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论清代徽商对浙江农业商品化的贡献，该文是浙江农业方面毕业论文范文跟徽商和商品化和农业方面自考毕业论文范文.
中图分类号：S-09 文献标识码：A DOI：10.16871/j.cnki.kjwha.2018.10.070
摘 要清代浙江农业商品化程度不断提高,以经济作物种植为主的商品化农业其生产、销售均依赖市场,徽商通过典质为农民的商品化生产提供资金,通过购销将浙江市场与全国市场联结起来,使丝、棉与粮食贸易形成良性的互动.
关键词浙江农业商品化徽商
明清时期浙江商业发达,农业商品化程度较高,以杭嘉湖三府为代表的桑棉经济作物种植面积不断增加,1696 年康熙帝南巡,赞叹曰：“朕巡省浙西,桑林被野,天下丝缕之供,皆在东南,而蚕桑之盛,唯此一区.”[1]杭嘉湖地区农业商品化程度不断加深,桑争稻田已是杭嘉湖三府的普遍现象,据李伯重在《江南农业的发展》一书中推算,清代中后期的桑园约占耕地的30%.
浙江以种植经济作物为主的商品化农业,其生产与销售均依赖市场.浙江农产品的商业化生产离不开徽商在资金上的支持,更得益于徽商的转贩经营,使丝、棉与粮食贸易形成了良性的互动.
1 借、质多途,徽商提供农业商品化生产的资金
明清时期政府赋税折银比例渐重,小农的生产、生活资料越来越多地仰赖于市场,小农对货币的需求渐强,典当质铺调剂农民资金余缺的功能日益明显.
相对于稻作生产,蚕桑生产的集约化程度更高,生产资本的投入更大,农业商品生产资本投入的增加使不少农民不得不仰赖借贷完成生产,他们常常借贷以从事育蚕缫丝,丝上市出售后再清偿所有债务.
农村经济的季节性使农民和典当可以互为利用.农民在新谷登场和丝茶上市时资金宽裕,而在上交赋税和春季种植期资金时又相对紧张,此时就需要依靠典当来调剂.浙江农民常利用典当利息相对较低、经营比较稳定的特点,通过实物典押避开市场冲击,获取资金完成再生产过程.清代以后,两浙地区实物典押非常普遍,在嘉湖二府属县,“每岁新谷登场,凡有田之家,以及佃户小农,一时若有缓急,皆将所收之米,随其多寡,当银用度,次年蚕麦成熟,新稻未收之前赎回,以济口食,较之现买,米价平贱,人以为便……”[2]
正是典当资本在浙江农村的畅顺流通,才保障了两浙商品化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明清时期浙江杭嘉湖三府商品性农业生产发达,农产品生产资金多来源于典当质剂,而在此三府,徽州典当铺非常集中,是当地百姓主要的融资之处.
入清后典商余增祥业典四十余年后,在杭州创立六邑同乡会,修造徽州会馆.道光年间,徽商鼎和典等17 典铺曾向杭州新安惟善堂捐款.[3]在杭州近郊的塘栖镇更是集聚徽州典商,“财货聚集,徽、杭大贾视为利薮,开典、顿米、贸丝、开车者,骈至辐辏”.[4]
嘉兴府也是徽州典铺集中的地区,嘉兴府属平湖县“游惰日众.有田宅者鬻田宅,无田宅者典衣质器以谋薪粒.城周广数里余,而新安富人,挟资权子母,盘踞其中,至数十家.世家巨室,半为所占”.[5]嘉兴秀水县濮院镇“典当司柜多徽人”.[6]嘉善县“负重资牟利者,率多徽商,本土人弗与焉.”[7]徽商已基本把持嘉兴市镇的业.在德清,清代嘉道年间徽商开有典铺1座,曾聘请休宁程梦麟管理财务.[8]明清时期,徽州典铺深入杭嘉湖城乡,占据主导地位,为农业商品化生产提供了融资之便.
2 购、销多渠,徽商加速两浙农业商品的流通
浙江地区的商品化农业生产以蚕桑为主体,浙江地区输出的大部分蚕丝都来自小农劳作,农家是植桑、饲蚕、缫丝、织绸的生产主体.因此,小农在输出蚕丝商品的同时,亦需要粮食维生,丝粮的贸易互动在清代浙江十分普遍.作为*的商人,正是他们的转运贩销,使丝织品的输出和粮食的输入畅顺无阻,从而使农民能安心进行丝棉专业化生产.反之,商品性农业的发展必受阻.“通有无以利农”是商人对浙江地区农业的最大贡献.
