随着参照群体的失业率上升而提高.菲茨罗伊等(FitzRoy et al.)证实参照收入有明显的负效用.麦克布莱德(McBride)研究了一个人的满意度如何依赖于他年龄相仿个体的收入和他父母在和他相同年龄时的生活条件.结果显示,在控制自身收入情况下,他的满意度随上述两个变量的增大而下降.个体收入越高相对收入效应就越强,而同时自己收入对低收入群体的影响就越大.布兰奇福劳和奥斯瓦尔德(Blanchflower and Oswald)通过建立有序Probit模型,发现了个人所在国家的平均收入有一个负的系数.范·德·施塔特等(Van de Stadt et a1．)用荷兰的面板数据得出结论,收入满意度至少部分是相对的.迪·特利亚等(Di Tella et al.)采用有序概率模型进行回归,发现相对收入(个人收入除了平均GDP)和人均GDP的系数显著为正,大约是o．5.
但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参照收入效应显著以及影响的符号并不总是一致的,会依地区、年龄、风险偏好等的不同而表现出差异.塞尼克(Senik)对俄罗斯的研究就发现,参照收入同样对个人满意度有正向影响.费雷尔．I．卡博和弗里吉特斯(Ferrer-I-Carbonnell and Frijters)发现个人的满意度随着其参照群体的收入而下降[.这种效应在西德显著,但在东德不稳健.在西德,该效应是非对称的：仅仅对那些收入低于参照群体的人,参照收入的系数才显著为负,这支持了杜森贝里的只有向上比较才重要的直觉.菲茨罗伊等(FitzRoy et a1．)发现,在西德,按年龄切分,小于45岁的样本,参照收入的影响为正,但大于45岁的样本,参照收入的影响为负.在东德,参照收入效应在任何情况下均不显著.根据英国家庭的面板数据,全样本考虑有标准结果（参照收入有负向影响）,但两个年龄群体中参照收入均不显著.等的研究发现：在平均工资更高的公司,其员工对工作的满意度更高,平均工资更高预示着个人更有前景.该结论与和奥斯瓦尔德用英国受雇佣者数据得出的结论相反.罗楚亮的研究发现,在城镇无失业成员的住户中,主观幸福感首先随着相对收入的增加而上升,之后随相对收入的增加而下降；在有失业成员的城镇住户中,相对收入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则基本上表现为线性递增.但在农村居民中,相对收入效应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方式是完全不同的.当相对收入水平较低时,主观幸福感随着相对收入的增加而降低；但当相对收入水平较高时,主观幸福感随着相对收入的增加而增强.
面对参照收入对主观感受或正或负,或显著或不显著这一“混乱”的结果,应该如何解释呢？学者们一般用相对剥夺效应来解释参照收入的负向影响,但赫希曼和罗思柴尔德( Hirschmanand Rothsechild)指出,参照收入对居民幸福感有两种影响渠道：一是比较渠道( ComparisonChannel).人们普遍具有攀比和嫉妒心理,当看到周围的人收入高时,自己的相对地位下降,感觉受到相对剥夺.通过该渠道,参照收入对幸福感产生直接的负向影响.二是认知渠道(Cognitive Channel).比较群体的收入是个体形成自身未来收入预期的有用信息源.在这种影响机制下,如果参照群体收入提高,个体会对自己未来的收入有好的预期,从而提高自身幸福感,反之则降低自身幸福感.按照这一逻辑分析,两种渠道的影响方向是相反的,最终的结果取决于哪一种机制占主导地位.特别要强调的是,上述双重机制是在经济不平等和经济快速增长的情况下产生的.这是因为,在经济不平等和经济快速增长之时,收入快速流动,比较对象的收入才可能成为自己未来收入的信号显示.塞尼克(Senik)等的一系列研究援引该理论解释参照收入对幸福感的不同影响.他利用俄罗斯数据,采用和奥斯瓦尔德的方法,以具有相同生产性特征（包括经验、文凭、专业、地区等）的人的代表性收入作为参照收入,回归结果表明,参照收入对个人满意度有正的影响,且参照收入的正效应与个人收入增长无关,也不依赖于个人收入与参照收入朝着相同方向移动rl‘’.用赫希曼和罗思柴尔德(Hirschman and Rothsechild)的双重渠道理论可以提供合理的解释,因为实证结果发现,那些职业和生活前景(Material Future)越不确定的人,参照收入的正效应就越强.对年轻人(40岁以下)以及偏爱有风险的工作胜过安稳的工作的人来说,参照收入的正向影响也更强,因为他们未来的职业生涯更久,更愿意接受通过转换工作来谋求高收入.然而,即便在一个更稳定的环境中,参照收入也可以对某类人扮演信息的角色.列维·嘉伯和蒙特玛凯特(Levy-Garboua and Montmarquette)的研究发现过往工资差距对工作满意度有正效应并且随工作经验递减,过去的工资差距比目前工资差距的影响更强.可能的解释是,比较的工资是一种未来收入的信号,同时也融入了过去的期望,而之所以随工作经验递减,可能是有工作经验了就不再需要通过别人的工资来判断自己未来的收入.塞尼克发现美国相对收入对幸福感有较强正效应,并将其归因于社会和收入的高流动性,正是这种高流动性使得参照收入的收入预期效应比相对剥夺效应会更强.
