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百年新诗：政治的悲歌和历史的幻象，该文是政治硕士论文范文和新诗和幻象和悲歌类硕士论文范文.
[摘 要]近百年来,新诗继承了传统诗歌的政治美学观,演绎着一曲曲政治的悲歌,构筑着一幅幅历史的幻象.建国以前,新诗在救亡图存的政治镜像中,显得悲壮苍凉,在历史的兴叹中充满着渴望.新中国成立以来至70年代末,新诗在政治的狂想中延续着悲情的传统,徜徉在文学的意识形态想象中.新时期以来,退却的新诗变得成熟平稳,开始了反思与批判及对政治意识形态的疏离.新诗的百年可以说是与政治意识形态紧密相关的,在不同的时期呈现出不同的政治悲歌和幻象21世纪以来,新诗在很长时间内将继续这一传统的传唱.
[关键词]政治美学； 百年新诗； 历史幻象
[中图分类号]1207.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8610(2018)04-0066-05
d01:10.3969]j. issn. 1672 - 8610.2018.04.011
自1917年胡适在《新青年》发表白话诗以来,中国新诗已经走过了近一百年的历史.自新诗取代旧体诗词以来,一直饱受争议,遭受到合法性的危机,由于艺术之外的社会政治原因如白话文运动、新文化运动,新诗很快被社会所接受.[1]157新诗就是在这样一个备受争议的环境中,开始了它的现代性之旅,与其说这是一次诗性之旅,不如说这是一次文化和政治之旅.由于时过境迁,诗的边缘性地位使得新诗难以拥有旧体诗的影响力,但由于古体诗歌光辉历史的惯性,人们希望发挥它的社会影响,赋予它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的历史任务,有时甚至压抑新诗的艺术性诉求,新诗走的路是一条不同于传统诗歌的现代之路,或者说它走的是一条自己的路,一条民族化、大众化之路.它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它参与了那场文学的复兴运动,参与了那个激流澎湃的时代改革,影响着现代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
百年新诗成为一个专有名词和概念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它需要众多学者的倾心研究和付出.笔者在这个诗歌即将划上百年句号的时代,准备倾全力而为之献礼.新诗走过了百年,留下了百年诗歌的影像,产生了一代又一代的诗人,如20世纪初期至20年代的胡适、刘半农、闻一多、郭沫若、徐志摩等,30年代的艾青、卞之琳、戴望舒、林徽因、何其芳等,40年代的牛汉、穆旦等,50年代的郭小川、流沙河、余光中等,60年代的食指、杨牧、叶维廉等,70年代的北岛、多多、顾城、梁小斌、舒婷等,80年代的海子、韩东、欧阳江河、陆忆敏席慕蓉等,90年代至今的海男、西汶、臧棣等等.诗歌像流星一样划过历史的天空,留下了一个个历史的审美镜像,留下了一段段夹杂着悲欢离合的生命回忆,留下了一曲曲政治的悲歌.
一、新诗：政治美学的传承与历史的镜像
近代文学史上,1868年黄遵宪《杂感》开始了诗界的革命,他对诗坛的颓废风气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倡导一种“明白晓畅,务期达意”的新诗体,将诗歌还给人民,高举诗界革命的大旗.[3]1此后,梁启超、谭嗣同等人开始了近代资产阶级的文学革新运动,诗歌开始突破传统,谋求新的出路.这并不是诗歌对于传统的脱离,而是诗歌挽救传统的一种努力.中国传统诗歌是中国传统文学最高的艺术范式,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独特体验和历想象.中国传统诗歌在儒家诗教的影响下,重视诗歌语言的所指,重视诗歌的“言志”传统与政教传统.诗歌历经四言体、骚体、汉赋、乐府、汉魏六朝古体诗、唐代五言七言律诗绝句、宋词、元曲等文体的多次变迁,它的政治功能和政治倾向性却是历代诗人难以割舍的情结.可以说,传统诗歌传承的是一种政治美学.所谓政治美学就是政治的美学实践,是政治在具体操作过程中形成的美学内涵.不论诗人如何规避政治意识形态,在生活实践的具体过程中政治和谐的状况还是存在的.国泰民安,政治清明,人民安居乐业,这就是一种美学状态.任何一个朝代存在的关键就是政治美学的实践与否.但令人悲哀的是,封建社会演绎的是一曲政治的悲歌,传统诗歌书写着这个无法弥补的政治伤痛,显示出极大的悲情和历史的幻象.这种政治的悲歌在文学中得以完美的演绎,在诗学发展中得以无限延伸.近代的“诗界革命”在革新旧体诗歌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它扩大了诗歌的题材、思想,吸收了西方的思想文化,打破了旧有的诗体格律,开启了近代诗歌语言通俗化的道路,也为后来诗体改革提供了参考.[4]‘‘诗界革命”是连接传统诗歌与现代诗歌的桥梁,是政治美学与世俗美学交互作用发生的碰撞.这是时代的文学回音,是社会政治权力的文学运作和世俗苦难的文学呐喊,是救亡与启蒙的时代呼声.“诗界革命”将这个文化传承输送给了现代新诗.
