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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大学方面有关论文写作资料范文 跟试析民国初期国立东南大学的学科建设基于学科规训的视角方面在职开题报告范文

分类:硕士论文 原创主题:东南大学论文 发表时间: 2023-12-15

试析民国初期国立东南大学的学科建设基于学科规训的视角,本文是关于东南大学类毕业论文格式范文跟学科建设和东南大学和国立东南大学有关专升本论文范文.

张雪蓉

摘 要: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大批归国留美学生集聚的东南大学,以美国大学办学模式为样板,逐渐建立起具有现代意义的学科发展规训体系.大学以学科为功能单位,确立教学、科研、服务为宗旨的学科组织活动范式和学科发展使命;以“学术并重”和“人文与科学平衡”为方向形成综合性大学的学科布局;建立以提高本科生培养质量为重心的制度化教学规训体系;通过明确教师的科研任务,推动大学科研活动的制度化;大学确立起学术自治理念和制度化学术自治环境,赋予学者在学术共同体上的话语权威.在这个学科发展规训体系建构中,教授、科系、图书馆、实验室、推广部、评议会、教授会、学术杂志、学会、会议成为学科发展的关键元素,它使中国大学的学科建设不仅在规模设置上,而且更重要的是理念和制度上,确立起符合学科自身发展逻辑和满足社会发展需求的现代学科发展机制.

关键词:学科规训;民国初期;国立东南大学;学科建设

中图分类号:G649.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1610(2017)03-0049-06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学科规训视角下的民初现代大学学科建设与发展研究(1912-1927)”,项目编号:16YJA880066;江苏省教育科学规划重点课题“民国时期的江苏高等教育”,项目编号:Sa/2011/3.

收稿日期:2017-01-03

作者简介:张雪蓉(1966-),女,福建周宁人,教育学博士,南京邮电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史研究;南京,210023.Email:zhangxr@njwpt.edu.cn.

前言

学科规训(disciplinarity)是国外学者基于知识社会学对知识—权力关系的探讨而提出的理论.它从学科字源的探究出发,认为学科最重要的内涵是指知识体系或学术分类,但是学科一词又包含着纪律、约束、训诫、惩罚等的意思.福柯(Michel Foucault)从知识社会学的视角首先发掘了学科蕴含的规训意义,认为“学科是话语生产的一个控制体系”[1],“在某种程度上学科使规训成为可能,而规训通过知识而发挥作用,因此,知识生产的发展也就意味着对行为控制的实践的同步发展.”[2]循着福柯知识社会学的探索路径,华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等人正式提出了学科规训理论,明确学科规训的内涵是[3]31:

一种高度制度化的知识生产形式,通过学术组织和大专院校依据排他性的方式,与其他机构组织成各种学术社群,掌握各种资源和权力,左右着学科发展的方向,这其实是社会控制和规调(regulate)方式的一部分.

它表明,在一所大学里,学科不仅具有知识体系和学术分类上的知识属性,更是在知识生产过程中,通过组织机构和制度规范,拥有学科规训权力和力量的社会属性,是知识与权力的耦合,从而明确将学科理解为由专门的知识、保护专门知识发展和独立的制度规范、组织机构共同组成的一个完整的体系.[4]因此,学科建设作为一种教育实践方式就是围绕学科作为学科的知识体系、组织机构和学科制度的内涵而展开的与之相关的诸如学科发展使命、学科设置、学科队伍建设、学科组织结构运行、学科制度建设、学科功能发挥、学科发展环境营造等构成要素的建设,是一个全面、系统的有机整体,影响并决定着学校发展水平.