与直接将参照收入作为自变量处理不同,另外有两类研究,一类重点关注自身收入在比较群体中的收入排序,另一类直接关注区域或社会的不平等状况.不同于直接与比较对象比较收入,上述第一类研究实质上是关注基于收入的位置排序,所以本质上是拓展了比较内容的范围,关注比较群体的收入分布情况.科尼奥和格鲁纳(Corneo and GrUner)的研究发现相对地位比相对收入更重要.他发现个人对重新分配的需求取决于能够改变以声望形式存在的相对位置.在这些研究者看来,社会经济地位正向影响幸福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更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人更倾向于向下的社会比较,从而获得更多的幸福感.阿盖尔(Argyle)的解释是,更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人往往容易得到更多的尊敬,从而会强化他们的自尊意识.也有学者认为,那些具有更高社会经济地位的人通常也从事更有趣和更有挑战的工作,这可能带来更高的工作满意度.这类研究的结论意味着,收入和效用不是直接相联系的,因为收入的增加不一定会提升等级地位,因此也不一定增进幸福,所以增加一个人的收入仅当等级位置也提高时效用才增进.从政策启示上讲,如果对低收入者进行收入补贴但他们仍处于社会的底层,对提升他们的幸福感意义也就不大.
直接关注收入不平等对幸福感的文献实质上关注某一区域、社会内居民的收入分布状况.莫拉维茨( Morawetz)提供的证据表明,收入不平等的社会比收入平等的社会更幸福.收入不平等的负向影响通常用不均等厌恶来解释,而不均等厌恶在行为经济学中已经获得了实验的支持.进一步的研究发现,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并非是线性的.王鹏使用2006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进行研究,发现收入差距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呈倒U形,临界点在基尼系数为o．4的水平.这意味着,人们并不是厌恶任何程度上的收入不平等,只是收入不平等的程度不能过高.收入不平等的效应还与社会流动性相关,塞尼克指出,当不平等被认为是源于个人努力、业绩而不是家族遗产时,不平等更可接受.美国人相对欧洲人更能接受不平等,更不支持收入的重新分配,主要是因为美国人相信社会潜在的高流动性.这一研究与社会比较相关,丰富了幸福感的决定因素.不过,收入不平等与社会比较理论之间的内在关联还缺乏丰富的论证.
四、未来的研究方向和重点
首先,关于社会比较理论的拓展.更完善的社会比较理论至少包含两个方面：一是关于社会比较的比较对象、比较内容、比较方向、比较权重、比较频率等内容；二是社会比较影响主观感受的内在机制.目前在前一个方面,比较对象和比较内容已经有了较多的研究,但仍待深入；而关于比较方向、比较权重、比较频率等内容,文献讨论得还比较少,也较少被引入实证研究中.在后一个方面,多数研究都是在相对剥夺的机制下进行解释的,塞尼克的一系列研究引入了更丰富的机制,与收入流动性的研究建立关联,将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收入差距的形成原因多样且复杂,进而也决定了参照收入对主观感受的影响机制同样是多样且复杂的,且对于自身与比较对象的收入差距,人们有不同的归因模式,有不同的性格特质,这可能在参照收入影响自身幸福感中扮演调节变量的角色,这些都需要在理论上进行进一步的拓展.