新诗就是在这个基础上产生,并开始了历史的构想,开始了时代精神的文想象,开始了大众化诗歌的构想的.诗歌在与传统展现的决绝姿态中,在文学的流浪生涯中,体味到的是传统带给它们的压力和悲剧性的话题.尽管对于新诗来说,以白话取代文言旧体砸碎了旧体诗歌的镣铐,对于创造新文学意义重大,但是在历的想象中它们的幻想不过是政治悲歌的延续.新诗借用西方的嫁衣演的却是传统的大戏,伍明春在《论早期新诗的“弑父”情结》一文中,建设性地看到了“新诗”和“旧诗”之间难解的关系,呈现出“难以逆料的”“未定的”的特点,这也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汉语诗歌研究的整体性思路,以此来替代传统的紧张对峙思维.
二、建国以前的诗歌镜像：悲凉、兴叹与憧憬
现代新诗继承了传统诗歌“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的忧国忧民的良好传统,在中国历史的转型期以及剧变的社会背景下运用西方文化重塑着诗人的个性和风格.在对旧体诗改革、反叛的基础上,以胡适为代表的诗人开始了白话文诗歌的写作.1917年1月1日,胡适在《新青年》第2卷第5号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2月1日发表《白话诗八首》,从此拉开了新诗的序幕.他在诗集《尝试集》中表达了对封建专制的反抗、对自由的向往和强烈的政治情怀.他承继了诗界革命“吾手写吾口”的思想,主张诗体大解放.此后,沈尹默、刘半农、陈独秀、鲁迅、郭沫若、朱自清、徐志摩、闻一多、冰心、戴望舒等诗人纷纷投入到这场诗歌的盛典中来.新诗的初始意义并不在诗歌,而在于政治和时代的文化需求,是革命斗争的政治需要.这场运动的开始是慷慨悲壮的,是充满血与火的重生.时代造就了新诗,革命造就了新诗,历史造就了新诗,复杂的社会现实使得新诗异常繁荣,主要体现在写作阵容的庞大,写作流派的众多,写作题材的多样,写作风格的多元.
经过胡适、沈尹默、刘半农“三驾马车”的寂寞耕耘,到了陈独秀、鲁迅、李大钊、陈衡哲、周作人等那里获得了突破,尤其是周作人的新诗创作,有着“奠定诗坛”的功劳（废名）.[7]1918年12月,傅斯年、俞平伯等成立新潮社并开始了诗歌活动,但当时北洋政府在巴黎和会上的不公平和约,激怒了这批年轻的诗人和当时的爱国青年,掀起了声势浩荡的五四运动.新诗自然也就成为救亡图存的重要利器,成为启蒙大众的意识形态工具.这场旷日持久的民族运动是浩荡的、是悲壮的.此后,以田汉、宗白华为代表的少年中国学会,开展“少年运动”改造物质和精神,创造“少年中国”[7].郭沫若的《女神》可以说是当时时代精神的强光,是政治强烈需求,也是新诗发展史上的一个高峰.自由奔放的语言,狂放的时代浴火重生的想象,表达了时代的强烈呼声.1925年李金发的《微雨》诗集出版,1926年徐志摩《晨报·诗镌》创刊,这些都标志着新诗取得了长足的发展,进人多向发展的新时期.[8]2中国新诗在进入1925年后步人了多向发展、多元推进的格局,产生了新月诗派、象征诗派、《现代》诗派等众多诗派和徐志摩、李金发、戴望舒等众多的诗人.