民国时期深受美国办学理念影响的国立东南大学以学科为建设单位,从学科组织活动范式和使命的确立、学科设置模式的借鉴、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科学研究和社会服务的制度化,学术自治体的构建等方面,强化学科制度建设,取得了卓著的成效.在20世纪初的民国大学中,东南大学各门学科风生水起,充满生机和活力,无论是云集一时之英才的师资队伍、培养出众多年轻才俊,还是引领学术前沿的科学研究成果,以及推动教育服务社会的能力和影响上,都堪称民初大学发展的翘楚、大学改革的风向标.基于此,本文拟结合学科规训理论,从大学学科发展的总体战略高度出发,探讨民国时期国立东南大学学科建设的内容和特点,了解和阐释民国时期杰出大学学科发展走向规训化体系的路径,以提供当前我国高等院校发展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历史经验.

一、建立学科组织活动的新范式

由于受到美国现代大学办学模式的影响,校长郭秉文极力主张一所大学应尽可能做到学理性学科与应用型学科并重,大学的学科设置应该尽可能齐全,形成综合性的规模.本着这样的办学理念,1915年郭秉文在进入南高师(东南大学的前身)高层领导位置开始就精心筹划,“尽最大努力做他想做的事”[5],即按照美国综合性大学的标准来发展南高师,力谋建立完整的学科体系,将学校发展为一所学科齐全的综合性大学.

1921年东南大学成立,是一所国内所仅见的,“寓文理、农、工、商、教育于一体”[6]的综合性大学.在大学的筹集和发展过程中,基于学科综合和细化的需要逐步形成了科—系的组织结构.一个科由若干系组成,东南大学有5个科,鼎盛时发展到6个.科的结构和关系来看,文理科为基础学科所在的科,下设国文、英文、哲学、历史、数学、物理、化学、地学、生物和心理10个系;另有教育科,下设教育系、心理系和体育系;工科,下设机械工程系,后发展增加土木工程系、电机工程系;农科,下设农艺系、园艺系、畜牧系、病虫害系、农业化学系、生物系;商科,下设会计系、银行系、工商管理系.由于学科的跨学科性质,心理系兼属文理科和教育科,生物系兼属文理科和农科.[7]为了明确学科的职责和使命,推动各项教育事业的发展,东南大学重新修订的《组织大纲》规定:“本大学以研究高深学术,培养专业人才,指导社会事业为宗旨”[8],明确大学基本任务是:教学、科研和推广,把当时美国最新式的大学教育职能观引进中国大学.根据这一办学宗旨,各学科仿照美国大学学科建设与发展的做法,将学科组织的活动分解为研究、教学、推广三个部分,在教学之外,进行科学研究与教育推广,从而确定了学科建设和发展的使命是成为教学、科研和推广的中心.从学科规训的意义上看,这一学科组织活动范式的建立,是以学科为基础建立起学术活动组织,并承担一定的职责与任务.它表明东南大学通过组织系统的建构和明确组织系统的职责,建立起以学科为功能单位,承担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服务推广三大具体职能的组织系统.依照这一学科发展使命,东南大学各科以学科为单位,从教学、科研、服务三个方面细分了学科工作计划,如教育科提出“以培养教育人员,研究教育学术,推广教育事业为目的”[9].工科参考美国工科设置模式,拟出工科工作计划,细分事业范围如下:研究方面,研究过程学理论、改良工业原料方法器械,解决工程及工业问题,研究国内公用事业之建设;教学方面,分机械工程系、土木工程学系、电机工程学;调查与推广方面,分为编辑工程书报、交通事业、制造事业、工业经济、工程教育现状.[10]195农科参照美国农科大学的办学模式,将农科教育分农业研究、农业教学、农业推广三部分.[10]193这种以学科为基点,进行知识生产和规范活动,不仅赋予了大学以学科为单位的功能特性,而且由于它确立了制度化的办学宗旨,形成规训的权力,规范了学科活动的内容,从学科建设的指导思想(使命)上明确了大学学科建设是围绕全面承担和发挥大学的三大教育职能展开的.这一学科使命直接影响了学校学科规训制度的变化.