2.1 转运贩销,徽商拉动农产品的商品化生产
杭、嘉、湖三府是江南丝绸贸易最集中的区域,吸引了大批商人前来,徽商更是利用地理便利从事丝绸业的贩销.在浙江各丝绸业发达市镇中,徽人广建会馆、义园等设施,徽商在这些地方的活动,显然与丝绸贸易有关.在乌青镇,徽人先后在这里建有新安会馆、新安公所,还设有“集义堂”“存仁堂”等公益设施.[9]塘栖镇盛产丝绸,徽商在此开典贸丝,徽人在此建有“怀仁堂”“新安义所”.[4]其他盛产丝绸的市镇,如南浔镇、双林镇、菱湖镇、濮院镇、石门镇等都有徽人的会馆、义园、殡舍等设施,表明徽商在上述市镇中人数众多,势力甚强,是丝绸贸易的积极参与者.
徽商还在全国各地开店坐贾专售绸缎,在浙江兰溪,自乾隆以后徽商一直执兰溪绸布业之牛耳,道光二十一年（1841 年）歙商郑友峰开设了三阳布店,该店持续了一百年,直到抗战时期兰溪陷落才歇业.[10]民国时期兰溪县城的11家绸布店9 家为徽商投资开设,2 家委托徽人担任经理,可以说在兰溪县绸布业徽商一统天下.[10]
五口通商后,上海开埠,浙江的丝绸外贸兴起,湖州南浔镇是湖丝的集散中心,镇上丝行林立,徽商也纷至沓来,徽商在此处建有两处会馆,一处建于道光十一年（1831 年）,建于南栅园旁,咸丰时毁于战火,同治四年（1865 年）重建.另一处建于道光十六年（1836 年）,位于醋坊桥东竹园头,咸丰时未毁.[11]南浔一镇即有两处新安会馆,可见徽商在此地人数不少,其中有不少就从事丝业贸易,最著名的要数民国奇人张静江的祖父张颂贤了,张氏祖籍休宁,曾祖张维岳于康熙末年定居南浔,以经营蚕丝业和盐业起家.上海开埠后,张颂贤在上海开设“恒和丝行”,经营辑里丝的出口业务,资产迅速增值,积资达1200 余万两,成为南浔丝业“四象”之一.[12]
正因包括徽商在内的全国各地行商坐贾致力于浙江的丝织品贸易,蚕桑业成为浙江蚕桑区不少农家经济的主要来源,在市场利益的驱动调节下蚕桑压倒稻作,农业商品化程度不断提升,甚至引起了时人的担忧,“吾闻荒本逐末圣人忧,蚕桑太盛妨田畴,纵使眼前暂获利,但恐吾乡田禾从此多歉收.”[13]
2.2 运销、坐贾商品粮,徽商助力农民的专业化生产
杭嘉湖地区蚕桑等商品性农作种植发达的原因除了天时、地利、交通、政府政策外,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条件是浙江地区商品粮流通顺畅.正因为农民可以方便地从市场获得粮食,他们才能安心从事商品化生产.
粮食的贩运、经销是徽商很早就涉及的领域,徽州粮商将四川、两湖、江西地区的粮食经过长江、运河运到浙江地区.
吴承明先生曾推算,清前期江南地区每年从长江中上游四川、湖广、江西输入的稻米约为1500 万石.[14]如此多的粮食运往江南,其中有一大部分是运往浙江缺粮区,而徽商是其中重要的转运者.徽商吴鹏翔一次性就运川米数万石至汉口,可见其资本雄厚.[15]婺源商人程承瑜“曾贩籴江西”.[16]
流入浙江的粮食经徽商在市镇的设店列肆,顺畅地到达消费者手中,徽商在浙江蚕桑集中区的米市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丝织业繁盛的塘栖镇,徽商顿米贸丝,不少徽人的后代移居塘栖,承继祖业,“汪壬……唐栖人,原籍新安……尝开米肆于市,道光己酉大水,田禾被灾重,壬即自行平价以粜,极贫者察其情勿收值也……”[17]
正因徽商的经营贩销,使长江流域的粮食畅顺注入浙江,使浙江粮食的供需达到平衡；正是徽商的开店卖粮,将运入浙江的粮食迅速卖出,完成最终向消费者分散的功能.正是有了商品粮的畅顺流通,农民可以在市场上购得口粮,才使浙江百姓可以最有效、最合理地利用土地种植收益较佳的经济作物,改变传统单一稻作结构,促进以蚕桑为主的商品性农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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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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