随着日本的入侵,国内时局的动荡不断加剧.诗人们投入到火热的现实主义诗歌运动中,并且不断深化和拓展诗歌的创作.1937年9月,《七月》创刊,刊名“七月”就是取了抵抗侵略、坚持抗战的含义.[8]278国家与民族的风雨飘摇,使胡风、艾青、田间、牛汉等诗人,将艺术的视角投向动荡的社会.同样根据地诗歌运动也在热火朝天地进行,延安新诗歌会和晋察冀边区诗会更是把政治作为自己的使命.政治的诗教传统越发彰显,意识形态强烈冲击着诗人的神经.田间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戴望舒的《狱中题壁》、卞之琳的《前方的神》等诗歌以前所未有的表达了抗击日本侵略的决心,有些诗人甚至为了民族的救亡图存放弃自己的笔和旧观念.他们用“嘶哑的喉咙”歌唱着自己的祖国,决心用诗歌捍卫民族的灵魂.面对满目疮痍的祖国山河,新诗的作者们放弃了艺术形式的探讨,放弃了缠绵悱恻的个人情怀,悲壮的走向启蒙与救亡、独立与富强的道路.
三、新中国成立以来至70年代末新诗：
的狂想与历史的虚幻
1949年以来,文学创作与诗歌创作步入一个新的阶段,新诗成了文化政策的指导对象,担负起对国家和政治的歌唱与礼赞的责任.当代诗歌记载着人民的时代狂欢,宣泄着人民压抑了几千年的政治情感.欢呼雀跃的人们用诗歌写下了自己的体验,这是民族体验、政治体验与个人体验的共鸣.诗人们用颂歌向共和国献上了大礼.
对于新生的共和国、新生的社会、新生的时代,诗人们唱出心中埋藏已久的祝福.郭沫若的《新华颂》、艾青的《国旗》《我想念我的祖国》、何其芳的《我们最伟大的节日》、冯至的《我的感谢》、柯仲平的《我们的快马》、田间的《天安门》《祖国颂》、朱子奇的《我漫步在天安门广场》等等都唱出了对于祖国、对于新时代的激昂慷慨的歌,这成为当时诗歌的主流.[9]1-2过去的批判、揭露、反思、憧憬被现在的兴奋、热情、狂欢所取代.诗人们对悲剧的体验太深太久,终于迎来悲剧的尽头.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诗歌,一改传统诗歌以及新诗的悲剧情绪,显得异常欢快.这是民族的呼声、时代的呼声.曹文轩认为,中国当代文学的觉醒、中国历史的觉醒,乃是悲剧精神的觉醒.[10] 21这句话从历史的角度讲是令人深思的,但从中国的独特的现实来看又是有问题的.诗歌在近百年的历史中,演绎的是政治的悲歌和历史的幻象.这个悲剧精神并不是当代的事情,而是中国的传统.新中国成立以来的诗歌延续着这个政治的神话,即使政治的狂喜也并没有中断这个传统.
20世纪50年代的诗歌创作,受当时政治环境的影响,呈现出群体的“大跃进”趋向和人民行为.国家的权力话语通过权力运作实现了它对诗歌的管辖,50、60年代的诗集、刊物,由国家出资、国家控制流通,诗人成了国家权力运作的一部分.诗歌对政治的依赖使得诗歌更加难以割舍政治的情结.基于20世纪30年代形成的民族、大众的文化想象,1958年对于新诗的发展也提出了自己的主张,那就是在民歌、古典诗歌的基础上发展诗歌.[11]同时,“双百方针”的提出,极大地促进了文学艺术的发展和繁荣.建国初期,诗歌的表现是骄人的,成就是不俗的.新中国初期的诗歌的发展,源于人们对于新中国诞生的时代呼唤激发的感情,源于文学的政治性诉求,共同造就了众口齐唱颂歌的诗歌现象,个人的独特性融入时代的政治性诉求中.[12]4
刚刚恢复生气的诗坛,被政治艺术化的浪潮打的步履蹒跚.1966年以来的“”十年,文学创作开始了红色经典的塑形,单一化的文学行为致使诸多文学刊物、诗人等失去了诗的想象力和审美的感知力,使得传统诗歌的政治意识形态性丧失了深度认知.政治的极度狂热带来了对历史的虚幻认知,群体政治情绪的宣泄淹没了个体自我真实生命的体验.也就是在此时,一个令学术界难以把握的概念——“地下诗歌”开始了创作.“地下诗歌”作品强调了主体情感的真情流露,突显了个体生命的创作冲动,体现了特定时代人们的思想感情与心理状态.诗歌由于错误的政治镜像和想象,致使意识形态肆意地在诗歌里徜徉.“”诗歌过于关注政治的情绪,关注社会的主观情感,而非现实的个体生存境遇.“”诗歌是政治美学的一场悲歌,是过重政治负担的结果.政治诗歌的写作并没有错误,政治美学的实践也没有错误,问题在于,政治诗歌写作的深度认知不够,艺术性与思想性结合不够；问题在于,政治实践的具体过程并没有呈现出美学的温情,呈现出的是政治的狂热与.