张雪蓉:试析民国初期国立东南大学的学科建设

二、建构以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为重心的教学规训体系

学科首先是为人才培养而设置,“教学本身,通过教学活动实践获得知识,层层监督.一种明确而有规则的监督关系被纳入到教学实践的核心.这种关系不是一个附加的部分,而是一种内在的、能够提高其效能的机制.”[11]正是教学实践过程的规范化活动,学科拥有了规训的合法化权力力量,从而垄断知识生产,形成对学生个体的“同一性”塑型.因此,从学科制度化建设的使命出发,人才培养作为学科存在的基本职能和衡量学科水平的重要标准,毫无疑问成为学科建设的重心和主要内容.20世纪20年代东南大学基于学科规训的专业人才培养制度,始终将提高人才培养质量作为学科建设的重心,坚持将通专结合作为本科生人才培养的目标,推行主辅修结合的选课制度,提倡师生共同研究和服务社会活动等,将教育的优质资源与学生的知识结构拓展、学术研究能力训练结合起来,形成独特的优质人才培养模式.这一模式规限并训导学生成为学术新人.

(一)教学制度:主辅修制和学分制

学科活动范式和使命的建立直接影响了课程设置的理念和实践,原有的课程设置由学年制转变为主辅修制.主辅修制作为一种规训学科新人的制度,是东南大学形成制度化人才培养体系的重要课程改革举措.它将学生的本科四年课程分为三大类:公共必修科、主辅系必选科和随意选科.学生在大学一年级结束后进行分系,本科学生可以在各系中选择一系作为修课的主业,按照所属专业规定课程的统一规定进行必修科学习,同时安排一定的选修科目,供学生自由选择.在主业之外,学生根据自己的能力、爱好和特长自主选择一个系作为自己的辅系.对辅系的要求是学生修满的学分数不得少于15学分,至多30学分,在这两种规定外,学生还可以跨科、跨系随意修课[12]120125.东南大学推行主辅修制,重视在课程设置上发展学生的人文素养与科学素养,综合能力与专业能力,从教学制度上保证了通专结合人才的培养.与此同时,在教学管理上实施学分制,以学分取得的学分数作为衡量学生学业完成的基本依据.主辅修制和学分制的实施,对课程组合的编制,课程知识的选择和教学管理方式的采用,无不体现了20世纪初占据主流地位的留美归国学派的课改意识和他们对教育话语权的控制.

(二)教学方式:用教学法代替教授法,提倡本科生从事研究和实践

随着20世纪初蔡元培等人对中国现代大学理念的确立,大学成为研究高深学问的场所,集教学与研究于一身,而不是清末单一的教学场所.顺应大学理念的现代转型需要,1918-1919年,陶行知推动南高师进行了教学改革,“把全部课程中之教授法一律改为教学法”[13],用教学法代替教授法,并很快被教育界所接受.教学法对教学相长、师生互动这一机制的遵循,将知识的传递由单方面的讲授转化成共享的规范知识.这一切在经历教学改革后得以固定下来,成为大学的风格.不仅如此,研究学术被视作师生共同的使命.从南高师到东南大学都对本科生的学术研究提出了要求.南高师时即规定各部、专修科每一学年都要有研究一次[10]57,东南大学时期更是进一步加强,学生在本科阶段可以依据兴趣,选择研究课题,在老师的指导下从事研究.这一人才培养机制,促进科研与本科教育的互动,训练和提高了学生对学术研究的兴趣和能力.