其次,关于比较对象和比较内容的深入探究.显然,如果并不十分清楚个体进行社会比较时确切的比较对象与内容,武断地进行人为设定,就会有很大的随意性,结果也就很难让人信服,并可能诱发实证研究中的“拷打数据”问题.为解决这一问题,夯实实证研究的基础,以下是可以尝试的几种思路.第一,更多地借鉴心理学关于这一问题的相关研究,通过实验室实验、田野实验等方法进行深入探究.第二,在调查中直接询问被访者比较对象、比较内容、比较方向、比较频率、比较权重等内容,并与实验法等得出的结论相互验证.目前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主持的中国家庭收入调查在调查问卷中已经开始引入这一类问题.第三,经验观察与逻辑推理相结合.目前比较对象的设定并非毫无基础,同样也是综合了经验观察、实验发现、调查询问等的发现,但在实证研究中,可以与逻辑推理进一步结合,相互印证.如参照群体的收入同时具有收入预期效应和相对剥夺效应,最终的影响取决于两种力量的对比.由于年龄越大的群体,转换工作的成本更高,学习新技能的难度更大,通过转换工作获得高收入的可能性更低,可以进一步推理,如果比较对象和比较内容的选择是恰当的,年龄越大的群体,参照收入的相对剥夺效应越会压倒收入预期效应.
再次,解决实证研究中的数据和计量问题.在幸福感影响因素探究中,应用微观数据进行计量分析,便于在控制一系列影响因素的前提下重点考察特定变量的“净效应”,但目前受限于指标、数据等问题,仍然有大量的工作要做,这比较突出地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目前研究中关于幸福感的测定,主要采用主观报告的幸福感等级作为幸福程度的度量,但人们主观的报告值与真实的感受值之间,除受到一些随机因素的干扰外,还很可能受到宗教、文化、价值观念等因素的系统性影响,这就导致实证研究的结论在进行跨区域、跨种族、跨文化的比较时必须非常谨慎.第二,幸福感的影响因素有很多,如健康状况、性格、社会地位等,这些变量的度量有时也用个体自评值,这就导致自变量和因变量同时是自评值,可能会带来内生性问题而使估计结果产生偏误.第三,互为因果带来的内生性问题.一些因素既会影响幸福感,也可能受后者影响,比如健康会带来幸福感的提升,而幸福感的提升也有益于健康,这种互为因果也会带来内生性问题,如果不能有效地解决,也会带来估计的偏误.范普拉赫和费雷尔I卡博(Van Praag and Ferrer-ICarbonell)就对到底是有更高收入引致更幸福,还是因为更幸福从而更易被社会接受导致收入更高提出了疑问‘ss,.工具变量法是一种可能的解决思路,但涉及幸福感,通常很难找到合宜的工具变量.第四,由于固定样本的很困难,目前的实证研究较少用面板数据而多用截面数据,通过引入一系列个体特征变量可以控制住这些可观测的个体异质性的影响,但无法控制不随时间变化又无法观测的个体异质性,这也会对估计结果产生影响.个性外向的人可能会有更富生产性的行为,从而获得更高收入,而外向的性格会带来更高的幸福感,如果没有办法很好地测量外向性程度并进行控制,收入与幸福感之间的正相关可能就是一种伪相关.因此,未来需要在指标度量、、解决各种内生性问题上做出努力.
最后,社会比较的理论和实证研究与中国情境的紧密结合.当前,学者们已经在社会比较的视角下对我国居民的幸福感的影响因素进行了一些很有意义的探索,深化了对我国居民幸福状况及引致因素的理解.不过,在理论与实证层面,都有待于与中国情境进行更紧密的结合.中国社会并未形成如西方以阶层、宗教、种族、意识形态为基础的群体社会.在理论层面,我们有自己独特的价值观念和文化传统,比如“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公平观、看重“面子”的文化心理等,这使得社会比较在对象、内容、机制等方面都可能表现出迥异于西方的一面,因此需要在社会比较理论上进行拓展而不是照搬；在实证层面,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形成了在农村务农的农民、城镇外来务工的农民工和城镇户籍居民这三个最主要的群体,在市场经济持续推进和旧的体制顽固沿袭并存的情况下,他们之间形成了纠结的利益关系.理论层面的探讨提供了基本的分析框架,但比较缺乏中国情境下社会比较理论的拓展与完善,实证分析并没有与理论探讨很好对接,随意设定比较对象的问题较为突出.实证分析应更多地研究这些最重要的群体而非一些细枝末节,这自然而然地需要放置在社会比较的框架之下,更关键地是要充分考虑特殊的制度背景,进而提供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该文结论：上文是一篇关于幸福感方面的大学硕士和本科毕业论文以及展望和幸福感和幸福感研究相关幸福感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写作参考文献资料.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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