四、新时期以来的诗歌：生存体验与悲剧情结
“四五”天安门诗抄,揭批了“”的罪行,表达了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深切缅怀,也成了新时期诗歌创作的起点.新诗从低谷中走出,诗人在对政治的反思和批判中开始了当代性之旅,艾青、公刘、牛汉等“归来的诗人”们秉承了“五四”的优良传统,融人群众,融人生活,揭示社会的弊端.这是政治文化改革初期的又一次群体情感的爆发,是政治意识形态诗史式的时代畅想曲的序幕.70年代末以来,中国新诗的政治开始归于现实理性,诗歌在摒弃传统之后开始重新恢复并寻找传统.意识形态的传统诗学使新诗具有更加有效的政治传承.对“”革命性的拒斥,对大众情绪的安抚,对历史传统的回忆,这些都使得诗歌显得更加理性和有力量.学习、翻译、争鸣、创新,新诗在新时期伊始显得异常沉稳.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的基调是悲剧性的.[13]21诗歌在与政治的撕扯中遍体鳞伤,它不再重复建国之前的民族体验,不再拷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政治诗歌大戏.退却的诗歌变得成熟平稳,诗歌开始了反思与批判,开始了对政治意识形态的疏离.
新诗潮也即朦胧诗坚持个人写作的价值立场,但保持着“五四”的意识,对意识形态显示出一种反叛的姿态,但自身却又带着浓重的政治*和知识分子情怀,产生了北岛、顾城、舒婷、芒克、多多、梁小斌等诸多诗人.“第三代诗人”仓促上阵后,由于“”的生活经历与不平遭遇,他们对历史与现实产生了不信任感,创作上也倾向于反传统、反崇高等艺术风格.90年代以来,先锋诗歌退潮,个体生存体验的写作成为诗歌写作的趋向,诗歌创作更加注重中国的文化传统.现实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诗歌并行不悖,同时网络诗歌也在悄然兴起.
诗歌在当下文学式微的条件下,迸发出的生命力让人震惊.汶川大地震发生后,人们第一时间用一系列的诗歌朗诵活动表达激烈的民族情感.当人们放弃诗歌的时候,诗歌并没有放弃人们,它用超越心灵的文本关怀着世间的大众,用精神去捍卫人性的尊严和伟大.21世纪以来,新诗的发展已经走过了近一百年,经验多多,教训多多.新诗的百年可以说是与政治意识形态紧密相关,在不同的时期体现不同的政治悲歌.在充满悲剧性的世俗世界,新诗构筑了一个个历史的幻象.新诗即将迎来又一个百年,新诗的发展何去何从,还需要众多的学者和诗人去为之奋斗和努力,但有一点是确定的,就是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悲歌将继续传唱.
总结：上述文章是关于经典政治专业范文可作为新诗和幻象和悲歌方面的大学硕士与本科毕业论文政治论文开题报告范文和职称论文论文写作参考文献.
参考文献：
1、 抒情性：百年新诗的主流特质 学术界普遍认为,中国新诗的起点应以1917年2月胡适在新青年2卷6号发表的8首白话诗为标志 1其后至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两年里,新诗创作如破土而出的春笋,迅速在全国范围内铺展蔓延,成为文化激变的先行者 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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