(三)新规训场所:实验室、农场、工场

传统的规训场所局限在教室,随着科学的发展,规训场域延伸到实验室、工场、农场等课堂外的场域.实验室、工场、农场等的建立,标志着现代学科规训的制度化.作为学科规训的载体,实验室、工场、农场,使师生不必拘泥于教科书和课堂,而成为教与学的主体,在新的规训场域里,特别是在自然科学、应用学科领域,一套完整的促进人才实际拥有能力培养的规训,为学人科学的实证精神的养成和实际动手能力、生产实践的创造能力的培养提供空间和时间,加快了创造性人才的培养,同时更好地顺应和满足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经济的快速发展急需大量应用型人才投身于工商业发展的变化.为保证学生在进入社会之前,有机会接触到工程实际,积累实际工作的经历,东南大学各科重视学生实践动手能力的培养.依据学科特性和要求,各科通过创办工场、农场、试验场、学校等校外实践基地,形成了课内与课外结合, 包括社会实践、生产实习、教学实验等形式的实践教学体系.如工科设立生利工场、艺徒学校;理化系设立物理仪器小工场、化验部;农科开办各类试验场,供学生实习操作.当时学生通过跟随教师深入生产实践的第一线,开展技术指导、技术培训、技术咨询和生产,在做中学,学中做,理论联系实际.课程实践不仅加深了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丰富了学生的生活体验,训练了动手操作、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还服务了社会.

大学作为教育的制度性场所,尤其是近代以来作为知识生产的主要制度性场所,其主要的特征就在于对知识生产的规范化,产生具有强制性的规训权力以造就个人,个人获得知识的同时必然伴随着接受一种方式的控制.[14]上世纪20年代的东南大学在人才培养的实践过程中,逐步形成注重文理渗透和基础拓展,强调跨学科知识结构和教学、科研与服务三位一体相结合的优质人才培养模式.这一培养模式的确立,带来了规训学生制度的变化,这就是由单纯教学向学术的兴趣和能力,学术服务社会的观念和能力的培养和训练的兼顾和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学科得以依靠同一的培养方式,通过规训的力量,加强对学生个体的形塑,从而发挥了学科垄断知识生产和人才培养的功能.另一方面,学生个体在进入东南大学学习的过程中,必然受到学科培养模式这一规训力量的规范和约束,形成带有共性的东南大学学人行为和思维习惯,并在其日后的发展中受益终身.

三、实行学科研究制度化

围绕学科实施研究制度化是学科规训的主要实施路径[3]3132.20世纪初,北京大学在蔡元培的革新下,提出“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机关”[15],教师的首要任务是自由地从事学问的研究,这一大学理念深刻影响了20世纪初中国大学精神和制度的构建.为了鼓励大学教师从事高深学问的研究,保证科学研究在大学中的地位,东南大学通过学科制度建设,对教师的科研任务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将学术研究直接列入教师的任务中,推动科学研究的制度化和各科科研重点和特色的形成.该校科学研究特别重视理论联系实际,将科研与解决实际问题相结合,形成了该校科学研究的一大特色.在这一学科制度化建设中,各科必须根据学科的特点,制定详实的研究内容,作为教师的工作任务.如教育科提出以研究教育学术为内容,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影响很大的智力测验工作,并与国内其他大学、教育机关合办中华教育改进社,出版《新教育》杂志,作为探讨中国教育问题的重要场地[12]155.工科列出研究工程学理论、改良工业原料方法器械、解决工程及工业问题和研究国内公用事业之建设等为研究任务[10]195.农科提出要研究中国农业上存在的问题,用科学的方法逐步加以改良和解决[10]193.为将学术研究常态化,农科主任邹秉文教授对此项工作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他专门制定了《农科教职员章程》对教员的研究任务作了规定.如第2条:“所有本科教员无论教务事务如何繁忙,均须各就所长进行一种或多种的农业研究.”[16]每学期每位教师都呈报本学期教学、科研、服务任务书.为推进农科研究,农科制订《农科事业报告会章程》,实行报告会制度,定期举行学术报告会,由科内教师学术演讲,汇报研究情况[17],研究被严格规定为是教师之职责,特别在应用学科方面,学术活动在结合社会需要、社会服务上形成更广泛意义上的结合.随着研究职能在大学的确立,满足科学研究的需要,东南大学以各学科为基础的学术期刊、学术社团、学会纷纷出现,吸引了师生的共同参与.在学术研究风气逐步形成的基础上,1918年北京大学率先成立研究所,北京师范大学在1920年也开办教育研究科,招收本科毕业学生,东南大学则在1924年条件成熟时设立了国学院,作为该校国文学系学生毕业后深造之所,开始研究生的招生和培养工作.

从学科规训的意义上看,教师工作任务的规定,明确了教师的职业身份承担科研的任务,对民初近代学科规训制度的生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首先,学科规训促成了以学科为中心的学科研究范式和研究制度的形成;其次,科研职能的确立,是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重要转变,它促进了大学由单一的教学向教学研究的转变.第三,顺应学术研究和学术交流的需要,学会、专业期刊、会议的出现,成为学术研究走向专业化化和组织化的重要表征,推动了知识的生产和创新.大学在完成科研活动建制化同时实现了专业化,知识分子以自己的专业化实现了学界的相互认同.

四、营造制度化的学术自治环境

良好的学术环境和氛围是推动学术进步、学科发展的基本条件.正如有学者指出[18]:

大学中的学科建设作为一种办学行为,其任务不仅是提高各门学科的水平,还包括优化学校的学科结构,营造学术发展的环境等,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大学更好地履行职能服务的.

对于一所大学来说,学科环境的营造一方面体现在管理制度层面上,另一方面体现在学科文化氛围的营造上.

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校长郭秉文以其非凡的才能,招揽了一批优秀的学者到东南大学任教.然而如何营造良好的学术生长环境以留住人才又是一个关键,郭秉文为此投入了最大的心血.

首先,建立学术自治的学科管理体制,确保学术自由.20世纪20年代,随着各科学科作为功能单位的建立,教授治校作为大学的理念,影响着大学内部学术管理体系.围绕学科知识生产和人才培养,大学成立“评议会”、“教授会”等学术组织,作为学术生长的制度性保障,确保大学学术自由和学术自治免受行政干预.1921年东南大学正式成立,即制定和颁布《国立东南大学组织大纲》,这个组织大纲形成了以校长领导下的“三会制”,即评议会、教授会、行政委员会的行政组合,同时增设校董事会制[8].在这个管理体制中,由教授组成的评议会和教授会,拥有学科管理的主导权.凡学校重大事项,包括学校的教育方针、学校的各项建设、系科的增减等均由评议会讨论决定.由教授组成的校级教授会和各系教授会,负责指导全校和各系的教学工作,议决本科教学方针,规定本科发展事业,编定课程,向评议会建议系科的增废,议决赠予名誉学位,规定学生成绩标准等本科重要事项,教授拥有学术的自由,有资格决定应开设什么课程及如何教授.各系主任由教授担任,形成以教授为主导的制度化的学术自治学科管理模式.这种学术权力的运作与行使方式,赋予了以学术为业的职业性知识分子学术话语权威的制度保障空间,确保了大学的学术性和自治性,在组织制度层面有利于形成大学学术发展的氛围和环境.

其次,建设尽可能完备的教学科研设施.郭秉文主张“师资与设备的平衡”[19],将完善教学科研基础设施作为校长份内的大事来抓,先后建起中国大学最早的科学馆,修建东南大学图书馆、学生宿舍、农场、气象台、生物实验馆等基础设施,为教师从事教学科研提供了制度性的保障.

第三,营造学术自由的学科交流氛围.学术自由是学术创新的保障,郭秉文执掌东南大学10 年,从三个方面积极营造学术自由的气氛.一是创立学术交流的平台.20年代东南大学首创暑期学校,作为学术交流的平台,逢暑期,聘请海内外著名学者到学校自由讲学,形成学术交流的盛会.二是创办各科学术社团和刊物.为了推动学术气氛的形成,东南大学鼓励各科师生组建学术社团和学会,举办各种学术研讨会,学术报告会,并竞相出版各种学术刊物.多学科的学术社团和学术刊物,如《国学丛刊》、《农业丛刊》、《学衡》、《史地学报》、《新教育》等等,成为各个学科的国内学术前沿阵地,在国内产生重要的学术影响.三是派教师出国参加国际性学术会议.尽管20年代中国科学研究刚刚起步,但是与国际的接轨并不落后,中国科学社积极派代表参加国际性学术会议,这些代表多集中于东南大学.如1926年8月,科学社曾派张景钺参加在美国召开的国际植物学会议,1926年10月泛太平洋科学会议,中国科学社派出包括竺可桢、陈焕庸、胡先驌、任鸿隽等东南大学为主要成员的12位代表与会,“可以说, 20年代的南高、东大已然成为我国进行国际学术交流的一个重要窗口,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热点所在.”[20]这一时期,东南大学浓厚的学术研究气氛,和活跃的学术交流,使它当之无愧成为20年代国内外最有影响力的学术中心之一.而对于学科建设的意义来说,随着学科的设立,学术交流的开展,近代大学的学术研究进一步走向制度化、规范化.

结语

大学学科建设的过程,是学科形成知识体系和走向制度化的规训过程.中国的现代大学学科发端于晚清,发展与形成初步的制度化规训体系于民国初期.二十世纪一二十年代,随着大批留美学生学成归国,新的大学教育变革的探索,直接促成中国大学办学模式的美国趋向.以集聚留美学者著称的东南大学,通过推崇美国办学模式,建立起知识学术发展的样式和功能,逐步推动中国大学学科组织和学科文化走向充分的制度化,初步建立起现代意义上的学科发展规训体系.以民初东南大学的实践作为经验实例,展现了民初大学学科走向发展的制度化体系的建设图景:大学以发展雄厚的文理基础学科和强大的有特色的应用学科为方向,形成“学术并重”和“人文与科学平衡”的综合性大学学科布局;大学以学科为功能单位,确立教学、科研、服务为宗旨的学科组织活动范式和学科发展使命;随着科系制的确立,教学制度采用主辅修制,突出文理沟通,学科交叉,制度化的教学规训体系渐趋完备,大学建立起以通识教育为基础的通专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培养了一大批基础扎实、学识广博的优秀本科毕业生;人才培养的制度化伴随着研究、服务的制度化:大学注重图书、仪器设备的配置,建立起按学科分类的图书*制度、博物馆藏制度和实验室制度,教学科研条件得到很大的改善;通过明确教师的科研任务和服务任务,推动大学科研活动和社会服务的制度化;师生依照学科建立的各种学术社团、协会,创办的学术期刊、开展的学术交流和讲座,学术社团、期刊等“构成了学科话语生产的一个控制体系,”[21]促进了知识分子职业的认同和学科领域的群体“知识消费活动”,形成学术交流的制度化规训体系;大学确立起了学术自治理念和制度化学术自治环境,赋予了学者在学术共同体上的话语权威,这是学科制度化规训体系最终完成的一个标志.在这个学科建设的过程中(也是学科规训发展体系的建构过程),教授、学系、图书馆、实验室、推广部、评议会、教授会、学术杂志、学会、会议成为关键元素,它使中国大学的学科建设不仅在规模设置上,而且更重要的是理念和制度规训上,确立起与国际接轨的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学科发展机制,“学科制度进入中国现代大学有其积极意涵,它推动了中国现代学术的形成,并促进学术的独立.”[22]20世纪20年代,东南大学正是通过制度化的学科发展体系的建构,形成职业化的现代学者共同体,开展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服务社会工作.在该校学科发展体系所发挥的能量和制度性保障下,东南大学学术活跃,办学成绩显著,杰出的高水平学科、杰出的学科带头人和学术骨干、杰出的研究成果、活跃的学术交流,使它成为20世纪20年代中国现代大学最杰出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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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庞青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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